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家住美国：房价离谱 ——部分南加州人逃往墨西哥居住
《家住美国》3月28日报道，据《财富》杂志2月17日消息，从气候舒适的角度说，南加州可能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但疫情和昂贵的住房市场迫使该地许多居民一路南下搬到墨西哥居住，以避开该地高昂的居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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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离谱房价 #美国居住成本#美国房价上涨 #美国住房需求
《家住美国》3月28日报道，据《财富》杂志2月17日消息，从气候舒适的角度说，南加州可能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但疫情和昂贵的住房市场迫使该地许多居民一路南下搬到墨西哥居住，以避开该地高昂的居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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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委书记徐江：加快建设“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访谈录
据3月25日《重庆日报》新闻会客厅“奋进新征程 2022看区县怎么干”②系列访谈视频字幕整理
黔江地处武陵山腹地，拥有“一江穿城、一峡连城，江峡相拥、城景一体”的独特景致，素有“峡谷之城”美誉。为了加快建设“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黔江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了推动文旅美城、集散兴城、工业强城、开放活城的“四城”建设。本期节目邀请到了黔江区委书记徐江与我们一起畅聊“清新黔江”的发展蓝图。
主持人：徐书记你好，黔江有一个“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新定位。这一定位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让黔江打造“中国峡谷城”和“武陵会客厅”?
徐江：黔江因“峡谷”而名，城市因“会客”而兴。我的理解，“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既是城市形象定位，也是发展目标定位，是黔江奋进新征程的“指南针”。
为什么是“中国峡谷城”?一则黔江作为“中国清新清凉峡谷城”，是全国第8个气候品牌，在全国具有独特性典型性。另外城市峡谷跨越7个地质年代、城峡相拥10公里、垂直落差500米，世界罕见、国内唯一，曾有“东方卢森堡”的美誉。
那又为什么是“武陵会客厅”?黔江素称“渝鄂咽喉”，向为“巴楚要冲”，是成渝地区和武陵山区的区域中心“加强版”，是重庆乃至成渝地区南下东进、武陵山区互联互通的“桥头堡”，区位优势成就了中心地位和客厅功能。
主持人：一年多过去，“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清新黔江”的城市品牌逐渐叫响。那么黔江如何同步提升这一品牌的内涵?
徐江：您说得对，声誉是一个方面，内涵更为重要，“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正在一步一步完成从“面子”到“里子”的美丽嬗变，实现形态、功能、品牌“三提升”。
第一是“峡谷城”形象“更靓了”。我们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加快推进城市大峡谷二期、正阳圣境康养小镇等标志性项目，推动“峡谷景区—文体产业园—高铁片区”带状发展。同时，持续擦亮国家卫生区、国家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四大城市品牌”。
第二是“会客厅”功能“更强了”。交通条件方面，“一机场三铁路三高速”多向多式联运，区域交通枢纽功能日臻完善。公共服务方面，教育、医疗、金融等中心功能完备，辐射毗邻地区800余万人，“十三五”时期新增外来人口4万多人，城镇化率高出片区平均水平9.4个百分点。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的，让我对黔江更加充满期待、充满向往，也有了一种“到此一游”的冲动。
徐江：当然非常欢迎您的到来。“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在经过市区两级全媒体多渠道推介后，特别是自从荣耀亮相天安门，过去是“养在深闺无人识”，如今是“全域之美传四方”。
主持人：黔江是渝东南唯一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区县，也是双城经济圈八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黔江加快建设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底气在哪里?
徐江：如何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建设中心，是黔江新的赶考路上的“必答题”。多年的积淀，打下了坚实基础，蓄积了更多潜力。除了刚才讲到的之外，我觉得还有三个方面的优势。
其一，我们公共服务的“磁场”在持续增强。建成3所市级重点中学、1所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渝东南唯有的2所高校，还有武陵山区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渝东南唯一的三甲医院，公共服务的吸引力明显提升，外来就学、就医、消费分别占比22%、31%、33%。
其二，我们山水人文的“价值”在持续转化。我们拥有“1个5A+7个4A”精品景区方阵，4A级以上景区居全市第二、渝东南第一，年游客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次。“中国森林氧吧”造就了“到黔江洗肺”的美名。中国土家第一寨以及中国原生民歌节等节会品牌唱响了“最炫民族风”。
其三，我们工业经济的“脊梁”在持续壮大。拥有渝东南首个百亿级特色工业园区、首个市级高新区、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占渝东南片区总量的56%，25平方公里的工业“主战场”正在全面发力。
主持人：去年底召开的黔江区第五次党代会，作出“四城建设”的战略部署。这一战略基于怎样的价值判断?
徐江：“四城建设”是黔江未来五年的战略主攻点和发展突破口。我们的总体想法是：统筹城市提升和乡村振兴“两个基本面”，突出教育、医疗、旅游“三个集散功能”，推进文旅美城、集散兴城、工业强城、开放活城“四城建设”，让“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特色更彰显、功能更完善、品牌更响亮，加快建成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和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
主持人：可以详细跟我们分享一下“四城建设”的具体内容吗?
