【忠诚履职抗疫情 肩扛责任勇前行】
——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党委委员、甘肃国际陆港公安分局局长赵成城抗疫工作侧记
新春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安排部署，全体民警职工闻令而动、戮力同心、团结协作、奋勇拼搏，取得了疫情防控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双胜利。在无数忙碌的身影中，其中有一位冲在一线、忘我工作的领导干部，他就是凉州分局党委委员、甘肃国际陆港公安分局局长赵成城。
实地踏查科学布置警力确保疫情防控网络严密牢固。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凉州分局积极配合区委、区政府在全区入凉要道、重要路口等共设立22个防控卡点。根据局党委统一安排，赵成城同志分管交通管理工作、包抓全区东南片派出所及卡点工作，他深知各个卡点是有效阻断疫情输入的第一道防线，必须做到严防死守、滴水不漏，才能最大限度保证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实效。在工作任务下达的第一时间，他便前往G312国道东出口（黄羊镇山泉村道路与G312国道交叉路口）、S316金大快速通道东出口（金大快速通道与黄吴路交叉口）、黄哈路西出口（张义镇与哈溪镇交界处）、牛祁路西出口（新华镇南营水库）、G30黄羊出口、G30武威东出口等责任防疫检测点实地踏查、合理选址，迅速将疫情检测点设置完毕。此后，他又组织各疫情检测点负责人制定工作方案、分解工作任务、科学部署警力，构筑起组织严密、互相联动的疫情防控网络。
深入防疫治安卡口调度指挥确保检测筛查高效精确。如此严密的疫情防控措施前所未有，一线执勤民警职工相对缺乏疫情防控工作经验，个人防护意识不强。针对此种情况，赵成城同志多次到执勤点慰问检查，反复提醒一线执勤民警职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将防护口罩、防护眼镜、防护服、防护手套、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防护装备充分利用起来，防患于未然，全身心打赢打好这场战“疫”。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赵成城同志先后辗转各点调度指挥，最大程度发挥执勤警员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协调配合的强大战力，严格按照“不漏一车、不落一人”的要求对过往车辆及人员进行信息登记、检测筛查，工作方法高效精确，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实现疫情检测点职能最大化、最优化。他身先士卒、冲在一线，累计调度指挥疫情防控检测点核查过往车辆19422辆次，过往人员53762人次，疏导车辆24000余辆次。
改进交通管控措施多措并举确保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各入凉交通要道处均设置了治安卡口，卡口处交通压力也随之增加。针对这种情况，赵成城同志按照“科学有序、依法依规”原则，全面摸排辖区主干道路通行情况和疫情防控检疫点设置情况，研究制定疫情防控期间交通管控措施，在每个疫情防控治安卡口均安排2名交警警力，每日出动警力120余人，出动警车13台，检查登记过往车辆5000余辆次，切实做好疫情防控道路交通保通保畅工作。当前复工复产期间交通流量逐渐回升，流动人员增多，他主动协调并调整检疫站点设置，优化警力配置、增设绿色通道，通过分车型检测、提前采录信息等措施，减少群众等候时间，扎实做好道路交通保顺畅保安全工作。他兼顾指导交警大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工作，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7463起，其中超员1起，超速202起，酒驾3起，不按规定礼让行人532起，不按规定车道行驶2117起，闯红灯1027起，逆向行驶865起，其他交通违法行为2714起，确保重点物资运输畅通和人员车辆正常通行，切实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他还发动“两站两员一长”和治安户长，及时劝导纠正农村地区面包车超员、货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稳定农村交通安全形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科学调整勤务模式灵活应对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赵成城同志还兼顾疫情防控、监所安全等重点工作，确保监所安全稳定。考虑到监管场所内部人员密集，随时有新收拘（押）人员入所等情况，赵成城同志多次深入监管场所实地查看值班备勤及监管安全防护工作情况，听取监管场所主要负责同志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果断调整并推行“战时封闭式管理”勤务模式，安排监所民警职工实行封闭式管理，分三班制轮流住所15天值班备勤，一班人员上班，一班人员备勤，一班人员休息，实行勤务轮班，现场解决监所在30天封闭式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难题。对新收拘（押）人员进行体检检测和隔离管控，来所办案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和消毒，详细了解被拘（押）人员近期活动轨迹，并做好记录追踪；实行新收拘（押）人员15天的过渡管理制度和一日生活制度，督促被拘（押）人员搞好个人和拘（押）室卫生，加强伙食供应保障，增强抵御疾病能力；随时掌握被拘（押）人员思想动态，注重正面引导，消除负面情绪，确保在拘（押）人员思想稳定、心态平和；进一步提升监管场所疫情防控响应能力，配齐备足必要的应急药品、消毒液、防护用品等物资，加强日常医疗巡诊和消毒杀菌工作，坚决防止疫情输入监管场所。针对疫情期间各地均实行交通管制等限行规定的现状，为保证特殊时出所人员接送工作正常进行，他安排监管场所负责人对接返事宜进行提前谋划，主动与跨县区刑满释放人员当地的司法所、派出所、社区、村委会及家属沟通，积极落实接返事宜，由监管场所指派民警合理规划路线，提供周到细致的帮助，确保接返途中不出现交叉感染等情况。
赵成城同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切实履行职责、忠诚担当、勇于奉献，全力安排做好责任防疫点警力部署、疫情监测、人员及车辆排查登记，切实有效阻断疫情输入通道，同时部署开展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车辆管控等工作，在防风险、护安全、战疫情、保稳定中做出了积极而有效的努力，为全局打赢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了自己应尽的力量。
——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党委委员、甘肃国际陆港公安分局局长赵成城抗疫工作侧记
新春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安排部署，全体民警职工闻令而动、戮力同心、团结协作、奋勇拼搏，取得了疫情防控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双胜利。在无数忙碌的身影中，其中有一位冲在一线、忘我工作的领导干部，他就是凉州分局党委委员、甘肃国际陆港公安分局局长赵成城。
实地踏查科学布置警力确保疫情防控网络严密牢固。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凉州分局积极配合区委、区政府在全区入凉要道、重要路口等共设立22个防控卡点。根据局党委统一安排，赵成城同志分管交通管理工作、包抓全区东南片派出所及卡点工作，他深知各个卡点是有效阻断疫情输入的第一道防线，必须做到严防死守、滴水不漏，才能最大限度保证疫情防控工作取得实效。在工作任务下达的第一时间，他便前往G312国道东出口（黄羊镇山泉村道路与G312国道交叉路口）、S316金大快速通道东出口（金大快速通道与黄吴路交叉口）、黄哈路西出口（张义镇与哈溪镇交界处）、牛祁路西出口（新华镇南营水库）、G30黄羊出口、G30武威东出口等责任防疫检测点实地踏查、合理选址，迅速将疫情检测点设置完毕。此后，他又组织各疫情检测点负责人制定工作方案、分解工作任务、科学部署警力，构筑起组织严密、互相联动的疫情防控网络。
