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无法征服中国--从工业看敌后作战的意义（4完结）
原创 深圳宁南山 宁南山
而在伪满统治下的东北地区，则实行“地盘育成”“行政供出”“勤劳奉士”的制度大量使用东北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1：地盘育成是指伪满重点工矿企业周边农村，18-50岁的男性良民，每年需平均约4-6个月时间服劳役:，这是一个使用周边本地劳工的制度。
2：行政供出则是直接摊派到各个市，县，乡，村等行政单位需要出多少劳动力，伪满新京市长金名士（1940-1942年间担任新京即今天长春的市长）在战后接受审判时说：
“我在伪市长任内，在一九四一年供出劳工约一千五百人，在一九四二年供出劳工约两千四、五百人，都是到北满当时日寇所谓北边振兴工作。按照当时供出劳工的规定，劳工的工作期间是四个月，但是当地使用劳工的日寇军方或包工业者，每每藉口工程只剩尾巴，强行延期，致使供出的劳工都是多作一两个月。更因当时的劳作都是重劳动，而待遇又是极苛薄的，以及医疗的不够和没有，故供出的劳工每年的死亡率，约有百分之七”
3：勤劳奉士则面向的是伪满没有服兵役的年轻人，包括在校学生，要去义务劳动。
4：浮浪劳工，就是在伪满各个城市抓捕流浪者充当劳工，但实际上为了完成任务，很多被抓走的是有固定住所的居民，或者是从外地来谋生的人，反正这些外地人失踪了也无人知晓，日本在华北也同样大量抓捕“浮浪劳工”。
敌后抗战的伟大意义
今天这篇文章可能有些枯燥，但是我是想说敌后抗战的伟大意义，在于日本始终无法通过产业开发计划把人口稠密，自然资源丰富的华北地区变成正收益区域，相反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华北维持治安，而在东北地区，抗联的抵抗活动也造成了伪满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居高不下。
毕竟在抗战时期，中国从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全国仅剩下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中尤其以四川省成为最大的兵员和财政供出基地。
但不管是人口，工业还是农业，日本统治下区域都已经远大于中国的未沦陷区域。
也就是说，正面战场的国统区人口数量，物力，财力和工业能力都已经远不如日本占领下的沦陷区了，1937年-1941年我国除了有少量例如苏联航空队等外援外，就是独立抗击日本侵略，尤其是1938年10月之后，东北，华北，华东，武汉，广州都大部分精华国土都被占了，之所以还能坚持下去，
还因为日本需要投入大量成本维持沦陷区的“治安”，另外他们还需要投入大量成本才能把沦陷区进行整合消化，转化为日本的战争能力。
换言之，顽强的敌后作战使得日本必须投入人力财力资源，消耗日本的国力，同时也是因为顽强的敌后经济破袭作战，使得日本对沦陷区的产业开发计划无法顺利完成，难以从占领区通过开采自然资源和使用中国劳动力的方式获取大量经济收益，生产战争物资提高日本的战争能力，拖累日本的财政。
我觉得这点还和欧洲战场不一样，苏联面对德国的侵略，最大的两个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始终没有沦陷，关键的石油资源产地也没有沦陷，战线后方仍在本国控制下的工业能力和自然资源产地的比例都比中国大得多。
就拿中国来说，当时煤炭的两个主产地就是东北和华北，最大的两个工业城市是上海和天津，民族工业最聚集的地方是江浙沪地区，这些地方全部都沦陷了。
日本对东北的自然资源开发已经比较顺利，从海南，湖北的铁矿也运出不少铁矿石。
如果日本对华北的自然资源的五年计划再在1942年顺利完成，单看华北这个第一个计划，到1942就能给日本每年新增100万吨石油，100万吨生铁，50万吨钢的产量，华北地区还是当时中国棉花的主产地，很适合作为纺织业的原料。
如果1942年华北五年计划完成，电力容量从16万千瓦上升到60万千瓦，则日本可在华北拥有更大的工业产能，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生产战争所需的物资。
更不要说，日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五年计划。
如果沦陷区的自然资源开采，交通运输和资源加工重工业越来越多的运行起来，那么日本就能成功的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面积达到几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几亿人的沦陷区，会成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源泉，为日本提供源源不断的各种资源，可以把日本从一个小国变成一个大国，实现彻底的征服中国的目标。
而中国仅仅依靠国统区大后方以四川为主的几个省份，将难以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工业能力上与日本对抗，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日本甚至也不用冒着风险对英美开战了。
正是以华北为中心，包括东北，华东等沦陷区域在内的不屈敌后抗战，使得日本不仅不能从沦陷区获取海量正收益，反而要持续的付出成本，迟迟无法获得胜利，加上西方禁运，为了获取更多资源不得不铤而走险扩大战争，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
原创 深圳宁南山 宁南山
而在伪满统治下的东北地区，则实行“地盘育成”“行政供出”“勤劳奉士”的制度大量使用东北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1：地盘育成是指伪满重点工矿企业周边农村，18-50岁的男性良民，每年需平均约4-6个月时间服劳役:，这是一个使用周边本地劳工的制度。
2：行政供出则是直接摊派到各个市，县，乡，村等行政单位需要出多少劳动力，伪满新京市长金名士（1940-1942年间担任新京即今天长春的市长）在战后接受审判时说：
