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周如冲：做火花塞行业的引领者
火花塞作为汽车保养的一部分，在市场上品牌众多，对汽后市场的发展举足轻重。据中研普华出版的《2021-2026年中国汽车火花塞行业发展前景及投资风险预测分析报告》指出，全球汽车火花塞最大的产区是美国，其次便是中国。
2021年进入最后一个月，汽车后市场的“硝烟”已然弥漫到了尽头，很多零部件厂商都在做最后的冲刺，宁波元帅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当然也不例外。掌门人周如冲气定神闲地对《汽配圈》表示，如果把过去的成绩当成一场考试，满分100分的话，我只给自己打60分。如此虚怀若谷的表述，不禁让笔者对眼前这位在汽后市场跌爬滚打数十载的灵魂人物肃然起敬。
在汽后市场，元帅火花塞也算小有名气，它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家族企业的转型史，也是中国汽后市场发展的见证。元帅火花塞是如何从默默无名到享誉行业？又是如何走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成就品牌优势？让我们一探究竟。
从基础做起，带领家族企业开拓新领域
对周如冲而言，1998年是记忆深刻的一年，年纪轻轻的他离开学校进入父亲的工厂——宁波元帅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工厂创立于1992年，由父亲及其他家族成员运营，主要生产各种摩托车配件，包括火花塞。
当时摩托车行业在国内风生水起，1997年，年产量创下1000万辆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相关产业链。周如冲一进入此行，便被时任总经理的父亲严格要求，从基层做起，在工艺改造、压机检验、封装窑炉等岗位轮岗，丰富的工作经验让周如冲迅速深入了行业。
与此同时，周如冲也对家族企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家族企业不是简单的家族成员之间的协作、经营，中国有句话‘富不过三代’，必须有正确的经营理念，才能使家族企业健康发展，而公司的发展关键因素是人，是团队，这团队就不单指家族成员，而是指全体员工，只有全体人员都抱团，企业才能顺利发展，不断壮大。”周如冲语重心长地表示。
经过将近5年的努力，他从基础岗位走到了核心管理层，带领企业紧跟行业的脚步，将业务拓展至东南亚、中东、南美洲等国家。
2002年，中国汽车销量以同比36%的速度增长，周如冲迅速感知到了汽车行业的发展机会，他兴致勃勃地对《汽配圈》表示，那时候，就察觉到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公司应该转型，进入乘用车火花塞市场！他向公司团队宣布发展策略：“经营企业一定要有世界观，有多渠道思维以及战略方针，制定3到5年的企业战略非常之重要，对于中国乘用车售后市场，则要视为持久战，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王道。”
然而天不遂人意，公司转型并不顺利，问题出在了供应链、内部管理以及技术节点上，但这并没有挫败周如冲的勇气，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他再一次强调“基础建设”的重要性，向团队提出调整方案：“我们必须务实有效，建立过硬的专业技术和业务团队，把这些基础建设搭建好以后，项目发展才会有希望。”
周如冲带领团队埋头开发乘用车火花塞，2011年，从燃气火花塞开始导入，到汽油专车专用火花塞、再到汽油乘用车火花塞，不同类型逐一开发，同时在内部管理与业务能力上也不断调整、提升。
2015年，元帅火花塞终于打开了市场知名度，工厂厂房也扩展至7万平方，配置的自动化设备价值6000万，年产能将近亿支，元帅火花塞在行业中冉冉升起。
紧跟时代形势，深挖企业核心价值
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汽后市场这块蛋糕变大的同时，竞争愈加激烈，尤其是在数字化经济模式的变革之下，市场出现了分化。公司的核心价值如何体现？还能做到什么程度？能给予经销商与客户的是什么？周如冲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为了寻求突破与创新，公司开始探索数字化管理、运营。
“一个企业有强大的服务体系非常重要，举个例子，当经销商出现售后问题，企业能快速协助其解决，经销商就会继续和企业合作，否则即使企业的产品便宜，售后滞后，也会导致客户流失。利用数字化建立周全的客户档案，能快速、高效地管理售后问题，让客户得到全方位保姆式的服务，同时必须有多渠道发展的思维，企业才会迸发活力，有后劲儿。”周如冲诚恳地说道。
他接着补充：“产品开发、创新是维持企业活力的重中之重。2013年，公司开始生产铱铂金高端系列火花塞，至今，型号已达三百多种，凭借着过硬的技术支持，目前国内经销点超过三百家，国内主要车型覆盖率高达95%。”