深入防疫治安卡口调度指挥确保检测筛查高效精确。如此严密的疫情防控措施前所未有，一线执勤民警职工相对缺乏疫情防控工作经验，个人防护意识不强。针对此种情况，赵成城同志多次到执勤点慰问检查，反复提醒一线执勤民警职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将防护口罩、防护眼镜、防护服、防护手套、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防护装备充分利用起来，防患于未然，全身心打赢打好这场战“疫”。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赵成城同志先后辗转各点调度指挥，最大程度发挥执勤警员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协调配合的强大战力，严格按照“不漏一车、不落一人”的要求对过往车辆及人员进行信息登记、检测筛查，工作方法高效精确，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实现疫情检测点职能最大化、最优化。他身先士卒、冲在一线，累计调度指挥疫情防控检测点核查过往车辆19422辆次，过往人员53762人次，疏导车辆24000余辆次。
改进交通管控措施多措并举确保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各入凉交通要道处均设置了治安卡口，卡口处交通压力也随之增加。针对这种情况，赵成城同志按照“科学有序、依法依规”原则，全面摸排辖区主干道路通行情况和疫情防控检疫点设置情况，研究制定疫情防控期间交通管控措施，在每个疫情防控治安卡口均安排2名交警警力，每日出动警力120余人，出动警车13台，检查登记过往车辆5000余辆次，切实做好疫情防控道路交通保通保畅工作。当前复工复产期间交通流量逐渐回升，流动人员增多，他主动协调并调整检疫站点设置，优化警力配置、增设绿色通道，通过分车型检测、提前采录信息等措施，减少群众等候时间，扎实做好道路交通保顺畅保安全工作。他兼顾指导交警大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工作，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7463起，其中超员1起，超速202起，酒驾3起，不按规定礼让行人532起，不按规定车道行驶2117起，闯红灯1027起，逆向行驶865起，其他交通违法行为2714起，确保重点物资运输畅通和人员车辆正常通行，切实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他还发动“两站两员一长”和治安户长，及时劝导纠正农村地区面包车超员、货车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稳定农村交通安全形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科学调整勤务模式灵活应对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赵成城同志还兼顾疫情防控、监所安全等重点工作，确保监所安全稳定。考虑到监管场所内部人员密集，随时有新收拘（押）人员入所等情况，赵成城同志多次深入监管场所实地查看值班备勤及监管安全防护工作情况，听取监管场所主要负责同志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果断调整并推行“战时封闭式管理”勤务模式，安排监所民警职工实行封闭式管理，分三班制轮流住所15天值班备勤，一班人员上班，一班人员备勤，一班人员休息，实行勤务轮班，现场解决监所在30天封闭式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难题。对新收拘（押）人员进行体检检测和隔离管控，来所办案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和消毒，详细了解被拘（押）人员近期活动轨迹，并做好记录追踪；实行新收拘（押）人员15天的过渡管理制度和一日生活制度，督促被拘（押）人员搞好个人和拘（押）室卫生，加强伙食供应保障，增强抵御疾病能力；随时掌握被拘（押）人员思想动态，注重正面引导，消除负面情绪，确保在拘（押）人员思想稳定、心态平和；进一步提升监管场所疫情防控响应能力，配齐备足必要的应急药品、消毒液、防护用品等物资，加强日常医疗巡诊和消毒杀菌工作，坚决防止疫情输入监管场所。针对疫情期间各地均实行交通管制等限行规定的现状，为保证特殊时出所人员接送工作正常进行，他安排监管场所负责人对接返事宜进行提前谋划，主动与跨县区刑满释放人员当地的司法所、派出所、社区、村委会及家属沟通，积极落实接返事宜，由监管场所指派民警合理规划路线，提供周到细致的帮助，确保接返途中不出现交叉感染等情况。
赵成城同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切实履行职责、忠诚担当、勇于奉献，全力安排做好责任防疫点警力部署、疫情监测、人员及车辆排查登记，切实有效阻断疫情输入通道，同时部署开展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车辆管控等工作，在防风险、护安全、战疫情、保稳定中做出了积极而有效的努力，为全局打赢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了自己应尽的力量。
#读史·一场鼠疫与三个王朝#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崇祯十六年(1643)，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让欧洲死了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像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加上冬季严寒，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 与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 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
然而，1644 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大爆发的关键时刻。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以至1644年3月17日，在李自成攻北京城的前一天，在唾手可得的胜利面前，李自成主动派出太监杜勋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放弃到手的胜利。然而面对如此条件，崇祯却在社稷颠覆的关键时刻没有答应。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兵就纷纷献城了。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城，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使鼠疫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41天迅速丧失战斗力，原因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潜伏期长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
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由于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的真正原因。
