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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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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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1966年，加纳宣布与中国断交。6年后，中国却不计前嫌又援助了它百亿美元。而随后加纳的做法也令人感动。
加纳不但黄金储量丰富，还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又因为靠近海岸线，海上运输也很便利，是西非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
1471年起，加纳接连被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入侵。他们在这里掠夺象牙、黄金，转卖奴隶，还得意洋洋地称这里为“黄金海岸”。
1897年，英国作为最终的胜利者彻底占领了加纳。但英国在二战后急速衰落，无法压制加纳的反抗，直到英国1951年被赶出了加纳，结束了对加纳500年的殖民统治。
然而，摆脱了殖民统治后，加纳却因国内政权更迭频繁，和日渐匮乏的矿产资源，经济依然得不到发展。
当加纳向联合国求援时，只有中国伸出了援手，两国也于1960年7月5日建交。
之后，中加两国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在1962年的中国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中，加纳还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给予了宝贵的支持。
但六年后，加纳又突然宣布与中国断交，直到1972年两国才恢复建交，又开始新一轮的共同发展。
但加纳通货膨胀严重，经济结构单一，加纳人民也一直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因此，很多加纳人民开始偷挖黄金然后低价转卖，这短期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但90年代末的一场金融风暴把国际市场的矿物价格打入了谷底，让贫困的加纳一夜之间负债上百亿。
而此时处于发展中的中国，依旧是竭尽全力地为加纳提供各方面的援助，从基础建设到科技建设，还接受加纳留学生到中国读书，为他们培养了数百位各行各业的人才，援助总金额高达670亿。
这也让加纳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但中国对于非洲的援助绝对不是要做非洲的领导者，而是承担起了一个大国应尽的责任。
中国也长期遭受列强欺凌，因此面对加纳境遇，中国更感同身受，愿意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建设新的社会。
加纳也终于认识到这一点，在2007年时，加纳连续发现矿产以及石油资源后，第一时间想到了中国，也只把铝土矿的开采权交给了中国，用来感谢中国对加纳长久以往的援助。
2018年7月，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加纳国达成了《基础设施换铝土矿资源协议》中表示，中国在投入20亿美元的同时，将取得加纳的铝土矿资源开发权利。
根据加纳官方估计，加纳的铝土矿储量超过15亿吨，预估价值为5,549亿美元。这无疑是互利共赢的协议。
现代化工业发展，各国对铝矿资源的需求持续上升，中国也不例外，必要时还需要依赖进口。所以加纳顶着各方压力，将这个“无价之宝”赠送给中国，大力的缓解中国铝土矿资源紧张的现状。
助人者人恒助之，中国和加纳之间的友好往来被传为佳话，再次证明了我国外交政策的英明之处。
加纳不但黄金储量丰富，还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又因为靠近海岸线，海上运输也很便利，是西非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
1471年起，加纳接连被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入侵。他们在这里掠夺象牙、黄金，转卖奴隶，还得意洋洋地称这里为“黄金海岸”。
1897年，英国作为最终的胜利者彻底占领了加纳。但英国在二战后急速衰落，无法压制加纳的反抗，直到英国1951年被赶出了加纳，结束了对加纳500年的殖民统治。
然而，摆脱了殖民统治后，加纳却因国内政权更迭频繁，和日渐匮乏的矿产资源，经济依然得不到发展。
当加纳向联合国求援时，只有中国伸出了援手，两国也于1960年7月5日建交。
之后，中加两国之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在1962年的中国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中，加纳还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给予了宝贵的支持。
但六年后，加纳又突然宣布与中国断交，直到1972年两国才恢复建交，又开始新一轮的共同发展。
但加纳通货膨胀严重，经济结构单一，加纳人民也一直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因此，很多加纳人民开始偷挖黄金然后低价转卖，这短期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但90年代末的一场金融风暴把国际市场的矿物价格打入了谷底，让贫困的加纳一夜之间负债上百亿。
