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金陵儒宗汪士铎（下）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人唯有内心与精神安定，身体才能够安定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入川途中写下《养身要言》。
文中写道：“心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意思是，人唯有内心安定，精神才能够安定；唯有精神安定，身体才能够安定。
心浮、神浮、体浮，人也跟着浮躁；
心定、神定、体定，人也跟着安定。
此三定，是曾氏养身法的第一要言。
1
心 定
心无所定，身似浮萍。
现代人普遍浮躁，嘴里不停地说着、手上不停地做着，片刻不得闲。
即使身体一动不动，内心也忍不住妄念纷飞。
曾国藩说：“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恶曰忿，陰恶日欲。”
若要寻找内心安宁的方法，先要拔除心中的毒素。
毒素的阳面是心绪散乱，阴面则是欲望丛生。
正是这两种毒素植根于心，搅扰得我们不得安宁。
《增广贤文》里有两句写得妙：
“厌静还思喧，嫌喧又忆山。
自从心定后，无处不安然。”
心若不定，哪怕已经找到了桃花源，依然体会不到桃源的乐趣。
若要宁静，不是非得远赴深山，避开车马喧嚣；
而是身处闹市，依然能在心中修篱种菊。
尽管滚滚红尘中，每一天都涛声依旧。
只要我们消除执念，随处可得寂静安然。
2
神 定
人体的脏腑是有形的，而精神则是无形的。
古人认为，正是这无形精神调和着有形的脏腑。
所以，单看一个人精神的好坏，就能看出此人脏腑的盈亏。
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写道：“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
神志是否安定，不仅影响一个人的内在健康，也影响他人的外在观感。
曾国藩以善于识人闻名，其中一个识人的主张，就是“观神”。
他说：“文人论神，有清浊之辨。”
曾国藩认为，观神识人，可以看“神”的清浊。
神昏而浊，就如同一潭浑浊的水。
这样的人精神涣散，整日都处在一种混混沌沌的状态，说话办事往往错误连连。
于己，会让自己觉得生活乏味，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于人，也会让别人觉得这个人天资鲁钝、办事拖沓。
神清而朗的人，外表给人爽利、干练的感觉，内里也是逻辑清晰。
这是因为他们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有足够的思想力和行动力去处理问题。
然而，神的清浊不是定数，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调整。
神愈定，则愈清。这就要看个人所下的功夫。
3
体 定
曾国藩崇尚道家养生思想，自称为“君逸臣劳”。
他说：“省思虑，除烦恼，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
“君逸”是“静养”，“臣劳”是“动养”。
静养即定心安神，动养则是让肢体活动起来，也就是经常锻炼。
曾国藩说：“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
圣贤之所以为圣，佛陀之所以成佛，都是在面对大磨难时，能够将心放得宽、修得定。
既要有活泼泼的胸襟，又要有坦荡荡的心境。
只需心定、神定，即便身体偶有外感，亦不至于造成实质性的损伤。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入川途中写下《养身要言》。
文中写道：“心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意思是，人唯有内心安定，精神才能够安定；唯有精神安定，身体才能够安定。
心浮、神浮、体浮，人也跟着浮躁；
心定、神定、体定，人也跟着安定。
此三定，是曾氏养身法的第一要言。
1
心 定
心无所定，身似浮萍。
现代人普遍浮躁，嘴里不停地说着、手上不停地做着，片刻不得闲。
即使身体一动不动，内心也忍不住妄念纷飞。
曾国藩说：“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恶曰忿，陰恶日欲。”
若要寻找内心安宁的方法，先要拔除心中的毒素。
毒素的阳面是心绪散乱，阴面则是欲望丛生。
正是这两种毒素植根于心，搅扰得我们不得安宁。
《增广贤文》里有两句写得妙：
“厌静还思喧，嫌喧又忆山。
自从心定后，无处不安然。”
心若不定，哪怕已经找到了桃花源，依然体会不到桃源的乐趣。
若要宁静，不是非得远赴深山，避开车马喧嚣；
而是身处闹市，依然能在心中修篱种菊。
尽管滚滚红尘中，每一天都涛声依旧。
只要我们消除执念，随处可得寂静安然。
2
神 定
人体的脏腑是有形的，而精神则是无形的。
古人认为，正是这无形精神调和着有形的脏腑。
所以，单看一个人精神的好坏，就能看出此人脏腑的盈亏。
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写道：“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
神志是否安定，不仅影响一个人的内在健康，也影响他人的外在观感。
曾国藩以善于识人闻名，其中一个识人的主张，就是“观神”。
他说：“文人论神，有清浊之辨。”
曾国藩认为，观神识人，可以看“神”的清浊。
神昏而浊，就如同一潭浑浊的水。
这样的人精神涣散，整日都处在一种混混沌沌的状态，说话办事往往错误连连。
于己，会让自己觉得生活乏味，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于人，也会让别人觉得这个人天资鲁钝、办事拖沓。
神清而朗的人，外表给人爽利、干练的感觉，内里也是逻辑清晰。
这是因为他们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有足够的思想力和行动力去处理问题。
然而，神的清浊不是定数，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调整。
神愈定，则愈清。这就要看个人所下的功夫。
3
体 定
曾国藩崇尚道家养生思想，自称为“君逸臣劳”。
他说：“省思虑，除烦恼，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
“君逸”是“静养”，“臣劳”是“动养”。
静养即定心安神，动养则是让肢体活动起来，也就是经常锻炼。
曾国藩说：“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
圣贤之所以为圣，佛陀之所以成佛，都是在面对大磨难时，能够将心放得宽、修得定。
既要有活泼泼的胸襟，又要有坦荡荡的心境。
只需心定、神定，即便身体偶有外感，亦不至于造成实质性的损伤。
