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一行人毅然北游，路上所见所闻，犹如一部《山海经》】古人喜好书写游记，在这些游记当中，不乏荒诞离奇，乃至于怪力乱神的描写。比如以下这段“清人北游奇遇记”，便足以令今人感到啧啧称奇。#历史冷知识#
湖南学子吴子春，落榜之后，在京为商，他酷爱地理，曾对友人说：“愿效法徐霞客，游历名山大泽，不枉此生也！”
康熙三十六年，吴子春终于打定主意，他不惜重金买下“路引”，约上志同道合者九人，雇佣脚夫十人，携带刀剑弓弩，备齐干粮淡水，以骆驼五匹、骡马十匹，驮着辎重，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正式启程。
一行人等，先到珲春，休整几天之后，正式向北进发，一路上风餐露宿， 披星戴月，受尽颠簸之苦，终于到达戈壁。
此地好个荒凉，但见飞沙浩渺，遮天蔽日；数步之外，不能见人。骡马受惊，四散而逃，费尽千般辛苦，总算找回几匹。赶紧清点辎重，所带干粮，尚够充饥十日，无奈淡水已所剩无几，照此下去，不出三五日，便纷纷都要渴死啰。
众人一面顶着风沙前行，一面试图找寻水源。烈日当头，酷热难耐；飞沙如刀，割伤脸面，令人无不叫苦。这般苦楚之下，有人打起退堂鼓，想要掉头往回走。吴子春好言相劝，讲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道理，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成为人上人。倘若半途而废，只怕这辈子都会深感遗憾。
他的话掷地有声，句句打动人心，于是大家相互勉励，你拽着我，我拉着你，重又顶着烈日飞沙踏上征程。
同行人中，有一人略懂找寻水脉的本领，就在大家已经干渴的唇干舌裂之时，这人终于找到一处水脉。掘地数丈，终于见到水源，大家拼命用手捧水来喝，顿感神清气爽，无不大呼痛快。
吴子春笑称此乃地宫清泉，无异于天宫瑶池中的金津玉露。众人大笑，笑罢，重又哀叹，水源稀少，只管人喝，不够喂马，若渴死了骡马，那些辎重就要全凭人力驮着哩。
那个能识别水脉的人，只好另行寻找其他水源。找了一块高地，手搭凉棚，朝四外远眺，陡然手舞足蹈，他见到西南方向有个沙丘，认定沙丘之下，必有伏泉。众人冲过去，合力挖掘，一个时辰之后，清水终于咕嘟咕嘟冒了出来。涓涓清水，清甜爽口，人与牲口，一并牛饮，一个个喝得肚子滚圆，才终于不再喝了。
喝饱之后，吴子春带头跪拜这一眼清泉，感谢上苍怜悯，赐给他们“广利刺泉”。
注：“广利刺泉”源自唐朝诗人顾云的《天威行》中——“耿恭拜出井底水，广利刺开山上泉。”
参拜完毕之后，将水囊水瓶灌满，一行人再次上路。又走十余日，终于见到人烟，询问之后，知道立足之地属于准什噶尔的管辖范围。在此地休养了几天，补充了给养，再次准备向北行。
部落中人好言相劝：“出了准什噶尔的势力范围，属于蛮荒地带，常有蛮族出没，那里的人彪悍骁勇，对外人并不友好。”
吴子春谢过部落中人，毅然而然继续上路。走了一月有余，再次见到一个大型部落，这里的人披头散发，面如油栗，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女，脸上都刺有图腾。吴子春试图与他们沟通，发现他们根本听不懂中原的语言，而吴子春一众人等，也对他们使用的语言一窍不通。
就在双方咿咿呀呀，比比划划之时，从人群中挤进一个身穿皮裘的土著男子，他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锡伯语，队伍之中恰好有人懂得锡伯语，于是双方展开交流。
土著男子听说他们来自中原，兴奋至极，立即翻译给族长。族长随即高呼一声，部落中人纷纷手舞足蹈，以舞蹈的形式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吴子春一伙被请到大帐之中，经过与那个会说锡伯语的男子一通交流，得知这里就是准什噶尔部众所说的蛮荒部落。这里的人不会耕种，恶劣的天气也不适宜耕种，因此这里的人以狩猎和蓄养牛羊来维持生存。这里没有文字，也不懂贸易，对于中原人士尊奉的礼法，这里的人更是一概不晓。
另外，会说锡伯语的男子还刻意对吴子春一众说道，原本他们居住的区域也属于大清国的管辖范围，自从大清与罗刹国（古代对俄罗斯的称呼）签订条约（尼布楚条约）之后，天山以北划归给了罗刹人，随后他们就遭到了罗刹人的裹挟，部分族人顺从了罗刹人，不顺从的就与罗刹人展开厮杀，幸存下来的少数人辗转来到了这个地方，自此过起了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时间久了，人们开始惧怕外面的世界，既不愿意接触外界的人，也不愿意外界的人踏足这里。因此一旦有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他们就会群起出动，将外人吓跑。这一来，他们就成了外人眼里的蛮族野人。
吴子春等人听罢之后，深深为这些人的遭遇感到同情。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吴子春等人又要上路了。蛮族中人送给他们牛脯和足够的淡水，并给他们指了一条安全好走的路线。
走了三天之后，再一次人烟断绝。朔风凛凛，放眼望去，一片荒凉，大风吹得人眼睛睁不开，根本不能借天上的日头来识别道路，只能凭借指南针以定方位。又走了五六天，干粮和淡水所剩无几，众人再次发愁起来。吴子春登上高地，意图找到水源，居然发现山峦之中，炊烟直上，似有人家居住。于是赶紧招呼大家朝着冒烟的方向赶奔过去。