“我在伪市长任内，在一九四一年供出劳工约一千五百人，在一九四二年供出劳工约两千四、五百人，都是到北满当时日寇所谓北边振兴工作。按照当时供出劳工的规定，劳工的工作期间是四个月，但是当地使用劳工的日寇军方或包工业者，每每藉口工程只剩尾巴，强行延期，致使供出的劳工都是多作一两个月。更因当时的劳作都是重劳动，而待遇又是极苛薄的，以及医疗的不够和没有，故供出的劳工每年的死亡率，约有百分之七”
3：勤劳奉士则面向的是伪满没有服兵役的年轻人，包括在校学生，要去义务劳动。
4：浮浪劳工，就是在伪满各个城市抓捕流浪者充当劳工，但实际上为了完成任务，很多被抓走的是有固定住所的居民，或者是从外地来谋生的人，反正这些外地人失踪了也无人知晓，日本在华北也同样大量抓捕“浮浪劳工”。
敌后抗战的伟大意义
今天这篇文章可能有些枯燥，但是我是想说敌后抗战的伟大意义，在于日本始终无法通过产业开发计划把人口稠密，自然资源丰富的华北地区变成正收益区域，相反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华北维持治安，而在东北地区，抗联的抵抗活动也造成了伪满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居高不下。
毕竟在抗战时期，中国从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全国仅剩下西南和西北地区，其中尤其以四川省成为最大的兵员和财政供出基地。
但不管是人口，工业还是农业，日本统治下区域都已经远大于中国的未沦陷区域。
也就是说，正面战场的国统区人口数量，物力，财力和工业能力都已经远不如日本占领下的沦陷区了，1937年-1941年我国除了有少量例如苏联航空队等外援外，就是独立抗击日本侵略，尤其是1938年10月之后，东北，华北，华东，武汉，广州都大部分精华国土都被占了，之所以还能坚持下去，
还因为日本需要投入大量成本维持沦陷区的“治安”，另外他们还需要投入大量成本才能把沦陷区进行整合消化，转化为日本的战争能力。
换言之，顽强的敌后作战使得日本必须投入人力财力资源，消耗日本的国力，同时也是因为顽强的敌后经济破袭作战，使得日本对沦陷区的产业开发计划无法顺利完成，难以从占领区通过开采自然资源和使用中国劳动力的方式获取大量经济收益，生产战争物资提高日本的战争能力，拖累日本的财政。
我觉得这点还和欧洲战场不一样，苏联面对德国的侵略，最大的两个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始终没有沦陷，关键的石油资源产地也没有沦陷，战线后方仍在本国控制下的工业能力和自然资源产地的比例都比中国大得多。
就拿中国来说，当时煤炭的两个主产地就是东北和华北，最大的两个工业城市是上海和天津，民族工业最聚集的地方是江浙沪地区，这些地方全部都沦陷了。
日本对东北的自然资源开发已经比较顺利，从海南，湖北的铁矿也运出不少铁矿石。
如果日本对华北的自然资源的五年计划再在1942年顺利完成，单看华北这个第一个计划，到1942就能给日本每年新增100万吨石油，100万吨生铁，50万吨钢的产量，华北地区还是当时中国棉花的主产地，很适合作为纺织业的原料。
如果1942年华北五年计划完成，电力容量从16万千瓦上升到60万千瓦，则日本可在华北拥有更大的工业产能，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生产战争所需的物资。
更不要说，日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五年计划。
如果沦陷区的自然资源开采，交通运输和资源加工重工业越来越多的运行起来，那么日本就能成功的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面积达到几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几亿人的沦陷区，会成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源泉，为日本提供源源不断的各种资源，可以把日本从一个小国变成一个大国，实现彻底的征服中国的目标。
而中国仅仅依靠国统区大后方以四川为主的几个省份，将难以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工业能力上与日本对抗，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日本甚至也不用冒着风险对英美开战了。
正是以华北为中心，包括东北，华东等沦陷区域在内的不屈敌后抗战，使得日本不仅不能从沦陷区获取海量正收益，反而要持续的付出成本，迟迟无法获得胜利，加上西方禁运，为了获取更多资源不得不铤而走险扩大战争，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
#副中心会客厅#打造全球财富管理新高地！贷款余额增速全市居首
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近日邀请通州区金融办副主任赵睿、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苑志宏、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助理綦久竑、上田八木货币经纪副总裁安刚、北京银行副中心分行副行长王健宁，做客演播室，畅谈城市副中心现代金融业发展。
据了解，去年副中心中资银行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连续11个月位居全市第一，今年一季度全区金融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1.6%创新高。一大批符合副中心金融业功能定位的高精尖企业落地展业，成为构建副中心高精尖产业结构的重要支撑。
全区注册金融类企业超340家
今日的副中心已承载了“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两个国家级的金融定位。日前，市金融局等多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北京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建设的意见》，助力副中心成为全球财富管理新高地。
政策支持接连不断！