未来如何布局？周如冲信心满满地表示，近几年，汽后市场增速快，汽车保有量和使用年限都在增加，拉动了汽车零部件的需求，公司将多渠道地发展。因为火花塞所使用的陶瓷为自产，模具开发快是其优势所在。在管理上则把自动化程度提高，同时以服务为导向，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
对过去的成绩，只给自己打60分
元帅火花塞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可谓见证与参与了中国汽后市场的发展。“当前，全球范围内受疫情影响，在国内外原材料上涨等情况下，各企业想要实现正常运营、达到利润目标，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元帅火花塞如何应对疫情影响？”
周如冲对汽配圈坦言，面对材料上涨，包括限电，各个工厂肯定是受到困扰的，部分工厂有一定的实力，会有一点库存，但库存消耗以后还是要应对产品涨价的现实，元帅火花塞也面临这样的局面。公司希望和气生财，那么就会和老客户商量着涨，根据市场合理化地去涨，这样就不会因涨价而导致业务减缩，还有一点就是提高经营管理的自动化程度，来达到增效目的，渡过困难时期。
面对即将结束的2021年，周如冲感慨道：“以元帅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在国内的汽后市场是树立了一定的影响力，口碑越来越好，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把过去的成绩当成一场考试，满分是100分，我只给自己打60分，但明年可能会加10分，或15分。”
不难看出，元帅火花塞的发展势头正符合了“元帅”两字的霸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一种引领者的姿势拼杀汽后市场。采访结束，周如冲谦虚地表示，1992年家父创立元帅这个品牌时，就抱着成为行业“元帅”的决心，企业几经转型，但决心不改，公司将继续努力，争取在火花塞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元帅”！
即将进入2022年，中国汽后市场的“硝烟”还未散净，周如冲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相信在引领火花塞市场的道路上，满30岁的“元帅”依旧朝气蓬勃！
-- END --
火花塞作为汽车保养的一部分，在市场上品牌众多，对汽后市场的发展举足轻重。据中研普华出版的《2021-2026年中国汽车火花塞行业发展前景及投资风险预测分析报告》指出，全球汽车火花塞最大的产区是美国，其次便是中国。
2021年进入最后一个月，汽车后市场的“硝烟”已然弥漫到了尽头，很多零部件厂商都在做最后的冲刺，宁波元帅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当然也不例外。掌门人周如冲气定神闲地对《汽配圈》表示，如果把过去的成绩当成一场考试，满分100分的话，我只给自己打60分。如此虚怀若谷的表述，不禁让笔者对眼前这位在汽后市场跌爬滚打数十载的灵魂人物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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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做起，带领家族企业开拓新领域
对周如冲而言，1998年是记忆深刻的一年，年纪轻轻的他离开学校进入父亲的工厂——宁波元帅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工厂创立于1992年，由父亲及其他家族成员运营，主要生产各种摩托车配件，包括火花塞。
当时摩托车行业在国内风生水起，1997年，年产量创下1000万辆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相关产业链。周如冲一进入此行，便被时任总经理的父亲严格要求，从基层做起，在工艺改造、压机检验、封装窑炉等岗位轮岗，丰富的工作经验让周如冲迅速深入了行业。
与此同时，周如冲也对家族企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家族企业不是简单的家族成员之间的协作、经营，中国有句话‘富不过三代’，必须有正确的经营理念，才能使家族企业健康发展，而公司的发展关键因素是人，是团队，这团队就不单指家族成员，而是指全体员工，只有全体人员都抱团，企业才能顺利发展，不断壮大。”周如冲语重心长地表示。
经过将近5年的努力，他从基础岗位走到了核心管理层，带领企业紧跟行业的脚步，将业务拓展至东南亚、中东、南美洲等国家。
2002年，中国汽车销量以同比36%的速度增长，周如冲迅速感知到了汽车行业的发展机会，他兴致勃勃地对《汽配圈》表示，那时候，就察觉到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公司应该转型，进入乘用车火花塞市场！他向公司团队宣布发展策略：“经营企业一定要有世界观，有多渠道思维以及战略方针，制定3到5年的企业战略非常之重要，对于中国乘用车售后市场，则要视为持久战，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王道。”