离得近了，发现果然是一个村落。村落的规模不大，粗略一数，最多不过十五、六户人家。有人发现了吴子春一伙陌生人，于是打起呼哨，立即从每家每户之中冲出壮年，手持刀棒，准备御敌。吴子春慌忙摆手，高呼自己这边都是好人，绝无恶意。对方也不知道听没听懂他的话，见他们没有恶意，于是放下刀棒，一个黑面黑衣的高个子大汉走过来与吴子春一伙交涉。
吴子春仔细看了这里的人，发现他们的面容和衣着，似乎是蒙古人，但似乎又不是。那个黑面大汉所说的也不是蒙古语，而是罗刹语。队伍之中，那个会说锡伯语的人，也多少懂得一些罗刹语，交谈之后，对方十分高兴，赶紧将吴子春一伙请到一间很大的木屋之中，有人端来食物，请吴子春一伙充饥。
这里的人十分好客，虽然双方的语言不通，但通过手势，以及那个稍懂罗刹语的人做翻译，双方也多多少少能沟通一下。
吴子春看到这里的人虽然分开居住，但吃饭的时候，会聚在一起。他们用一个巨大的方炉烤制食物，烤出的食物外焦里嫩，十分可口。问了名字，得知这种东西叫作面包。
于是，吴子春用银饼（银子的一种）跟当地人交换面包，当地人又送了他们一些肉脯，给予他们充足的淡水，目送他们远去。
向北又走了五天，天气愈发寒冷了起来，寒风扑面，痛如刀割，明明是白昼，却瞬间变为黑夜，大家只能选择背风的地方，搭起帐篷，在地上挖坑，堆上木炭，点燃之后，一面烹煮肉脯，一面借热气取暖。
黑夜退去之后，吴子春一伙不敢贸然上路。说来也巧，居然有个土人路过，吴子春赶紧将土人拦住，给他食物，请他说明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土人所用的也是罗刹语，通过翻译，得知这个地方名叫“夙木”，没有四季之分，多数时候寒风怒吼，酷似寒冬，白昼的时间很短，有时候眨眼即黑，伴随着寒风会落下巴掌大的雪片，在这里很难生存下去，所以要么快些赶路，走出这片严酷的地域，要么往回走，远离这里。
吴子春决议再往前走，于是请土人为向导，走了十天，终于另有一番景致。眼前一片荒山，山峰如琢玉，白茫茫一望无际。
充当向导的土人给他们指了方向后离去，一行人又走了十余天，在一陌生地域修整，这里的土人所使用的语言再也无法听懂，土人如鼹鼠一般，挖地生存。其面目黝黑粗糙，以鸵鸟毛皮御寒，茹毛饮血吃生肉、喝生水，与野人无异。这里的白天更短，黑夜更长，吴子春一伙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备齐淡水食物，继续北上。
又走十余日，遇到一条冰河。河对岸是一座冰山，寒风从冰山中穿过，发出呜鸣之声，如同冤鬼哭泣，众人无不惊骇，不敢再往前走。众人看到在冰山脚下，有一些体型巨大的动物，模样像极了老鼠，却比老鼠大出数倍，浑身皮毛呈银色，用爪牙凿开冰面，到水中抓鱼。
吴子春捡起那些怪异鼠类丢下的鱼，发现这里的鱼居然长着短短的角，两腮各有十多条须子，脊背上长有如剑戟一样的鱼鳍，异常坚硬，十分锋利。炖来尝试味道，其味苦涩，并不好吃。
夜里观望星辰，天上星寥寥数颗，北斗星已过南数度，用指南针辨别方位，发现指南针居然不能转动。
这并非好兆头，众人商议之后，认为不宜再往前行，前面冰雪皑皑，不知凶险，执意前行，恐怕难以生还。吴子春接受建议，改辙向南，走了一年多，方才到达珲春。去时二十人，回来仅十个，不幸罹难之人，埋骨荒凉之地，再无法回归中原。
吴子春回到京师之后，将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编撰成册，刊印发行，取名《北游杂记》。可惜这本书未能全数留存下来，后世学子“泖滨野客”将残存的部分记载于笔记之中，这便有了笔者这篇拙作。至于吴子春所述是否真实，他到过的地方究竟又是何地，就不得而知了。
湖南学子吴子春，落榜之后，在京为商，他酷爱地理，曾对友人说：“愿效法徐霞客，游历名山大泽，不枉此生也！”
康熙三十六年，吴子春终于打定主意，他不惜重金买下“路引”，约上志同道合者九人，雇佣脚夫十人，携带刀剑弓弩，备齐干粮淡水，以骆驼五匹、骡马十匹，驮着辎重，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正式启程。
一行人等，先到珲春，休整几天之后，正式向北进发，一路上风餐露宿， 披星戴月，受尽颠簸之苦，终于到达戈壁。
此地好个荒凉，但见飞沙浩渺，遮天蔽日；数步之外，不能见人。骡马受惊，四散而逃，费尽千般辛苦，总算找回几匹。赶紧清点辎重，所带干粮，尚够充饥十日，无奈淡水已所剩无几，照此下去，不出三五日，便纷纷都要渴死啰。
众人一面顶着风沙前行，一面试图找寻水源。烈日当头，酷热难耐；飞沙如刀，割伤脸面，令人无不叫苦。这般苦楚之下，有人打起退堂鼓，想要掉头往回走。吴子春好言相劝，讲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道理，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成为人上人。倘若半途而废，只怕这辈子都会深感遗憾。
他的话掷地有声，句句打动人心，于是大家相互勉励，你拽着我，我拉着你，重又顶着烈日飞沙踏上征程。
同行人中，有一人略懂找寻水脉的本领，就在大家已经干渴的唇干舌裂之时，这人终于找到一处水脉。掘地数丈，终于见到水源，大家拼命用手捧水来喝，顿感神清气爽，无不大呼痛快。
吴子春笑称此乃地宫清泉，无异于天宫瑶池中的金津玉露。众人大笑，笑罢，重又哀叹，水源稀少，只管人喝，不够喂马，若渴死了骡马，那些辎重就要全凭人力驮着哩。
那个能识别水脉的人，只好另行寻找其他水源。找了一块高地，手搭凉棚，朝四外远眺，陡然手舞足蹈，他见到西南方向有个沙丘，认定沙丘之下，必有伏泉。众人冲过去，合力挖掘，一个时辰之后，清水终于咕嘟咕嘟冒了出来。涓涓清水，清甜爽口，人与牲口，一并牛饮，一个个喝得肚子滚圆，才终于不再喝了。
