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又称全真派，与正一道并为道教两大派别。金代王重阳（见王重阳条）创立，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即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奉《道德经》、《清静经》、《孝经》、《心经》、《全真立教十五论》等为主要经典。
道教自南北朝寇谦之、陆修静改革、整顿后，历隋唐五代宋的漫长岁月，尤其到北宋末年，已呈现颓势。以符箓派为主流的道教，支派争流，一些道流徇末遗本，流弊时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王重阳创立了全真道教。王重阳以新的宗旨、修持方法对道教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进一步把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贯彻到教义中。
据载金正隆四年(1159)，王重阳弃家外游，在甘河镇遇异人，授以修炼真诀，于是悟道出家。在南时村筑墓，住在墓穴中两年多，自称为“活死人墓”。金大定七年(1167)，离开陕西，前往山东传道度人。先后收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为徒，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建立三教七宝会、金莲会、三光会、玉华会等。因王重阳在山东宁海自题其庵名为“全真堂”，故入道者都称为全真道士。
全真道初传时期，遵行“以无为为主”的教旨，即注重个人修炼，而不注重发展教徒、营造宫观，组织规模和力量也比较小。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丘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以后，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全真道组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它在鲁、豫、秦、冀等地，具备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
金元之交，直至南宋覆灭的数十年间，是中国大地铁骑纵横、血火纷飞，生民涂炭的苦难年代，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鼎盛局面的积极推动者为丘处机，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的召见。丘处机不辞年届73岁的高龄，甘冒风沙大雪之苦，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其到来慰勉有加，三次召见并作长谈。丘处机对成吉思汗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后者的礼敬，尊称其为“丘神仙”。当丘处机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成吉思汗令其“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丘处机返抵燕京，礼请住持大天长观（亦名太极宫，后改名长春宫），从此这里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丘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为元统治者效劳，但因其影响过大，引起了元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道“化胡经”之争中，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使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
这之后，全真道处境十分困难，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斋醮被禁止举行。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禁令解除，全真道方从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但并没有停滞。元朝实现南北统一后，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武当山首先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继武当山之后，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全真道的南传，使原来互相隔绝、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北二宗增加了接触的机会，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特别是组织松散、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回归全真道的愿望。在陈致虚的积极推动下，元代中后期二宗合并，共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五祖，传北七真(即全真七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南七真(张伯端、刘永年、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彭耜)。南北宗合并后仍称全真道。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
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后，全真道每任掌教皆授被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
入明以后，明太祖对正一派表现出强烈的支持意向，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全真道遂分裂为诸多小派各自活动。