这些带病菌的士兵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于是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李自成的一着臭棋。本来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李自成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3月23日到3月27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料到会流行到秋天，所以才敢冲冠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哪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瑭。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狼”是轻易退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像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 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驻扎在北京，当年除了张罗顺治登基外，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即使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究其原因，也是清军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9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满清当年无力南下。
鼠疫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顺治二年(1645)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大规模鼠疫没有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了对满清战斗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力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可见，满清部队的战斗力没有那么厉害。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 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 退一步说为何1644 年北京一年三变天? 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开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 这就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到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峰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载体。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散散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
1644 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文/朱宇航 张森奉）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让欧洲死了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像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加上冬季严寒，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 与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 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
然而，1644 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大爆发的关键时刻。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以至1644年3月17日，在李自成攻北京城的前一天，在唾手可得的胜利面前，李自成主动派出太监杜勋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放弃到手的胜利。然而面对如此条件，崇祯却在社稷颠覆的关键时刻没有答应。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兵就纷纷献城了。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城，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使鼠疫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41天迅速丧失战斗力，原因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潜伏期长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
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由于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的真正原因。
这些带病菌的士兵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于是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李自成的一着臭棋。本来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李自成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3月23日到3月27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料到会流行到秋天，所以才敢冲冠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哪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瑭。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狼”是轻易退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像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 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驻扎在北京，当年除了张罗顺治登基外，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即使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究其原因，也是清军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9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满清当年无力南下。
鼠疫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顺治二年(1645)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大规模鼠疫没有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了对满清战斗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力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可见，满清部队的战斗力没有那么厉害。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 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 退一步说为何1644 年北京一年三变天? 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开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 这就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到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峰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载体。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散散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
