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如故——永远的小南辰王#任嘉伦[超话]##电视剧一生一世#
明知结局终究是悲，却仍然看了结局，深夜哭到崩溃。一觉醒来，眼角满是泪水，大抵是入戏太深，共情太甚，情难自已，。
现世的周生辰不再拥有前世小南辰王所拥有的记忆，不忍将这一世受尽苦难、饱受爱离别之痛的周生辰放在过去来回忆。他的丰功伟绩应当被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而不是最后被诬陷谋反，将他一生风华，尽在寥寥数语中，深埋于世。
作为一个书迷，必须说这部剧真的值得被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
他是那个肆意洒脱的小南辰王啊，“醉卧白骨滩，放意且狂歌，一匹马，一壶酒，世上如王有几人？”他是一生光风霁月的君子，可做了君王尔虞我诈中再难做君子。他只愿国土之上再无百里硝烟，愿百姓安居乐业，人间炊烟不断，千里绵延。江山易主常有，而英雄千古。
其实，以悲剧收尾是作者给予周生辰与时宜最好的结局。如果小南辰王没有受剔骨之刑而死，时宜也没有从城楼一跃而下为他殉情，在当时的宗教礼法之下，他们也只能一生遥望于中州与西州间，哪怕得以再见，纵然相思入骨，也只能互道安好与否，然相视一笑，再无其他。反而像现在这样，他死前托人带给她的那血书手帕已表明心迹“辰此一生，不负天下，唯负十一”，而时宜也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的回应，此生他们之间无法言明的汹涌爱意终是有了归宿与回响。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所有故事的开头有多美好，当一切物是人非的时候就会有多感伤。周生辰自少时便南征北战，虽为王，但他是孤独的。明知军师是皇兄派来监视他的，可他仍愿意信任他，视他为父为兄。因为他曾淋过雨，所以更愿意为别人撑伞，他收留了十个孤儿只为给他们一个家。幸好，时宜出现了，她是懂他的，懂他的抱负，懂他心怀大义，懂他所有的委屈与隐忍。每逢大捷回到西州，他都知道南辰王府中还有人在等他回家，有人问他粥可温。自此，他不再孤独。
周生辰对时宜的爱是深沉的，也是克制的。他为治时宜的哑症遍寻名医，怕勾起她的伤心往事，独自一人去面见众多医者，还“偷学”了一身的医术。雨夜避雨，他陪她下了一夜的棋，画了一个又一个棋盘，为她开了半扇门，只为保护时宜的清白与名声。她爱茶，他便为他寻来世间所有的名茶。他答应她，每年生辰之时都会送她王军的捷报，从此以后，王军只有捷报。除夕夜，她坚信他会回来，他知道她定会等他，所以独自一人快马加鞭回到她身边。十一离开西州前，他抗了太后的懿旨拒收她为“义女”，不顾坊间传闻带她骑马看遍西州城，以及在宫殿里写下时宜的名字时，上了锁便是无人知道的秘密了，爱她，是无法言明的秘密。他也曾对她说：“我不是英雄，我也有私心，我也有自己想做，却不能做的事情。”周生辰的温柔藏在骨子里，藏在细节里。时宜问周生辰“相爱之人若不能相守该如何”，周生辰回道：一切的选择，都是值得的。他与时宜之间不仅仅有爱情，他的心中有家国大义，而他的十一是懂他的。
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坐拥七十万王军的小南辰王一生骁勇善战，战无不胜，王军从无败绩，正是这样一位心怀天下苍生、发誓终身不娶一心为国的王将，最终不是战死沙场，而是中了奸人的诡计背上了反叛的污名，他守护了一生的北陈，留给他的只是史书上的骂名。后史记载：周生辰，小南辰王。一生杀伐不绝，赤胆忠心，却在盛年时，被功名所累，渐起谋反之心。幸有清河崔氏识破奸计，王被俘，储君恨之入骨，赐剔骨之刑。
这部剧有太多的巧思和伏笔，当你细细回想和体会时，每一处留白都另有深意。在南萧与桓愈分别时，时宜说的“有缘再见”，而结局她放弃逃往南萧，决意选择赴死，此生也再无缘相见。周生辰与时宜约定的来年开春带她去雁门关，可是最后周生辰和漼时宜都死在了这个冬天。
剔骨之刑，刑罚整整三个时辰，却无一声哀嚎，但时宜与他感同身受，痛苦不堪。幸好，下一世的周生辰忘掉了这一切，若记得这剔骨之痛，该多残忍啊...周生辰，下一世多爱自己一些好不好？自私一点也没关系。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千载荒凉，白骨成沙。独有时宜，唯我所求。
“我想，我应该是用一身美人骨，换了你的倾国倾城，换了你能记得我，换了你能开口，叫我的名字”。还好，你们还有来生。
再见，周生如故。
再见，一生一世。
明知结局终究是悲，却仍然看了结局，深夜哭到崩溃。一觉醒来，眼角满是泪水，大抵是入戏太深，共情太甚，情难自已，。
