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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受赏的时候，自己手里有话筒。元元给你递，你就盯着人家笑，下意识接过来，你俩搁这儿搁这儿呢[泪][泪]
是我一个人的错觉吗？元元回来以后总行那个兴奋啊，安可特有劲儿，副歌也唱得特别顺，那个高音就是一个大音量输出，这就是power of love么[泪][泪][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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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不赚钱科室」医生：不是每个医院都有张文宏
「疫情之前，我觉得在感染科工作还算幸福。但疫情之后，我觉得好累。」
东部某二线医院感染科医生孙玥（化名）直言疫情前后感染科室的变化。
「疫情前我就不会推荐朋友来这。我已经劝退好多人了，这个科室比较边缘，没钱，没前途。」孙玥直言她的看法。在疫情之后，她所在的感染科更像是「被打散」了，只顾得上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了。
聊到感染科，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不赚钱」。
根据 2016 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调查[图1、图2]，1071 名感染科医生中有 942 名 ( 88.0% ) 的年收入低于 15,000 美元，其中 40% 主治医师年收入不足 7500 美元。按照最近的汇率，这些主治医师年收入不足 5 万元人民币。
低收入的背后，是市场化要求医院「自负盈亏」的改革背景下，感染科业务萎缩带来的生存压力。本意让经济效益好的科室能获得更多支持以做大做强，感染科偏偏在这场改革中「水土不服」。
同时，由于传统传染病发病率的下降，肝病成为感染科业务的重要支点。由于头部感染科靠着肝病的牌子「虹吸」了超量的患者，中部医院更可能面临「感染科业务量不饱和」的问题：肝病收不到足量的病人，感染性疾病又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相对底层的感染科面临不得不「躺平」的尴尬处境。孙玥所在的二级医院并没有收治能力，她的工作只限于三病门诊：肝炎、发热和肠道。
「发热门诊，都差不多在急诊看掉了。肝炎门诊中病人则相对固定，都是老病人，病情也不重。肠道门诊的话平时其实都是日间门诊。不像病房要翻班，疫情前不值班，有双休日。」
这样一个「相对轻松，甚至没什么产出」的科室，却又是「医院不敢撤的」。
2004 年，原「卫生部」发布了《卫生部关于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建设的通知》[图3]，要求二级以上感染科做好感染科建设。
正是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感染科容易被形容为「靠政策活下来的科室」，甚至是「靠非典活下来的科室」。以北京地坛医院为例，2003 年其曾一度被要求撤并到北京佑安医院。以此来看，也就不难理解许多感染科存在「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困境。
《浅谈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提到，「综合医疗机构中感染病专业的医师比例较低（2.3%），从事感染病专业的医师学历和职称较低，专业背景参差不齐，缺乏较规范的专业培训。」
很多感染科医生看不到前途走了。「他们看不到希望就离开了，有的去了社区医院，有的甚至去了学校的校医院。在感染科面比较窄，能当上专家或主任的毕竟是少数。感染科是个小科室。先不说相同时间内其他科室的医生可能在临床上会比你更厉害，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个一线大夫，倒不如选择社区医院，离家近，图个方便。」
不过，感染科「没前途」不仅仅是人的原因。配套科室的衔接、开展感染诊断的实力，都制约着感染科到底能够做什么。这种需求，远不是一幢感染楼就能够解决的。更重要的是，缺少临床机会，感染性疾病科医师无法提升自身的抗感染能力。
疫情前的边缘科室感染科，疫情时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心位。
根据丁香园《2020 中国医生洞察报告（Hi Doctor）》[图4]，95% 的医生参与到疫情相关工作，而感染科、呼吸科和重症科的参与度最高。71% 的感染科医生直接参与了疫区或者本地的相关接诊、管理、救援工作，这一比例在参与度最高的三个科室中位居位居首位。
「现在的疫情已经比较明朗，那感染科医生不是说这个时候去发生作用。反而是疫情爆发初期，相较于医院其他科室，感染科需要冲锋陷阵。」东部某三甲医院感染科刘建强（化名）说道，「传播源、传染途径、易感人群，这在疫情初期都需要去分析。」
但是面对疫情，感染科的运行模式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孙玥就提到了她从「三病门诊」到「三个摊子」：「属于我们感染科的摊子越来越大，第一个摊子是隔离病房，我们需要负责集中隔离人员的收治；第二个就是发热门诊；第三个是采样仓，这个影响的主要是护士。」
同时，感染科原有的业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二级医院的感染科受到的冲击更大，原有业务的压缩更为严重，一些医院的感染科甚至变成「疫情专科」。
「我们肝炎门诊已经停了好长时间了，感觉都好像不打算要了一样的。我好多老病人都问我，我们如果需要配药，去哪里配？我只能告诉他们，那你就到三级医院去配，那些医院还在正常配药。」孙玥补充道。
