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亦山心之月[超话]# ⭐第四学期考试第三场⭐
！剧透预警！想自己完成推理的同砚不要点开内容和配图[春游家族]
【关键词解锁】
团子→特殊食材→是→解锁【YS剂】
【故事脉络】
1.团子用什么制成的？
毒菇和YS剂
2.村民为什么没中毒？
未食用团子
3.团子是给谁吃的？
老鼠
4.为什么要感谢星河？
帮忙处理鼠患
奇术团来到齐安表演时，得知一村子有鼠患，星河便告诉村民如何用ZH剂制作灭鼠剂。是人美心善的星河大天使！
！剧透预警！想自己完成推理的同砚不要点开内容和配图[春游家族]
【关键词解锁】
团子→特殊食材→是→解锁【YS剂】
【故事脉络】
1.团子用什么制成的？
毒菇和YS剂
2.村民为什么没中毒？
未食用团子
3.团子是给谁吃的？
老鼠
4.为什么要感谢星河？
帮忙处理鼠患
奇术团来到齐安表演时，得知一村子有鼠患，星河便告诉村民如何用ZH剂制作灭鼠剂。是人美心善的星河大天使！
美丽的痛苦（代后记）
曹文轩
《青铜葵花》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诠释。
苦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包括了自然的突然袭击、人类野蛮本性*的发作、个人心灵世界的急风暴雨等。我们每天都在目睹与耳闻这些苦难。当非洲难民在尘土飞扬的荒原上一路倒毙一路迁徙的时候；当东南亚的海啸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以十分短暂的时间吞噬了那么多的生命，将一个好端端的世界弄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当阿尔卑斯山发生大雪崩将人的一片欢笑顿时掩埋于雪下的时候；当中国煤矿连连发生瓦斯爆炸，一团团生命之火消灭于数万年的黑暗之中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会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欢乐与幸福吗？其实，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那些零星的、琐碎的却又是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心灵痛苦，更是深入而持久的。坎坷、跌落、失落、波折、破灭、沦陷、被抛弃、被扼杀、雪上加霜、漏船偏遇顶风浪……这差不多是每一个人的一生写照。
然而，我们却要忘却。
我们陷入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先乐呵乐呵再说的轻薄的享乐主义。
这种享乐主义，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痛苦时的怯懦表现，是一种对生命缺乏深刻体验与理解的必然选择。而我们对此却没有丝毫的反思。不仅如此，我们还为这种享乐主义寻找到了许多借口。当下中国，在一片“苦啊”的叹息声中，开始了对快乐的疯狂吮吸。我们看到的景象，大概是那个宣扬享乐主义的西方都望尘莫及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世界沉沦于一派轻飘的、浮泛的、没有任何精神境界的欢愉之中。欢乐，欢乐，再欢乐，欢乐到死。
追求快乐，是无可非议的，更是无罪的。问题是：这种忘却苦难的快乐，在苦难突然降临之际，究竟有多大的对抗力量？它只是一种享乐主义，而不是一种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是一种深刻认识苦难之后的快乐，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快乐。
由于我们忽视了苦难的必然性*，忽视了苦难对于我们生命的价值，忽视了我们在面对苦难时的风度，忽视了我们对苦难的哲理性*的理解，因此，当苦难来临时，我们只能毫无风度地叫苦连天，我们只能手足无措、不堪一击。有些苦难，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冶炼与物质的爆炸一样。
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当一个孩子因为某种压力而选择轻生时，我们看到，这个看上去很深刻、很人性*化的社会，急急忙忙地、毫不犹豫地从各个方面开始对造成这个孩子悲剧的社会进行检讨，甚至是谴责。我们从没有看到过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个孩子承受苦难的能力进行哪怕一点点的反思。我们无意为这个社会辩护，无意为这个教育制度辩护——这个社会、这个教育制度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将任何问题往社会身上一推，往教育制度上一推，难道就是完全合理的吗？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检讨，不也应包括对这个孩子对苦难的理解与承受能力的培养的检讨吗？
