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曲周“党支部+合作社”破解农村发展瓶颈】——曲周县东刘庄村探索实施整村土地流转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已经阻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曲周县东刘庄村按照“党支部+合作社”模式，实施整村土地流转，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忆往昔，分散经营制约发展
东刘庄村全村160户612人，有耕地1020亩，党员24名，支村两委干部5人。该村一无自然资源，二无集体积累，三无优势产业，资源禀赋较差，产业结构单一，是一个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为主的典型传统农业种植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传统农业如何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乡村振兴，东刘庄与中国多数农村遇到相同的困扰。
东刘庄村的耕地，承包到户时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的数百块，田埂、边垄、田间路又占了不少耕地，不仅造成耕种面积缩小，而且束缚生产力发展。由于地块零散，农户之间作物种植不统一，大型农机作业难以施展，给农业机械化、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带来很大困难。分户经营，各管各家事，集体农业基础设施管护不好、作用发挥不好，生产工具重复购置严重，利用率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户之间的文化素质不同，技术接受能力参差不齐，造成一些新技术、新品种很难在短期内大面积推广应用。由于生产缺乏组织性，农户只是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的初级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低下。分散的土地经营把农民紧紧吸附在土地上，在家种地挣不了大钱，外出打工舍不得土地，闲时打工、农忙种地成了农民的常态。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集体资产分产到家，承包到户，特别是取消“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后，村级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村集体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居住环境上无能为力，长期以来农民感觉不到党支部、村集体的服务和帮助。
分散经营给农村治理带来难题。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解决不了；农忙时节抢水、抢电等很多纠纷解决不了；新增人口虽有农民身份却无地可耕，“无地农户”问题解决不了。这三大问题成了乡村振兴的“绊脚石”。
解困扰，蹚出一条致富路
面对困惑，2011年秋，东刘庄村党支部改革图变，牵头成立了东刘庄土地股份合作社，探索实施整村土地流转，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
整村土地流转，搬开农业发展“绊脚石”。广泛宣传，获取民意基础。党支部深入农户宣传政策，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最终该村以村集体名义注册了东刘庄村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土地流转，获取群众信任。两项举措，打消群众顾虑。村集体自筹部分资金，用于合作社土地保底收入的风险金，打消群众“租金给不了怎么办”的忧虑。国家发放的种粮补贴仍按土地承包权全部发放给农户，农民原有承包地全部用灰桩定界，地虽合，地界存，打消了农民“土地权属归谁”的忧虑。灵活入股，照顾全民利益。土地入股由农户自主选择：有土地的村民按照1厘地1股，每股10元的标准，实行保底不分红和入股可分红两种方式流转给合作社（目前每亩流转金1000元，农户之间流转不超过700元）。无地村民每人按100股(相当于1亩地)领取分红，保证无地农民利益。由此，全村108户群众全部加入了合作社，“农民当股民，群众成社员”实现整村土地流转。建章立制，透明规范经营。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明确土地流转的方式、地块、期限、收益、权利义务等。制定了合作社章程和各项制度，设立了社员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和监事会，组建了监督机构，实现了民主管理、透明操作和规范运营。
