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阁每日一句#
“Optimists are right. Pessimists are right. It’s up to you to choose which you will be.”
– Harvey Mackay, Business Trainer
「乐观者是对的，悲观者也是对的，你自己决定你想成为哪一个人。」– 哈维．麦凯 (商业讲师)
哈维．麦凯 (1932- ) 是美国行销专家，他的专栏文章在 100 多家报纸发行，另有 7 本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著作，他经常演讲，入选美国演讲者协会名人堂。
“Optimists are right. Pessimists are right. It’s up to you to choose which you will be.”
– Harvey Mackay, Business Trainer
「乐观者是对的，悲观者也是对的，你自己决定你想成为哪一个人。」– 哈维．麦凯 (商业讲师)
哈维．麦凯 (1932- ) 是美国行销专家，他的专栏文章在 100 多家报纸发行，另有 7 本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著作，他经常演讲，入选美国演讲者协会名人堂。
复旦大学｜借鉴以色列经验，上海可建立科技人才特区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拥有世界第二、仅次于硅谷的创业生态系统。全世界都在使用的USB驱动器、观察病人身体内部位的摄像机、GPS导航技术、治疗帕金森与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帮助瘫痪在床病人的机械腿等技术，无不起源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是人的创新思想（即企业家层出不穷）。他们既缺资本，也缺本国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场景（需求端）与供应链优势（生产端）。这迫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经营策略是：要么将技术应用场景放到全球市场，寻求大的市场规模进行项目落地，如合资建设江苏常州市“中以产业园”，在上海建设“中以（上海）创新园”；要么将高科技项目孵化做大后卖给跨国科技巨头公司，例如，2018年全球有26个国家参与了以色列高科技项目的孵化投资，共计282个项目，投资总额为39亿美元，占以色列高新科技投资总额的70%。其中，美国投资137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0.48亿美元；中国投资21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66亿美元。
以色列科技创新能力的初始来源
1、以往对以色列科创能力的认识
为什么以色列拥有这么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从以往的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中通常归纳为：
第一、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以色列34%的国民受过大学教育、12%的国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约40%的工业从业人员从事研发工作，特别是在科技研发领域，每万人中工程师、科学家拥有量达到140人，居全球之首（美国与日本这一数据分别是80名与75名）。这是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第二、政府扶持高科技初创项目。1991 年以色列实施“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在全国建立了 24 个科技孵化器。孵化器对通过筛选的每个科技项目资助30万美元；政府不从中获利，孵化成功后，项目企业按其产品销售额的3%-5%比例逐年向政府还款，直到政府资助款还清为止。同时，以色列政府主导孵化器发展，但不干预孵化器具体运作，而是遵循市场规律，保障孵化器良好运营。
第三、科技研发人员的激励得当充足。作为大学知识产权资产经营的主要平台，以色列高校成立技术成果转化机构，专司创新成果与应用技术的商业化开发，代表高校全权负责与企业进行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谈判，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成果转化机构注重对各相关主体的激励，既给予发明人相对较高的奖励比例，又保证院系、大学和转移机构能获得一定收入，对研发人员予以充足的激励保障。一般来讲，以色列技术成果转化机构采用“442”的分配模式，即科技成果转化后，收益的40%用于奖励科学家和团队，40%用于大学科研机构发展，20%用于技术转移公司的运营。
我们认为，上述见解仅仅是看到了以色列科技创新活力的表现，没有挖掘到其内在、初始的创新活力源头。
以色列为什么会在1991年实施科技孵化器计划和创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资金比例投入研发？为什么以色列的科技研发方向定格于电子通信与医疗方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源头与外生力量，也有助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廊清前进的方向。
2、天赐良才来自前苏联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唯一一个移民数量多于本地居民的国家。建国之初，以色列人口数量仅为80.8万人，到1990年代初，已达到600万，到2019年8月，达到900万。在以色列的移民结构中，俄裔犹太移民份额最大，在1990年代末总数达到120多万，约占以色列移民总数的1/5，以色列总人口数的16%，以色列选民的15%。众多史料证明，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活动发生在1989年到21世纪初，1986年、1987年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分别为202人、2096人，而到1990年为18.52万人，1991年也在15万人左右，移民运动直至21世纪初才告一段落，数量达到100万人左右。整个1990年代，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占当年以色列全部移民的80%-90%，因为苏联政府（即之后的俄罗斯政府）于1989年开放边境，允许境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80年代中晚期，苏联犹太人数量虽然仅占苏联总人口的2%，但是，犹太工程师与犹太医生数量分别占苏联工程师队伍与医生队伍的20%与30%。据资料显示，1990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中，多数在苏联就处于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过硬的专业背景。他们中70%以上具有高中文化，40%以上受过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5年；且70%的年龄不超过50岁，俄裔犹太移民使1990-1996年期间以色列劳动力人口增加近1/3。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85-2006年期间，前苏联给以色列带去了1.5万名科学家、10万名工程师；在这批科学家中，物理学家、程序设计师、数学家占52%，生物技术学家占27%，化学家占12%。而在大量俄裔犹太人到来之前，以色列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仅为8000名左右。因此，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使得以色列劳动力中近四分之一为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高于美国16%与日本11%的水平。