由于我们对民主、自由、快乐的偏狭理解，我们喜欢不分是非地充当“快乐人生”代言人的角色*。我们为那些不能承担正常苦难的孩子鸣冤叫屈，然后一味地为他们制造快乐的天堂。当谈到儿童文学时，我们说：儿童文学就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十多年前，我就纠正过这个显然不怎么可靠的定义，我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要重要。安徒生的作品，大部分是悲剧性*的，是忧伤的，苦难的，痛苦的，但也是美的。由于一种不可靠的理念传播于整个社会，导致了我们对安徒生当下意义的否定，甚至发展到有人要往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我在想：在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我实在不知道全世界到底还有多少人要向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看样子，这事情大概也就是发生在中国——一个享乐主义风行的世界。殊不知，这正是我们对苦难缺乏认识而对快乐又抱了一种浮浅见解的有力证据。
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今天的孩子，用不着为自己的苦难大惊小怪，更不要以为只是从你们这里开始才有苦难与痛苦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延伸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
就在我写完《青铜葵花》后不久，我读到了罗曼·罗兰的一段文字：
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赞颂，痛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青铜葵花》要告诉孩子们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曹文轩
《青铜葵花》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诠释。
苦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包括了自然的突然袭击、人类野蛮本性*的发作、个人心灵世界的急风暴雨等。我们每天都在目睹与耳闻这些苦难。当非洲难民在尘土飞扬的荒原上一路倒毙一路迁徙的时候；当东南亚的海啸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以十分短暂的时间吞噬了那么多的生命，将一个好端端的世界弄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当阿尔卑斯山发生大雪崩将人的一片欢笑顿时掩埋于雪下的时候；当中国煤矿连连发生瓦斯爆炸，一团团生命之火消灭于数万年的黑暗之中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会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欢乐与幸福吗？其实，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那些零星的、琐碎的却又是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心灵痛苦，更是深入而持久的。坎坷、跌落、失落、波折、破灭、沦陷、被抛弃、被扼杀、雪上加霜、漏船偏遇顶风浪……这差不多是每一个人的一生写照。
然而，我们却要忘却。
我们陷入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先乐呵乐呵再说的轻薄的享乐主义。
这种享乐主义，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痛苦时的怯懦表现，是一种对生命缺乏深刻体验与理解的必然选择。而我们对此却没有丝毫的反思。不仅如此，我们还为这种享乐主义寻找到了许多借口。当下中国，在一片“苦啊”的叹息声中，开始了对快乐的疯狂吮吸。我们看到的景象，大概是那个宣扬享乐主义的西方都望尘莫及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世界沉沦于一派轻飘的、浮泛的、没有任何精神境界的欢愉之中。欢乐，欢乐，再欢乐，欢乐到死。
追求快乐，是无可非议的，更是无罪的。问题是：这种忘却苦难的快乐，在苦难突然降临之际，究竟有多大的对抗力量？它只是一种享乐主义，而不是一种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是一种深刻认识苦难之后的快乐，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快乐。
由于我们忽视了苦难的必然性*，忽视了苦难对于我们生命的价值，忽视了我们在面对苦难时的风度，忽视了我们对苦难的哲理性*的理解，因此，当苦难来临时，我们只能毫无风度地叫苦连天，我们只能手足无措、不堪一击。有些苦难，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冶炼与物质的爆炸一样。