多种合作模式，集体经济收入高。整村土地流转，村集体创新性地将田间路、水利设施等作为集体资产入股，再加上各种管理费及多种合作模式，村集体年收入达45万元。优惠政策，引进科研院校参与。以我市棉麦双丰建设的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参与，由东刘庄合作社自主种植，收益归合作社所有，按照每亩棉花400斤，每斤3元计算，小麦850斤，每斤1.28元计算，250亩，年收入55万元，扣除流转金和农业投资，集体收益10万元左右。合作种植，建设科技示范基地。省玉米产业体系示范基地由科研单位提供种子、农药、肥料，东刘庄合作社按照玉米产业体系要求种植，收益归合作社，按照每亩玉米1500斤，每斤1.1元计算，小麦1000斤，每斤1.28元计算，150亩地年收入40万元左右，扣除流转金和属于合作社的农业投资，集体收益8万元左右。出租土地，吸引知名企业合作。国家农业开发项目设施蔬菜基地和七彩环美欧式苗圃基地即采用此种模式。东刘庄合作社前三年保底每亩1200元。三年后参与分红，每亩保底1200元基础上，每三年参与一次分红，每个大棚分红1000元，每亩苗圃分红800元。目前，620亩集体每亩可保底收入136元，加上基础设施使用费，年收入10万元。
解放农村劳力，家庭收入渠道宽。土地整村流转后，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为农户增收拓宽了渠道。村支书给村民算了三笔“致富账”。一是“土地收入账”。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参股经营，与群众自行流转每亩500元、自己耕种每亩收入800—1000元的收益相比，既节约劳动力，又增加收益。二是“务工收入账”。由镇村两级主导，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协会、创业帮扶协会，指导组织社员外出务工、自主创业、参加合作社的有偿劳动。据估算，可实现人均增收2500元以上。三是“无地农民受益账”。合作社从盈利中拿出部分收益资金，用于人头股，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又保障了无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调动了群众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三笔账算下来，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935元，比该县农民平均收入多了一倍。
改善人居环境，农民生活城市化。东刘庄村整体土地流转后，集体有了收入，合作社每年拿出结余的60%用于村庄基础建设，丰富村民文化生活。人居环境更靓丽。街巷全部硬化，配备了垃圾箱、清运车，安装了路灯、绿化了街道，聘用三名保洁员，实现卫生维护常态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家庭庭院更美丽。该村全部实现了厕所水冲式、厨房电气化，庭院建起了小花园、小菜园。文化生活更丰富。村里建设了村史馆、图书馆、农耕体验园，休闲娱乐村民有了好去处。
看今朝，流转模式效果好
东刘庄村“党支部+合作社”模式中，党支部发挥了政治、组织优势，合作社发挥了市场、技术优势。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流转整村土地，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发展瓶颈，探索出一条可借鉴能复制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全村土地整村流转之后，土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惠农资金打捆使用，大型农机具、农业新技术、种植新品种推广应用，农业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依托中科院科技优势，冬小麦、春棉花等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农业产出效益逐步提升。
土地实现流转后，大量农民从田间解放出来，部分村民自己创业，多数外出和就近务工，逐步形成多元增收格局。按照合作社章程，合作社80%收入用于农户分红，20%留作公益金，用于第二年生产性投入、发展村上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实现了村民和村集体的共赢发展。
合作社将农民的主要精力凝聚到发家致富上，减少矛盾纠纷；通过评选三好社员、优先配置用工名额等措施强化对农民的管理，促进农村工作的开展；增设人头股，使无地农民没有土地却享受土地收益，为一些棘手社会问题解决作了有益尝试。
合作社与基层党组织互为支撑，相互依托。成立合作社以来，该村支村两委领导班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以及舍小家、为大家的为民意识显著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守法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有了明显提升，参与新农村各项建设更为积极主动，大大加快了农村民主建设进程。