3、以色列对俄裔犹太科技移民的吸收与扶持
对于这一期间的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工贸部投资推展中心原主任利弗那特曾评价说：虽然俄裔犹太移民不懂管理、行销与业务，但是非常懂科技。对于刚刚从濒临崩溃边缘脱离出来的以色列经济来说，难于为大量讲俄语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专业人才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一状况促使以色列出台一系列方案，帮助这一部分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如半年的生活津贴、短期免费住房、语言培训、市场知识灌输、移民工资的大头由政府承担、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同时，也提供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的措施。
第一，早先成立的科学吸收中心（CAN）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中心在1973年成立，旨在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就业市场上览得工作。事实上，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俄裔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已完成13275名俄裔犹太科学家找到工作。据1998年统计数据，在9800名找到工作的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中，有8390名是在CAN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的，其中4040名科技工作者在私企工作，2250名在大学工作。
第二，1991年制定并实施高科技孵化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科研项目创业的初始阶段进行资金扶持、协助公司进行科学规划与研发产品。首期28个项目涉及11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80%是移民，当然，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至少50%以上是移民。通过这一计划，逐步解决了科技移民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计划激发了移民对高新技术的研发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前进步伐。由于俄裔移民中多数是物理学、程序员、生物技术与医生等，因此孵化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电脑软件、光电技术、电子通信、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等方向上。
以色列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扶持政策，间接促成了1995-2001年间在高技术领域就业数量从10.84万人增长到19.75万人，高技术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增长了25%，同期美国仅增长16%。
4、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色列经济体制转轨工作于1985年9月起步（佩雷斯总理发布经济改革计划），在1985-1989年间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并没有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俄裔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好转，1990-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1%。从行业发展来看，1987-1995年期间，约有5000多名俄裔科技移民从事电子行业，推动了以色列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其工业产值在这8年间增长了3倍。1990年代，高科技产品出口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新引擎，。1995年，高科技产业产值已占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告别以出口钻石与农产品为主的局面。西方比较公认的结论是，以色列每吸收10万高素质俄裔犹太移民，能推动GDP增长6%。目前，高科技技术与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0%以上，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国防技术等。
所有上述成就取得的最初源头，是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涌入，没有俄裔犹太移民，则没有现在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
对上海的启示：建立科技人才特区，以更开放视野吸纳海外优秀人才
1、启示意义
第一，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一个外生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涌入。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以犹太移民为主的以色列人口构成中，俄裔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素质最高，这一部分天赐良才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具一定人力资本门槛值和最初主要推动力，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而言，人力资本数量还没有积累到科创生态系统竞争力发生质变的高度。