清朝初年，全真道龙门派宗师王常月应运而出，以振兴道教，恢复祖风自任，传戒弘教，使明代沉寂已久的全真龙门派出现了中兴景象。
道教自南北朝寇谦之、陆修静改革、整顿后，历隋唐五代宋的漫长岁月，尤其到北宋末年，已呈现颓势。以符箓派为主流的道教，支派争流，一些道流徇末遗本，流弊时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王重阳创立了全真道教。王重阳以新的宗旨、修持方法对道教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进一步把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贯彻到教义中。
据载金正隆四年(1159)，王重阳弃家外游，在甘河镇遇异人，授以修炼真诀，于是悟道出家。在南时村筑墓，住在墓穴中两年多，自称为“活死人墓”。金大定七年(1167)，离开陕西，前往山东传道度人。先后收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为徒，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建立三教七宝会、金莲会、三光会、玉华会等。因王重阳在山东宁海自题其庵名为“全真堂”，故入道者都称为全真道士。
全真道初传时期，遵行“以无为为主”的教旨，即注重个人修炼，而不注重发展教徒、营造宫观，组织规模和力量也比较小。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丘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以后，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全真道组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它在鲁、豫、秦、冀等地，具备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
金元之交，直至南宋覆灭的数十年间，是中国大地铁骑纵横、血火纷飞，生民涂炭的苦难年代，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鼎盛局面的积极推动者为丘处机，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的召见。丘处机不辞年届73岁的高龄，甘冒风沙大雪之苦，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其到来慰勉有加，三次召见并作长谈。丘处机对成吉思汗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后者的礼敬，尊称其为“丘神仙”。当丘处机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成吉思汗令其“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丘处机返抵燕京，礼请住持大天长观（亦名太极宫，后改名长春宫），从此这里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丘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1228年安葬丘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为元统治者效劳，但因其影响过大，引起了元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道“化胡经”之争中，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使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
这之后，全真道处境十分困难，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斋醮被禁止举行。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禁令解除，全真道方从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但并没有停滞。元朝实现南北统一后，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武当山首先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继武当山之后，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全真道的南传，使原来互相隔绝、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北二宗增加了接触的机会，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特别是组织松散、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回归全真道的愿望。在陈致虚的积极推动下，元代中后期二宗合并，共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为五祖，传北七真(即全真七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南七真(张伯端、刘永年、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彭耜)。南北宗合并后仍称全真道。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
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后，全真道每任掌教皆授被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
入明以后，明太祖对正一派表现出强烈的支持意向，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全真道遂分裂为诸多小派各自活动。
清朝初年，全真道龙门派宗师王常月应运而出，以振兴道教，恢复祖风自任，传戒弘教，使明代沉寂已久的全真龙门派出现了中兴景象。