喝饱之后，吴子春带头跪拜这一眼清泉，感谢上苍怜悯，赐给他们“广利刺泉”。
注：“广利刺泉”源自唐朝诗人顾云的《天威行》中——“耿恭拜出井底水，广利刺开山上泉。”
参拜完毕之后，将水囊水瓶灌满，一行人再次上路。又走十余日，终于见到人烟，询问之后，知道立足之地属于准什噶尔的管辖范围。在此地休养了几天，补充了给养，再次准备向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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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春谢过部落中人，毅然而然继续上路。走了一月有余，再次见到一个大型部落，这里的人披头散发，面如油栗，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女，脸上都刺有图腾。吴子春试图与他们沟通，发现他们根本听不懂中原的语言，而吴子春一众人等，也对他们使用的语言一窍不通。
就在双方咿咿呀呀，比比划划之时，从人群中挤进一个身穿皮裘的土著男子，他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锡伯语，队伍之中恰好有人懂得锡伯语，于是双方展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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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春一伙被请到大帐之中，经过与那个会说锡伯语的男子一通交流，得知这里就是准什噶尔部众所说的蛮荒部落。这里的人不会耕种，恶劣的天气也不适宜耕种，因此这里的人以狩猎和蓄养牛羊来维持生存。这里没有文字，也不懂贸易，对于中原人士尊奉的礼法，这里的人更是一概不晓。
另外，会说锡伯语的男子还刻意对吴子春一众说道，原本他们居住的区域也属于大清国的管辖范围，自从大清与罗刹国（古代对俄罗斯的称呼）签订条约（尼布楚条约）之后，天山以北划归给了罗刹人，随后他们就遭到了罗刹人的裹挟，部分族人顺从了罗刹人，不顺从的就与罗刹人展开厮杀，幸存下来的少数人辗转来到了这个地方，自此过起了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时间久了，人们开始惧怕外面的世界，既不愿意接触外界的人，也不愿意外界的人踏足这里。因此一旦有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他们就会群起出动，将外人吓跑。这一来，他们就成了外人眼里的蛮族野人。
吴子春等人听罢之后，深深为这些人的遭遇感到同情。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吴子春等人又要上路了。蛮族中人送给他们牛脯和足够的淡水，并给他们指了一条安全好走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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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人十分好客，虽然双方的语言不通，但通过手势，以及那个稍懂罗刹语的人做翻译，双方也多多少少能沟通一下。
吴子春看到这里的人虽然分开居住，但吃饭的时候，会聚在一起。他们用一个巨大的方炉烤制食物，烤出的食物外焦里嫩，十分可口。问了名字，得知这种东西叫作面包。
于是，吴子春用银饼（银子的一种）跟当地人交换面包，当地人又送了他们一些肉脯，给予他们充足的淡水，目送他们远去。
向北又走了五天，天气愈发寒冷了起来，寒风扑面，痛如刀割，明明是白昼，却瞬间变为黑夜，大家只能选择背风的地方，搭起帐篷，在地上挖坑，堆上木炭，点燃之后，一面烹煮肉脯，一面借热气取暖。
黑夜退去之后，吴子春一伙不敢贸然上路。说来也巧，居然有个土人路过，吴子春赶紧将土人拦住，给他食物，请他说明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土人所用的也是罗刹语，通过翻译，得知这个地方名叫“夙木”，没有四季之分，多数时候寒风怒吼，酷似寒冬，白昼的时间很短，有时候眨眼即黑，伴随着寒风会落下巴掌大的雪片，在这里很难生存下去，所以要么快些赶路，走出这片严酷的地域，要么往回走，远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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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春回到京师之后，将自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编撰成册，刊印发行，取名《北游杂记》。可惜这本书未能全数留存下来，后世学子“泖滨野客”将残存的部分记载于笔记之中，这便有了笔者这篇拙作。至于吴子春所述是否真实，他到过的地方究竟又是何地，就不得而知了。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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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让“良田”归“粮田”—— “田长制”的芮城实践采访记】在黄汾百万亩粮食优质高产高效示范芮城基地，一眼望去都是黄灿灿的旱地水稻和玉米，在阳光的照耀下随风摇摆，忙着秋收的村民们享受着丰收的喜悦。但这美丽景象的背后，曾是一场“粮食与苗木”“生态和经济”的争夺战。