徐江：一是建设文旅美城。我们将以“一城主导、两区示范、三核驱动、全域融合”为重点，融合城市峡谷核心区、官渡峡谷拓展区、神龟峡谷延伸区“三大峡谷资源”，激活城市大峡谷景区、濯水景区、金山盖国际旅游康养度假区“三大核心景区”，提档升级“2个5A+10个4A”精品景区方阵。
二是建设集散兴城。我们将以放大教育、医疗、旅游三大集散中心功能为重点，增强金融、商贸等公共服务集聚辐射力，加快建设渝东南教育中心，构建“3+4”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体系，打造渝东南乃至武陵山区公共服务高地。
三是建设工业强城。我们将以做强卷烟及配套、新材料、消费品工业“三大百亿级产业”为重点，打造400亿特色工业产业体系和200亿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体系。做大做强市级高新区，加快建设渝东南科技创新中心。
四是建设开放活城。我们将以增强交通、物流“两枢纽”为重点，加快建成多向互通、多式联运的渝东南现代物流基地和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完善“海关+口岸+通道+保税区”综合开放平台，建成渝东南乃至武陵山区外向发展的“门户”。
主持人：“八七扶贫”攻坚时期黔江人民创造了“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时代精神，尽管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但我想这句话依然适用于黔江人!
徐江：是的。由黔江人孕育传承、发扬光大的“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时代精神，正是我们由“贫困”迈入“小康”，再从“小康”走向“富裕”的精神密码。比如，我们苦战1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两年冲刺获批濯水国家5A级旅游景区，都是最好的见证。新征程上，我们仍然要持续发扬下去，以“两个生态”“两个环境”，为高水平打造“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保驾护航。
主持人：“两个生态”和“两个环境”具体是什么呢?
徐江：两个生态一则是自然生态，我们将巩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既要把生态这个“宝贝”保护好，又要通过碳汇交易、生态旅游等多种方式让生态“变现”，把绿水青山变成更多的金山银山。二则是政治生态，全面深化从严治党，确保政治生态像自然生态一样山清水秀。创新“英雄榜”“先锋榜”“金链条”机制，激励真抓实干，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
两个环境就是营商环境和人才环境。营商环境方面，既要“筑巢引凤”，更要“固巢养凤”，打造服务市场主体“有呼必应、有事必办、有难必解”“三有三必”工作品牌，让各类市场主体创业无忧、放心发展。人才环境方面，出台更具有吸引力和含金量的人才政策，为高素质专业化技能型人才人生出彩“给平台、搭舞台”，让各类人才在黔江“‘黔’程似锦”。 https://t.cn/E2P9Ssz
据3月25日《重庆日报》新闻会客厅“奋进新征程 2022看区县怎么干”②系列访谈视频字幕整理
黔江地处武陵山腹地，拥有“一江穿城、一峡连城，江峡相拥、城景一体”的独特景致，素有“峡谷之城”美誉。为了加快建设“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黔江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了推动文旅美城、集散兴城、工业强城、开放活城的“四城”建设。本期节目邀请到了黔江区委书记徐江与我们一起畅聊“清新黔江”的发展蓝图。
主持人：徐书记你好，黔江有一个“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新定位。这一定位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让黔江打造“中国峡谷城”和“武陵会客厅”?
徐江：黔江因“峡谷”而名，城市因“会客”而兴。我的理解，“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既是城市形象定位，也是发展目标定位，是黔江奋进新征程的“指南针”。
为什么是“中国峡谷城”?一则黔江作为“中国清新清凉峡谷城”，是全国第8个气候品牌，在全国具有独特性典型性。另外城市峡谷跨越7个地质年代、城峡相拥10公里、垂直落差500米，世界罕见、国内唯一，曾有“东方卢森堡”的美誉。
那又为什么是“武陵会客厅”?黔江素称“渝鄂咽喉”，向为“巴楚要冲”，是成渝地区和武陵山区的区域中心“加强版”，是重庆乃至成渝地区南下东进、武陵山区互联互通的“桥头堡”，区位优势成就了中心地位和客厅功能。
主持人：一年多过去，“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清新黔江”的城市品牌逐渐叫响。那么黔江如何同步提升这一品牌的内涵?
徐江：您说得对，声誉是一个方面，内涵更为重要，“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正在一步一步完成从“面子”到“里子”的美丽嬗变，实现形态、功能、品牌“三提升”。
第一是“峡谷城”形象“更靓了”。我们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加快推进城市大峡谷二期、正阳圣境康养小镇等标志性项目，推动“峡谷景区—文体产业园—高铁片区”带状发展。同时，持续擦亮国家卫生区、国家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四大城市品牌”。
第二是“会客厅”功能“更强了”。交通条件方面，“一机场三铁路三高速”多向多式联运，区域交通枢纽功能日臻完善。公共服务方面，教育、医疗、金融等中心功能完备，辐射毗邻地区800余万人，“十三五”时期新增外来人口4万多人，城镇化率高出片区平均水平9.4个百分点。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的，让我对黔江更加充满期待、充满向往，也有了一种“到此一游”的冲动。
徐江：当然非常欢迎您的到来。“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在经过市区两级全媒体多渠道推介后，特别是自从荣耀亮相天安门，过去是“养在深闺无人识”，如今是“全域之美传四方”。
主持人：黔江是渝东南唯一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区县，也是双城经济圈八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黔江加快建设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底气在哪里?