来源：曲周宣传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已经阻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曲周县东刘庄村按照“党支部+合作社”模式，实施整村土地流转，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忆往昔，分散经营制约发展
东刘庄村全村160户612人，有耕地1020亩，党员24名，支村两委干部5人。该村一无自然资源，二无集体积累，三无优势产业，资源禀赋较差，产业结构单一，是一个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为主的典型传统农业种植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传统农业如何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乡村振兴，东刘庄与中国多数农村遇到相同的困扰。
东刘庄村的耕地，承包到户时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的数百块，田埂、边垄、田间路又占了不少耕地，不仅造成耕种面积缩小，而且束缚生产力发展。由于地块零散，农户之间作物种植不统一，大型农机作业难以施展，给农业机械化、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带来很大困难。分户经营，各管各家事，集体农业基础设施管护不好、作用发挥不好，生产工具重复购置严重，利用率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户之间的文化素质不同，技术接受能力参差不齐，造成一些新技术、新品种很难在短期内大面积推广应用。由于生产缺乏组织性，农户只是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的初级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低下。分散的土地经营把农民紧紧吸附在土地上，在家种地挣不了大钱，外出打工舍不得土地，闲时打工、农忙种地成了农民的常态。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集体资产分产到家，承包到户，特别是取消“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后，村级集体收入几乎为零，村集体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居住环境上无能为力，长期以来农民感觉不到党支部、村集体的服务和帮助。
分散经营给农村治理带来难题。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解决不了；农忙时节抢水、抢电等很多纠纷解决不了；新增人口虽有农民身份却无地可耕，“无地农户”问题解决不了。这三大问题成了乡村振兴的“绊脚石”。
解困扰，蹚出一条致富路
面对困惑，2011年秋，东刘庄村党支部改革图变，牵头成立了东刘庄土地股份合作社，探索实施整村土地流转，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
整村土地流转，搬开农业发展“绊脚石”。广泛宣传，获取民意基础。党支部深入农户宣传政策，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最终该村以村集体名义注册了东刘庄村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土地流转，获取群众信任。两项举措，打消群众顾虑。村集体自筹部分资金，用于合作社土地保底收入的风险金，打消群众“租金给不了怎么办”的忧虑。国家发放的种粮补贴仍按土地承包权全部发放给农户，农民原有承包地全部用灰桩定界，地虽合，地界存，打消了农民“土地权属归谁”的忧虑。灵活入股，照顾全民利益。土地入股由农户自主选择：有土地的村民按照1厘地1股，每股10元的标准，实行保底不分红和入股可分红两种方式流转给合作社（目前每亩流转金1000元，农户之间流转不超过700元）。无地村民每人按100股(相当于1亩地)领取分红，保证无地农民利益。由此，全村108户群众全部加入了合作社，“农民当股民，群众成社员”实现整村土地流转。建章立制，透明规范经营。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明确土地流转的方式、地块、期限、收益、权利义务等。制定了合作社章程和各项制度，设立了社员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和监事会，组建了监督机构，实现了民主管理、透明操作和规范运营。
