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西方极乐世界恭聴阿弥陀佛说法＜一＞
济公活佛降民国六九年九月五日（岁次庚申年七月初廿六日）
诗曰：无尘落得一身轻。净土勤培方寸耕。
果满功德归极乐。天边海角任游行。
济佛曰：处处可闻学佛修道者，到底学佛修道是怎么一回事呢？依老衲看来并没有什么，“问心！问心！”而已，心如能“无愧”，我看接近佛不远了。离心即无佛可寻，如一寺中空无一物，自不能称为寺；人身中若无心，焉能成为人？所以愿众生是一个“有心人”。心可变化多端，一个制衣师傅可以制成千奇百怪的衣服，人心即“师傅”可以将自己面貌身形变化不同，要变“佛”变“魔”都是随心所欲，每一个人都是“魔术师”，你要什么花样，走什么脚步，变什么把戏，任你变了。老衲希你变好人、变神仙、变圣佛，切莫将自己变成魔鬼，让人畏惧讨厌，那么你就太傻了。变好坏由己一手造成，到时候若把自己变成地狱鬼怪，或变鸡鸭牛犬，一照镜子，吓了一跳，怎么变成这副“模样”，那时只怪你手法不高明变错了！听老衲的话吧！本来面目若走样，请赶快变回来，否则，一旦变为“成品”，后悔就来不及了。今日我将带贤徒杨生游西方极乐世界，拜会阿弥陀佛。
杨生曰：我已坐穏莲台，请恩师起程吧！
济佛曰：……已到了，杨生速下莲台。
杨生曰：喔！来到此地，满地金银、琉璃所铺，还排列着一重重整齐栏杆、树林、罗纲，均非凡品，各闪出亮光，是人间所未见的绝境！
济佛曰：西方极乐世界，为阿弥陀佛所居之处，这就是“极乐国土，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我们前去拜会佛尊，聴其说法。
杨生曰：前面有一大殿，是否为佛尊居处？
济佛曰：是也！前面为“弥陀殿”，我们前去参礼。
杨生曰：遵命！这里有许多修成正果的高僧及居士模样之人，他们面貌慈祥，口中似在念佛，声音悠扬、寂静，令人闻之心中舒畅。
济佛曰：他们都是在世修学佛道之人，因功德圆满，故能到极乐世界。……已到圣殿，我们进去参礼佛驾。
杨生曰：遵命！进入殿内，中央坐着一位法相庄严的佛尊，满身毫光，令人起敬。弟子杨生参礼佛尊，今日有缘随恩师来到极乐圣境，参礼阿弥陀佛，请佛尊指示佛法。
阿弥陀佛曰：善哉！人念“阿弥陀佛”，我却念“众生是佛”，众生轮廻六道，身受苦痛，故我发四十八宏愿，造就极乐世界，于此化一净土，教人一心念佛修道，念念不忘我佛，我当接引来此。但若凡业未净，念佛不能专心，佛自散形，纵有慈悲之手，力弱无法相渡。故希众学修佛法，首必净业了尘，自造净土，否则难以有成。今日喜见凡界杨善生入我弥陀净土法门，特示数语，资作参悟，你有何疑问，尽可说之，我自相答。
杨生曰：感谢佛尊赐我机会。叩问佛尊，刚才您说：“世人皆念阿弥陀佛，我却一心念众生是佛。”我觉得真有意思，请佛尊解释其意如何？
佛尊曰：善哉！你果然有智慧，众生日夜念阿弥陀佛，望我度他上极乐世界；我日夜念众生是佛，希望众生与我不二，若能体会我意，将尘世化为净土，婆娑世界即成极乐国，我亦想到人间净土逍遥自在一番！
杨生曰：佛尊所言有妙意，若人间化为极乐，您想投胎下凡吗？
佛尊曰：只要人间与此地相同，我愿意下凡。
杨生曰：众生都想超升极乐世界，是否为颠倒之想法呢？
佛尊曰：因世人业障深重，痛苦烦恼不绝，故苦业牵绊，极想脱苦得乐，祈望我佛加渡，以求解脱诸苦，如此叫“觉悟、回头”，苦认苦作乐，执幻为真，才是“颠倒”。
杨生曰：既是如此，要如何才能仗佛引度出苦？
佛尊曰：唯有“念佛、学佛”一途！
杨生曰：这么简单吗？
佛尊曰：“一声阿弥陀，便到极乐国。”“学佛学得像，与佛无两样。”
杨生曰：佛尊说得甚妙，愿再开示明白些！
佛尊曰：念佛初由“念念不忘”，终至“念过即忘”。由念“阿弥陀佛”，念至“自性真佛”，自（久）念成佛，先自念为佛，久念（炼）成真，日后世人自然念你为佛。一心不乱，一言不差，与阿弥陀佛心心相映，故云：“一声阿弥陀，便到极乐国。”既认自身是佛，了悟心性，一念佛则佛现于前，一举足则脚踏净土，众生业重，烦恼多端，出声念佛，吐出苦气，减轻苦业，是为念佛妙处。佛有戒律、规范、行仪，若能一一学成，并无二样，自证涅盘，成正等正觉。
杨生曰：念佛如吐“苦气”，用以减轻苦业，是一帖心灵治疗妙药，未知众生念佛时，您的感觉如何？
佛尊曰：众生拜祷皈依念佛，以解脱俗念忧心，不起妄念，露现佛心，此时我心可与念我者相通，三世业主，闻佛名号，恭敬礼拜，我佛即予度化。故虔诚念佛可以消灾解业，净化心性，众生念佛时，空谷传音，我耳如响，佛心感动，定来相助。
