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外，李佐军也认为，要斩断固废垃圾异地处理的链条，当前阶段上游地区的被转移地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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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斩断利废处理的黑色产业链益链条？

　　近日，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去年以来，广西、河南与安徽等地固废倾倒案件频发，使得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加大力度严厉打击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此次生态环境部正在推进中的“清废行动2018”也正是为这一根本目标而来，剑指斩断其背后的产业链迷局。

　　4月9日，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聚焦长江经济带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工作方案》，要求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为重点区域，排查沿江沿岸固体废物，严格追究固体废物产生企业和所在地政府责任，督促建立健全废物处置机制，切实消除环境隐患。

　　据了解，5月9日至13日期间，“清废行动2018”各督查组共摸排核实了2097个固体废物堆存点，发现1011个堆存点存在问题。

　　而在此次生态环境部清废专项行动开展之前和过程中，各地也相继推动长江清废行动的风暴潮。

　　公开资料显示，3月12日，江苏省公安厅、环境保护厅等6部门共同下发行动方案，决定从即日起至今年底，在沿江八市组织开展长江流域江苏段污染环境违法犯罪集中打击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向长江水体非法排污、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等犯罪行为。

　　两周之后的3月28日，重庆海事局长寿海事处、长江航道部门、长航公安等部门在辖区水域联合开展了长江干线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整治工作。

　　4月4日，安徽省召开长江安徽段环境污染突出问题专项整改推进会，连夜制定了《安徽省皖江固体废物环境污染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督查工作方案》。排查出贵池前江工业园19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工业园管委会主任被免职。

　　但记者也同时注意到，生态环境部与各地方“刮起”的监管风暴更多的还是从“堵”的末端治理层面来斩断固废异地处理的利益链条，而如何从前端治理层面就介入更是当前需要着重思考解决的关键。

　　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众多的非法倾倒事件的原因，既有利益驱使下的侥幸心理，也有监管不到位带来的执法漏洞，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地方的固废垃圾处置能力不足的现象。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这种处理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足够的处理力量。以上海为例，全市仅有12家有资质的固废垃圾处理企业，处理能力捉襟见肘，市场供需的矛盾突出。

　　记者实地走访了上海郊区的一家电子固废垃圾处理企业，临近下班时间，记者看到门口仍有4-5辆装满冰箱、电视机的卡车在焦急地排队等待进厂。工厂门口处，一位司机师傅向记者抱怨道，中午他的车就到这里排队了，但仓库一时半会无法腾出足够的空间卸货，不知道还要等多长时间。

　　此外，固废处理的科技含量仍不高，限制了固废处理产能的提升。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绝大多数的固废垃圾处理方式还是以焚烧和填埋两种方式为主，在上海目前这两种处理方式占比就达到了80%。

　　曾刚则表示，虽然当前处理固废垃圾的手段还处在初步阶段，但实际上目前国内在处理技术上已不断有所突破，如再生利用、干化技术等相对简单的领域都有新技术产生，但关键阻碍是从事相关领域的市场成本太高，导致有新技术处理能力的企业无法“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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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多方力量的推动才行。”曾刚表示，要避免固废垃圾跨省转移处理，需要从当前的监管治理的末端开始，沿着链条向生产减量的前端环节推进，来实现“治标更治本”的目标。

　　为此，他建议一方面要加大长江经济带上对垃圾处理技术的投资，进行技术攻关；另一方面，也要从政策层面上，在企业生产源头就将产品的回收成本纳入到整体的成本中去，让企业的产品投入市场前就承担相应的回收成本，将生态理念深入工业生产的链条前端，来实现废固垃圾的生产减量。

　　另外，李佐军也认为，要斩断固废垃圾异地处理的链条，当前阶段上游地区的被转移地除了要加强监督管理外，还需要提高固废垃圾的准入、堆放门槛，并为此制定非常严格的地方规划与实施办法。

　　“门槛提高，政策趋严，违法成本自然也高。”李佐军指出，这需要后期各地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各方力量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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