第二，强大的、市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是高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俄裔犹太移民大规模涌入后，以色列政府创造条件、有意识地将这部分科技移民引导到电子通信、医疗等行业的孵化器方向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制定强大的激励机制，将大部分收益留给研发人员，将风险留给自己。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必要条件。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而言，同样的必要条件也是必须的，让收益留在高科技产品的创业者，将风险留给政府自己，不与民争利。
第三，将本国创新思想与外部资本的完美结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全部秘密。在俄裔科学家、工程师大量涌入的基础上，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并持续鼓励吸纳全球犹太人回归，使高科技人才与创新思想成为以色列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色列政府不断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孵化本国高科技项目，达到开放、共荣的双赢局面。
限于人力资本没有达到相应高度，上海还无法做到类似以色列那样依靠创新思想来吸引国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科技项目多数是属于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缺少规模巨大的市场应用场景（需求端），也缺少分工细致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生产端），但是，上海如果发展高科技项目，则更有可能是从1到N的市场推广型技术创新，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工程度高，且中国需求端的市场规模也足够大。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发展高科技项目的难度远低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2、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全球科技人才特区”。一个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取决于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就如特拉维夫市创造了全球诸多的、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对上海创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而言，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不仅迫在眉睫，且需要提高到另一个高度。也就是说，应借鉴当年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经验，以闯寻对外开放路子的气魄来试验、寻求“全球人才回归、集聚的特区之路”，这一新特区建设需要国家放权，大胆地试，只要对上海科技创新的全球地位提升有帮助、有贡献，便是成功的。
第二，科技人才特区应保留国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自由。在新特区内，国外人才在本地可以有国外相差不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配套设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且文化更加多元。教育、医疗等设施完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争取上海进行华裔卡的试点、降低外国科技人才的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针对大量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海外科技人才，北京已经在试行华裔卡，只要证明你是海外华人的后代（类似犹太回归民），就可以在国内申请华裔卡，享受与中国居民相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同时，中国绿卡申请的门槛较高，非顶级专家或没有做出重大贡献者，一般不予以受理。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发放8000张左右的中国绿卡。这对于吸纳全球科技人才极为不利，更不利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拥有世界第二、仅次于硅谷的创业生态系统。全世界都在使用的USB驱动器、观察病人身体内部位的摄像机、GPS导航技术、治疗帕金森与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帮助瘫痪在床病人的机械腿等技术，无不起源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是人的创新思想（即企业家层出不穷）。他们既缺资本，也缺本国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场景（需求端）与供应链优势（生产端）。这迫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经营策略是：要么将技术应用场景放到全球市场，寻求大的市场规模进行项目落地，如合资建设江苏常州市“中以产业园”，在上海建设“中以（上海）创新园”；要么将高科技项目孵化做大后卖给跨国科技巨头公司，例如，2018年全球有26个国家参与了以色列高科技项目的孵化投资，共计282个项目，投资总额为39亿美元，占以色列高新科技投资总额的70%。其中，美国投资137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0.48亿美元；中国投资21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66亿美元。
以色列科技创新能力的初始来源
1、以往对以色列科创能力的认识
为什么以色列拥有这么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从以往的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中通常归纳为：
第一、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以色列34%的国民受过大学教育、12%的国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约40%的工业从业人员从事研发工作，特别是在科技研发领域，每万人中工程师、科学家拥有量达到140人，居全球之首（美国与日本这一数据分别是80名与75名）。这是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第二、政府扶持高科技初创项目。1991 年以色列实施“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在全国建立了 24 个科技孵化器。孵化器对通过筛选的每个科技项目资助30万美元；政府不从中获利，孵化成功后，项目企业按其产品销售额的3%-5%比例逐年向政府还款，直到政府资助款还清为止。同时，以色列政府主导孵化器发展，但不干预孵化器具体运作，而是遵循市场规律，保障孵化器良好运营。