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当一个孩子因为某种压力而选择轻生时，我们看到，这个看上去很深刻、很人性*化的社会，急急忙忙地、毫不犹豫地从各个方面开始对造成这个孩子悲剧的社会进行检讨，甚至是谴责。我们从没有看到过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个孩子承受苦难的能力进行哪怕一点点的反思。我们无意为这个社会辩护，无意为这个教育制度辩护——这个社会、这个教育制度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将任何问题往社会身上一推，往教育制度上一推，难道就是完全合理的吗？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检讨，不也应包括对这个孩子对苦难的理解与承受能力的培养的检讨吗？
由于我们对民主、自由、快乐的偏狭理解，我们喜欢不分是非地充当“快乐人生”代言人的角色*。我们为那些不能承担正常苦难的孩子鸣冤叫屈，然后一味地为他们制造快乐的天堂。当谈到儿童文学时，我们说：儿童文学就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十多年前，我就纠正过这个显然不怎么可靠的定义，我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要重要。安徒生的作品，大部分是悲剧性*的，是忧伤的，苦难的，痛苦的，但也是美的。由于一种不可靠的理念传播于整个社会，导致了我们对安徒生当下意义的否定，甚至发展到有人要往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我在想：在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我实在不知道全世界到底还有多少人要向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看样子，这事情大概也就是发生在中国——一个享乐主义风行的世界。殊不知，这正是我们对苦难缺乏认识而对快乐又抱了一种浮浅见解的有力证据。
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今天的孩子，用不着为自己的苦难大惊小怪，更不要以为只是从你们这里开始才有苦难与痛苦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延伸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
就在我写完《青铜葵花》后不久，我读到了罗曼·罗兰的一段文字：
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赞颂，痛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青铜葵花》要告诉孩子们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BOY LONDON“躺枪”，一类衣服就能代表一类人？》
#一类衣服就能代表一类人吗# 我们每天接受各种被“隔空”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类似的信息慢慢汇集，便成了印象。有些即便是共识的事，深究之下，都是出于被制造的“印象”。它们通常都有“部分真实”的来源，比如Kenzo老虎头是东北入场券，比如最近被推上风口浪尖的BOY LONDON是“社会人”的标配。
一直以来，都有一类衣服对应一类人的关联。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曾在2017年举办过一场《物品：时尚是现代的吗？》展览。策展人挑选出111 种（总数超过 300 件）单品，从平角内裤、乔布斯的套头高领衫、Chanel No.5香水瓶再到Givenchy小黑裙、Hermès铂金包甚至是改良版中山装Mao Jacket都被编录在册，其中还有一套李小龙在影片《盲人追凶》（1971年）中的戏服——红色Tracksuit运动服。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Tracksuit逐渐演变为一种流行符号。一位老派西装爱好者曾对八九十年代风靡的Tracksuit评价道：“这种衣服最适合体育爱好和那些在法庭外面对着警卫大喊大叫的疯子。” 其“毒舌”评论道出了当时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对运动服的质疑——穿Tracksuit的人素质都很低劣。直到天鹅绒运动套装的出现，打破了既往所有关于运动服在社交中的明文禁令，Tracksuit的地位被改写。
一个偶然的机会，运动休闲品牌Juicy Couture的创始人将天鹅绒做成了运动服套装。作为20世纪70年代常用的华服面料，天鹅绒看起来颇为昂贵的特性，戳中了经济复苏期美国消费者向往华丽的心态。2001年，彩色天鹅绒布制成的运动套装（拉链帽衫搭配镶有水钻Logo的微喇裤）应运而生。名媛帕丽斯·希尔顿以拥有一整个衣柜的Juicy Couture而著称。
凭借真人秀《简单生活》的热度，天鹅绒运动套装成为希尔顿一手捧红的“名媛标配”——一头藏在帽兜里的金发，全身明快的色彩，嵌有水钻的皇冠图案装饰，配上同色系的墨镜、手袋和鞋子，是留存至今的经典形象。
天鹅绒运动套装的鼎盛时期少不了小报文化的推波助澜。那是前社交媒体时代，被丑闻主宰的八卦小报和网站，不断抛出与名人私生活有关的花边新闻。好莱坞“坏女孩俱乐部”和一线明星们出现在头版时，都穿着五彩缤纷的天鹅绒运动套装。就像2004年，“小甜甜”布兰妮下嫁给伴舞凯文·费德林的新娘派对上，这位任性的新娘被穿着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的伴娘团簇拥着。好莱坞名媛们的私密约会也经常被拍到穿着同类套装。