压实耕地保护属地监管责任，守护好每一寸耕地，牢牢扛稳粮袋子，芮城县率先探索推行“田长制”，实行耕保网格化监管，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破解“荒田、占田、毁田”难题，逐渐形成耕地保护的良好氛围。
耕地保护“长牙齿”，每一块耕地都有守护人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印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等文件。今年4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又出台了《关于完善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工作机制的意见》，要求推动建立“田长制”，实行县、乡、村三级联动全覆盖。
今年7月，芮城县率先在全省通过“田长制”方式启动了耕地保护试点工作，出台《芮城县“田长制”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基层田长在耕地保护中的责任。该方案规定，全县设立三级田长，其中一级田长1人，由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二级田长10人，由各乡(镇)的乡（镇）长担任；三级田长151人，由各村主要负责人担任，实现耕地守护全覆盖。
“田长制”实行2个月后，芮城县永乐镇永乐村李某，建大棚用的钢架刚拉进地里，就被永乐村村委会副主任、“三级田长”吉兵杰在例行巡查时发现，立即向上汇报，及时制止了李某的行为。由于发现及时，不但没有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失，还有效地保障了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
前些年，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下滑，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耕地闲置“荒田”、种树种草“占田”、违规建房“毁田”现象时有发生。
吉兵杰告诉记者，自从实施“田长制”以来，永乐村动员党员、干部利用日常农作间隙进行巡查，同时动员村民对老旧果园恢复耕种。8月份以来，永乐村有46家对看护房、老龄化果树进行拆除和复耕，共恢复耕地105亩，恢复后已全部耕种为冬小麦。
“严防死守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占用耕地问题。”芮城县自然资源局局长李亚强表示，从该县第三次国土调查地类分析来看，耕地保护任务艰巨、形势严峻，县委、县政府启动“田长制”后，耕地保护将建立全新的保护机制，形成全面保护、集约高效、监管严格的耕地保护新格局。
“良田”归“粮田” 芮城模式先行先试
10月29日，记者在芮城县陌南镇三十里铺村看到，立在村口的“田长制”公示牌分外醒目，上面清楚地标示着各级田长的姓名、保护区面积、工作职责和监督电话等信息。在芮城县耕地保护现状图上，密密麻麻已经全部被各种红色的网格覆盖。
芮城县对各级田长的工作职责作了明确界定。一级田长对全县范围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负总责，每年定期向上级政府报告本辖区内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以及“田长制”开展情况；二级田长负责本乡（镇）范围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落实，指导、协调、督促辖区内三级田长做好相关工作，每年年末向县政府报告本辖区内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以及“田长制”开展情况；三级田长对本村行政区域范围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负总责，每周至少组织一次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巡查、检查，详细填写《巡查日志》《巡查记录》《巡查报告单》，每月向上一级田长报告耕地保护工作情况，对区域内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第一时间劝阻，并向上级田长报告。
“为了使各项配套措施落地，县里还制定了‘田长制’考核办法。”芮城县副县长杜步奇表示，结合日常巡查情况、年度卫片执法结果、信访举报等，县政府每年对各级田长履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通报，对工作尽职尽责，成效显著的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和区域年度土地违法比例超过控制指标的党政领导进行约谈、问责，并给予相应处分；对严重失职渎职的，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