杨生曰：曾闻念佛可以带业往生极乐世界，是否有此事呢？
佛尊曰：带业往生，非指免去一切罪业。凡一心念佛，任何环境之下，不退道心，可以上进极乐世界，再加修炼，以待业净，化生净土。业障不去，如幔遮门，不见光明，我以佛光普照，令其身洁心明，一切恶业顿消，以入佛地。此地还有许多修道院（七宝池）│消业所，专为带业者提供修炼之用。带业往生者，系指未念佛前所造之业，皈依佛门之后，一心念佛忏悔前业，我感其诚，自会相渡。若仅念佛，再造诸恶业，不知忏悔，所念佛号如云山阻隔，丧失其真，故无法带业往生净土。所以修净土法门者，一是口净、心净、身净，则净土近，还要积善修德，切勿口佛心无佛，须心服（佛）口服（佛）│没话讲。我因观末法众生，沉迷五蕴，轮廻六道，加之天运变迁，时代日新，物质兴盛，奢华无忌，四十八宏愿不能了。为普度众生，特开方便法门，劝人一心念佛，简易佛法，修行捷径，众生若还不知修持，恐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佛本至公，虽开方便之门，若口念弥陀，心如蛇蝎，佛亦不敢近前引渡，非佛不慈，实因自己远佛。但愿世人从今起踏上净土（法门），则尘业自有落尽一日，万勿自弃，毁灭灵根。
杨生曰：佛尊慈悲开方便法门，不少老弱妇孺手提念珠，声声念佛，虔诚之情，令人崇敬，据弟子感觉，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应当有更微妙意义，祈佛尊再予开示？
佛尊曰：佛无妄言，念佛可以超升。何以能超升极乐？盖念佛可以摒去杂念，让心灵安静，所行不背道违规，人在造恶作孽时，口中已忘“阿弥陀佛”，所以如能日夜“阿弥陀佛”念在口中，口念心想，久之，心口如一，佛性显灵，断恶根，萌道芽，净土长出菩提树。念佛可令心神忘记痛苦烦恼，产生禅定作用，故“净”即“定”，定能生慧见佛，精神欢喜，心灵有所寄托。念佛时心中产生宁静安和之气，可以调和暴戾不正行为、消弭阴暗念头，还可让阴灵得到解救。念佛正如世间人播放轻松音乐，可令听者心旷神怡，忘记一切烦恼挂罣，痛苦与不安。故勤修道者、病患者、心神不安者，当勤念佛号，定有妙验，助其离苦得乐。
济公活佛降民国六九年九月五日（岁次庚申年七月初廿六日）
诗曰：无尘落得一身轻。净土勤培方寸耕。
果满功德归极乐。天边海角任游行。
济佛曰：处处可闻学佛修道者，到底学佛修道是怎么一回事呢？依老衲看来并没有什么，“问心！问心！”而已，心如能“无愧”，我看接近佛不远了。离心即无佛可寻，如一寺中空无一物，自不能称为寺；人身中若无心，焉能成为人？所以愿众生是一个“有心人”。心可变化多端，一个制衣师傅可以制成千奇百怪的衣服，人心即“师傅”可以将自己面貌身形变化不同，要变“佛”变“魔”都是随心所欲，每一个人都是“魔术师”，你要什么花样，走什么脚步，变什么把戏，任你变了。老衲希你变好人、变神仙、变圣佛，切莫将自己变成魔鬼，让人畏惧讨厌，那么你就太傻了。变好坏由己一手造成，到时候若把自己变成地狱鬼怪，或变鸡鸭牛犬，一照镜子，吓了一跳，怎么变成这副“模样”，那时只怪你手法不高明变错了！听老衲的话吧！本来面目若走样，请赶快变回来，否则，一旦变为“成品”，后悔就来不及了。今日我将带贤徒杨生游西方极乐世界，拜会阿弥陀佛。
杨生曰：我已坐穏莲台，请恩师起程吧！
济佛曰：……已到了，杨生速下莲台。
杨生曰：喔！来到此地，满地金银、琉璃所铺，还排列着一重重整齐栏杆、树林、罗纲，均非凡品，各闪出亮光，是人间所未见的绝境！
济佛曰：西方极乐世界，为阿弥陀佛所居之处，这就是“极乐国土，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我们前去拜会佛尊，聴其说法。
杨生曰：前面有一大殿，是否为佛尊居处？
济佛曰：是也！前面为“弥陀殿”，我们前去参礼。
杨生曰：遵命！这里有许多修成正果的高僧及居士模样之人，他们面貌慈祥，口中似在念佛，声音悠扬、寂静，令人闻之心中舒畅。
济佛曰：他们都是在世修学佛道之人，因功德圆满，故能到极乐世界。……已到圣殿，我们进去参礼佛驾。
杨生曰：遵命！进入殿内，中央坐着一位法相庄严的佛尊，满身毫光，令人起敬。弟子杨生参礼佛尊，今日有缘随恩师来到极乐圣境，参礼阿弥陀佛，请佛尊指示佛法。