和此前的运动服不同，天鹅绒运动套装被穿者们渲染得休闲而奢华，平易近人而独享，舒适又时髦，间接贩卖着成为“名媛”的群体归属感。一时间，从比弗利山庄到纽约街头，来来往往的女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Juicy Couture，彰显自己是紧跟“休闲奢侈”潮流的时髦人。还记得在电影《贱女孩》中，贵妇妈妈为了和女儿的高中生同学打成一片，也穿着一身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那身行头简直就是她们虚伪的芭比公主式生活的点睛之笔。想来，当年被年轻女孩不分场景穿着的Juicy Couture与今天的lululemon存在些许共通之处。
与此同时，在欧洲，当广泛的去工业化摧毁了传统工人阶级的社区、工作和生活方式之后，运动服流行了起来。尤其在英国，穿运动服的人并不那么富裕。90年代的欧洲锐舞文化将运动服套装划为工人阶级的标志。随着失业的工人陷入全天候、强制性休闲的循环中，被迫采取极端手段来维持生计，他们的形象随之被妖魔化。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过一次遭遇舆论抨击的主题演讲——“拥抱穿连帽衫的人”，说出了人们的普遍情绪：“我们西装革履的人通常认为连帽衫具有攻击性，是年轻黑帮反叛部队的制服。”也许这就是《黑道家族》的编剧和服装设计师选择让托尼、保利和克里斯托弗·莫蒂森提等黑帮成员穿着Fila、Genelli和Champion等宽松运动套装的原因。
连帽衫的“黑历史”确实一度和犯罪、偷偷摸摸之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波西米亚服饰、朋克服饰不一样，连帽衫在街头的普及不是因为要表明身份或划分立场，而是为了掩人耳目。街头艺术方兴未艾时，涂鸦者在火车站，地铁站的墙壁上作画，但又想不留名。连帽衫在他们中间很流行，既方便清洗又可以躲避警察。
另一群爱上连帽衫的年轻人是滑板爱好者。同涂鸦一样，滑板运动起初也不受主流社会的待见，被贴上了幼稚、不务正业的标签。1976年夏，由于气温过高，加州政府颁布限令，禁止私人泳池蓄水，以保障日常供水，这为滑板运动升级为极限运动创造了良机。滑板爱好者们偷偷跑进别人的花园，在干涸的泳池中大展拳脚，也奠定了后来滑板“极限”玩法的雏形。
下一波主动拥抱连帽衫的人是说唱歌手。90年代，炙手可热的歌手们遵循一套穿衣秘诀：墨镜配金链，连帽衫的帽子永远盖在鸭舌帽上。类似的街头场景屡见不鲜，DJ在打碟，MC在喊节奏，人群聚拢了，小贼们在外围围观。他们可能是盯上了人群当中某个人的金链子或者某件值钱的东西，他们用连帽衫遮住了头，不让别人看清楚自己的脸。连帽衫的“拨乱反正”还要归功于硅谷精英。“扎克伯格”们那种看上去过于随意的服饰和他们的亿万美元身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为不羁的个性做出了最佳注解。
就像我们不会再认为穿着天鹅绒运动服套装的人就是名媛一样，也不会误把满街用帽衫配牛仔裤的人当作硅谷精英。除了真正的制服，以一套装束划分一类人的精确度不会比“某某星座是渣男”更高。但如果一类人的画像和某一种logo符号对应得过于紧密时，logo品牌方也不能从这种形象构建的反噬中全身而退。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提出，1970年代电视影像成为权力阶级，借由传播的内容“入侵”个人生活，图像组成的广告和流行文化可以作为攫取财富的工具。他一边质疑靠电网传播的景观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部分人想要观众看到的世界），一边相信图像景观是割裂表象与本质的手段，正在形成对观看个体的“控制”。即便你不完全认同，也无法否认，现代人越发被一块块更加喧闹的手机屏幕所“控制”。要摆脱这类“控制”，需要很多种分辨能力，最基础的莫过于，让你如此气愤的到底是那个星座，还是那个渣男本身。
作者 | 达达
#一类衣服就能代表一类人吗# 我们每天接受各种被“隔空”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类似的信息慢慢汇集，便成了印象。有些即便是共识的事，深究之下，都是出于被制造的“印象”。它们通常都有“部分真实”的来源，比如Kenzo老虎头是东北入场券，比如最近被推上风口浪尖的BOY LONDON是“社会人”的标配。
一直以来，都有一类衣服对应一类人的关联。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曾在2017年举办过一场《物品：时尚是现代的吗？》展览。策展人挑选出111 种（总数超过 300 件）单品，从平角内裤、乔布斯的套头高领衫、Chanel No.5香水瓶再到Givenchy小黑裙、Hermès铂金包甚至是改良版中山装Mao Jacket都被编录在册，其中还有一套李小龙在影片《盲人追凶》（1971年）中的戏服——红色Tracksuit运动服。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Tracksuit逐渐演变为一种流行符号。一位老派西装爱好者曾对八九十年代风靡的Tracksuit评价道：“这种衣服最适合体育爱好和那些在法庭外面对着警卫大喊大叫的疯子。” 其“毒舌”评论道出了当时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对运动服的质疑——穿Tracksuit的人素质都很低劣。直到天鹅绒运动套装的出现，打破了既往所有关于运动服在社交中的明文禁令，Tracksuit的地位被改写。