区金融办副主任赵睿表示，去年通州区联合市金融局还发布了《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金融业发展措施》，对银行理财、证券资管、公募基金等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及财富管理机构，按照实收资本或资产管理规模，给予区级最高6000万元补助，对上市公司及境外上市公司境内主要经营实体给予1000万元补助等一系列首创性、领先性鼓励措施。
伴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金融业发展措施》等有关政策落地实施，副中心持续吸引一批龙头企业扎根通州，这些优惠政策也成为副中心产业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经初步认定，截至目前，21家金融类机构符合上述文件有关条件，可给予2021年年度金融机构奖励，有关部门已拨付奖励1.68亿元。
政策扶持下，副中心金融业屡创佳绩。
赵睿介绍，2021年，副中心中资银行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连续11个月位居全市第一。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经济比重首次超过10%。金融业税收同比增长超四成。今年一季度，通州全区金融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1.6%，再创历史新高。
“华夏理财、农银金科、上田八木货币经纪、北京绿色交易所、普华永道等一批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及专业机构已落地通州展业，全区已注册金融类企业超340家。”
赵睿表示，全国首只北交所上市接力基金，全市首家绿色支行、首笔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等一批首创性项目和业务也实现落地，金融业财税贡献持续加大，为构建副中心高精尖产业结构作出重要支撑。
内外资金融机构迎发展良机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算。
持续出台的优惠政策是副中心优化营商环境的缩影。赵睿透露，副中心立足金融+总部产业定位，引入一批符合副中心金融业功能定位的高精尖企业，为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奠定产业发展基础，不少金融机构在副中心优惠政策支持下日益壮大。
赵睿介绍，
2017年北京银行在城市副中心设立银行业首家一级分行——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近两年来，该分行相继发布北京自贸区跨境电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成功落地“双碳”背景下北京市首笔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助力中航国际绿色境外债券成功发行，与通州区签署绿色金融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在通州区域内打造自贸业务“主办服务行”，突出区域特色开展金融服务。
“副中心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定位吸引了我们。”
北京银行副中心分行副行长王健宁表示，副中心以“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为三大金融功能定位，全力打造全球财富管理新高地、中国金融发展新引擎，聚集了众多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和金融人才，可以为公司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和强劲动力。
据了解，
针对金融机构，有关部门还对符合副中心功能定位的内外资持牌法人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业务总部及银行专营机构，按实收资本或资产管理规模，给予补助及租、购、自建办公用房补助，在人才住房、交通出行、职业发展、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也给予优质服务。
作为国内首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上田八木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每天面对着万亿级金融市场，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今其货币台日平均交易额在900亿元左右，合作金融机构已接近1000家。
“我们长期看好中国，今天的发展更得益于最终落户副中心的决心。”上田八木货币经纪副总裁安刚介绍，目前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境内外货币市场交易、债券市场交易、外汇市场交易和衍生产品交易提供经纪服务，开展了人民币拆借、资金回购、外币拆借、存单一级、票据转贴等业务品种的交易。
搭上副中心这班“高速列车”，让其站在时代潮头，获得了良好平台、广阔空间和难得机遇。安刚清晰地记得，公司自2020年5月开始筹划，到2021年6月获批开业，仅用了短短的1年零1个月，时间之短不仅创造业内之最，更体现了北京速度与副中心效率。
赵睿表示，上田八木的开业提振了北京金融业扩大开放的信心，也向首都金融市场传递出信号，副中心有能力服务好、支持好各类内外资金融机构发展。
❖
绿色交易所碳配额等成交破30亿
为了构建绿色金融与可持续金融中心，副中心正推动绿色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的聚集，发展各类绿色金融创新产品，探索在副中心实践并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和信息披露制度，以绿色金融精准支持副中心产业升级。
近两年，副中心打造绿色金融创新示范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运河商务区已集聚了一批绿色金融机构。
赵睿介绍，