阿弥陀佛曰：善哉！人念“阿弥陀佛”，我却念“众生是佛”，众生轮廻六道，身受苦痛，故我发四十八宏愿，造就极乐世界，于此化一净土，教人一心念佛修道，念念不忘我佛，我当接引来此。但若凡业未净，念佛不能专心，佛自散形，纵有慈悲之手，力弱无法相渡。故希众学修佛法，首必净业了尘，自造净土，否则难以有成。今日喜见凡界杨善生入我弥陀净土法门，特示数语，资作参悟，你有何疑问，尽可说之，我自相答。
杨生曰：感谢佛尊赐我机会。叩问佛尊，刚才您说：“世人皆念阿弥陀佛，我却一心念众生是佛。”我觉得真有意思，请佛尊解释其意如何？
佛尊曰：善哉！你果然有智慧，众生日夜念阿弥陀佛，望我度他上极乐世界；我日夜念众生是佛，希望众生与我不二，若能体会我意，将尘世化为净土，婆娑世界即成极乐国，我亦想到人间净土逍遥自在一番！
杨生曰：佛尊所言有妙意，若人间化为极乐，您想投胎下凡吗？
佛尊曰：只要人间与此地相同，我愿意下凡。
杨生曰：众生都想超升极乐世界，是否为颠倒之想法呢？
佛尊曰：因世人业障深重，痛苦烦恼不绝，故苦业牵绊，极想脱苦得乐，祈望我佛加渡，以求解脱诸苦，如此叫“觉悟、回头”，苦认苦作乐，执幻为真，才是“颠倒”。
杨生曰：既是如此，要如何才能仗佛引度出苦？
佛尊曰：唯有“念佛、学佛”一途！
杨生曰：这么简单吗？
佛尊曰：“一声阿弥陀，便到极乐国。”“学佛学得像，与佛无两样。”
杨生曰：佛尊说得甚妙，愿再开示明白些！
佛尊曰：念佛初由“念念不忘”，终至“念过即忘”。由念“阿弥陀佛”，念至“自性真佛”，自（久）念成佛，先自念为佛，久念（炼）成真，日后世人自然念你为佛。一心不乱，一言不差，与阿弥陀佛心心相映，故云：“一声阿弥陀，便到极乐国。”既认自身是佛，了悟心性，一念佛则佛现于前，一举足则脚踏净土，众生业重，烦恼多端，出声念佛，吐出苦气，减轻苦业，是为念佛妙处。佛有戒律、规范、行仪，若能一一学成，并无二样，自证涅盘，成正等正觉。
杨生曰：念佛如吐“苦气”，用以减轻苦业，是一帖心灵治疗妙药，未知众生念佛时，您的感觉如何？
佛尊曰：众生拜祷皈依念佛，以解脱俗念忧心，不起妄念，露现佛心，此时我心可与念我者相通，三世业主，闻佛名号，恭敬礼拜，我佛即予度化。故虔诚念佛可以消灾解业，净化心性，众生念佛时，空谷传音，我耳如响，佛心感动，定来相助。
杨生曰：曾闻念佛可以带业往生极乐世界，是否有此事呢？
佛尊曰：带业往生，非指免去一切罪业。凡一心念佛，任何环境之下，不退道心，可以上进极乐世界，再加修炼，以待业净，化生净土。业障不去，如幔遮门，不见光明，我以佛光普照，令其身洁心明，一切恶业顿消，以入佛地。此地还有许多修道院（七宝池）│消业所，专为带业者提供修炼之用。带业往生者，系指未念佛前所造之业，皈依佛门之后，一心念佛忏悔前业，我感其诚，自会相渡。若仅念佛，再造诸恶业，不知忏悔，所念佛号如云山阻隔，丧失其真，故无法带业往生净土。所以修净土法门者，一是口净、心净、身净，则净土近，还要积善修德，切勿口佛心无佛，须心服（佛）口服（佛）│没话讲。我因观末法众生，沉迷五蕴，轮廻六道，加之天运变迁，时代日新，物质兴盛，奢华无忌，四十八宏愿不能了。为普度众生，特开方便法门，劝人一心念佛，简易佛法，修行捷径，众生若还不知修持，恐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佛本至公，虽开方便之门，若口念弥陀，心如蛇蝎，佛亦不敢近前引渡，非佛不慈，实因自己远佛。但愿世人从今起踏上净土（法门），则尘业自有落尽一日，万勿自弃，毁灭灵根。
杨生曰：佛尊慈悲开方便法门，不少老弱妇孺手提念珠，声声念佛，虔诚之情，令人崇敬，据弟子感觉，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应当有更微妙意义，祈佛尊再予开示？
佛尊曰：佛无妄言，念佛可以超升。何以能超升极乐？盖念佛可以摒去杂念，让心灵安静，所行不背道违规，人在造恶作孽时，口中已忘“阿弥陀佛”，所以如能日夜“阿弥陀佛”念在口中，口念心想，久之，心口如一，佛性显灵，断恶根，萌道芽，净土长出菩提树。念佛可令心神忘记痛苦烦恼，产生禅定作用，故“净”即“定”，定能生慧见佛，精神欢喜，心灵有所寄托。念佛时心中产生宁静安和之气，可以调和暴戾不正行为、消弭阴暗念头，还可让阴灵得到解救。念佛正如世间人播放轻松音乐，可令听者心旷神怡，忘记一切烦恼挂罣，痛苦与不安。故勤修道者、病患者、心神不安者，当勤念佛号，定有妙验，助其离苦得乐。