第三、科技研发人员的激励得当充足。作为大学知识产权资产经营的主要平台，以色列高校成立技术成果转化机构，专司创新成果与应用技术的商业化开发，代表高校全权负责与企业进行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谈判，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成果转化机构注重对各相关主体的激励，既给予发明人相对较高的奖励比例，又保证院系、大学和转移机构能获得一定收入，对研发人员予以充足的激励保障。一般来讲，以色列技术成果转化机构采用“442”的分配模式，即科技成果转化后，收益的40%用于奖励科学家和团队，40%用于大学科研机构发展，20%用于技术转移公司的运营。
我们认为，上述见解仅仅是看到了以色列科技创新活力的表现，没有挖掘到其内在、初始的创新活力源头。
以色列为什么会在1991年实施科技孵化器计划和创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资金比例投入研发？为什么以色列的科技研发方向定格于电子通信与医疗方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源头与外生力量，也有助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廊清前进的方向。
2、天赐良才来自前苏联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唯一一个移民数量多于本地居民的国家。建国之初，以色列人口数量仅为80.8万人，到1990年代初，已达到600万，到2019年8月，达到900万。在以色列的移民结构中，俄裔犹太移民份额最大，在1990年代末总数达到120多万，约占以色列移民总数的1/5，以色列总人口数的16%，以色列选民的15%。众多史料证明，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活动发生在1989年到21世纪初，1986年、1987年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分别为202人、2096人，而到1990年为18.52万人，1991年也在15万人左右，移民运动直至21世纪初才告一段落，数量达到100万人左右。整个1990年代，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占当年以色列全部移民的80%-90%，因为苏联政府（即之后的俄罗斯政府）于1989年开放边境，允许境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80年代中晚期，苏联犹太人数量虽然仅占苏联总人口的2%，但是，犹太工程师与犹太医生数量分别占苏联工程师队伍与医生队伍的20%与30%。据资料显示，1990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中，多数在苏联就处于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过硬的专业背景。他们中70%以上具有高中文化，40%以上受过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5年；且70%的年龄不超过50岁，俄裔犹太移民使1990-1996年期间以色列劳动力人口增加近1/3。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85-2006年期间，前苏联给以色列带去了1.5万名科学家、10万名工程师；在这批科学家中，物理学家、程序设计师、数学家占52%，生物技术学家占27%，化学家占12%。而在大量俄裔犹太人到来之前，以色列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仅为8000名左右。因此，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使得以色列劳动力中近四分之一为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高于美国16%与日本11%的水平。
3、以色列对俄裔犹太科技移民的吸收与扶持
对于这一期间的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工贸部投资推展中心原主任利弗那特曾评价说：虽然俄裔犹太移民不懂管理、行销与业务，但是非常懂科技。对于刚刚从濒临崩溃边缘脱离出来的以色列经济来说，难于为大量讲俄语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专业人才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一状况促使以色列出台一系列方案，帮助这一部分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如半年的生活津贴、短期免费住房、语言培训、市场知识灌输、移民工资的大头由政府承担、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同时，也提供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的措施。
第一，早先成立的科学吸收中心（CAN）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中心在1973年成立，旨在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就业市场上览得工作。事实上，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俄裔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已完成13275名俄裔犹太科学家找到工作。据1998年统计数据，在9800名找到工作的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中，有8390名是在CAN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的，其中4040名科技工作者在私企工作，2250名在大学工作。
第二，1991年制定并实施高科技孵化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科研项目创业的初始阶段进行资金扶持、协助公司进行科学规划与研发产品。首期28个项目涉及11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80%是移民，当然，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至少50%以上是移民。通过这一计划，逐步解决了科技移民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计划激发了移民对高新技术的研发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前进步伐。由于俄裔移民中多数是物理学、程序员、生物技术与医生等，因此孵化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电脑软件、光电技术、电子通信、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等方向上。
以色列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扶持政策，间接促成了1995-2001年间在高技术领域就业数量从10.84万人增长到19.75万人，高技术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增长了25%，同期美国仅增长16%。