多种合作模式，集体经济收入高。整村土地流转，村集体创新性地将田间路、水利设施等作为集体资产入股，再加上各种管理费及多种合作模式，村集体年收入达45万元。优惠政策，引进科研院校参与。以我市棉麦双丰建设的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参与，由东刘庄合作社自主种植，收益归合作社所有，按照每亩棉花400斤，每斤3元计算，小麦850斤，每斤1.28元计算，250亩，年收入55万元，扣除流转金和农业投资，集体收益10万元左右。合作种植，建设科技示范基地。省玉米产业体系示范基地由科研单位提供种子、农药、肥料，东刘庄合作社按照玉米产业体系要求种植，收益归合作社，按照每亩玉米1500斤，每斤1.1元计算，小麦1000斤，每斤1.28元计算，150亩地年收入40万元左右，扣除流转金和属于合作社的农业投资，集体收益8万元左右。出租土地，吸引知名企业合作。国家农业开发项目设施蔬菜基地和七彩环美欧式苗圃基地即采用此种模式。东刘庄合作社前三年保底每亩1200元。三年后参与分红，每亩保底1200元基础上，每三年参与一次分红，每个大棚分红1000元，每亩苗圃分红800元。目前，620亩集体每亩可保底收入136元，加上基础设施使用费，年收入10万元。
解放农村劳力，家庭收入渠道宽。土地整村流转后，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为农户增收拓宽了渠道。村支书给村民算了三笔“致富账”。一是“土地收入账”。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参股经营，与群众自行流转每亩500元、自己耕种每亩收入800—1000元的收益相比，既节约劳动力，又增加收益。二是“务工收入账”。由镇村两级主导，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协会、创业帮扶协会，指导组织社员外出务工、自主创业、参加合作社的有偿劳动。据估算，可实现人均增收2500元以上。三是“无地农民受益账”。合作社从盈利中拿出部分收益资金，用于人头股，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又保障了无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调动了群众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三笔账算下来，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935元，比该县农民平均收入多了一倍。
改善人居环境，农民生活城市化。东刘庄村整体土地流转后，集体有了收入，合作社每年拿出结余的60%用于村庄基础建设，丰富村民文化生活。人居环境更靓丽。街巷全部硬化，配备了垃圾箱、清运车，安装了路灯、绿化了街道，聘用三名保洁员，实现卫生维护常态化，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家庭庭院更美丽。该村全部实现了厕所水冲式、厨房电气化，庭院建起了小花园、小菜园。文化生活更丰富。村里建设了村史馆、图书馆、农耕体验园，休闲娱乐村民有了好去处。
看今朝，流转模式效果好
东刘庄村“党支部+合作社”模式中，党支部发挥了政治、组织优势，合作社发挥了市场、技术优势。把这些优势结合起来，流转整村土地，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发展瓶颈，探索出一条可借鉴能复制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全村土地整村流转之后，土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惠农资金打捆使用，大型农机具、农业新技术、种植新品种推广应用，农业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依托中科院科技优势，冬小麦、春棉花等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农业产出效益逐步提升。
土地实现流转后，大量农民从田间解放出来，部分村民自己创业，多数外出和就近务工，逐步形成多元增收格局。按照合作社章程，合作社80%收入用于农户分红，20%留作公益金，用于第二年生产性投入、发展村上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实现了村民和村集体的共赢发展。
合作社将农民的主要精力凝聚到发家致富上，减少矛盾纠纷；通过评选三好社员、优先配置用工名额等措施强化对农民的管理，促进农村工作的开展；增设人头股，使无地农民没有土地却享受土地收益，为一些棘手社会问题解决作了有益尝试。
合作社与基层党组织互为支撑，相互依托。成立合作社以来，该村支村两委领导班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以及舍小家、为大家的为民意识显著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守法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有了明显提升，参与新农村各项建设更为积极主动，大大加快了农村民主建设进程。
来源：曲周宣传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龙江船厂的标准化生产
赵志刚