副中心已引进了北京绿色交易所、中美绿色基金、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一批首创性项目。绿金院与蚂蚁集团近期合作设立北京达道至简科技公司，助推副中心绿色金融科技等发展。
全市首家绿色金融专营支行、首笔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北京首支百亿规模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等一批绿色金融领域首创性业务实现落地。
目前，北京绿色交易所碳配额和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涵盖重点排放单位900家左右，累计实现碳配额等交易量超9388万吨，成交额突破30亿元。截至一季度末，驻区银行机构累计发放绿色信贷186笔，新增67.5亿元，贷款余额194.8亿元，持续加大对生态环境、节能环保、绿色交通等绿色经济领域信贷支持。
赵睿特别提到，在“十四五”时期，副中心将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届时副中心作为绿色金融功能主要承载区和先行示范区，将加强与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沟通，争取跨境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绿色债券、绿色股权投融资等政策措施优先在副中心试点，落实各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任务。
“在‘十四五’期间，副中心将高水平建设北京绿色交易所。”
赵睿称，依托北京绿色交易所副中心还会建设和完善北京绿色项目库和全国绿色项目库，围绕“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积极谋划国际绿色项目库，配合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依托北京绿色交易所建设国家自愿减排交易中心。
https://t.cn/A6an965A
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近日邀请通州区金融办副主任赵睿、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苑志宏、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助理綦久竑、上田八木货币经纪副总裁安刚、北京银行副中心分行副行长王健宁，做客演播室，畅谈城市副中心现代金融业发展。
据了解，去年副中心中资银行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连续11个月位居全市第一，今年一季度全区金融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1.6%创新高。一大批符合副中心金融业功能定位的高精尖企业落地展业，成为构建副中心高精尖产业结构的重要支撑。
全区注册金融类企业超340家
今日的副中心已承载了“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两个国家级的金融定位。日前，市金融局等多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北京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建设的意见》，助力副中心成为全球财富管理新高地。
政策支持接连不断！
区金融办副主任赵睿表示，去年通州区联合市金融局还发布了《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金融业发展措施》，对银行理财、证券资管、公募基金等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及财富管理机构，按照实收资本或资产管理规模，给予区级最高6000万元补助，对上市公司及境外上市公司境内主要经营实体给予1000万元补助等一系列首创性、领先性鼓励措施。
伴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金融业发展措施》等有关政策落地实施，副中心持续吸引一批龙头企业扎根通州，这些优惠政策也成为副中心产业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经初步认定，截至目前，21家金融类机构符合上述文件有关条件，可给予2021年年度金融机构奖励，有关部门已拨付奖励1.68亿元。
政策扶持下，副中心金融业屡创佳绩。
赵睿介绍，2021年，副中心中资银行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连续11个月位居全市第一。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经济比重首次超过10%。金融业税收同比增长超四成。今年一季度，通州全区金融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1.6%，再创历史新高。
“华夏理财、农银金科、上田八木货币经纪、北京绿色交易所、普华永道等一批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及专业机构已落地通州展业，全区已注册金融类企业超340家。”
赵睿表示，全国首只北交所上市接力基金，全市首家绿色支行、首笔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等一批首创性项目和业务也实现落地，金融业财税贡献持续加大，为构建副中心高精尖产业结构作出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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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睿介绍，