而此时处于发展中的中国，依旧是竭尽全力地为加纳提供各方面的援助，从基础建设到科技建设，还接受加纳留学生到中国读书，为他们培养了数百位各行各业的人才，援助总金额高达670亿。
这也让加纳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但中国对于非洲的援助绝对不是要做非洲的领导者，而是承担起了一个大国应尽的责任。
中国也长期遭受列强欺凌，因此面对加纳境遇，中国更感同身受，愿意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建设新的社会。
加纳也终于认识到这一点，在2007年时，加纳连续发现矿产以及石油资源后，第一时间想到了中国，也只把铝土矿的开采权交给了中国，用来感谢中国对加纳长久以往的援助。
2018年7月，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加纳国达成了《基础设施换铝土矿资源协议》中表示，中国在投入20亿美元的同时，将取得加纳的铝土矿资源开发权利。
根据加纳官方估计，加纳的铝土矿储量超过15亿吨，预估价值为5,549亿美元。这无疑是互利共赢的协议。
现代化工业发展，各国对铝矿资源的需求持续上升，中国也不例外，必要时还需要依赖进口。所以加纳顶着各方压力，将这个“无价之宝”赠送给中国，大力的缓解中国铝土矿资源紧张的现状。
助人者人恒助之，中国和加纳之间的友好往来被传为佳话，再次证明了我国外交政策的英明之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大小，都必须有自身的规定去遵循。而法律的设立，正是用来给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划一个界限，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繁荣稳定，人们和谐相处的制度底线。自然，违背法律规定者，也得受到相应的惩罚。哪怕看起来就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说砍伐树木......
哦！
案例分享：一、2020年2月份的一天上午，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某小区物业接到业主举报，小区里正有人在砍树。物业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现场，可惜还是晚了一步，五棵原本枝繁叶茂的大树已经被砍倒。物业无奈报警处理，查明，树是该小区一楼住户董某砍的。董某称这几棵树又高又大，四季常青，遮光落叶。
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因为跟物业反馈无果，所以只好自己使用工具砍掉。事后已经补种上了几棵比较矮的树种，只是有些没有成活，自己的小区自己做主。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错，但物业向淮安市淮安区园林管理处报备后，勘察确定五棵树估价3700元。随即，物业将其告上法庭，要求董某照价赔偿。法院经审理，判决董某支付物业赔偿款3700元。
二、2012年，湖南永州男子周某跟广东某老板约定以三万元一株价格回收，种下了八棵香樟树。谁知眼看着树长大了，广东老板却不见了踪影，周某只好放任树长到了脸盆大一棵。2022年2月份，望着种在自家门前的八棵香樟树，周某感觉有点遮挡屋内视线。跟妻子商量把树砍了，做成砧板去市场上卖，结果刚砍了一棵就被有矛盾的周某平举报了。
周某认为这是自己种的树，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想怎么处理那是自己的事。一开始没当回事，然而很快，林业局便下发了处罚通知书。要求周某在十个工作日内上交罚款8万元，周某数次拒不执行，随后林业局联合公安部门上门催缴。因周某拒不执行，并顽固抵抗，公安机关对其依法执行拘役。
那么如上述两起案件砍伐自己家门口的树，甚至是自己亲手种下的树，究竟违不违法？
法理分析：树木都受国家保护，如果现实社会中发生了乱砍乱伐现象，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根据《森林法》有关规定，未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方式而任意采伐自己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都属于违法。
而砍伐10立方米或20立方米或幼树500株至1000株，便属于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滥伐林木罪】：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即使滥伐自己所有的林木的，也可能成立本罪，因为属于个人所有的林木也是国家森林资源的一部分。除非滥伐的是自己所有的枯死、病死林木的，才不会以犯罪论处。所以像上述案件中，哪怕周某所砍下的是自己所种植的树木，依然可能构成违法。如果他所砍伐的是自家门前的一棵普通树木，可以不予追究责任，一则房前树木二则数量不大。
《森林法》还有这样一条规定：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周某虽然是无证砍伐，但他的情况显然属于这一种，不过问题在于他所砍伐的树木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并且直径较大，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可是珍贵树木。对国家保护的珍贵树木，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采伐和采集。