在芮城，目前“田长制”已在151个行政村全覆盖，各级田长齐抓共管，使得违法占用耕地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今年9月，运城市通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258起，芮城县一起也没有；10月份自然资源部下发运城市耕地卫片监督核实图斑202宗，芮城县也没有一宗，与往年相比，卫片执法违法占用耕地比例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县自然资源部门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和程序完善国家、省、市、县重点项目和民生基础设施等用地手续；积极转变作风、上门服务、提前介入，通过“多规合一”平台、实地政策宣讲等措施，在重点建设项目、乡村振兴项目等的科学选址、符合规划论证上做文章，从源头上减少了违法用地的发生。
表里山河，没有一寸自然资源是寂寞的
“田长制”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能及时对违法占地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永乐镇自然资源所所长刘强告诉记者，以前所里人员配置不到位，镇里8个行政村耕地面积大，有的地方巡查不到，时常有占用基本农田的违法行为，推行“田长制”以后，乡政府带领村组干部齐心协力，早发现、早遏制、早解决，把很多违法占地遏制在萌芽状态。
面积是产量的基础，在有效保证耕地面积后，芮城县大力发展规模化种植，育强有机旱作农业。
在芮城县东垆乡黄河滩，面积达3000余亩的远鹏智慧农场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基地，目前已建成1000亩智能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系统，集中展示了农水集约增效、良种良法配套、农机科学创新、绿色循环发展、保护性耕作等技术。农场主胡天宜兴奋地说：“有了‘田长制’保驾护航，再也不用担心土地被挤占，我可以放心地加大投入种粮了。”
芮城县作为我省“田长制”试点县，认真落实“田长制”相关举措，进一步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规范土地使用行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效规范耕地保护和建设监督管理，提高了土地质量和生产效益，为推动县域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省绿化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厅长级）张云龙告诉记者：“山有林长，水有河长，地有田长，我省将形成山川丘一体的自然资源监管体系，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物空间三大空间优化，核心是打造靓丽的自然资源新高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生态高质量发展。真正做到表里山河，没有一寸自然资源是寂寞的。”
评论【守护好每一寸耕地】
守护好每一寸耕地，牢牢扛稳粮袋子。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百姓“米袋子”“菜篮子”的基础。近年来，我国“耕地保护”“提高耕地质量”等政策密集出台，耕地保护的地位被提高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在一步步夯实。
土地并不等于耕地，全球各国国土总面积约133.9亿公顷，但耕地面积只有14.8亿公顷，占11%。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只有143万平方公里的耕地，仅占14%多，仍是一个耕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
然而，在现实中，农民种粮和非粮化的收入差异，让他们不得不选择后者，所以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是耕地保护不容忽视的问题。
根据《2020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我国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1.24%；中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46.81%，是今后粮食增产的重点区域和重要突破口；低产田占比21.95%，这部分耕地是瓶颈和难点。
粮食安全事关国之根本。其重要程度与紧迫意义远不是一个“居安思危”所能涵盖，18亿亩耕地红线，需要“长牙齿”的措施来捍卫。