徐江：如何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建设中心，是黔江新的赶考路上的“必答题”。多年的积淀，打下了坚实基础，蓄积了更多潜力。除了刚才讲到的之外，我觉得还有三个方面的优势。
其一，我们公共服务的“磁场”在持续增强。建成3所市级重点中学、1所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渝东南唯有的2所高校，还有武陵山区规模最大的民营医院、渝东南唯一的三甲医院，公共服务的吸引力明显提升，外来就学、就医、消费分别占比22%、31%、33%。
其二，我们山水人文的“价值”在持续转化。我们拥有“1个5A+7个4A”精品景区方阵，4A级以上景区居全市第二、渝东南第一，年游客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次。“中国森林氧吧”造就了“到黔江洗肺”的美名。中国土家第一寨以及中国原生民歌节等节会品牌唱响了“最炫民族风”。
其三，我们工业经济的“脊梁”在持续壮大。拥有渝东南首个百亿级特色工业园区、首个市级高新区、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创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占渝东南片区总量的56%，25平方公里的工业“主战场”正在全面发力。
主持人：去年底召开的黔江区第五次党代会，作出“四城建设”的战略部署。这一战略基于怎样的价值判断?
徐江：“四城建设”是黔江未来五年的战略主攻点和发展突破口。我们的总体想法是：统筹城市提升和乡村振兴“两个基本面”，突出教育、医疗、旅游“三个集散功能”，推进文旅美城、集散兴城、工业强城、开放活城“四城建设”，让“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特色更彰显、功能更完善、品牌更响亮，加快建成渝东南区域中心城市和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
主持人：可以详细跟我们分享一下“四城建设”的具体内容吗?
徐江：一是建设文旅美城。我们将以“一城主导、两区示范、三核驱动、全域融合”为重点，融合城市峡谷核心区、官渡峡谷拓展区、神龟峡谷延伸区“三大峡谷资源”，激活城市大峡谷景区、濯水景区、金山盖国际旅游康养度假区“三大核心景区”，提档升级“2个5A+10个4A”精品景区方阵。
二是建设集散兴城。我们将以放大教育、医疗、旅游三大集散中心功能为重点，增强金融、商贸等公共服务集聚辐射力，加快建设渝东南教育中心，构建“3+4”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体系，打造渝东南乃至武陵山区公共服务高地。
三是建设工业强城。我们将以做强卷烟及配套、新材料、消费品工业“三大百亿级产业”为重点，打造400亿特色工业产业体系和200亿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体系。做大做强市级高新区，加快建设渝东南科技创新中心。
四是建设开放活城。我们将以增强交通、物流“两枢纽”为重点，加快建成多向互通、多式联运的渝东南现代物流基地和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完善“海关+口岸+通道+保税区”综合开放平台，建成渝东南乃至武陵山区外向发展的“门户”。
主持人：“八七扶贫”攻坚时期黔江人民创造了“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时代精神，尽管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但我想这句话依然适用于黔江人!
徐江：是的。由黔江人孕育传承、发扬光大的“宁愿苦干、不愿苦熬”时代精神，正是我们由“贫困”迈入“小康”，再从“小康”走向“富裕”的精神密码。比如，我们苦战1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两年冲刺获批濯水国家5A级旅游景区，都是最好的见证。新征程上，我们仍然要持续发扬下去，以“两个生态”“两个环境”，为高水平打造“中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保驾护航。
主持人：“两个生态”和“两个环境”具体是什么呢?
徐江：两个生态一则是自然生态，我们将巩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成果，既要把生态这个“宝贝”保护好，又要通过碳汇交易、生态旅游等多种方式让生态“变现”，把绿水青山变成更多的金山银山。二则是政治生态，全面深化从严治党，确保政治生态像自然生态一样山清水秀。创新“英雄榜”“先锋榜”“金链条”机制，激励真抓实干，营造“比学赶超”浓厚氛围。
两个环境就是营商环境和人才环境。营商环境方面，既要“筑巢引凤”，更要“固巢养凤”，打造服务市场主体“有呼必应、有事必办、有难必解”“三有三必”工作品牌，让各类市场主体创业无忧、放心发展。人才环境方面，出台更具有吸引力和含金量的人才政策，为高素质专业化技能型人才人生出彩“给平台、搭舞台”，让各类人才在黔江“‘黔’程似锦”。 https://t.cn/E2P9S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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