即使是对自家山林中大型古香樟树移栽、砍伐和转卖，都必须申请获批后才可进行，所以最终认定周某的行为构成违法。至于罚款高达8万元，物价局鉴定他砍的那棵香樟价值在两万元，处以四倍罚款已经是最低处罚了。农村树木管理都如此严格，何况是城市树木，《城市绿化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民法典》：小区公共区域内的绿化树木，归全体业主共有，而不是属于某一业主所有，任何人不得擅自砍伐。如果需要砍伐或移植，也应当征求全体业主的同意，并向本区园林绿化部门进行申报。
私自砍伐属于自己的树木都属于违法，何况董某所砍的还不是他的个人财产，无论怎么看都属于违法行为。因而法院判赔3700元合情合理，值得一提的是，砍伐城市树木造成损失的不仅应当负赔偿责任，还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总而言之，砍伐树木必须先【办理采伐许可证】才能砍伐，砍伐名贵树种更是要慎之又慎。
哦！
案例分享：一、2020年2月份的一天上午，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某小区物业接到业主举报，小区里正有人在砍树。物业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现场，可惜还是晚了一步，五棵原本枝繁叶茂的大树已经被砍倒。物业无奈报警处理，查明，树是该小区一楼住户董某砍的。董某称这几棵树又高又大，四季常青，遮光落叶。
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因为跟物业反馈无果，所以只好自己使用工具砍掉。事后已经补种上了几棵比较矮的树种，只是有些没有成活，自己的小区自己做主。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错，但物业向淮安市淮安区园林管理处报备后，勘察确定五棵树估价3700元。随即，物业将其告上法庭，要求董某照价赔偿。法院经审理，判决董某支付物业赔偿款3700元。
二、2012年，湖南永州男子周某跟广东某老板约定以三万元一株价格回收，种下了八棵香樟树。谁知眼看着树长大了，广东老板却不见了踪影，周某只好放任树长到了脸盆大一棵。2022年2月份，望着种在自家门前的八棵香樟树，周某感觉有点遮挡屋内视线。跟妻子商量把树砍了，做成砧板去市场上卖，结果刚砍了一棵就被有矛盾的周某平举报了。
周某认为这是自己种的树，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想怎么处理那是自己的事。一开始没当回事，然而很快，林业局便下发了处罚通知书。要求周某在十个工作日内上交罚款8万元，周某数次拒不执行，随后林业局联合公安部门上门催缴。因周某拒不执行，并顽固抵抗，公安机关对其依法执行拘役。
那么如上述两起案件砍伐自己家门口的树，甚至是自己亲手种下的树，究竟违不违法？
法理分析：树木都受国家保护，如果现实社会中发生了乱砍乱伐现象，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根据《森林法》有关规定，未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背采伐所规定的地点、数量、方式而任意采伐自己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都属于违法。
而砍伐10立方米或20立方米或幼树500株至1000株，便属于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滥伐林木罪】：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即使滥伐自己所有的林木的，也可能成立本罪，因为属于个人所有的林木也是国家森林资源的一部分。除非滥伐的是自己所有的枯死、病死林木的，才不会以犯罪论处。所以像上述案件中，哪怕周某所砍下的是自己所种植的树木，依然可能构成违法。如果他所砍伐的是自家门前的一棵普通树木，可以不予追究责任，一则房前树木二则数量不大。
《森林法》还有这样一条规定：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周某虽然是无证砍伐，但他的情况显然属于这一种，不过问题在于他所砍伐的树木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并且直径较大，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可是珍贵树木。对国家保护的珍贵树木，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采伐和采集。
即使是对自家山林中大型古香樟树移栽、砍伐和转卖，都必须申请获批后才可进行，所以最终认定周某的行为构成违法。至于罚款高达8万元，物价局鉴定他砍的那棵香樟价值在两万元，处以四倍罚款已经是最低处罚了。农村树木管理都如此严格，何况是城市树木，《城市绿化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民法典》：小区公共区域内的绿化树木，归全体业主共有，而不是属于某一业主所有，任何人不得擅自砍伐。如果需要砍伐或移植，也应当征求全体业主的同意，并向本区园林绿化部门进行申报。
私自砍伐属于自己的树木都属于违法，何况董某所砍的还不是他的个人财产，无论怎么看都属于违法行为。因而法院判赔3700元合情合理，值得一提的是，砍伐城市树木造成损失的不仅应当负赔偿责任，还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总而言之，砍伐树木必须先【办理采伐许可证】才能砍伐，砍伐名贵树种更是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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