国藩:人有三定，心定，神定，体定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入川途中写下《养身要言》。
文中写道：“心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意思是，人唯有内心安定，精神才能够安定；唯有精神安定，身体才能够安定。
心浮、神浮、体浮，人也跟着浮躁；
心定、神定、体定，人也跟着安定。
此三定，是曾氏养身法的第一要言。
1
心 定
心无所定，身似浮萍。
现代人普遍浮躁，嘴里不停地说着、手上不停地做着，片刻不得闲。
即使身体一动不动，内心也忍不住妄念纷飞。
曾国藩说：“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恶曰忿，陰恶日欲。”
若要寻找内心安宁的方法，先要拔除心中的毒素。
毒素的阳面是心绪散乱，阴面则是欲望丛生。
正是这两种毒素植根于心，搅扰得我们不得安宁。
《增广贤文》里有两句写得妙：
“厌静还思喧，嫌喧又忆山。
自从心定后，无处不安然。”
心若不定，哪怕已经找到了桃花源，依然体会不到桃源的乐趣。
若要宁静，不是非得远赴深山，避开车马喧嚣；
而是身处闹市，依然能在心中修篱种菊。
尽管滚滚红尘中，每一天都涛声依旧。
只要我们消除执念，随处可得寂静安然。
2
神 定
人体的脏腑是有形的，而精神则是无形的。
古人认为，正是这无形精神调和着有形的脏腑。
所以，单看一个人精神的好坏，就能看出此人脏腑的盈亏。
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写道：“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
神志是否安定，不仅影响一个人的内在健康，也影响他人的外在观感。
曾国藩以善于识人闻名，其中一个识人的主张，就是“观神”。
他说：“文人论神，有清浊之辨。”
曾国藩认为，观神识人，可以看“神”的清浊。
神昏而浊，就如同一潭浑浊的水。
这样的人精神涣散，整日都处在一种混混沌沌的状态，说话办事往往错误连连。
于己，会让自己觉得生活乏味，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于人，也会让别人觉得这个人天资鲁钝、办事拖沓。
神清而朗的人，外表给人爽利、干练的感觉，内里也是逻辑清晰。
这是因为他们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有足够的思想力和行动力去处理问题。
然而，神的清浊不是定数，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调整。
神愈定，则愈清。这就要看个人所下的功夫。
3
体 定
曾国藩崇尚道家养生思想，自称为“君逸臣劳”。
他说：“省思虑，除烦恼，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
“君逸”是“静养”，“臣劳”是“动养”。
静养即定心安神，动养则是让肢体活动起来，也就是经常锻炼。
曾国藩说：“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
圣贤之所以为圣，佛陀之所以成佛，都是在面对大磨难时，能够将心放得宽、修得定。
既要有活泼泼的胸襟，又要有坦荡荡的心境。
只需心定、神定，即便身体偶有外感，亦不至于造成实质性的损伤。 https://t.cn/Rc3cXOh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入川途中写下《养身要言》。
文中写道：“心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意思是，人唯有内心安定，精神才能够安定；唯有精神安定，身体才能够安定。
心浮、神浮、体浮，人也跟着浮躁；
心定、神定、体定，人也跟着安定。
此三定，是曾氏养身法的第一要言。
1
心 定
心无所定，身似浮萍。
现代人普遍浮躁，嘴里不停地说着、手上不停地做着，片刻不得闲。
即使身体一动不动，内心也忍不住妄念纷飞。
曾国藩说：“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恶曰忿，陰恶日欲。”
若要寻找内心安宁的方法，先要拔除心中的毒素。
毒素的阳面是心绪散乱，阴面则是欲望丛生。
正是这两种毒素植根于心，搅扰得我们不得安宁。
《增广贤文》里有两句写得妙：
“厌静还思喧，嫌喧又忆山。
自从心定后，无处不安然。”
心若不定，哪怕已经找到了桃花源，依然体会不到桃源的乐趣。
若要宁静，不是非得远赴深山，避开车马喧嚣；
而是身处闹市，依然能在心中修篱种菊。
尽管滚滚红尘中，每一天都涛声依旧。
只要我们消除执念，随处可得寂静安然。
2
神 定
人体的脏腑是有形的，而精神则是无形的。
古人认为，正是这无形精神调和着有形的脏腑。
所以，单看一个人精神的好坏，就能看出此人脏腑的盈亏。
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写道：“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
神志是否安定，不仅影响一个人的内在健康，也影响他人的外在观感。
曾国藩以善于识人闻名，其中一个识人的主张，就是“观神”。
他说：“文人论神，有清浊之辨。”
曾国藩认为，观神识人，可以看“神”的清浊。
神昏而浊，就如同一潭浑浊的水。
这样的人精神涣散，整日都处在一种混混沌沌的状态，说话办事往往错误连连。
于己，会让自己觉得生活乏味，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于人，也会让别人觉得这个人天资鲁钝、办事拖沓。
神清而朗的人，外表给人爽利、干练的感觉，内里也是逻辑清晰。
这是因为他们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有足够的思想力和行动力去处理问题。
然而，神的清浊不是定数，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调整。
神愈定，则愈清。这就要看个人所下的功夫。
3
体 定
曾国藩崇尚道家养生思想，自称为“君逸臣劳”。
他说：“省思虑，除烦恼，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
“君逸”是“静养”，“臣劳”是“动养”。
静养即定心安神，动养则是让肢体活动起来，也就是经常锻炼。
曾国藩说：“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
圣贤之所以为圣，佛陀之所以成佛，都是在面对大磨难时，能够将心放得宽、修得定。
既要有活泼泼的胸襟，又要有坦荡荡的心境。
只需心定、神定，即便身体偶有外感，亦不至于造成实质性的损伤。 https://t.cn/Rc3cX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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