【西周天子是怎么驾驭诸侯的？】
除了大家熟知的诸侯定期向周天子“朝见”，周王朝还设置了另一些制度，用以制衡诸侯国。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国监”制度和“命卿”制度。
国监制度即是由王朝派出官员，用于监察诸侯国。在春秋时期，齐国尚有国、高两个“国监”，霸主齐桓公想要以上卿之礼礼遇贤相管仲，管仲推辞道：“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大意：臣是地位低下的官员，天子派出的国、高两家仍在，如果有一天他们带着王命前来，我们又应该用什么礼节来礼遇他们呢，希望您能让小臣辞谢。）表明到了春秋时期，由天子派出的国监依然地位崇高。
图：濮监作尊簋，出土于湖北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
而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可以看到国监的蛛丝马迹。在近年来发掘的湖北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中，曾经出土了一只青铜簋，铭文为：濮监作尊簋。
铭文表明作器者的身份为一代“濮监”，即派到濮国的国监。濮国距离曾国不远，曾经参加了武王伐纣，是周人的传统盟友，周天子派国监监视濮国，表明对于这些盟友，周天子并不完全信任，只相信自己的驾驭能力。
另一件仲几父的簋铭文则表明国监是普遍存在的：仲几父使几使于诸侯、诸监……（大意：仲几父派几出使诸侯、诸监……）铭文中称为“诸监”，即国监有多个，并且将“诸监”置于“诸侯”之后，表明诸监和诸侯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都表明，在西周时期，国监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他们由王朝派出，驻扎在诸侯附近，使王朝拥有控制诸侯的能力。
另一项涉及王朝控制诸侯的制度为“命卿”制度，《礼记》记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大国的三卿都受天子任命，次一等的诸侯国，三卿中两位受天子任命，一位由诸侯自行任命，小国的两卿全部由诸侯自行任命）按照这种说法，天子直接控制了诸侯的人事任命权，以此看来，诸侯的自主性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在目前所见的金文铭文中，我们也找到了命卿制度的痕迹：……王命左右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工于蔡……（大意：天子命令“左右”说，继承你父亲、祖父的事业，在蔡国作冢司工。）
冢司工就是大司空，是蔡国总管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高级官员，是诸侯国最重要的“三有司”（司工、司马、司土）之一。这位叫“左右”的贵族家中世世代代都在蔡国担任冢司工，他的官位并不来自自己的君主蔡侯，而是来自周天子的任命，可见周天子确实拥有干涉诸侯国内部人事任命的权力。
这种权力到底有多大影响呢？我们再来看两件青铜器铭文：……王乎内史册命豆闭，王曰：闭，赐汝织衣……用抄乃祖考事，司俞邦君司马、弓、矢……（大意：天子命令内史册命豆闭，天子说：豆闭，我赐给你若干仪仗……你要继承你父亲和祖父的职事，管理俞国的马匹、弓、箭矢……）
惟正月壬申，王格于共大室，王若曰:“引，余既命汝更乃祖司齐师，余唯申命汝，赐汝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敬乃御，毋败绩。”（大意：正月壬申，天子来到共王庙，天子说：“引，我曾经册命你继承你祖父的职事管理齐师，现在我重申我的命令，赐给你若干仪仗，你要好好驾驶战车，不要失败。”）
在这两段铭文中，器主豆闭和引都是祖祖辈辈担任诸侯国军官的重要官员，豆闭负责管理俞国的军马和弓箭，管理住了这些物资则实质上控制住了俞国的军队；引则负责管理齐国的军队，齐国是拥有“五侯九伯，汝实征之”大权的东方大国，其军队竟然也由天子任命的官员管辖。这两件青铜器铭文反映了“命卿”制度远比我们想象得更有效，天子可以通过这项制度深入控制诸侯国的军队，这样一来地方诸侯国也难以挑战中央的权威了。
