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小故事# 古代如何处置未成年人犯罪】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弘扬英模精神｜｜用生命捍卫法治信仰 追记全国模范法官周春梅》
她是一名办案有温度、调解有方法的好法官。”
“她不畏权贵、公平正义，让我不会对社会有黑暗感。”
“她的离世，是国家审判机关的损失、是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损失。”
……
3月23日，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周春梅同志先进事迹集中采访座谈会上，大家谈及与她相处的点滴，都不禁对她的逝世感到痛心和惋惜。
今年1月12日，湖南高院审监一庭副庭长周春梅因不徇私情多次拒绝犯罪嫌疑人向某为其案件打招呼的非法要求，被向某残忍杀害，年仅45岁。
日前，人社部、最高法追授周春梅同志“全国模范法官”称号；全国妇联追授周春梅同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湖南省委追授周春梅同志“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她用法治信仰引领人生选择
“党以如此博大的胸怀关怀爱护每一个中华儿女，我们拿什么回报党？我决心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为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也是值得的、应该的。”
她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大学本科毕业后，已在湖南吉首大学执教的周春梅念念不忘自己的法官梦想，攻读民商法硕士后以公开招录第一名的成绩考到湖南高院。2005年，周春梅进入审判业务部门工作，从此她将全部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审判事业。
她曾在裁判文书制作心得《融通法、理、情，倾心谱写裁判乐章》一文中写道：“法官具有了法治信仰之初心，司法为民之情怀，则必然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
据同事回忆，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案件中，即使是非常简单的民事纠纷，也在庭前认真做好审判预案，遇到疑难问题就和大家深入探讨，常常刨根问底，不把案件研究明白绝不罢休。她把对法治的坚定信仰作为统领案件审理的方向指引与力量源泉。
她用生命捍卫公平正义
在周春梅的电脑桌面壁纸上有几个醒目大字——“说实话，办实事，脊梁不弯”。在大家眼中，她是好同事、好朋友、好妻子、好母亲。但在办案当中、在法律面前，她却总是刚正不阿、一丝不苟。
湖南高院审监庭一庭庭长伍斐告诉《法治日报》记者，面对打招呼、找关系的请托，周春梅从来都是严词拒绝，当事人想方设法拉拢她，对她施压甚至是人身威胁，她始终不为所动。
周春梅老家不少人知道她“在省里的法院当法官”，为此她约法三章，“为案子说情请托请不要敲家里的门”。到法院工作以来，她从未办过一起“关系案”“人情案”。
向某与周春梅是高中及大学校友，其与所在公司发生劳动争议进入诉讼后，要求周春梅帮忙打招呼，而她以法院禁止过问他人所办案件为由，多次断然拒绝。因多次打招呼被拒，向某怀恨在心，蓄意报复，将其残忍杀害。
湖南省高院政治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周春梅以实际行动乃至生命坚守了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多年来，司法公正的基因早已浸润周春梅同志的灵魂血脉，她不惜用鲜血捍卫内心坚守的原则底线。
她用仁爱传递司法温情
“案子不分大小，决不能简单用几万块钱去衡量案情。”这是周春梅经常对同事说的一句话。
在同事们清理周春梅办公桌遗物时，一封3年前的手写书信被发现，信中写道：“尊敬的周法官，行政裁定书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用几个月时间把这些事情弄得如此清楚，你们是人民的好法官。我们全组村民都敬佩你的办事效率及不畏权贵的作风。”两页发黄的红色单线信纸下方，落款人是宋义明——湖南省株洲县石板桥村梨水塘组组长。信中所涉“民告官”案件，源于一场持续50余年的土地权属纠纷。
在座谈会上，这位当事人告诉记者：“虽然我与周法官只见过一面，但是她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是她让我感觉到了公平正义，就算官司输了也不会对社会有怨恨。”
另一起案件当事人戴长根在回忆起周春梅时告诉记者，周法官不仅办案有温度更有方法，长达10多年的经济纠纷案她只用了一天时间调解，就让我们双方握手言和。
湖南高院领导在评价周春梅时表示，她始终注重用情、理、法融合的司法智慧定分止争，既解法结，又解心结，让每一名当事人感受到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
她用责任扛起使命担当
据周春梅同事回忆，周春梅总是最晚一个去到食堂，她说那是为了节省排队时间多看几本案卷。
据了解，周春梅担任所在庭“繁案精审”团队负责人，很多案件都是经过一审、二审甚至是最高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其中疑难复杂案件多，当事人双方矛盾大，为啃下这些硬骨头，她时刻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近两年经她审结把关的案件达1100余件，因办案数量第一而多次获得办案能手称号。
从事审判工作以来，周春梅所办案件经评查无一超审限、无一因过错被发回重审或改判。在审理一起芦苇场经营权合同纠纷案时，为了确定芦苇虫害损失责任分配，周春梅研读了10余部芦苇科专著，准确归纳出需要向专家证人发问的问题，其专业程度令当地芦苇总场场长为之惊叹。
她认真总结办案经验，先后在《法律适用》等全国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她撰写的法律文书获首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文书奖。
她用和善滋育傲骨梅芬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周春梅，如同她的名字一般，像一株默默吐芬的梅花，时刻保持善良豁达的品质。