一个偶然的机会，运动休闲品牌Juicy Couture的创始人将天鹅绒做成了运动服套装。作为20世纪70年代常用的华服面料，天鹅绒看起来颇为昂贵的特性，戳中了经济复苏期美国消费者向往华丽的心态。2001年，彩色天鹅绒布制成的运动套装（拉链帽衫搭配镶有水钻Logo的微喇裤）应运而生。名媛帕丽斯·希尔顿以拥有一整个衣柜的Juicy Couture而著称。
凭借真人秀《简单生活》的热度，天鹅绒运动套装成为希尔顿一手捧红的“名媛标配”——一头藏在帽兜里的金发，全身明快的色彩，嵌有水钻的皇冠图案装饰，配上同色系的墨镜、手袋和鞋子，是留存至今的经典形象。
天鹅绒运动套装的鼎盛时期少不了小报文化的推波助澜。那是前社交媒体时代，被丑闻主宰的八卦小报和网站，不断抛出与名人私生活有关的花边新闻。好莱坞“坏女孩俱乐部”和一线明星们出现在头版时，都穿着五彩缤纷的天鹅绒运动套装。就像2004年，“小甜甜”布兰妮下嫁给伴舞凯文·费德林的新娘派对上，这位任性的新娘被穿着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的伴娘团簇拥着。好莱坞名媛们的私密约会也经常被拍到穿着同类套装。
和此前的运动服不同，天鹅绒运动套装被穿者们渲染得休闲而奢华，平易近人而独享，舒适又时髦，间接贩卖着成为“名媛”的群体归属感。一时间，从比弗利山庄到纽约街头，来来往往的女生都穿着五颜六色的Juicy Couture，彰显自己是紧跟“休闲奢侈”潮流的时髦人。还记得在电影《贱女孩》中，贵妇妈妈为了和女儿的高中生同学打成一片，也穿着一身粉色天鹅绒运动套装，那身行头简直就是她们虚伪的芭比公主式生活的点睛之笔。想来，当年被年轻女孩不分场景穿着的Juicy Couture与今天的lululemon存在些许共通之处。
与此同时，在欧洲，当广泛的去工业化摧毁了传统工人阶级的社区、工作和生活方式之后，运动服流行了起来。尤其在英国，穿运动服的人并不那么富裕。90年代的欧洲锐舞文化将运动服套装划为工人阶级的标志。随着失业的工人陷入全天候、强制性休闲的循环中，被迫采取极端手段来维持生计，他们的形象随之被妖魔化。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过一次遭遇舆论抨击的主题演讲——“拥抱穿连帽衫的人”，说出了人们的普遍情绪：“我们西装革履的人通常认为连帽衫具有攻击性，是年轻黑帮反叛部队的制服。”也许这就是《黑道家族》的编剧和服装设计师选择让托尼、保利和克里斯托弗·莫蒂森提等黑帮成员穿着Fila、Genelli和Champion等宽松运动套装的原因。
连帽衫的“黑历史”确实一度和犯罪、偷偷摸摸之类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波西米亚服饰、朋克服饰不一样，连帽衫在街头的普及不是因为要表明身份或划分立场，而是为了掩人耳目。街头艺术方兴未艾时，涂鸦者在火车站，地铁站的墙壁上作画，但又想不留名。连帽衫在他们中间很流行，既方便清洗又可以躲避警察。
另一群爱上连帽衫的年轻人是滑板爱好者。同涂鸦一样，滑板运动起初也不受主流社会的待见，被贴上了幼稚、不务正业的标签。1976年夏，由于气温过高，加州政府颁布限令，禁止私人泳池蓄水，以保障日常供水，这为滑板运动升级为极限运动创造了良机。滑板爱好者们偷偷跑进别人的花园，在干涸的泳池中大展拳脚，也奠定了后来滑板“极限”玩法的雏形。
下一波主动拥抱连帽衫的人是说唱歌手。90年代，炙手可热的歌手们遵循一套穿衣秘诀：墨镜配金链，连帽衫的帽子永远盖在鸭舌帽上。类似的街头场景屡见不鲜，DJ在打碟，MC在喊节奏，人群聚拢了，小贼们在外围围观。他们可能是盯上了人群当中某个人的金链子或者某件值钱的东西，他们用连帽衫遮住了头，不让别人看清楚自己的脸。连帽衫的“拨乱反正”还要归功于硅谷精英。“扎克伯格”们那种看上去过于随意的服饰和他们的亿万美元身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为不羁的个性做出了最佳注解。
就像我们不会再认为穿着天鹅绒运动服套装的人就是名媛一样，也不会误把满街用帽衫配牛仔裤的人当作硅谷精英。除了真正的制服，以一套装束划分一类人的精确度不会比“某某星座是渣男”更高。但如果一类人的画像和某一种logo符号对应得过于紧密时，logo品牌方也不能从这种形象构建的反噬中全身而退。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提出，1970年代电视影像成为权力阶级，借由传播的内容“入侵”个人生活，图像组成的广告和流行文化可以作为攫取财富的工具。他一边质疑靠电网传播的景观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一部分人想要观众看到的世界），一边相信图像景观是割裂表象与本质的手段，正在形成对观看个体的“控制”。即便你不完全认同，也无法否认，现代人越发被一块块更加喧闹的手机屏幕所“控制”。要摆脱这类“控制”，需要很多种分辨能力，最基础的莫过于，让你如此气愤的到底是那个星座，还是那个渣男本身。
作者 | 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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