#读史# 【#中国人的状元文化#状元当驸马，仅有一人】在历史长河中，状元毕竟是寥若晨星，尽管如此，也出现了“状元窝”奇观。福建永泰县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接连出了三位状元——即萧国良、郑桥、黄定。后人在县城建“三元祠”以为纪念，并作诗曰：“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
明清两朝共出状元204名，而苏州独占34名。其中清朝状元114名，苏州占27名、绍兴8名、杭州6名、山东曲阜5名，这四个地方竟占全国状元总数的40%多。而苏州可算是名副其实的“状元窝”。更令人称奇的是父子兄弟翁婿同登龙门，可谓一门占尽风流。
状元难考，一旦考上便荣耀非常。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将武则天时曾偶尔举行的殿试确立为固定制度，让考生直接与皇帝发生联系，考中者称“天子门生”。皇帝对新考中的进士赐宴，叫“闻喜宴”。因为宴席总是设在琼林苑，所以也称作“琼林宴”。为提高状元地位，皇帝还常常赐诗，这也是宋以前未曾有的事。唐代进士及第以后有雁塔题名之制，宋代仿效此制，让新进士在汴京桂籍堂题名。此外，宋代增加了传胪仪式（即殿试揭晓唱名），在殿试公布名次之日，皇帝至殿宣布，由阁门承接，传于阶下，众卫士齐声传名高呼。此制为明清所沿袭。状元进士们面对种种恩宠的欣喜心情，大约多与唐代诗人孟郊在《登科》诗中所述相仿：“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由此看来，状元的荣耀是不消说的了。但荣耀归荣耀，要想考中状元，便得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和“十年寒窗无人问”的等待。其实，十年只是约数，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状元岂是十年掐得来的？《三字经》中有“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的句子，其中提到的梁灏，北宋人，他从天福三年（938年）初试，到雍熙二年（984年）中状元，足足考了46年。梁灏登龙门时已82岁。中状元后，梁颢官至翰林学士、当过开封府尹，92岁才寿终正寝。而梁颢的儿子梁固，后来也考取了状元。在科举历史上，还有不少百岁考生，如清康熙亁隆年间的黄章等人，也并没有以期颐高龄感动上苍，让魁星点他们为状元。
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要数唐朝的贾至和明朝的丁显，都是17岁中状元，可谓少年得志。关于丁显，还有一段趣事。据说当年殿试前夕，朱元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枚特别大的钉子牢牢钉在墙上。第二天阅卷时，朱元璋看见丁显这个名字，丁者钉也，显者应梦也，丁显就被钦定为状元，人们称之为“应梦状元”。
平心而论，状元是富有才学的，也应该是考生中最有才学的一位，但事实上要摘取状元桂冠，机遇等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据《清朝野史大观》等书载，亁隆有一次阅卷时，第一、第二名皆江浙人，第三名为陕西人，江浙人历年考中状元者甚多，而陕西人在本朝却无人中过状元，于是他御笔一挥，排名第三的王杰成了状元，文章做得最好的赵翼（即前引《陔余丛考》的作者）便只能屈居其后了。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殿试，原定浙江人丰熙为第一名，但因为丰熙一只脚有毛病，就改选广东南海相貌不俗的伦文叙为状元。但丰熙的对策写得很出色，皇帝十分赞赏，就定他为一甲第二名，赐同状元及第，作为安慰。丰熙成为戴状元冠的副状元，千古仅此一例。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1872—1944），河北肃宁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殿试由慈禧太后亲点。据说，当初原拟状元是广东的朱汝珍。因为其名中有个珍字，而慈禧最恨光绪帝的珍妃，因此慈禧就把朱汝珍一笔勾掉，换上了本是第五名的刘春霖。因当时恰逢大旱，最盼甘霖。
及第后不久，刘春霖被派往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一度隐居家中不参与政事。“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派人以溥仪名义邀请他担任教育部长，刘春霖表示：“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断然拒绝。日军侵占北平后，汉奸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以同科进士身份拉拢他担任北平市长，也被刘春霖当面痛斥。1944年，刘春霖因心脏病猝发辞世，时年73岁。
古代状元都是有文章之才，他们大都有著述行世，学有功底，行笔成文，积篇成书。而状元们的道德、操守、人品却不尽相同。当时，封建统治以儒为尊，而江西的状元们，大多都能够实践儒家的道德规范，尚名节，重节操，人品较好。大家熟知的南宋状元文天祥，可谓是状元中节操、人品最为优秀的代表了。元兵南侵，他起兵抗战，兵败被俘，被押至燕京囚禁，元朝统治者一再威逼利诱，他依旧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慷慨就义。明末，江西最后一个状元刘元升，清兵攻陷南都，江西郡县多已失守，他与杨廷麟商议兴复大业。他本人已携家眷准备逃亡福建，却以国事为重留了下来，与杨廷麟在当地筹集兵饷，夺取吉安、临江，固守赣州。这时，他已羸弱多病，但每日坚持与士大夫讲忠孝大节，终因劳累过度，猝死于赣州。
说起状元文化，不能不说说状元与婚姻。在中国传统的戏曲和小说里，常有考生得中状元后被招为驸马的故事。最典型的当数京剧《铡美案》，唱遍大江南北。由于这个故事广泛流传，很多人以为科举时代凡考中状元的，就很可能被招为驸马。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状元与公主成婚的事例虽然有，却极为罕见。据学者考证，由唐至清，有确切记载的状元驸马，仅唐代郑颢一人而已。
明清两朝共出状元204名，而苏州独占34名。其中清朝状元114名，苏州占27名、绍兴8名、杭州6名、山东曲阜5名，这四个地方竟占全国状元总数的40%多。而苏州可算是名副其实的“状元窝”。更令人称奇的是父子兄弟翁婿同登龙门，可谓一门占尽风流。