“我和她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志同道合、灵魂伴侣’。”在座谈会上，周春梅丈夫陈文曲哽咽道，她身上透着来自湘西大山深处那种质朴和善良。
作为湖南高院“爱之光阴”义工团队的积极分子，周春梅每年主动结对帮扶贫困学生，用自发募集的爱心善款购买奶粉、尿不湿等慰问福利院的儿童和白血病儿童。
“希望我们小小的举动，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情和真情。”她生前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道。
在周春梅遗体告别式上，近百名群众自发赶往现场送别，数十万网友在网上深情追思、沉痛悼念。
湖南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邬文生说，周春梅在法院工作17年来，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法律信仰，勤勉敬业、锐意进取。她不徇私情，严格公正司法，拒绝人情干扰，自觉执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三个规定”，以生命捍卫了原则，捍卫了法治，永葆了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
她是一名办案有温度、调解有方法的好法官。”
“她不畏权贵、公平正义，让我不会对社会有黑暗感。”
“她的离世，是国家审判机关的损失、是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损失。”
……
3月23日，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周春梅同志先进事迹集中采访座谈会上，大家谈及与她相处的点滴，都不禁对她的逝世感到痛心和惋惜。
今年1月12日，湖南高院审监一庭副庭长周春梅因不徇私情多次拒绝犯罪嫌疑人向某为其案件打招呼的非法要求，被向某残忍杀害，年仅45岁。
日前，人社部、最高法追授周春梅同志“全国模范法官”称号；全国妇联追授周春梅同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湖南省委追授周春梅同志“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她用法治信仰引领人生选择
“党以如此博大的胸怀关怀爱护每一个中华儿女，我们拿什么回报党？我决心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为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也是值得的、应该的。”
她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大学本科毕业后，已在湖南吉首大学执教的周春梅念念不忘自己的法官梦想，攻读民商法硕士后以公开招录第一名的成绩考到湖南高院。2005年，周春梅进入审判业务部门工作，从此她将全部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审判事业。
她曾在裁判文书制作心得《融通法、理、情，倾心谱写裁判乐章》一文中写道：“法官具有了法治信仰之初心，司法为民之情怀，则必然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
据同事回忆，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案件中，即使是非常简单的民事纠纷，也在庭前认真做好审判预案，遇到疑难问题就和大家深入探讨，常常刨根问底，不把案件研究明白绝不罢休。她把对法治的坚定信仰作为统领案件审理的方向指引与力量源泉。
她用生命捍卫公平正义
在周春梅的电脑桌面壁纸上有几个醒目大字——“说实话，办实事，脊梁不弯”。在大家眼中，她是好同事、好朋友、好妻子、好母亲。但在办案当中、在法律面前，她却总是刚正不阿、一丝不苟。
湖南高院审监庭一庭庭长伍斐告诉《法治日报》记者，面对打招呼、找关系的请托，周春梅从来都是严词拒绝，当事人想方设法拉拢她，对她施压甚至是人身威胁，她始终不为所动。
周春梅老家不少人知道她“在省里的法院当法官”，为此她约法三章，“为案子说情请托请不要敲家里的门”。到法院工作以来，她从未办过一起“关系案”“人情案”。
向某与周春梅是高中及大学校友，其与所在公司发生劳动争议进入诉讼后，要求周春梅帮忙打招呼，而她以法院禁止过问他人所办案件为由，多次断然拒绝。因多次打招呼被拒，向某怀恨在心，蓄意报复，将其残忍杀害。
湖南省高院政治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周春梅以实际行动乃至生命坚守了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多年来，司法公正的基因早已浸润周春梅同志的灵魂血脉，她不惜用鲜血捍卫内心坚守的原则底线。
她用仁爱传递司法温情
“案子不分大小，决不能简单用几万块钱去衡量案情。”这是周春梅经常对同事说的一句话。
在同事们清理周春梅办公桌遗物时，一封3年前的手写书信被发现，信中写道：“尊敬的周法官，行政裁定书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用几个月时间把这些事情弄得如此清楚，你们是人民的好法官。我们全组村民都敬佩你的办事效率及不畏权贵的作风。”两页发黄的红色单线信纸下方，落款人是宋义明——湖南省株洲县石板桥村梨水塘组组长。信中所涉“民告官”案件，源于一场持续50余年的土地权属纠纷。
在座谈会上，这位当事人告诉记者：“虽然我与周法官只见过一面，但是她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是她让我感觉到了公平正义，就算官司输了也不会对社会有怨恨。”
另一起案件当事人戴长根在回忆起周春梅时告诉记者，周法官不仅办案有温度更有方法，长达10多年的经济纠纷案她只用了一天时间调解，就让我们双方握手言和。
湖南高院领导在评价周春梅时表示，她始终注重用情、理、法融合的司法智慧定分止争，既解法结，又解心结，让每一名当事人感受到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
她用责任扛起使命担当
据周春梅同事回忆，周春梅总是最晚一个去到食堂，她说那是为了节省排队时间多看几本案卷。