疫情把感染科捧上「中心位」，但原本存在的问题仍没改变。那么，感染科到底该往哪里走？
当我们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或许应该退一步，思考以下问题：感染科的作用是否只是处理紧急情况？目前的感染科运行模式能够很好解决突发公共卫生问题吗？这些问题又是否只是感染科的职责？
毕竟，一个张文宏，救不了「不赚钱」的感染科。
「疫情之前，我觉得在感染科工作还算幸福。但疫情之后，我觉得好累。」
东部某二线医院感染科医生孙玥（化名）直言疫情前后感染科室的变化。
「疫情前我就不会推荐朋友来这。我已经劝退好多人了，这个科室比较边缘，没钱，没前途。」孙玥直言她的看法。在疫情之后，她所在的感染科更像是「被打散」了，只顾得上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了。
聊到感染科，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不赚钱」。
根据 2016 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调查[图1、图2]，1071 名感染科医生中有 942 名 ( 88.0% ) 的年收入低于 15,000 美元，其中 40% 主治医师年收入不足 7500 美元。按照最近的汇率，这些主治医师年收入不足 5 万元人民币。
低收入的背后，是市场化要求医院「自负盈亏」的改革背景下，感染科业务萎缩带来的生存压力。本意让经济效益好的科室能获得更多支持以做大做强，感染科偏偏在这场改革中「水土不服」。
同时，由于传统传染病发病率的下降，肝病成为感染科业务的重要支点。由于头部感染科靠着肝病的牌子「虹吸」了超量的患者，中部医院更可能面临「感染科业务量不饱和」的问题：肝病收不到足量的病人，感染性疾病又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相对底层的感染科面临不得不「躺平」的尴尬处境。孙玥所在的二级医院并没有收治能力，她的工作只限于三病门诊：肝炎、发热和肠道。
「发热门诊，都差不多在急诊看掉了。肝炎门诊中病人则相对固定，都是老病人，病情也不重。肠道门诊的话平时其实都是日间门诊。不像病房要翻班，疫情前不值班，有双休日。」
这样一个「相对轻松，甚至没什么产出」的科室，却又是「医院不敢撤的」。
2004 年，原「卫生部」发布了《卫生部关于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建设的通知》[图3]，要求二级以上感染科做好感染科建设。
正是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感染科容易被形容为「靠政策活下来的科室」，甚至是「靠非典活下来的科室」。以北京地坛医院为例，2003 年其曾一度被要求撤并到北京佑安医院。以此来看，也就不难理解许多感染科存在「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困境。
《浅谈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提到，「综合医疗机构中感染病专业的医师比例较低（2.3%），从事感染病专业的医师学历和职称较低，专业背景参差不齐，缺乏较规范的专业培训。」
很多感染科医生看不到前途走了。「他们看不到希望就离开了，有的去了社区医院，有的甚至去了学校的校医院。在感染科面比较窄，能当上专家或主任的毕竟是少数。感染科是个小科室。先不说相同时间内其他科室的医生可能在临床上会比你更厉害，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个一线大夫，倒不如选择社区医院，离家近，图个方便。」
不过，感染科「没前途」不仅仅是人的原因。配套科室的衔接、开展感染诊断的实力，都制约着感染科到底能够做什么。这种需求，远不是一幢感染楼就能够解决的。更重要的是，缺少临床机会，感染性疾病科医师无法提升自身的抗感染能力。
疫情前的边缘科室感染科，疫情时摇身一变变成了中心位。
根据丁香园《2020 中国医生洞察报告（Hi Doctor）》[图4]，95% 的医生参与到疫情相关工作，而感染科、呼吸科和重症科的参与度最高。71% 的感染科医生直接参与了疫区或者本地的相关接诊、管理、救援工作，这一比例在参与度最高的三个科室中位居位居首位。
「现在的疫情已经比较明朗，那感染科医生不是说这个时候去发生作用。反而是疫情爆发初期，相较于医院其他科室，感染科需要冲锋陷阵。」东部某三甲医院感染科刘建强（化名）说道，「传播源、传染途径、易感人群，这在疫情初期都需要去分析。」
但是面对疫情，感染科的运行模式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孙玥就提到了她从「三病门诊」到「三个摊子」：「属于我们感染科的摊子越来越大，第一个摊子是隔离病房，我们需要负责集中隔离人员的收治；第二个就是发热门诊；第三个是采样仓，这个影响的主要是护士。」
同时，感染科原有的业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二级医院的感染科受到的冲击更大，原有业务的压缩更为严重，一些医院的感染科甚至变成「疫情专科」。
「我们肝炎门诊已经停了好长时间了，感觉都好像不打算要了一样的。我好多老病人都问我，我们如果需要配药，去哪里配？我只能告诉他们，那你就到三级医院去配，那些医院还在正常配药。」孙玥补充道。
疫情把感染科捧上「中心位」，但原本存在的问题仍没改变。那么，感染科到底该往哪里走？
当我们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或许应该退一步，思考以下问题：感染科的作用是否只是处理紧急情况？目前的感染科运行模式能够很好解决突发公共卫生问题吗？这些问题又是否只是感染科的职责？
毕竟，一个张文宏，救不了「不赚钱」的感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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