严守耕地红线，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想把14亿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最终依靠的，还是脚下这片土地。 (本报记者 王佳丽)
压实耕地保护属地监管责任，守护好每一寸耕地，牢牢扛稳粮袋子，芮城县率先探索推行“田长制”，实行耕保网格化监管，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破解“荒田、占田、毁田”难题，逐渐形成耕地保护的良好氛围。
耕地保护“长牙齿”，每一块耕地都有守护人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印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等文件。今年4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又出台了《关于完善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工作机制的意见》，要求推动建立“田长制”，实行县、乡、村三级联动全覆盖。
今年7月，芮城县率先在全省通过“田长制”方式启动了耕地保护试点工作，出台《芮城县“田长制”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基层田长在耕地保护中的责任。该方案规定，全县设立三级田长，其中一级田长1人，由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二级田长10人，由各乡(镇)的乡（镇）长担任；三级田长151人，由各村主要负责人担任，实现耕地守护全覆盖。
“田长制”实行2个月后，芮城县永乐镇永乐村李某，建大棚用的钢架刚拉进地里，就被永乐村村委会副主任、“三级田长”吉兵杰在例行巡查时发现，立即向上汇报，及时制止了李某的行为。由于发现及时，不但没有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失，还有效地保障了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
前些年，由于种粮比较效益下滑，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耕地闲置“荒田”、种树种草“占田”、违规建房“毁田”现象时有发生。
吉兵杰告诉记者，自从实施“田长制”以来，永乐村动员党员、干部利用日常农作间隙进行巡查，同时动员村民对老旧果园恢复耕种。8月份以来，永乐村有46家对看护房、老龄化果树进行拆除和复耕，共恢复耕地105亩，恢复后已全部耕种为冬小麦。
“严防死守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占用耕地问题。”芮城县自然资源局局长李亚强表示，从该县第三次国土调查地类分析来看，耕地保护任务艰巨、形势严峻，县委、县政府启动“田长制”后，耕地保护将建立全新的保护机制，形成全面保护、集约高效、监管严格的耕地保护新格局。
“良田”归“粮田” 芮城模式先行先试
10月29日，记者在芮城县陌南镇三十里铺村看到，立在村口的“田长制”公示牌分外醒目，上面清楚地标示着各级田长的姓名、保护区面积、工作职责和监督电话等信息。在芮城县耕地保护现状图上，密密麻麻已经全部被各种红色的网格覆盖。
芮城县对各级田长的工作职责作了明确界定。一级田长对全县范围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负总责，每年定期向上级政府报告本辖区内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以及“田长制”开展情况；二级田长负责本乡（镇）范围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落实，指导、协调、督促辖区内三级田长做好相关工作，每年年末向县政府报告本辖区内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以及“田长制”开展情况；三级田长对本村行政区域范围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负总责，每周至少组织一次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巡查、检查，详细填写《巡查日志》《巡查记录》《巡查报告单》，每月向上一级田长报告耕地保护工作情况，对区域内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第一时间劝阻，并向上级田长报告。
“为了使各项配套措施落地，县里还制定了‘田长制’考核办法。”芮城县副县长杜步奇表示，结合日常巡查情况、年度卫片执法结果、信访举报等，县政府每年对各级田长履职情况进行检查、考核、通报，对工作尽职尽责，成效显著的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和区域年度土地违法比例超过控制指标的党政领导进行约谈、问责，并给予相应处分；对严重失职渎职的，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