明朝最大官办造船厂之一的龙江船厂，贯穿了明代270多年的历史，主要建造战座船、漕运船、巡船、哨船、快船、渔船、黄船等船只，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也建造和改造过数量众多的海船，《龙江船厂志》载“永乐五年，成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只，备使西洋诸国”。大量造船催生了新的工艺和标准，造船技术也得以不断发展完善。作为工部都水司管辖的“部级企业”，龙江船厂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生产标准以确保产品质量，其所制定的用料、价格、工艺、验收等诸标准也成为其他船厂执行的“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
一、用料与材料计价标准
明代船舶，船体用杉木，其次用楠木，“初乃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不同用途、种类的船只亦有不同用料。
明代抗倭时广东船主体用铁力木，更加坚固结实，但价格比川杉、楠木贵。帆船是水上木结构，其纯木结构特性不像陆地上砖木结构建筑，可以保留上百年（少数可以保留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木船风吹雨淋日晒水浸浪袭，船体受力复杂，容易损坏，所以用材及保养十分讲究。大海船舵杆“必用铁力木”，内河船及小体量海船用榆木，操舵手柄用檀木、桅杆用杉木，还有杨木、樟木、榔木、松木、巴劳木、青皮等。不同材种有不同用途，一般不可以互相代用。风蓬、棚、索、缆也是各有尺寸，不可弄错。从龙江船厂遗址、宝船厂遗址出土的大量船体构件情况分析，也印证了明代造船所用材料的多样性。
《龙江船厂志》中木料材积计算方式与现代不同。木料的材积是依据木料围长来计算的，而不像现代人用木料直径来计算。船用木材材积的计量方法用的是“单板法”。这种方法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南京工部尚书宋景创造的船用木材材积计量方法。因整根木料，一般无法看出内部是否有空心、虫蛀、腐烂等情况，而裁成板片则一目了然，所以“单板法”计算材积也算是个“创造”。“单板之法，每长一丈、阔一尺、厚一寸为一个。个者，片也。即今算板之一丈也。”因为一片的材积是1丈、1尺、1寸的连乘积，所以单板法的一片，实际上就是板材材积一立方尺。这种算法与现在用的立方米算法，本质上是一样的。造船时用量最多的乃是板材，因此明代用单板作为木材材积的计量单位，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龙江船厂志》中所记“黄船、战船、巡船”等五大类虽为内河船，但在木船材积计量和木料计价方面应相差无几。偏离现象几乎可以忽略。
二、计量标准
《龙江船厂志》载：明代工部1营造尺等于兵部1尺减5分，显然，兵部尺比工部尺大。明代《南船纪》《龙江船厂志》《漕船志》《静海寺碑文》《洪保寿藏铭碑文》等都提到“料”，如《漕船志》卷六：“且如造千料海船一只，须用百人驾驶，止运得米一千石。”黄云眉《明史考证》载：“考《会典》卷二百，四百料浅船式样，与天工开物同，料当作石解，是此项浅船所载，仅四百石无疑。”即料可以当石用。明朝时2斛等于1石，1石等于1料等于2斛。“料”是容积单位。古代船只大小的计量单位，有时候也可看成重量单位使用。《辞海》称：一尺对方，七尺长为一料。
三、用工计量与工匠工资标准
《龙江船厂志·考衷志》记载了明代部分船舶建造年代、工种区分、用工计量和工匠工资等信息。其中“稍食”表中列出了每船总用工及支银数量，如“预备大黄船”“弘治十六年榜例”，就显示用了2558个工，用银子76两7钱8分5厘，并详细标明船木作780工、锯作225工、装修310工、雕銮作58工、艌作300工、铁作130工、油漆作133工、染作103工等。可以看出工部船厂工种划分很细，说明船舶制造讲究，专业化分工细致，计算也很精确。
当然，同一船型建造时间不同、材料不同、建造工匠不同，用工量也必然会存在差异。“预备大黄船”中又有“一案”，2473工7分，该银74两2钱1分1厘；“二案”2509工，该银75两2钱7分；“叁案”2427工5分，该银72两8钱2分5厘。虽然用工量与花销有差异，但基本保持平衡。
四、质量检查、监督、验收标准
《漕运通志》载：“三代以下，国用之资莫大于漕运，漕运之器莫大于舟楫。”正是由于漕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漕船是运输漕粮的重要工具，所以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漕船的修造与维护，明朝亦不例外。
明代对船舶质量检查、监督、验收标准有非常详细的要求，在各环节都与今天的船厂质量管理有相通之处。因船“其集众材而始成……，譬诸人百骸九窍，一不备则残。船之器不下百数，一不备则废”。即船如人的身体，样样都非常重要，不可丝毫马虎。其中，验收材料时有八项注意：一是有无空损；二是材料要提前准备；三是注意弯曲、粗细、干湿、扭曲、空洞、腐烂、宽狭，桐油有清浊之分，必须查验到位；四是材料烙印，保管要及时；五是及时结清费用；六是减少中间环节；七是防止调包；八是防止索贿。
五、维修与保质期标准
通过《龙江船厂志》，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对船舶维修、使用年限已经形成了制度：“每岁海运辽东粮储船只，每年一次修理。”大黄船、小黄船、扁浅船、战座船、战巡船、风快船、马快船、哨船、金水河采鲜船、金水河渔船等“五年一修，十年一造”，后湖楼座船、后湖大楼船、抽分座船、平船等使用较平缓的船“三年一小修，六年一大修，十年一造”。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明代木船的造、修时间及使用年限。