1644 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文/朱宇航 张森奉）
【这场持续22个月的经贸摩擦，改变了什么？】恩格斯说，新闻工作者的最大荣幸就在于他们能够目睹历史是怎样形成的。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我们也有幸见证。
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本月13日至15日率团访问华盛顿，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一）
目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还没正式签署，内容自然没有公布。
不过，根据双方早前发布的消息，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
协议是好是坏？有些人不看好。有人表示，这份协议太过“脆弱”，随时可以崩盘；另有人说，协议没有触动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也有人说，协议对两国贸易并无实质性改变，只是让两国“看上去取得某种成就”。
身处多元化的世界，存在这种声音不奇怪。
“隆东腔”认为，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这是一个“有原则”“有限度”“有好处”的协议。
首先，协议体现了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双方都守住了各自的位置。
中美双方的各自核心关切，早已摆在台面上了。中方对美方关于农产品采购等核心关切很清楚，美方也对中方的三条核心关切（取消全部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改善文本平衡性）不陌生。
此次，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如果没记错，这是本届美国政府首次对一国降低已加征的关税。
而中方将顺应国内老百姓“买买买”的节奏，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进口一定量的美国产品。当然，这种“买”是有原则的。
扩大贸易合作必须基于WTO规则和市场化原则，美方需要保障供给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满足中国相关监管要求。
至于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服务等方面，实际上中国按照既定的方针节奏，一直在稳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坚持了自己不可动摇立场，并灵活地提出了弥合双方差异的解决方案。比如，在评估和争端解决方面，实行的是双边双向安排，而非单边单向。
其次，协议前面冠以“第一阶段”，意味着这是一个“有限度”的协议。
美方之前一直要求“一个大交易”，想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打打谈谈下来发现，毕其功于一役太难了，中方“求同存异”的思路破了题。
哪些问题现在能谈成，就放到第一阶段去落实；哪些问题更加困难，就放到后续磋商中去。
接下来，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需要时间进行消化、调整。
最后，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协议。
尽管第一阶段协议没能解决所有问题，前路依旧道阻且长，但是它在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增进中美和全球人民福祉、稳定全球市场预期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美国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埃肯森称，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减少了商业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商业活动的“最大敌人”。
（二）
“隆东腔”看到这样一个比喻，很有意思：
在美方一些人的逻辑中，这个世界存在三种相处模式——
第一种是狮子和老虎，各划一块地盘儿，谁也别惹谁。但是，只要有机会就去灭了对方，把地盘儿抢了。
第二种是狮子跟羊群，狮子只要吃羊的速度不超过羊群繁殖的速度就好。
第三种是狮子跟大象，只有让狮子认识到，大象虽然是吃草的，但是如果去招惹大象也很危险，唯有如此大象才能继续吃自己的草。
第三种是我们所争取的。
从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即将签署，这场贸易战的深度、广度、长度超出想象。
客观来说，美国是主动进攻方，频频打拳击，中国是战略防御方，以太极见招拆招。
打打谈谈，几经波折。有的时候，进一步退几步，让人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有的时候，峰回路转，让国际社会暂时松了口气。
“隆东腔”深刻感受到，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是多么重要。
当这场博弈由闪电战进入到耐力竞赛，美方不得不承认，本来准备高举高打，但没料到这么难打。
吵归吵，闹归闹，谈还是要谈的。
去年12月，我们注意到积极迹象——
北京时间12月13日晚23时，中方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美已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美方也就协议中共识发布信息。
一向惜字如金的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频频接受采访，公开表示：“我们是自由市场体系，他们是国有社会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两种体系可一起共事，这正是我们开始做的。”“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让我们都变得富有的方法。”
事情已经起了变化，这是双方理性计算的结果。
（三）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矛盾冲突”与“合作互利”共生于中美关系里。
一方面，过去40年，中美两个大国在合作过程中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安全、网络、海洋、外太空等等领域，双方“低头不见抬头见”，两国关系已经“大到不能倒”。
另一方面，双方真是太不一样了，也时不时会在全球“互踩脚趾”。基辛格说，在中美这两个具有不同历史观的伟大国家之间，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经贸磋商的意义在于，双方相互摸底，不断磨合，积累经验，可以逐步将这种理性对话的方式拓展到其他更复杂的问题上，将“合作互利”的一面压过“矛盾冲突”的一面。
就像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与基辛格会面中所说的，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会被大潮所吞噬。
从这种意义上说，持续22个月的磋商，是值得的。
岁末年初，大家都喜欢回忆回忆往事。