据了解，周春梅担任所在庭“繁案精审”团队负责人，很多案件都是经过一审、二审甚至是最高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其中疑难复杂案件多，当事人双方矛盾大，为啃下这些硬骨头，她时刻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近两年经她审结把关的案件达1100余件，因办案数量第一而多次获得办案能手称号。
从事审判工作以来，周春梅所办案件经评查无一超审限、无一因过错被发回重审或改判。在审理一起芦苇场经营权合同纠纷案时，为了确定芦苇虫害损失责任分配，周春梅研读了10余部芦苇科专著，准确归纳出需要向专家证人发问的问题，其专业程度令当地芦苇总场场长为之惊叹。
她认真总结办案经验，先后在《法律适用》等全国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她撰写的法律文书获首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文书奖。
她用和善滋育傲骨梅芬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周春梅，如同她的名字一般，像一株默默吐芬的梅花，时刻保持善良豁达的品质。
“我和她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志同道合、灵魂伴侣’。”在座谈会上，周春梅丈夫陈文曲哽咽道，她身上透着来自湘西大山深处那种质朴和善良。
作为湖南高院“爱之光阴”义工团队的积极分子，周春梅每年主动结对帮扶贫困学生，用自发募集的爱心善款购买奶粉、尿不湿等慰问福利院的儿童和白血病儿童。
“希望我们小小的举动，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情和真情。”她生前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道。
在周春梅遗体告别式上，近百名群众自发赶往现场送别，数十万网友在网上深情追思、沉痛悼念。
湖南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邬文生说，周春梅在法院工作17年来，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法律信仰，勤勉敬业、锐意进取。她不徇私情，严格公正司法，拒绝人情干扰，自觉执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三个规定”，以生命捍卫了原则，捍卫了法治，永葆了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
千名领导干部观百庭｜开发区法院推进“门诊式”快审，两小时审八案
3月11日下午，南通开发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林某诉海安某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法庭上，围绕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原被告双方发表了辩论意见，从庭审开始到宣判，前后仅用了15分钟。当日，该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志新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公开开庭审理了四个信息公开和四个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件，八案全部当庭宣判，全程仅用了2小时。
“以前，通过普通程序审理行政案件有一个很明确的庭审架构，一般包括六个流程，需要耗费的时间较长。现在推行简易程序，承办法官通过庭前阅卷，将案件的事实直接进行归纳，确定案件的争议焦点。开庭时，承办法官直接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接着当事人针对争议焦点发表意见，庭审时间由原来的1个小时缩短为10到15分钟，有效提升了效率。”张志新副院长介绍说。
从2018年7月1日起，全市各基层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全部集中由开发区法院管辖。截至去年底，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3225件，案件量非常大。这些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争议金额小、案情简单，依法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为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行政案件繁简分流，2021年3月1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行政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实施意见》，并于当日起正式在全市施行。根据《实施意见》，对于被诉行政行为依法当场作出的、案件涉及款额2000元以下、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件，事实清楚，权力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另外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工伤认定案件、 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或者程序性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案件、 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以及其他适合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的，也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行政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缓解案多人少矛盾、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有效遏制个别当事人恶意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南通开发区法院根据市中院《实施意见》的精神，组建专门审判团队，大力推进行政案件‘类案集中审理简案快速审理’，采用‘门诊式’审理方式，尽可能做到30日内结案。”