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甘博# 【悬泉置遗址】位于敦煌市莫高窟以东 62 千米甜水井悬泉谷口西侧，属古代驿置建筑遗址，1987 年调查发现。1990 年～ 1992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全面发掘。2001 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日，悬泉置遗址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遗址由悬泉置和悬泉水两部分构成。
悬泉置，汉简称“敦煌效谷悬泉置”，因此名。属设立在敦煌郡效谷县境内的驿置之一，其东有鱼离置，其西有遮要置，跨越了效谷、渊泉、敦煌三县地，由敦煌郡管理。遗址坐落在悬泉谷口西侧山前缓坡高地上，背靠三危山余脉火焰山，面临西沙窝碱滩，居高临下。坐西向东，由坞院、马厩、驿道、灰区堆积等组成。
坞院，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50 米，占地面积 2500 平方米。坞墙宽 1.2 米，残高0.5 米～ 1.2 米，沙土夯筑，夯层厚0.1 米～ 0.12 米，东北角与西南角夯筑角墩，平面呈方形，边长 3 米，残高 0.8 米～ 1.6 米。夯层厚与坞墙同。东南角与西北角因洪水冲毁，原结构与形制不明，推测亦有角墩。坞院内倚四周墙体筑房，东西两边保存不好，仅存遗迹。西、北两边保存较好，其中西边连通房子 9 间，3×4 米开间，其中有套间。北边房子最为集中，且数量多，分前后两排，每排8间 ～ 10 间。3×4 米开间，亦有套间和厕所。前排 F26 号房为置办公室，出土《四时月令诏条》墙壁题记。后排西段 F18、19 为套间厕所，室内筑高平台，平台中间开坑口，坑口安装木制框，斜坡便道通墙外。是目前发现最为完整且考究的汉代旱厕实例。东坞墙中段开大门，宽 3 米，门向东。门外南北两侧筑房子，南侧地势高，筑单连排 4 间，皆 3×4 米开间。北侧地势低，筑前后连排 8 间，皆 3×4 米开间。房子皆夯土筑，墙厚 0.4 米，残高 0.3 米。南坞墙外倚墙体构筑通间马厩，长 30 米，宽 10 米，墙体不存，厩内堆积大量马粪，厚 1 米。粪土中出土有木桩、石块、草料渣、灰土等。北坞墙内距墙体 3 米处为宽 5 米的东、西向延伸之驿道，表土下有经长期践踏和碾压的硬面。西坞墙外为多年的垃圾堆放区，南北长 80 米，东西宽 30 米，堆积厚0.5 ～ 1.6 米。
遗迹内出土各种器物万余件，有铜、铁、陶、漆、木、石器残件，包括各种丝织品、蔴制品、皮革、毡毛制品；竹、藤、芦苇编织品；毛笔、麻纸，其中麻纸数量达450 余片，是出土麻纸数量最多的地点，创汉代麻纸出土之最。还有大量马、牛、羊、鸡、骆驼的骨骼。同时还出土有小麦、谷、糜等粮食颗粒以及众多植物枝杆等。
出土竹木简牍 25000 余枚（片），以木简为主，也有帛书、纸书、墙皮题书。内容异常繁杂，主要有邮书、邮书课、邮书刺；符、传过所；各种名籍、各种文簿；诏书、法令、爰书；各级官府文书等。时代最早者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最晚者为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即永元十七年，公元 105 年），其中昭帝至建武初的年号基本连续，确证该置前后沿用了 210 年。西晋时废，改为烽燧建筑。汉简文书中详细记载了该置的组织建构、内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性质与任务、日常运作以及后勤供给等多方面的实际情况。第一次确证了丝绸之路的存在，展现了具体运行的全过程，是丝路考古的重大新发现。对研究汉代丝绸之路、边郡建设、中外交流、交通运输和邮政史有重大价值。
悬泉水，位于三危山深腹中，从遗址东侧谷口进入，溯流而上 3 千米到下水泉。水源处自然形成相连的三级平台。水从三处不同的地点涌出，由上至下形成小瀑布悬空而下，故曰悬泉，汇聚于下泉。因受气候、雨量、地下水位作用，水量随之增减，且永不干涸，保证了悬泉置的供水。因此才有悬泉置的存在。泉址东侧原有“二师庙”，但建筑早已不存，仅有遗迹可辨。敦煌遗书中伯 2005 号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曰：“悬泉水，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细流，一里许即绝。人马多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即少。”又伯 3929 号文书《敦煌古迹二十咏·贰师泉咏》赞曰：“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路指三峗回，山连万里枯。抽刀刺石壁，发矢落金乌。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甦（苏）。”