然而天不遂人意，公司转型并不顺利，问题出在了供应链、内部管理以及技术节点上，但这并没有挫败周如冲的勇气，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他再一次强调“基础建设”的重要性，向团队提出调整方案：“我们必须务实有效，建立过硬的专业技术和业务团队，把这些基础建设搭建好以后，项目发展才会有希望。”
周如冲带领团队埋头开发乘用车火花塞，2011年，从燃气火花塞开始导入，到汽油专车专用火花塞、再到汽油乘用车火花塞，不同类型逐一开发，同时在内部管理与业务能力上也不断调整、提升。
2015年，元帅火花塞终于打开了市场知名度，工厂厂房也扩展至7万平方，配置的自动化设备价值6000万，年产能将近亿支，元帅火花塞在行业中冉冉升起。
紧跟时代形势，深挖企业核心价值
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汽后市场这块蛋糕变大的同时，竞争愈加激烈，尤其是在数字化经济模式的变革之下，市场出现了分化。公司的核心价值如何体现？还能做到什么程度？能给予经销商与客户的是什么？周如冲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为了寻求突破与创新，公司开始探索数字化管理、运营。
“一个企业有强大的服务体系非常重要，举个例子，当经销商出现售后问题，企业能快速协助其解决，经销商就会继续和企业合作，否则即使企业的产品便宜，售后滞后，也会导致客户流失。利用数字化建立周全的客户档案，能快速、高效地管理售后问题，让客户得到全方位保姆式的服务，同时必须有多渠道发展的思维，企业才会迸发活力，有后劲儿。”周如冲诚恳地说道。
他接着补充：“产品开发、创新是维持企业活力的重中之重。2013年，公司开始生产铱铂金高端系列火花塞，至今，型号已达三百多种，凭借着过硬的技术支持，目前国内经销点超过三百家，国内主要车型覆盖率高达95%。”
未来如何布局？周如冲信心满满地表示，近几年，汽后市场增速快，汽车保有量和使用年限都在增加，拉动了汽车零部件的需求，公司将多渠道地发展。因为火花塞所使用的陶瓷为自产，模具开发快是其优势所在。在管理上则把自动化程度提高，同时以服务为导向，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
对过去的成绩，只给自己打60分
元帅火花塞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可谓见证与参与了中国汽后市场的发展。“当前，全球范围内受疫情影响，在国内外原材料上涨等情况下，各企业想要实现正常运营、达到利润目标，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元帅火花塞如何应对疫情影响？”
周如冲对汽配圈坦言，面对材料上涨，包括限电，各个工厂肯定是受到困扰的，部分工厂有一定的实力，会有一点库存，但库存消耗以后还是要应对产品涨价的现实，元帅火花塞也面临这样的局面。公司希望和气生财，那么就会和老客户商量着涨，根据市场合理化地去涨，这样就不会因涨价而导致业务减缩，还有一点就是提高经营管理的自动化程度，来达到增效目的，渡过困难时期。
面对即将结束的2021年，周如冲感慨道：“以元帅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在国内的汽后市场是树立了一定的影响力，口碑越来越好，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把过去的成绩当成一场考试，满分是100分，我只给自己打60分，但明年可能会加10分，或15分。”
不难看出，元帅火花塞的发展势头正符合了“元帅”两字的霸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一种引领者的姿势拼杀汽后市场。采访结束，周如冲谦虚地表示，1992年家父创立元帅这个品牌时，就抱着成为行业“元帅”的决心，企业几经转型，但决心不改，公司将继续努力，争取在火花塞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元帅”！
即将进入2022年，中国汽后市场的“硝烟”还未散净，周如冲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相信在引领火花塞市场的道路上，满30岁的“元帅”依旧朝气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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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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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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