总之，西周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管理制度来管理众多的诸侯国：朝见制度使天子和诸侯之间维持极为紧密的关系，天子甚至可以以此干涉诸侯国的继承；“国监”和“命卿”制度一个在外、一个在里，全面地限制了诸侯的权力，使得周天子的权威能在相当程度上深入诸侯国内部，防止地方政权尾大不掉；周天子还拥有远比诸侯国强大的军队“西六师”和“殷八师”，保证其拥有足以消灭任何挑战者的强大实力。
正是得益于复杂的制度设计，在西周时期，诸侯国虽多，却罕有能挑战周天子权威的诸侯国出现，而周天子借着这样的权威常常能左右诸侯的命运：周孝王消灭了藏匿美女不进献的密国、周夷王烹杀了齐国国君齐哀侯、周宣王干涉鲁国继承……总之直到周王室毁于犬戎之乱前，地方诸侯面对周天子并没有说“不”的权力。
分封的设计者们既看到了这项制度巨大的威力，也着手限制了这项制度可能产生的弊端，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分封制度的推动下，周王朝在渡过了建国初的混乱之后，很快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北方有燕、邢，南方有曾、应，东方有齐、鲁，山西有晋……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在周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正是在此之后，西周历史进入了历代文人儒士向往的“刑错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时代。
除了大家熟知的诸侯定期向周天子“朝见”，周王朝还设置了另一些制度，用以制衡诸侯国。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国监”制度和“命卿”制度。
国监制度即是由王朝派出官员，用于监察诸侯国。在春秋时期，齐国尚有国、高两个“国监”，霸主齐桓公想要以上卿之礼礼遇贤相管仲，管仲推辞道：“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大意：臣是地位低下的官员，天子派出的国、高两家仍在，如果有一天他们带着王命前来，我们又应该用什么礼节来礼遇他们呢，希望您能让小臣辞谢。）表明到了春秋时期，由天子派出的国监依然地位崇高。
图：濮监作尊簋，出土于湖北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
而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可以看到国监的蛛丝马迹。在近年来发掘的湖北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中，曾经出土了一只青铜簋，铭文为：濮监作尊簋。
铭文表明作器者的身份为一代“濮监”，即派到濮国的国监。濮国距离曾国不远，曾经参加了武王伐纣，是周人的传统盟友，周天子派国监监视濮国，表明对于这些盟友，周天子并不完全信任，只相信自己的驾驭能力。
另一件仲几父的簋铭文则表明国监是普遍存在的：仲几父使几使于诸侯、诸监……（大意：仲几父派几出使诸侯、诸监……）铭文中称为“诸监”，即国监有多个，并且将“诸监”置于“诸侯”之后，表明诸监和诸侯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都表明，在西周时期，国监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他们由王朝派出，驻扎在诸侯附近，使王朝拥有控制诸侯的能力。