4、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色列经济体制转轨工作于1985年9月起步（佩雷斯总理发布经济改革计划），在1985-1989年间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并没有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俄裔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好转，1990-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1%。从行业发展来看，1987-1995年期间，约有5000多名俄裔科技移民从事电子行业，推动了以色列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其工业产值在这8年间增长了3倍。1990年代，高科技产品出口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新引擎，。1995年，高科技产业产值已占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告别以出口钻石与农产品为主的局面。西方比较公认的结论是，以色列每吸收10万高素质俄裔犹太移民，能推动GDP增长6%。目前，高科技技术与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0%以上，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国防技术等。
所有上述成就取得的最初源头，是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涌入，没有俄裔犹太移民，则没有现在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
对上海的启示：建立科技人才特区，以更开放视野吸纳海外优秀人才
1、启示意义
第一，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一个外生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涌入。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以犹太移民为主的以色列人口构成中，俄裔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素质最高，这一部分天赐良才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具一定人力资本门槛值和最初主要推动力，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而言，人力资本数量还没有积累到科创生态系统竞争力发生质变的高度。
第二，强大的、市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是高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俄裔犹太移民大规模涌入后，以色列政府创造条件、有意识地将这部分科技移民引导到电子通信、医疗等行业的孵化器方向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制定强大的激励机制，将大部分收益留给研发人员，将风险留给自己。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必要条件。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而言，同样的必要条件也是必须的，让收益留在高科技产品的创业者，将风险留给政府自己，不与民争利。
第三，将本国创新思想与外部资本的完美结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全部秘密。在俄裔科学家、工程师大量涌入的基础上，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并持续鼓励吸纳全球犹太人回归，使高科技人才与创新思想成为以色列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色列政府不断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孵化本国高科技项目，达到开放、共荣的双赢局面。
限于人力资本没有达到相应高度，上海还无法做到类似以色列那样依靠创新思想来吸引国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科技项目多数是属于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缺少规模巨大的市场应用场景（需求端），也缺少分工细致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生产端），但是，上海如果发展高科技项目，则更有可能是从1到N的市场推广型技术创新，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工程度高，且中国需求端的市场规模也足够大。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发展高科技项目的难度远低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2、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全球科技人才特区”。一个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取决于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就如特拉维夫市创造了全球诸多的、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对上海创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而言，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不仅迫在眉睫，且需要提高到另一个高度。也就是说，应借鉴当年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经验，以闯寻对外开放路子的气魄来试验、寻求“全球人才回归、集聚的特区之路”，这一新特区建设需要国家放权，大胆地试，只要对上海科技创新的全球地位提升有帮助、有贡献，便是成功的。
第二，科技人才特区应保留国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自由。在新特区内，国外人才在本地可以有国外相差不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配套设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且文化更加多元。教育、医疗等设施完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争取上海进行华裔卡的试点、降低外国科技人才的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针对大量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海外科技人才，北京已经在试行华裔卡，只要证明你是海外华人的后代（类似犹太回归民），就可以在国内申请华裔卡，享受与中国居民相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同时，中国绿卡申请的门槛较高，非顶级专家或没有做出重大贡献者，一般不予以受理。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发放8000张左右的中国绿卡。这对于吸纳全球科技人才极为不利，更不利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瞭望》大起底：小心了，你的外卖餐具可能是用过的输液袋！