遗址由悬泉置和悬泉水两部分构成。
悬泉置，汉简称“敦煌效谷悬泉置”，因此名。属设立在敦煌郡效谷县境内的驿置之一，其东有鱼离置，其西有遮要置，跨越了效谷、渊泉、敦煌三县地，由敦煌郡管理。遗址坐落在悬泉谷口西侧山前缓坡高地上，背靠三危山余脉火焰山，面临西沙窝碱滩，居高临下。坐西向东，由坞院、马厩、驿道、灰区堆积等组成。
坞院，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50 米，占地面积 2500 平方米。坞墙宽 1.2 米，残高0.5 米～ 1.2 米，沙土夯筑，夯层厚0.1 米～ 0.12 米，东北角与西南角夯筑角墩，平面呈方形，边长 3 米，残高 0.8 米～ 1.6 米。夯层厚与坞墙同。东南角与西北角因洪水冲毁，原结构与形制不明，推测亦有角墩。坞院内倚四周墙体筑房，东西两边保存不好，仅存遗迹。西、北两边保存较好，其中西边连通房子 9 间，3×4 米开间，其中有套间。北边房子最为集中，且数量多，分前后两排，每排8间 ～ 10 间。3×4 米开间，亦有套间和厕所。前排 F26 号房为置办公室，出土《四时月令诏条》墙壁题记。后排西段 F18、19 为套间厕所，室内筑高平台，平台中间开坑口，坑口安装木制框，斜坡便道通墙外。是目前发现最为完整且考究的汉代旱厕实例。东坞墙中段开大门，宽 3 米，门向东。门外南北两侧筑房子，南侧地势高，筑单连排 4 间，皆 3×4 米开间。北侧地势低，筑前后连排 8 间，皆 3×4 米开间。房子皆夯土筑，墙厚 0.4 米，残高 0.3 米。南坞墙外倚墙体构筑通间马厩，长 30 米，宽 10 米，墙体不存，厩内堆积大量马粪，厚 1 米。粪土中出土有木桩、石块、草料渣、灰土等。北坞墙内距墙体 3 米处为宽 5 米的东、西向延伸之驿道，表土下有经长期践踏和碾压的硬面。西坞墙外为多年的垃圾堆放区，南北长 80 米，东西宽 30 米，堆积厚0.5 ～ 1.6 米。
遗迹内出土各种器物万余件，有铜、铁、陶、漆、木、石器残件，包括各种丝织品、蔴制品、皮革、毡毛制品；竹、藤、芦苇编织品；毛笔、麻纸，其中麻纸数量达450 余片，是出土麻纸数量最多的地点，创汉代麻纸出土之最。还有大量马、牛、羊、鸡、骆驼的骨骼。同时还出土有小麦、谷、糜等粮食颗粒以及众多植物枝杆等。
出土竹木简牍 25000 余枚（片），以木简为主，也有帛书、纸书、墙皮题书。内容异常繁杂，主要有邮书、邮书课、邮书刺；符、传过所；各种名籍、各种文簿；诏书、法令、爰书；各级官府文书等。时代最早者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最晚者为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即永元十七年，公元 105 年），其中昭帝至建武初的年号基本连续，确证该置前后沿用了 210 年。西晋时废，改为烽燧建筑。汉简文书中详细记载了该置的组织建构、内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性质与任务、日常运作以及后勤供给等多方面的实际情况。第一次确证了丝绸之路的存在，展现了具体运行的全过程，是丝路考古的重大新发现。对研究汉代丝绸之路、边郡建设、中外交流、交通运输和邮政史有重大价值。
悬泉水，位于三危山深腹中，从遗址东侧谷口进入，溯流而上 3 千米到下水泉。水源处自然形成相连的三级平台。水从三处不同的地点涌出，由上至下形成小瀑布悬空而下，故曰悬泉，汇聚于下泉。因受气候、雨量、地下水位作用，水量随之增减，且永不干涸，保证了悬泉置的供水。因此才有悬泉置的存在。泉址东侧原有“二师庙”，但建筑早已不存，仅有遗迹可辨。敦煌遗书中伯 2005 号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曰：“悬泉水，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细流，一里许即绝。人马多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即少。”又伯 3929 号文书《敦煌古迹二十咏·贰师泉咏》赞曰：“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路指三峗回，山连万里枯。抽刀刺石壁，发矢落金乌。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甦（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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