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吴亚峰表示，适用简易程序，只是诉讼程序的简化，而不是诉讼权利的减少，该院将以更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该院还组织了“千名领导干部观百庭”庭审观摩活动，邀请了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起旁听上述八案的集中庭审。庭审后召开“关于进一步推进简易程序适用，实行门诊式速审的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人大代表王守成对庭审活动评价，用八个字概括“耳目一新、刮目相看”，他还说到“行政案件可以这样审，足见法官庭前功课实、法律业务精、庭审速度快、办案效率高。”行政机关代表也一致高度评价了本次庭审活动。他们都认为，法院就是要多组织这样的观摩活动，助力提高行政机关执法水平，从而可源头上减少行政案件发案数。
3月11日下午，南通开发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林某诉海安某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法庭上，围绕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原被告双方发表了辩论意见，从庭审开始到宣判，前后仅用了15分钟。当日，该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志新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公开开庭审理了四个信息公开和四个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件，八案全部当庭宣判，全程仅用了2小时。
“以前，通过普通程序审理行政案件有一个很明确的庭审架构，一般包括六个流程，需要耗费的时间较长。现在推行简易程序，承办法官通过庭前阅卷，将案件的事实直接进行归纳，确定案件的争议焦点。开庭时，承办法官直接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接着当事人针对争议焦点发表意见，庭审时间由原来的1个小时缩短为10到15分钟，有效提升了效率。”张志新副院长介绍说。
从2018年7月1日起，全市各基层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全部集中由开发区法院管辖。截至去年底，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3225件，案件量非常大。这些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争议金额小、案情简单，依法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为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行政案件繁简分流，2021年3月1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行政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实施意见》，并于当日起正式在全市施行。根据《实施意见》，对于被诉行政行为依法当场作出的、案件涉及款额2000元以下、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件，事实清楚，权力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另外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工伤认定案件、 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或者程序性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案件、 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以及其他适合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的，也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行政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缓解案多人少矛盾、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有效遏制个别当事人恶意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南通开发区法院根据市中院《实施意见》的精神，组建专门审判团队，大力推进行政案件‘类案集中审理简案快速审理’，采用‘门诊式’审理方式，尽可能做到30日内结案。”该院党组书记、院长吴亚峰表示，适用简易程序，只是诉讼程序的简化，而不是诉讼权利的减少，该院将以更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该院还组织了“千名领导干部观百庭”庭审观摩活动，邀请了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起旁听上述八案的集中庭审。庭审后召开“关于进一步推进简易程序适用，实行门诊式速审的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人大代表王守成对庭审活动评价，用八个字概括“耳目一新、刮目相看”，他还说到“行政案件可以这样审，足见法官庭前功课实、法律业务精、庭审速度快、办案效率高。”行政机关代表也一致高度评价了本次庭审活动。他们都认为，法院就是要多组织这样的观摩活动，助力提高行政机关执法水平，从而可源头上减少行政案件发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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