瞭望智库
输液瓶、输液袋、一次性注射器、血包……这些本该被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置的医疗废物，竟被加工成菜篮子、洗脸盆、儿童吹泡泡的玩具行销全国。
更让人忧虑的是，在几番曝光、整治后，医疗废物黑色产业链仍然若隐若现。
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医疗废物具有污染空间、急性传染和潜伏性污染等特征，危害性明显高于普通生活垃圾，其病毒、病菌的危害性通常是普通生活垃圾的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倍。
显然，医疗废物一旦处理不当，将可能严重污染环境，造成对水体、土壤和空气的污染，甚至成为疫病流行的源头，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卫生健康隐患。
医疗废物处置的黑色产业链为何久禁难绝？
1
黑产业链日益完备日益隐蔽
医疗废物本应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置。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从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活动的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有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活动。
这意味着，输液瓶、输液袋等医疗废物，必须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处理。其中，输液管、一次性注射器等属于医疗废物，必须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采用集中焚烧等方法进行无害化处理，不能作为普通废物回收处理。
近年被曝光的黑作坊普遍没有相关资质。这些黑作坊偷偷将未经消毒的医疗废物加工成业内所说的“破碎料”卖给下游企业，下游企业再将这些“破碎料”生产成蔬菜网袋、塑料制品、洗脸盆、儿童玩具等物品，有的医疗废物甚至被制成塑料餐具堂而皇之登上百姓餐桌。一些黑作坊负责人表示，“不少外卖都用这种餐具”。
与此同时，上述违规医疗废物处理已然成为一条相对完备的产业链，并呈现日益隐蔽、跨省销售等新特点。据记者了解，为逃避检查处理，河南省濮阳市某黑作坊老板将加工医疗废物的地点分散到三四处，加工好的“破碎料”源源不断地被卖给下游企业。
湖南省高院2017年也曾通报一起案例，在湖南省汨罗市古培镇一个隐蔽的农家小院内，从多地不同医院流出的输液袋、尿袋，夹杂着医用手套、棉签甚至注射器和针头等医疗废物共计140多吨，被犯罪分子仇某等人碾碎后，销售给其在河北廊坊等地的“下线”，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回收、生产、销售一体的产业链。此案共有来自湖南、湖北、河北、江苏等地的12人因污染环境罪获刑。（详见→ 起底医疗废物跨省“黑金链”）
2
黑产业链四大成因
医疗废物黑色产业链的形成，首先是因为高额利润的诱惑。
河北保定某医疗废物黑作坊主直言“知道这样是违法的，但是一吨医疗废物处理完可赚4000元，一吨普通废物只不过1000多元，这个（医疗废物）利润高。”
其次，正规回收途径不畅。
我国医疗废物的处理率总体偏低。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医疗垃圾处理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医疗废物处置量为62.9万吨，医疗垃圾处置率从2008年的23.9%增长至2015年的31.3%，处理率仍然偏低。
医疗废物属危险品，焚烧是主流处理方式。但我国目前生活垃圾焚烧厂的处置规模和能力有限，往往连居民生活垃圾都处置不及，对医疗废物这种回收点多、回收分类处理要求较为专业的垃圾处理在人力和物力上都跟不上，心有余力不足。特别是与回收医疗垃圾再加工为塑料制品牟利不同，医疗废物的焚烧处理支出大、收益小，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第三，医疗废物源头关没有把住。不少医院负责人表示，目前医疗废物回收存在现实困难。一方面，个别医院内部管理混乱，对医疗废物处置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比如一些医疗机构没有严格消毒处理医疗废物，医院相关管理部门也没有直接参与监督检查工作，只聘请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临时工专职或兼职负责处理医疗废物，导致医疗废物流出医院后被等同于一般垃圾。有的医疗机构将大量一次性输液瓶（袋）作为一般性废物由医院后勤处置，要么当作生活垃圾处理，要么按废品出售，这实际上给以输液袋为主体的违规医疗废物回收开了口子。
另一方面，医疗废物分类收集体系不够完善。医疗废物成分复杂，按照相关规定，医疗废物需分门别类进行处理，但医疗机构往往没有人力物力专门从事垃圾分类，大多将医疗废物的处置打包给第三方公司。而一些第三方公司由于利益驱动、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原因，分拣工作做不到位，而是一股脑儿打包处理回收，让相关规定沦为一纸空文。
此外，相关法规和监管机制不健全。据本刊记者了解，我国目前主要由生态环境部、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管理医疗废物处理，但其分工上仍有模糊。比如，有关条例规定医院中的医疗废物收集由生态环境部门监管，但生态环境部门事实上“不好管”，因此，长期以来的不成文规矩是，医疗废物在医院由卫生健康部门管，出了医院才由生态环境部门管。
循环经济是方向
业内人士认为，长远来看，医疗废物处理的行业前景较为广阔，但必须解决法规监管不健全等诸多痛点。
针对监管薄弱点，多位医疗健康领域的专家建议，未来可在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快医疗废物处理措施和处理标准的制定，加大强制实施力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同时公安等部门要主动出击，打掉黑色产业链，倒逼有关部门加强监管。此外，针对源头管理的问题，医疗机构当在第一时间将其及时分类，以便回收处理。
有卫健部门相关人士提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医疗废物的循环利用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加强循环利用的相关研究。不少医疗废物本质上是可以循环利用的，但需要经过完善的清洗、消毒、重塑等工序，这就需要研制、建设循环利用生产线，发展循环经济，从而实现医疗机构与废物处置机构的无缝对接，打通整个流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医疗废物。