六、追责与防范措施
《龙江船厂志》专列《孚革志》，分“律己之弊”“收料之弊”“造船之弊”“收船之弊”“佃田之弊”“看守之弊”等，记录造船厂在设计、船舶生产与修缮、财务以及监督管理等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弊政，并对症下药，提出在管理和生产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其中“造船之弊有十”：一是板薄，偷工减料；二是钉稀，偷工取巧；三是不精，主要指油艌不固；四是不式，即不按照标准制式生产；五是故板，不按船舶实际破损情况配比新料导致旧木板浪费；六是省艌，导致船舶易损坏、腐朽；七是稽延，不能及时完工，则船未入水而已先受损；八是剋减，造船用料在正常损耗外的其他的短缺；九是掯诈，主要针对“小人贪得之风”；十是赔补，不体恤匠工，不及时支付工钱。
对接船、送船、使用、看守、保管出现的弊病，《龙江船厂志》中也提出了相应的追责和防范措施。比如木船验收必要“验钉”环节，“一尺三钉”是相对30米以下内河船而言的，航海用的大福船则“一尺五钉”，“钉时将盐卤蘸过，钉下即能吃板”“板阔则缝少，每边以十三四块为度，四块之上每尺四钉”，从造船航海实践以及海里打捞出水的古代沉船看，“一尺三钉”是最基本的要求，船舶尺度越大、强度要求越高，则钉越密。
【作者简介】赵志刚：中国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员
（地情处）
赵志刚
明朝最大官办造船厂之一的龙江船厂，贯穿了明代270多年的历史，主要建造战座船、漕运船、巡船、哨船、快船、渔船、黄船等船只，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也建造和改造过数量众多的海船，《龙江船厂志》载“永乐五年，成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只，备使西洋诸国”。大量造船催生了新的工艺和标准，造船技术也得以不断发展完善。作为工部都水司管辖的“部级企业”，龙江船厂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生产标准以确保产品质量，其所制定的用料、价格、工艺、验收等诸标准也成为其他船厂执行的“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
一、用料与材料计价标准
明代船舶，船体用杉木，其次用楠木，“初乃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不同用途、种类的船只亦有不同用料。
明代抗倭时广东船主体用铁力木，更加坚固结实，但价格比川杉、楠木贵。帆船是水上木结构，其纯木结构特性不像陆地上砖木结构建筑，可以保留上百年（少数可以保留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木船风吹雨淋日晒水浸浪袭，船体受力复杂，容易损坏，所以用材及保养十分讲究。大海船舵杆“必用铁力木”，内河船及小体量海船用榆木，操舵手柄用檀木、桅杆用杉木，还有杨木、樟木、榔木、松木、巴劳木、青皮等。不同材种有不同用途，一般不可以互相代用。风蓬、棚、索、缆也是各有尺寸，不可弄错。从龙江船厂遗址、宝船厂遗址出土的大量船体构件情况分析，也印证了明代造船所用材料的多样性。
《龙江船厂志》中木料材积计算方式与现代不同。木料的材积是依据木料围长来计算的，而不像现代人用木料直径来计算。船用木材材积的计量方法用的是“单板法”。这种方法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南京工部尚书宋景创造的船用木材材积计量方法。因整根木料，一般无法看出内部是否有空心、虫蛀、腐烂等情况，而裁成板片则一目了然，所以“单板法”计算材积也算是个“创造”。“单板之法，每长一丈、阔一尺、厚一寸为一个。个者，片也。即今算板之一丈也。”因为一片的材积是1丈、1尺、1寸的连乘积，所以单板法的一片，实际上就是板材材积一立方尺。这种算法与现在用的立方米算法，本质上是一样的。造船时用量最多的乃是板材，因此明代用单板作为木材材积的计量单位，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龙江船厂志》中所记“黄船、战船、巡船”等五大类虽为内河船，但在木船材积计量和木料计价方面应相差无几。偏离现象几乎可以忽略。
二、计量标准
《龙江船厂志》载：明代工部1营造尺等于兵部1尺减5分，显然，兵部尺比工部尺大。明代《南船纪》《龙江船厂志》《漕船志》《静海寺碑文》《洪保寿藏铭碑文》等都提到“料”，如《漕船志》卷六：“且如造千料海船一只，须用百人驾驶，止运得米一千石。”黄云眉《明史考证》载：“考《会典》卷二百，四百料浅船式样，与天工开物同，料当作石解，是此项浅船所载，仅四百石无疑。”即料可以当石用。明朝时2斛等于1石，1石等于1料等于2斛。“料”是容积单位。古代船只大小的计量单位，有时候也可看成重量单位使用。《辞海》称：一尺对方，七尺长为一料。
三、用工计量与工匠工资标准
《龙江船厂志·考衷志》记载了明代部分船舶建造年代、工种区分、用工计量和工匠工资等信息。其中“稍食”表中列出了每船总用工及支银数量，如“预备大黄船”“弘治十六年榜例”，就显示用了2558个工，用银子76两7钱8分5厘，并详细标明船木作780工、锯作225工、装修310工、雕銮作58工、艌作300工、铁作130工、油漆作133工、染作103工等。可以看出工部船厂工种划分很细，说明船舶制造讲究，专业化分工细致，计算也很精确。