现世的周生辰不再拥有前世小南辰王所拥有的记忆，不忍将这一世受尽苦难、饱受爱离别之痛的周生辰放在过去来回忆。他的丰功伟绩应当被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而不是最后被诬陷谋反，将他一生风华，尽在寥寥数语中，深埋于世。
作为一个书迷，必须说这部剧真的值得被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
他是那个肆意洒脱的小南辰王啊，“醉卧白骨滩，放意且狂歌，一匹马，一壶酒，世上如王有几人？”他是一生光风霁月的君子，可做了君王尔虞我诈中再难做君子。他只愿国土之上再无百里硝烟，愿百姓安居乐业，人间炊烟不断，千里绵延。江山易主常有，而英雄千古。
其实，以悲剧收尾是作者给予周生辰与时宜最好的结局。如果小南辰王没有受剔骨之刑而死，时宜也没有从城楼一跃而下为他殉情，在当时的宗教礼法之下，他们也只能一生遥望于中州与西州间，哪怕得以再见，纵然相思入骨，也只能互道安好与否，然相视一笑，再无其他。反而像现在这样，他死前托人带给她的那血书手帕已表明心迹“辰此一生，不负天下，唯负十一”，而时宜也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的回应，此生他们之间无法言明的汹涌爱意终是有了归宿与回响。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所有故事的开头有多美好，当一切物是人非的时候就会有多感伤。周生辰自少时便南征北战，虽为王，但他是孤独的。明知军师是皇兄派来监视他的，可他仍愿意信任他，视他为父为兄。因为他曾淋过雨，所以更愿意为别人撑伞，他收留了十个孤儿只为给他们一个家。幸好，时宜出现了，她是懂他的，懂他的抱负，懂他心怀大义，懂他所有的委屈与隐忍。每逢大捷回到西州，他都知道南辰王府中还有人在等他回家，有人问他粥可温。自此，他不再孤独。
周生辰对时宜的爱是深沉的，也是克制的。他为治时宜的哑症遍寻名医，怕勾起她的伤心往事，独自一人去面见众多医者，还“偷学”了一身的医术。雨夜避雨，他陪她下了一夜的棋，画了一个又一个棋盘，为她开了半扇门，只为保护时宜的清白与名声。她爱茶，他便为他寻来世间所有的名茶。他答应她，每年生辰之时都会送她王军的捷报，从此以后，王军只有捷报。除夕夜，她坚信他会回来，他知道她定会等他，所以独自一人快马加鞭回到她身边。十一离开西州前，他抗了太后的懿旨拒收她为“义女”，不顾坊间传闻带她骑马看遍西州城，以及在宫殿里写下时宜的名字时，上了锁便是无人知道的秘密了，爱她，是无法言明的秘密。他也曾对她说：“我不是英雄，我也有私心，我也有自己想做，却不能做的事情。”周生辰的温柔藏在骨子里，藏在细节里。时宜问周生辰“相爱之人若不能相守该如何”，周生辰回道：一切的选择，都是值得的。他与时宜之间不仅仅有爱情，他的心中有家国大义，而他的十一是懂他的。
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坐拥七十万王军的小南辰王一生骁勇善战，战无不胜，王军从无败绩，正是这样一位心怀天下苍生、发誓终身不娶一心为国的王将，最终不是战死沙场，而是中了奸人的诡计背上了反叛的污名，他守护了一生的北陈，留给他的只是史书上的骂名。后史记载：周生辰，小南辰王。一生杀伐不绝，赤胆忠心，却在盛年时，被功名所累，渐起谋反之心。幸有清河崔氏识破奸计，王被俘，储君恨之入骨，赐剔骨之刑。
这部剧有太多的巧思和伏笔，当你细细回想和体会时，每一处留白都另有深意。在南萧与桓愈分别时，时宜说的“有缘再见”，而结局她放弃逃往南萧，决意选择赴死，此生也再无缘相见。周生辰与时宜约定的来年开春带她去雁门关，可是最后周生辰和漼时宜都死在了这个冬天。
剔骨之刑，刑罚整整三个时辰，却无一声哀嚎，但时宜与他感同身受，痛苦不堪。幸好，下一世的周生辰忘掉了这一切，若记得这剔骨之痛，该多残忍啊...周生辰，下一世多爱自己一些好不好？自私一点也没关系。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千载荒凉，白骨成沙。独有时宜，唯我所求。
“我想，我应该是用一身美人骨，换了你的倾国倾城，换了你能记得我，换了你能开口，叫我的名字”。还好，你们还有来生。
再见，周生如故。
再见，一生一世。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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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上智》
７６、姚崇
【原文】
姚崇为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等谋诛二张，崇适自屯所还，遂参密议，以功封梁县侯。武后迁上陽宫，中宗率百官问起居。五公相庆，崇独流涕。柬之等曰：「今岂流涕时耶？恐公祸由此始。」崇曰：「比与讨逆，不足为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后五王被害，而崇独免。
