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鲁迅先生《无声的中国》中这样两段话：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的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又读到致法律人的一段话：
“一个法律人要死去三次。
第一次，是他认识到深信不疑的法律并不代表正义。然后他在自己的正义中复活。
第二次，是他为自己谋私利的个体那部分死去。剩余的部分在群体利益中继续存在。
第三次，他否定群体，热血再次为群体中的个人而沸腾。”
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作为自己家庭里的一份子，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所能听见和看见的绝大多数，都是别人想让我们看见的。最近追的韩剧《夏娃》中的财阀女二也说：“世界上那1%的事情，了解多了就会受伤。”
随着网络和大数据的发展，我看见的那1%越来越多，我看见的是受害者无声呐喊，争取者不断发声又被捂嘴；灰心者在慢慢用时间抚平伤痕。但施暴者仍逍遥法外或者是并没有受到和受害者同等的处罚。
真相或被隐瞒，但受到伤害的人一辈子难以释怀，围观者一部分热度退散慢慢消散，一部分即使不能感同身受也无法忘却。
我看见已经年迈，只能靠子女来发文争取拖欠十几年工资的老妪；看见失去孩子的母亲一次次呐喊；看见即使残疾却在火车站一次次讲述自己见义勇为的经历的人；看见被黑社会欺压压榨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我不停地能看见、听见，我慢慢地失望…
我不想看见为了不引发社会舆论而用那些没有营养的娱乐新闻去遮挡；我不想看见受害者及其家属连最基本的发声权利都被阻止；我不想再看见他们或她们一辈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快死一次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的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又读到致法律人的一段话：
“一个法律人要死去三次。
第一次，是他认识到深信不疑的法律并不代表正义。然后他在自己的正义中复活。
第二次，是他为自己谋私利的个体那部分死去。剩余的部分在群体利益中继续存在。
第三次，他否定群体，热血再次为群体中的个人而沸腾。”
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作为自己家庭里的一份子，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所能听见和看见的绝大多数，都是别人想让我们看见的。最近追的韩剧《夏娃》中的财阀女二也说：“世界上那1%的事情，了解多了就会受伤。”
随着网络和大数据的发展，我看见的那1%越来越多，我看见的是受害者无声呐喊，争取者不断发声又被捂嘴；灰心者在慢慢用时间抚平伤痕。但施暴者仍逍遥法外或者是并没有受到和受害者同等的处罚。
真相或被隐瞒，但受到伤害的人一辈子难以释怀，围观者一部分热度退散慢慢消散，一部分即使不能感同身受也无法忘却。
我看见已经年迈，只能靠子女来发文争取拖欠十几年工资的老妪；看见失去孩子的母亲一次次呐喊；看见即使残疾却在火车站一次次讲述自己见义勇为的经历的人；看见被黑社会欺压压榨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我不停地能看见、听见，我慢慢地失望…
我不想看见为了不引发社会舆论而用那些没有营养的娱乐新闻去遮挡；我不想看见受害者及其家属连最基本的发声权利都被阻止；我不想再看见他们或她们一辈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快死一次了。
感觉鲁迅先生看了都要诈尸#易烊千玺同时提名百花奖男主男配#
真的委屈，替他们感到委屈，更是愤恨又悲哀。
鲁迅先生曾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说到，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可如今却有人要捂住我们的嘴。
那些真正为国为民的人如今不过是出来说句话，都要封住他们的嘴。而那些躲在背后的人却被人奉上“宝座”。真是讽刺。那么多先烈为我们挣来的话语权，现在要输给流量了吗？
（虽然这样可能会被封号，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是真的为他们委屈）
真的委屈，替他们感到委屈，更是愤恨又悲哀。
鲁迅先生曾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说到，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可如今却有人要捂住我们的嘴。
那些真正为国为民的人如今不过是出来说句话，都要封住他们的嘴。而那些躲在背后的人却被人奉上“宝座”。真是讽刺。那么多先烈为我们挣来的话语权，现在要输给流量了吗？
（虽然这样可能会被封号，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是真的为他们委屈）
【民国以来最著名四篇毕业演讲之一：胡适： “研究国故”的方法】
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因：
1.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
2.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一、历史的观念。
在一般青年，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的缘故，就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本来历史的观念，就不由然而然地生出兴趣了。如道家炼丹修命，确是很荒谬的，不值识者一笑。但本了历史的观念，看看它究竟荒谬到了什么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旧书当作历史看，知他好到什么地步，或是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是叫“开宗明义”第一章。
二、疑古的态度。
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譬如《书经》，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有人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有一部分是真的，余外一部分，到了清时，才有人把它证明是假的。但是现在学校里边，并没有把假的删去，仍旧读它全书，这是我们应该怀疑的。至于《诗经》，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删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关雎》这一首诗，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这首诗是很好的。内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这事不易办到，于是男子“寤寐求之”，连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呢！这能表现一种很好的爱情，是一首爱情的相思诗。后人误会，生了许多误解，竟牵到旁的问题上去。所以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