2000年前后，中国在卯足劲儿冲刺WTO，并于2001年正式加入，从此轻舟驶过万重山。
2010年，仿佛“忽然”之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2020年，不出意外的话，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即将签署。
日子一天天溜走，日历一页页翻过，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悄然开启。（隆东腔M/微信公号“隆东腔”）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我们也有幸见证。
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本月13日至15日率团访问华盛顿，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一）
目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还没正式签署，内容自然没有公布。
不过，根据双方早前发布的消息，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
协议是好是坏？有些人不看好。有人表示，这份协议太过“脆弱”，随时可以崩盘；另有人说，协议没有触动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也有人说，协议对两国贸易并无实质性改变，只是让两国“看上去取得某种成就”。
身处多元化的世界，存在这种声音不奇怪。
“隆东腔”认为，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这是一个“有原则”“有限度”“有好处”的协议。
首先，协议体现了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双方都守住了各自的位置。
中美双方的各自核心关切，早已摆在台面上了。中方对美方关于农产品采购等核心关切很清楚，美方也对中方的三条核心关切（取消全部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改善文本平衡性）不陌生。
此次，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如果没记错，这是本届美国政府首次对一国降低已加征的关税。
而中方将顺应国内老百姓“买买买”的节奏，顺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进口一定量的美国产品。当然，这种“买”是有原则的。
扩大贸易合作必须基于WTO规则和市场化原则，美方需要保障供给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满足中国相关监管要求。
至于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服务等方面，实际上中国按照既定的方针节奏，一直在稳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坚持了自己不可动摇立场，并灵活地提出了弥合双方差异的解决方案。比如，在评估和争端解决方面，实行的是双边双向安排，而非单边单向。
其次，协议前面冠以“第一阶段”，意味着这是一个“有限度”的协议。
美方之前一直要求“一个大交易”，想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打打谈谈下来发现，毕其功于一役太难了，中方“求同存异”的思路破了题。
哪些问题现在能谈成，就放到第一阶段去落实；哪些问题更加困难，就放到后续磋商中去。
接下来，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需要时间进行消化、调整。
最后，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协议。
尽管第一阶段协议没能解决所有问题，前路依旧道阻且长，但是它在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增进中美和全球人民福祉、稳定全球市场预期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美国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埃肯森称，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减少了商业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商业活动的“最大敌人”。
（二）
“隆东腔”看到这样一个比喻，很有意思：
在美方一些人的逻辑中，这个世界存在三种相处模式——
第一种是狮子和老虎，各划一块地盘儿，谁也别惹谁。但是，只要有机会就去灭了对方，把地盘儿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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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狮子跟大象，只有让狮子认识到，大象虽然是吃草的，但是如果去招惹大象也很危险，唯有如此大象才能继续吃自己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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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即将签署，这场贸易战的深度、广度、长度超出想象。
客观来说，美国是主动进攻方，频频打拳击，中国是战略防御方，以太极见招拆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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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我们注意到积极迹象——
北京时间12月13日晚23时，中方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美已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美方也就协议中共识发布信息。
一向惜字如金的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频频接受采访，公开表示：“我们是自由市场体系，他们是国有社会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两种体系可一起共事，这正是我们开始做的。”“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让我们都变得富有的方法。”
事情已经起了变化，这是双方理性计算的结果。
（三）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矛盾冲突”与“合作互利”共生于中美关系里。
一方面，过去40年，中美两个大国在合作过程中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安全、网络、海洋、外太空等等领域，双方“低头不见抬头见”，两国关系已经“大到不能倒”。
另一方面，双方真是太不一样了，也时不时会在全球“互踩脚趾”。基辛格说，在中美这两个具有不同历史观的伟大国家之间，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经贸磋商的意义在于，双方相互摸底，不断磨合，积累经验，可以逐步将这种理性对话的方式拓展到其他更复杂的问题上，将“合作互利”的一面压过“矛盾冲突”的一面。
就像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与基辛格会面中所说的，舵手必须懂得该怎样驾驭风浪，否则会被大潮所吞噬。
从这种意义上说，持续22个月的磋商，是值得的。
岁末年初，大家都喜欢回忆回忆往事。
2000年前后，中国在卯足劲儿冲刺WTO，并于2001年正式加入，从此轻舟驶过万重山。
2010年，仿佛“忽然”之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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