【译文】
唐朝名臣姚崇（硖州硖石人，封梁国公）任灵武道大总管。
张柬之（襄陽人，字孟将）等人计划杀武后宠 幸的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姚崇正好从屯驻处回京，就参加这件秘密的行动，后来因功封为梁县侯。武后迁往上陽宫时，中宗率百官去问候生活起居。
五王互相庆贺，只有姚崇留泪。张柬之等人说：「现在那里是流泪的时候呢？你恐怕会有灾祸临头。」
姚崇说：「和你们一起讨平叛逆，本来算不上什么功。然而服事武后久了，一旦分别，因而哭泣，是人臣应有的节义。如果因为这样而获罪，我也甘心。」后来五王被害，有姚崇幸免。
［冯评译文］
武后迁入上陽宫，王互相庆贺，有姚崇流泪。
董卓（东汉·临洮人）被杀，百姓载歌载舞，只有蔡邕（陈留人）惊叹。
事情相同而遭遇的福祸却相反。因为武后是君，董卓是臣；姚崇为公，蔡邕为私的缘故。然而惊叹的人是平日感恩的真心表现，流泪的人是一时免祸的权术。姚崇预计武三思（武后的侄子）还在朝，日后可能报复，不像五王那样不听劝告唉，姚崇真聪明啊！
７７、孔子
【原文】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冯述评］
袁了凡曰：「自俗眼观之，子贡之不受金似优于子路之受牛，孔子则取由而黜赐，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论流弊，不论一时论永久，不论一身论天下。
【译文】
鲁国的法令规定：凡鲁国人做了诸侯的臣妾，能将他们赎回的人，可以从官府拿回赎金，子贡去诸侯家赎回一个鲁国人，却不肯接受赎金。
孔子说：「赐（子贡的名字）的做法错了。圣人的行事可以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不只是自己的行为高尚就行了。当今鲁国富人少穷人多，拿回赎金并不损害自己的道德，不拿回赎金就不能鼓励其他人来效法了。」
子路（姓仲名由，孔子的弟子）救起溺水的人，那人以牛答谢子路，子路接受下来。孔子很高兴地说：「以后一定会有很多鲁国人勇于拯救溺水者了。」
７８、宓子
【原文】
齐人攻鲁，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任民出获，可以益粮，且不资寇。」三请，而宓子不许。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怒，使人让之。宓子蹙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夫单父一岁之麦，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若使民有幸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而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冯述评］
于救世似迂，于持世甚远。
【译文】
齐国人攻打鲁国，路经单父（鲁国的地名）。单父的父老向县宰请示说：「田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了，请任由人民去收割，既可增加粮食，且不致于资助敌人。」
接连请求三次，但宓子（鲁人，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都不准。不久，官差果然在麦田里逮捕到敌人。季孙（鲁人，鲁庄公之后代）很生气，遣人来责备宓子。宓子皱着眉头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可以种；但如果让不耕耘的人也可以收获麦子，人民就会喜欢有敌寇入侵。单父一年麦产量的多寡，对鲁国的强弱并无影响，如果使人民养成侥幸获利的心理，这种伤害几代都不能消除。」季孙听了很惭愧地说：「地如果可以钻进去，我宁肯钻进去也不愿意去见宓子。」
［冯评译文］
宓子的话从拯救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些迂腐，但从经理世事的角度来看，眼光非常远大。
７９、程琳
【原文】
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冯注：大麦纩绢绸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唯唯，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译文】