一、疑古书的真伪。
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
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是没有错误的。假使信而错，那就上当不浅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的奴隶，但是还要引旁人亦入于迷途呢！我们一方面研究，一方向就要怀疑，庶能不上老当呢！如中国的历史，从盘古氏一直相传下来，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来很是可信。但是我们要怀疑，这怎样来的呢？根据什么呢？我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其来源怎样，要知道这年月的计算，有的是从伪书来的，大部分还是宋朝一个算命先生，用算盘打出来的呢。这哪能信呢！我们是不得不去打破它的。
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三、系统的研究。
古时的书籍，没有一部书是“著”的。中国的书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进步，这话荒谬得很，足妨害我们研究的兴趣。更有一外国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说中国自从唐代以后，就没有进步了，这也不对。我们定要去打破这种思想的。总之，我们是要从从前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里边，以客观的态度，去寻出系统来的。
四、整理。
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
（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
（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的兄弟姊妹起见。国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
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因：
1.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
2.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一、历史的观念。
在一般青年，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的缘故，就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本来历史的观念，就不由然而然地生出兴趣了。如道家炼丹修命，确是很荒谬的，不值识者一笑。但本了历史的观念，看看它究竟荒谬到了什么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旧书当作历史看，知他好到什么地步，或是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是叫“开宗明义”第一章。
二、疑古的态度。
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譬如《书经》，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有人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有一部分是真的，余外一部分，到了清时，才有人把它证明是假的。但是现在学校里边，并没有把假的删去，仍旧读它全书，这是我们应该怀疑的。至于《诗经》，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删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关雎》这一首诗，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这首诗是很好的。内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这事不易办到，于是男子“寤寐求之”，连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呢！这能表现一种很好的爱情，是一首爱情的相思诗。后人误会，生了许多误解，竟牵到旁的问题上去。所以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
一、疑古书的真伪。
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
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知道，[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是没有错误的。假使信而错，那就上当不浅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的奴隶，但是还要引旁人亦入于迷途呢！我们一方面研究，一方向就要怀疑，庶能不上老当呢！如中国的历史，从盘古氏一直相传下来，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来很是可信。但是我们要怀疑，这怎样来的呢？根据什么呢？我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其来源怎样，要知道这年月的计算，有的是从伪书来的，大部分还是宋朝一个算命先生，用算盘打出来的呢。这哪能信呢！我们是不得不去打破它的。
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三、系统的研究。
古时的书籍，没有一部书是“著”的。中国的书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进步，这话荒谬得很，足妨害我们研究的兴趣。更有一外国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说中国自从唐代以后，就没有进步了，这也不对。我们定要去打破这种思想的。总之，我们是要从从前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里边，以客观的态度，去寻出系统来的。
四、整理。
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
（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
（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的兄弟姊妹起见。国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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