状元难考，一旦考上便荣耀非常。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将武则天时曾偶尔举行的殿试确立为固定制度，让考生直接与皇帝发生联系，考中者称“天子门生”。皇帝对新考中的进士赐宴，叫“闻喜宴”。因为宴席总是设在琼林苑，所以也称作“琼林宴”。为提高状元地位，皇帝还常常赐诗，这也是宋以前未曾有的事。唐代进士及第以后有雁塔题名之制，宋代仿效此制，让新进士在汴京桂籍堂题名。此外，宋代增加了传胪仪式（即殿试揭晓唱名），在殿试公布名次之日，皇帝至殿宣布，由阁门承接，传于阶下，众卫士齐声传名高呼。此制为明清所沿袭。状元进士们面对种种恩宠的欣喜心情，大约多与唐代诗人孟郊在《登科》诗中所述相仿：“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由此看来，状元的荣耀是不消说的了。但荣耀归荣耀，要想考中状元，便得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和“十年寒窗无人问”的等待。其实，十年只是约数，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状元岂是十年掐得来的？《三字经》中有“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的句子，其中提到的梁灏，北宋人，他从天福三年（938年）初试，到雍熙二年（984年）中状元，足足考了46年。梁灏登龙门时已82岁。中状元后，梁颢官至翰林学士、当过开封府尹，92岁才寿终正寝。而梁颢的儿子梁固，后来也考取了状元。在科举历史上，还有不少百岁考生，如清康熙亁隆年间的黄章等人，也并没有以期颐高龄感动上苍，让魁星点他们为状元。
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要数唐朝的贾至和明朝的丁显，都是17岁中状元，可谓少年得志。关于丁显，还有一段趣事。据说当年殿试前夕，朱元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枚特别大的钉子牢牢钉在墙上。第二天阅卷时，朱元璋看见丁显这个名字，丁者钉也，显者应梦也，丁显就被钦定为状元，人们称之为“应梦状元”。
平心而论，状元是富有才学的，也应该是考生中最有才学的一位，但事实上要摘取状元桂冠，机遇等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据《清朝野史大观》等书载，亁隆有一次阅卷时，第一、第二名皆江浙人，第三名为陕西人，江浙人历年考中状元者甚多，而陕西人在本朝却无人中过状元，于是他御笔一挥，排名第三的王杰成了状元，文章做得最好的赵翼（即前引《陔余丛考》的作者）便只能屈居其后了。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殿试，原定浙江人丰熙为第一名，但因为丰熙一只脚有毛病，就改选广东南海相貌不俗的伦文叙为状元。但丰熙的对策写得很出色，皇帝十分赞赏，就定他为一甲第二名，赐同状元及第，作为安慰。丰熙成为戴状元冠的副状元，千古仅此一例。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1872—1944），河北肃宁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殿试由慈禧太后亲点。据说，当初原拟状元是广东的朱汝珍。因为其名中有个珍字，而慈禧最恨光绪帝的珍妃，因此慈禧就把朱汝珍一笔勾掉，换上了本是第五名的刘春霖。因当时恰逢大旱，最盼甘霖。
及第后不久，刘春霖被派往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一度隐居家中不参与政事。“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派人以溥仪名义邀请他担任教育部长，刘春霖表示：“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断然拒绝。日军侵占北平后，汉奸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以同科进士身份拉拢他担任北平市长，也被刘春霖当面痛斥。1944年，刘春霖因心脏病猝发辞世，时年73岁。
古代状元都是有文章之才，他们大都有著述行世，学有功底，行笔成文，积篇成书。而状元们的道德、操守、人品却不尽相同。当时，封建统治以儒为尊，而江西的状元们，大多都能够实践儒家的道德规范，尚名节，重节操，人品较好。大家熟知的南宋状元文天祥，可谓是状元中节操、人品最为优秀的代表了。元兵南侵，他起兵抗战，兵败被俘，被押至燕京囚禁，元朝统治者一再威逼利诱，他依旧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慷慨就义。明末，江西最后一个状元刘元升，清兵攻陷南都，江西郡县多已失守，他与杨廷麟商议兴复大业。他本人已携家眷准备逃亡福建，却以国事为重留了下来，与杨廷麟在当地筹集兵饷，夺取吉安、临江，固守赣州。这时，他已羸弱多病，但每日坚持与士大夫讲忠孝大节，终因劳累过度，猝死于赣州。
说起状元文化，不能不说说状元与婚姻。在中国传统的戏曲和小说里，常有考生得中状元后被招为驸马的故事。最典型的当数京剧《铡美案》，唱遍大江南北。由于这个故事广泛流传，很多人以为科举时代凡考中状元的，就很可能被招为驸马。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状元与公主成婚的事例虽然有，却极为罕见。据学者考证，由唐至清，有确切记载的状元驸马，仅唐代郑颢一人而已。
山东儒原李范村社区店今开业 定位综合性生鲜超市
11月13日，山东儒原百货大楼李范村社区店开业。
李范村社区店位于泰安东平县东平镇李范村中心街卫生室斜对面，是一家集购物、休闲、美食为一体的综合性生鲜超市。店内商品一应俱全，主打新鲜、健康、生态的理念，能够满足顾客一站式购物需求。
[来]https://t.cn/Air9Hw28
11月13日，山东儒原百货大楼李范村社区店开业。
李范村社区店位于泰安东平县东平镇李范村中心街卫生室斜对面，是一家集购物、休闲、美食为一体的综合性生鲜超市。店内商品一应俱全，主打新鲜、健康、生态的理念，能够满足顾客一站式购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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