宋朝人程琳，字天球，任三司使时，有人认为人民的捐税名目繁多［当时有大麦、织绢、绸鞋钱和食盐钱等名目］，恐官吏从中舞弊，想除去名目合为一项。程琳说：「合为一项以除去繁多的名目，一时是很方便；可是以后一定有喜欢兴利的官吏，一定又增加税目，这样增加下去，更会加重人民的困苦。」主张合并税目的人虽然口头表示同意，然而心里还是不怎么相信。直到蔡京（字元长，性凶谲）推行方田法，把所有税收合并为一，才想起程琳的话来，不由得感慨系之。
８０、高明
【原文】
黄河南徙，民耕汙地，有收。议者欲履亩坐税。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无常，税额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籍，民何以堪？」遂报罢。
［冯述评］
每见沿江 之邑，以摊江 田赔粮致困，盖沙涨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见功，而不知异日减科之难也。
川中之盐井亦然，陈于陛《意见》云：「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百姓受累之极，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废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日免课，三年后方征收，则民困可苏而利亦兴矣。若山课多，一时不能尽蠲，宜查出另为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缓征，或对支，徐查新涨田，即渐补扣。数年之后，其庶几乎？」
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译文】
明朝时黄河河道向南迁移，人民在旧河道上耕种，有了收成。
有人提议政府应按田亩课税。御史高明（贵溪人，字止达）认为不行，他说：「黄河迁徙没有定位，税收的额度轻易改变不了，平地忽然间变为大河，日常税赋还是依旧，人民怎么承受得了！」于是报准取消。
７６、姚崇
【原文】
姚崇为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等谋诛二张，崇适自屯所还，遂参密议，以功封梁县侯。武后迁上陽宫，中宗率百官问起居。五公相庆，崇独流涕。柬之等曰：「今岂流涕时耶？恐公祸由此始。」崇曰：「比与讨逆，不足为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后五王被害，而崇独免。
【译文】
唐朝名臣姚崇（硖州硖石人，封梁国公）任灵武道大总管。
张柬之（襄陽人，字孟将）等人计划杀武后宠 幸的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姚崇正好从屯驻处回京，就参加这件秘密的行动，后来因功封为梁县侯。武后迁往上陽宫时，中宗率百官去问候生活起居。
五王互相庆贺，只有姚崇留泪。张柬之等人说：「现在那里是流泪的时候呢？你恐怕会有灾祸临头。」
姚崇说：「和你们一起讨平叛逆，本来算不上什么功。然而服事武后久了，一旦分别，因而哭泣，是人臣应有的节义。如果因为这样而获罪，我也甘心。」后来五王被害，有姚崇幸免。
［冯评译文］
武后迁入上陽宫，王互相庆贺，有姚崇流泪。
董卓（东汉·临洮人）被杀，百姓载歌载舞，只有蔡邕（陈留人）惊叹。
事情相同而遭遇的福祸却相反。因为武后是君，董卓是臣；姚崇为公，蔡邕为私的缘故。然而惊叹的人是平日感恩的真心表现，流泪的人是一时免祸的权术。姚崇预计武三思（武后的侄子）还在朝，日后可能报复，不像五王那样不听劝告唉，姚崇真聪明啊！
７７、孔子
【原文】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冯述评］
袁了凡曰：「自俗眼观之，子贡之不受金似优于子路之受牛，孔子则取由而黜赐，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论流弊，不论一时论永久，不论一身论天下。
【译文】
鲁国的法令规定：凡鲁国人做了诸侯的臣妾，能将他们赎回的人，可以从官府拿回赎金，子贡去诸侯家赎回一个鲁国人，却不肯接受赎金。
孔子说：「赐（子贡的名字）的做法错了。圣人的行事可以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不只是自己的行为高尚就行了。当今鲁国富人少穷人多，拿回赎金并不损害自己的道德，不拿回赎金就不能鼓励其他人来效法了。」
子路（姓仲名由，孔子的弟子）救起溺水的人，那人以牛答谢子路，子路接受下来。孔子很高兴地说：「以后一定会有很多鲁国人勇于拯救溺水者了。」
７８、宓子
【原文】