在芮城，目前“田长制”已在151个行政村全覆盖，各级田长齐抓共管，使得违法占用耕地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今年9月，运城市通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258起，芮城县一起也没有；10月份自然资源部下发运城市耕地卫片监督核实图斑202宗，芮城县也没有一宗，与往年相比，卫片执法违法占用耕地比例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县自然资源部门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和程序完善国家、省、市、县重点项目和民生基础设施等用地手续；积极转变作风、上门服务、提前介入，通过“多规合一”平台、实地政策宣讲等措施，在重点建设项目、乡村振兴项目等的科学选址、符合规划论证上做文章，从源头上减少了违法用地的发生。
表里山河，没有一寸自然资源是寂寞的
“田长制”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能及时对违法占地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永乐镇自然资源所所长刘强告诉记者，以前所里人员配置不到位，镇里8个行政村耕地面积大，有的地方巡查不到，时常有占用基本农田的违法行为，推行“田长制”以后，乡政府带领村组干部齐心协力，早发现、早遏制、早解决，把很多违法占地遏制在萌芽状态。
面积是产量的基础，在有效保证耕地面积后，芮城县大力发展规模化种植，育强有机旱作农业。
在芮城县东垆乡黄河滩，面积达3000余亩的远鹏智慧农场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基地，目前已建成1000亩智能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系统，集中展示了农水集约增效、良种良法配套、农机科学创新、绿色循环发展、保护性耕作等技术。农场主胡天宜兴奋地说：“有了‘田长制’保驾护航，再也不用担心土地被挤占，我可以放心地加大投入种粮了。”
芮城县作为我省“田长制”试点县，认真落实“田长制”相关举措，进一步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规范土地使用行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效规范耕地保护和建设监督管理，提高了土地质量和生产效益，为推动县域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省绿化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厅长级）张云龙告诉记者：“山有林长，水有河长，地有田长，我省将形成山川丘一体的自然资源监管体系，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物空间三大空间优化，核心是打造靓丽的自然资源新高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生态高质量发展。真正做到表里山河，没有一寸自然资源是寂寞的。”
评论【守护好每一寸耕地】
守护好每一寸耕地，牢牢扛稳粮袋子。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百姓“米袋子”“菜篮子”的基础。近年来，我国“耕地保护”“提高耕地质量”等政策密集出台，耕地保护的地位被提高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在一步步夯实。
土地并不等于耕地，全球各国国土总面积约133.9亿公顷，但耕地面积只有14.8亿公顷，占11%。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只有143万平方公里的耕地，仅占14%多，仍是一个耕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
然而，在现实中，农民种粮和非粮化的收入差异，让他们不得不选择后者，所以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是耕地保护不容忽视的问题。
根据《2020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我国高产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1.24%；中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46.81%，是今后粮食增产的重点区域和重要突破口；低产田占比21.95%，这部分耕地是瓶颈和难点。
粮食安全事关国之根本。其重要程度与紧迫意义远不是一个“居安思危”所能涵盖，18亿亩耕地红线，需要“长牙齿”的措施来捍卫。
严守耕地红线，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想把14亿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最终依靠的，还是脚下这片土地。 (本报记者 王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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