当然，同一船型建造时间不同、材料不同、建造工匠不同，用工量也必然会存在差异。“预备大黄船”中又有“一案”，2473工7分，该银74两2钱1分1厘；“二案”2509工，该银75两2钱7分；“叁案”2427工5分，该银72两8钱2分5厘。虽然用工量与花销有差异，但基本保持平衡。
四、质量检查、监督、验收标准
《漕运通志》载：“三代以下，国用之资莫大于漕运，漕运之器莫大于舟楫。”正是由于漕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漕船是运输漕粮的重要工具，所以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漕船的修造与维护，明朝亦不例外。
明代对船舶质量检查、监督、验收标准有非常详细的要求，在各环节都与今天的船厂质量管理有相通之处。因船“其集众材而始成……，譬诸人百骸九窍，一不备则残。船之器不下百数，一不备则废”。即船如人的身体，样样都非常重要，不可丝毫马虎。其中，验收材料时有八项注意：一是有无空损；二是材料要提前准备；三是注意弯曲、粗细、干湿、扭曲、空洞、腐烂、宽狭，桐油有清浊之分，必须查验到位；四是材料烙印，保管要及时；五是及时结清费用；六是减少中间环节；七是防止调包；八是防止索贿。
五、维修与保质期标准
通过《龙江船厂志》，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对船舶维修、使用年限已经形成了制度：“每岁海运辽东粮储船只，每年一次修理。”大黄船、小黄船、扁浅船、战座船、战巡船、风快船、马快船、哨船、金水河采鲜船、金水河渔船等“五年一修，十年一造”，后湖楼座船、后湖大楼船、抽分座船、平船等使用较平缓的船“三年一小修，六年一大修，十年一造”。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明代木船的造、修时间及使用年限。
六、追责与防范措施
《龙江船厂志》专列《孚革志》，分“律己之弊”“收料之弊”“造船之弊”“收船之弊”“佃田之弊”“看守之弊”等，记录造船厂在设计、船舶生产与修缮、财务以及监督管理等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弊政，并对症下药，提出在管理和生产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其中“造船之弊有十”：一是板薄，偷工减料；二是钉稀，偷工取巧；三是不精，主要指油艌不固；四是不式，即不按照标准制式生产；五是故板，不按船舶实际破损情况配比新料导致旧木板浪费；六是省艌，导致船舶易损坏、腐朽；七是稽延，不能及时完工，则船未入水而已先受损；八是剋减，造船用料在正常损耗外的其他的短缺；九是掯诈，主要针对“小人贪得之风”；十是赔补，不体恤匠工，不及时支付工钱。
对接船、送船、使用、看守、保管出现的弊病，《龙江船厂志》中也提出了相应的追责和防范措施。比如木船验收必要“验钉”环节，“一尺三钉”是相对30米以下内河船而言的，航海用的大福船则“一尺五钉”，“钉时将盐卤蘸过，钉下即能吃板”“板阔则缝少，每边以十三四块为度，四块之上每尺四钉”，从造船航海实践以及海里打捞出水的古代沉船看，“一尺三钉”是最基本的要求，船舶尺度越大、强度要求越高，则钉越密。
【作者简介】赵志刚：中国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员
（地情处）
【前年买房、去年生女、今年转制，没有学历的农村娃在青岛扎下根换上新身份 有了归属感 生活添奔头山东港口青岛港202名农民工成为合同制员工，与正式员工享受一样的待遇】
“前年买房、去年生女、今年转制，我一个没有学历的农村娃扎根海港，成了安丘老家谈论的热门话题。”谈到成为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合同制员工，轮胎吊司机林龙龙话语中带着自豪和满足。为进一步激发调动农民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他们扎根青岛服务港口，山东港口青岛港从所属单位选拔优秀农民工陆续签署劳动用工合同，其他201名来自省内外的农民工，和林龙龙一样，从农民工摇身一变成了合同制员工。
人物
来青十三年成了合同制
23日，山东港口青岛港实华公司储运一队运行三班班长尹继德，带着满满热情上班了，一路想着孩子已经上了幼儿园，自己也成了合同制员工，越发觉得生活有奔头，脸上不自觉露出笑容。2007年，尹继德从临沂老家来到青岛，13年里，尹继德始终对工作充满热情，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低、学东西慢，就借书回家看，就连卧室也挂上了库区的工艺流程图……凭着扎扎实实的努力，尹继德得到了公司的充分认可，工作第三年便担任班组班长，还获得“优秀农民工”“先进生产者”等称号，要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一直没能成为港口的正式员工。
今年，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开展创建“四强”基层队活动，出台21条激励政策，其中一条就是“农民工转合同制”，尹继德在公司以总评分第二名的成绩顺利转正。经济上得实惠、身份上得认同、情感上有归属、生活上有盼头，集团激励政策让职工多年来的期盼一举实现。“港口真是把好事办到了我们心坎上！”