2017年北京银行在城市副中心设立银行业首家一级分行——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近两年来，该分行相继发布北京自贸区跨境电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成功落地“双碳”背景下北京市首笔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助力中航国际绿色境外债券成功发行，与通州区签署绿色金融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在通州区域内打造自贸业务“主办服务行”，突出区域特色开展金融服务。
“副中心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定位吸引了我们。”
北京银行副中心分行副行长王健宁表示，副中心以“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为三大金融功能定位，全力打造全球财富管理新高地、中国金融发展新引擎，聚集了众多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和金融人才，可以为公司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和强劲动力。
据了解，
针对金融机构，有关部门还对符合副中心功能定位的内外资持牌法人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业务总部及银行专营机构，按实收资本或资产管理规模，给予补助及租、购、自建办公用房补助，在人才住房、交通出行、职业发展、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也给予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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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睿表示，上田八木的开业提振了北京金融业扩大开放的信心，也向首都金融市场传递出信号，副中心有能力服务好、支持好各类内外资金融机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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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构建绿色金融与可持续金融中心，副中心正推动绿色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的聚集，发展各类绿色金融创新产品，探索在副中心实践并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和信息披露制度，以绿色金融精准支持副中心产业升级。
近两年，副中心打造绿色金融创新示范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运河商务区已集聚了一批绿色金融机构。
赵睿介绍，
副中心已引进了北京绿色交易所、中美绿色基金、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一批首创性项目。绿金院与蚂蚁集团近期合作设立北京达道至简科技公司，助推副中心绿色金融科技等发展。
全市首家绿色金融专营支行、首笔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北京首支百亿规模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等一批绿色金融领域首创性业务实现落地。
目前，北京绿色交易所碳配额和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涵盖重点排放单位900家左右，累计实现碳配额等交易量超9388万吨，成交额突破30亿元。截至一季度末，驻区银行机构累计发放绿色信贷186笔，新增67.5亿元，贷款余额194.8亿元，持续加大对生态环境、节能环保、绿色交通等绿色经济领域信贷支持。
赵睿特别提到，在“十四五”时期，副中心将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届时副中心作为绿色金融功能主要承载区和先行示范区，将加强与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沟通，争取跨境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绿色债券、绿色股权投融资等政策措施优先在副中心试点，落实各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任务。
“在‘十四五’期间，副中心将高水平建设北京绿色交易所。”
赵睿称，依托北京绿色交易所副中心还会建设和完善北京绿色项目库和全国绿色项目库，围绕“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积极谋划国际绿色项目库，配合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依托北京绿色交易所建设国家自愿减排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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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遇上了这样的时代，一定要配得上这样的时代，没有好东西是单独来的，当时代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成长机遇时，也意味着你会承受更加痛苦的破茧成蝶，这将是一场漫长的大浪淘沙，那些无法在与自己死磕中拼命成为大块头的人，都会在时代的湍流中渐渐湮没无闻，今天你会觉得你和“别人家的孩子”之间是背景的差距，但站的再远一些，就会发现你的未来与任何人无关，只关乎自己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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