一位环保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医疗废物的处置还应遵循向规模要效益的原则，激发各主体积极性。尽量让大型国有公司或上市公司参与，通过成规模的回收处理增加效益。同时地方政府也要加大对医疗废物资质单位的政策支持，包括用地、税收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
瞭望智库
输液瓶、输液袋、一次性注射器、血包……这些本该被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置的医疗废物，竟被加工成菜篮子、洗脸盆、儿童吹泡泡的玩具行销全国。
更让人忧虑的是，在几番曝光、整治后，医疗废物黑色产业链仍然若隐若现。
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医疗废物具有污染空间、急性传染和潜伏性污染等特征，危害性明显高于普通生活垃圾，其病毒、病菌的危害性通常是普通生活垃圾的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倍。
显然，医疗废物一旦处理不当，将可能严重污染环境，造成对水体、土壤和空气的污染，甚至成为疫病流行的源头，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卫生健康隐患。
医疗废物处置的黑色产业链为何久禁难绝？
1
黑产业链日益完备日益隐蔽
医疗废物本应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置。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从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活动的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有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活动。
这意味着，输液瓶、输液袋等医疗废物，必须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处理。其中，输液管、一次性注射器等属于医疗废物，必须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采用集中焚烧等方法进行无害化处理，不能作为普通废物回收处理。
近年被曝光的黑作坊普遍没有相关资质。这些黑作坊偷偷将未经消毒的医疗废物加工成业内所说的“破碎料”卖给下游企业，下游企业再将这些“破碎料”生产成蔬菜网袋、塑料制品、洗脸盆、儿童玩具等物品，有的医疗废物甚至被制成塑料餐具堂而皇之登上百姓餐桌。一些黑作坊负责人表示，“不少外卖都用这种餐具”。
与此同时，上述违规医疗废物处理已然成为一条相对完备的产业链，并呈现日益隐蔽、跨省销售等新特点。据记者了解，为逃避检查处理，河南省濮阳市某黑作坊老板将加工医疗废物的地点分散到三四处，加工好的“破碎料”源源不断地被卖给下游企业。
湖南省高院2017年也曾通报一起案例，在湖南省汨罗市古培镇一个隐蔽的农家小院内，从多地不同医院流出的输液袋、尿袋，夹杂着医用手套、棉签甚至注射器和针头等医疗废物共计140多吨，被犯罪分子仇某等人碾碎后，销售给其在河北廊坊等地的“下线”，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回收、生产、销售一体的产业链。此案共有来自湖南、湖北、河北、江苏等地的12人因污染环境罪获刑。（详见→ 起底医疗废物跨省“黑金链”）
2
黑产业链四大成因
医疗废物黑色产业链的形成，首先是因为高额利润的诱惑。
河北保定某医疗废物黑作坊主直言“知道这样是违法的，但是一吨医疗废物处理完可赚4000元，一吨普通废物只不过1000多元，这个（医疗废物）利润高。”
其次，正规回收途径不畅。
我国医疗废物的处理率总体偏低。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医疗垃圾处理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医疗废物处置量为62.9万吨，医疗垃圾处置率从2008年的23.9%增长至2015年的31.3%，处理率仍然偏低。
医疗废物属危险品，焚烧是主流处理方式。但我国目前生活垃圾焚烧厂的处置规模和能力有限，往往连居民生活垃圾都处置不及，对医疗废物这种回收点多、回收分类处理要求较为专业的垃圾处理在人力和物力上都跟不上，心有余力不足。特别是与回收医疗垃圾再加工为塑料制品牟利不同，医疗废物的焚烧处理支出大、收益小，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
第三，医疗废物源头关没有把住。不少医院负责人表示，目前医疗废物回收存在现实困难。一方面，个别医院内部管理混乱，对医疗废物处置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比如一些医疗机构没有严格消毒处理医疗废物，医院相关管理部门也没有直接参与监督检查工作，只聘请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临时工专职或兼职负责处理医疗废物，导致医疗废物流出医院后被等同于一般垃圾。有的医疗机构将大量一次性输液瓶（袋）作为一般性废物由医院后勤处置，要么当作生活垃圾处理，要么按废品出售，这实际上给以输液袋为主体的违规医疗废物回收开了口子。
另一方面，医疗废物分类收集体系不够完善。医疗废物成分复杂，按照相关规定，医疗废物需分门别类进行处理，但医疗机构往往没有人力物力专门从事垃圾分类，大多将医疗废物的处置打包给第三方公司。而一些第三方公司由于利益驱动、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原因，分拣工作做不到位，而是一股脑儿打包处理回收，让相关规定沦为一纸空文。
此外，相关法规和监管机制不健全。据本刊记者了解，我国目前主要由生态环境部、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共同管理医疗废物处理，但其分工上仍有模糊。比如，有关条例规定医院中的医疗废物收集由生态环境部门监管，但生态环境部门事实上“不好管”，因此，长期以来的不成文规矩是，医疗废物在医院由卫生健康部门管，出了医院才由生态环境部门管。
循环经济是方向
业内人士认为，长远来看，医疗废物处理的行业前景较为广阔，但必须解决法规监管不健全等诸多痛点。
针对监管薄弱点，多位医疗健康领域的专家建议，未来可在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快医疗废物处理措施和处理标准的制定，加大强制实施力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同时公安等部门要主动出击，打掉黑色产业链，倒逼有关部门加强监管。此外，针对源头管理的问题，医疗机构当在第一时间将其及时分类，以便回收处理。
有卫健部门相关人士提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医疗废物的循环利用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加强循环利用的相关研究。不少医疗废物本质上是可以循环利用的，但需要经过完善的清洗、消毒、重塑等工序，这就需要研制、建设循环利用生产线，发展循环经济，从而实现医疗机构与废物处置机构的无缝对接，打通整个流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医疗废物。
一位环保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医疗废物的处置还应遵循向规模要效益的原则，激发各主体积极性。尽量让大型国有公司或上市公司参与，通过成规模的回收处理增加效益。同时地方政府也要加大对医疗废物资质单位的政策支持，包括用地、税收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