齐人攻鲁，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任民出获，可以益粮，且不资寇。」三请，而宓子不许。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怒，使人让之。宓子蹙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夫单父一岁之麦，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若使民有幸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而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冯述评］
于救世似迂，于持世甚远。
【译文】
齐国人攻打鲁国，路经单父（鲁国的地名）。单父的父老向县宰请示说：「田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了，请任由人民去收割，既可增加粮食，且不致于资助敌人。」
接连请求三次，但宓子（鲁人，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都不准。不久，官差果然在麦田里逮捕到敌人。季孙（鲁人，鲁庄公之后代）很生气，遣人来责备宓子。宓子皱着眉头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可以种；但如果让不耕耘的人也可以收获麦子，人民就会喜欢有敌寇入侵。单父一年麦产量的多寡，对鲁国的强弱并无影响，如果使人民养成侥幸获利的心理，这种伤害几代都不能消除。」季孙听了很惭愧地说：「地如果可以钻进去，我宁肯钻进去也不愿意去见宓子。」
［冯评译文］
宓子的话从拯救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些迂腐，但从经理世事的角度来看，眼光非常远大。
７９、程琳
【原文】
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冯注：大麦纩绢绸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唯唯，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译文】
宋朝人程琳，字天球，任三司使时，有人认为人民的捐税名目繁多［当时有大麦、织绢、绸鞋钱和食盐钱等名目］，恐官吏从中舞弊，想除去名目合为一项。程琳说：「合为一项以除去繁多的名目，一时是很方便；可是以后一定有喜欢兴利的官吏，一定又增加税目，这样增加下去，更会加重人民的困苦。」主张合并税目的人虽然口头表示同意，然而心里还是不怎么相信。直到蔡京（字元长，性凶谲）推行方田法，把所有税收合并为一，才想起程琳的话来，不由得感慨系之。
８０、高明
【原文】
黄河南徙，民耕汙地，有收。议者欲履亩坐税。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无常，税额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籍，民何以堪？」遂报罢。
［冯述评］
每见沿江 之邑，以摊江 田赔粮致困，盖沙涨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见功，而不知异日减科之难也。
川中之盐井亦然，陈于陛《意见》云：「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百姓受累之极，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废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日免课，三年后方征收，则民困可苏而利亦兴矣。若山课多，一时不能尽蠲，宜查出另为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缓征，或对支，徐查新涨田，即渐补扣。数年之后，其庶几乎？」
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译文】
明朝时黄河河道向南迁移，人民在旧河道上耕种，有了收成。
有人提议政府应按田亩课税。御史高明（贵溪人，字止达）认为不行，他说：「黄河迁徙没有定位，税收的额度轻易改变不了，平地忽然间变为大河，日常税赋还是依旧，人民怎么承受得了！」于是报准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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