另一项涉及王朝控制诸侯的制度为“命卿”制度，《礼记》记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大国的三卿都受天子任命，次一等的诸侯国，三卿中两位受天子任命，一位由诸侯自行任命，小国的两卿全部由诸侯自行任命）按照这种说法，天子直接控制了诸侯的人事任命权，以此看来，诸侯的自主性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在目前所见的金文铭文中，我们也找到了命卿制度的痕迹：……王命左右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工于蔡……（大意：天子命令“左右”说，继承你父亲、祖父的事业，在蔡国作冢司工。）
冢司工就是大司空，是蔡国总管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高级官员，是诸侯国最重要的“三有司”（司工、司马、司土）之一。这位叫“左右”的贵族家中世世代代都在蔡国担任冢司工，他的官位并不来自自己的君主蔡侯，而是来自周天子的任命，可见周天子确实拥有干涉诸侯国内部人事任命的权力。
这种权力到底有多大影响呢？我们再来看两件青铜器铭文：……王乎内史册命豆闭，王曰：闭，赐汝织衣……用抄乃祖考事，司俞邦君司马、弓、矢……（大意：天子命令内史册命豆闭，天子说：豆闭，我赐给你若干仪仗……你要继承你父亲和祖父的职事，管理俞国的马匹、弓、箭矢……）
惟正月壬申，王格于共大室，王若曰:“引，余既命汝更乃祖司齐师，余唯申命汝，赐汝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敬乃御，毋败绩。”（大意：正月壬申，天子来到共王庙，天子说：“引，我曾经册命你继承你祖父的职事管理齐师，现在我重申我的命令，赐给你若干仪仗，你要好好驾驶战车，不要失败。”）
在这两段铭文中，器主豆闭和引都是祖祖辈辈担任诸侯国军官的重要官员，豆闭负责管理俞国的军马和弓箭，管理住了这些物资则实质上控制住了俞国的军队；引则负责管理齐国的军队，齐国是拥有“五侯九伯，汝实征之”大权的东方大国，其军队竟然也由天子任命的官员管辖。这两件青铜器铭文反映了“命卿”制度远比我们想象得更有效，天子可以通过这项制度深入控制诸侯国的军队，这样一来地方诸侯国也难以挑战中央的权威了。
总之，西周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管理制度来管理众多的诸侯国：朝见制度使天子和诸侯之间维持极为紧密的关系，天子甚至可以以此干涉诸侯国的继承；“国监”和“命卿”制度一个在外、一个在里，全面地限制了诸侯的权力，使得周天子的权威能在相当程度上深入诸侯国内部，防止地方政权尾大不掉；周天子还拥有远比诸侯国强大的军队“西六师”和“殷八师”，保证其拥有足以消灭任何挑战者的强大实力。
正是得益于复杂的制度设计，在西周时期，诸侯国虽多，却罕有能挑战周天子权威的诸侯国出现，而周天子借着这样的权威常常能左右诸侯的命运：周孝王消灭了藏匿美女不进献的密国、周夷王烹杀了齐国国君齐哀侯、周宣王干涉鲁国继承……总之直到周王室毁于犬戎之乱前，地方诸侯面对周天子并没有说“不”的权力。
分封的设计者们既看到了这项制度巨大的威力，也着手限制了这项制度可能产生的弊端，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分封制度的推动下，周王朝在渡过了建国初的混乱之后，很快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北方有燕、邢，南方有曾、应，东方有齐、鲁，山西有晋……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在周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正是在此之后，西周历史进入了历代文人儒士向往的“刑错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时代。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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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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