感受
签下的是幸福更是动力
“8月20日下了夜班，看到公示栏里自己的名字，无比激动，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合同上签下名字，是一份莫大的幸福，更是一份责任与动力，以后一定倍加珍惜岗位，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大港分公司装卸大队的丁兆信说。丁兆信2010年从沂南老家来到青岛港，刚到作业现场什么也不会，在师傅的精心指导和帮助下，很快掌握了装卸作业的全套技能。
2015年8月，队里调整班组，由于精明能干，深得大家信任，队领导又安排他担任了铜精矿、氧化铝做包专业班班长，在他的带领下，曾连续20余次创出单班单头铜精矿、氧化铝做包2500吨-3300吨生产高效，成为铜精矿、氧化铝做包最高纪录保持者，连续四年被评为优秀农民工、集团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在丁兆信看来，成为合同制员工，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了港口带来的归属感、成就感。“感觉人生又迎来了一个新阶段。”谈到从农民工到合同制员工的转变，李蓬勃高兴地说。
影响
身份被认同个个干劲十足
刚刚转为集团合同制工人的固机三期农民工李文江，工作更积极了，以前还觉得自己就是个农民工，别人安排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主动参与组内设备管理、主动想办法出思路、主动帮助组内同事更换吊具电缆，并创新研制了破除扭矩专用装置，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缩短更换时间。流机队职工王建刚同样干劲满满，在公司开展的“疏运会战月”劳动竞赛中，船舱内、货垛上，他的身影无处不在，在“自由”轮、“永恒”轮等多条外贸矿船的接卸中，创出单班作业6000吨以上的高产佳绩；固机队职工毕吉军在转为合同制后第一个周，荣获公司“最美设备”劳动竞赛评比第一名。
一项制度落地，激活一池春水。看着身边的兄弟顺利转为合同制，羡慕之余，更多农民工有了希望与信心，“青港拖18”轮驾驶员李昌乐说：“我相信只要认真工作、努力奋斗，肯定有机会‘转正’合同工。”农民工崔亮亮今年因为年限不足，没能参与评选，但也表现出了随时可见的积极性，主动承担工作，主动帮助外包队新职工，“希望明年年限达标时，自己的能力、态度也都能达标！”崔亮亮说。
说法
好举措激励职工精气神
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发展以来，青岛港集团加大职工关怀力度，在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充分调研基础上实施农民工转合同制，202名优秀农民工通过公平选拔，顺利转为集团合同制，这是让广大农民工共享一体化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既带给职工满满的获得感，更提起了职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优秀农民工选拔的条件注重德才兼备，突出工作实绩和现实贡献，兼顾学历、履历、职称等因素，向核心岗位和基层一线倾斜，切实把在关键重点岗位、工作表现优秀、业绩突出的农民工选拔出来。
成为合同制后，这些以往的农民工，将和山东港口青岛港正式员工享受一样的政治待遇和薪酬待遇。转为合同制后，工资水平和以往相比实际上没有太大变化，主要是公积金和企业年金增加了。“以前各个城市的劳务单位按照各自标准制定，现在全部按照青岛市标准执行，计件工资标准和以前也没有变化。”（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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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詹天佑奖”
22日，全国“第十七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评比结果揭晓，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迪拜环球码头工程即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工程荣获詹天佑奖。“詹天佑奖”设立于1999年，全称为“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是中国土木工程设立的最高奖项，是代表当前我国土木领域在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最高水平和最新科技创新与应用的重大奖项，每年参选的工程数量少且门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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