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村委会调查：基层治理需求之下，村干部“专职化”“行政化”改革持续推进。我走访多地基层，发现村级组织治理效能低下的问题普遍得到缓解，但部分村干部心态出现变化，不自觉戴上“官帽子”，情感和利益联结“上下摇摆”，给保障基层治理效能带来风险。是“农民群众”，也是“公家干部，村里的工作越来越不轻松了，我走进多地发现，许多村干部都有这样的感受。“现在的村干部跟以前不一样，全天坐班，一天经常工作10个小时以上，村干部也要对接乡镇各个部门。”河南一位村支书说。部分村干部反映，“九成精力投入行政，一成时间联系群众”已是工作常态。江西一名村支书告诉我，乡镇每年考核村委会指标有8大项40多个小项，村级组织运转已经与乡镇政府的各项要求匹配。一名镇党委书记认为，在现行工作要求下，事实上已经不允许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兼职其他工作。我们既代表政府，也代表村民。”采访中多位村干部这样解释自己的职业身份。有学者认为，目前村干部有了多重身份，过去他们是村集体的当家人，是农民群众的一份子，现在他们还是基层政权在行政村的代理人，虽然没有编制，但村干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公家干部”。与此同时，村务分工越来越清晰，村级治理需要的组织规模也比以往更大。一些村干部反映“不请人根本忙不过来”。我了解到，在中部某个人口较多的大村，除了村支书在内的7个村干部，还外聘了17个工作人员，担任治保主任、财务会计、片区长、信息员等岗位。官帽子”从哪里来，我在采访中发现，村干部作为“公家干部”的角色正逐渐凸显。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村干部出现心态上的摇摆，向上看得多，向下跑得少，由此也产生一些村级治理新问题。岗位作“跳板”，部分村干部想当“官”。一位地市组织干部认为，从优秀村干部中选拔公务员，本意是激励更多人到村里工作。实际执行过程中，确实有少数人把村干部岗位当成进入体制的“跳板”。“考试通道比较窄，经常出现上百人争一两个指标的情况。”多名基层干部反映，村干部“向上流动”的意愿强，村里留不住人的现象不减反增。南方某地一名村支书观察发现，确实有一部分人并不真正想来当村干部。“村里哪里缺电少路了他不知道，但是和上级的关系门儿清。”这名村支书说，一些村干部有官瘾，对了解民情、处理矛盾不感兴趣，如果是和上面领导去沟通就很积极，但要他扎扎实实干一个项目，他又不愿意了。指导变“指令”，上级组织把村干部当“官”管。我调研发现，部分乡镇单位通过排名机制、竞相挂牌等方式，将行政任务转移到村一级，对于工作业绩排名较低的村干部，则要求在全镇大会上做公开检讨。压力之下，村干部或主动或被动地依附、贴近上级组织。同时，上级组织在村级人事安排上也更为强势。湖北一名基层干部告诉我，目前村支书岗位人选“上级主导得比较多”，选优配强的要求下，跨村任职或者派聘都有可能。东部某地一位乡镇干部认为：“村里谁来当主职干部，我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能让村干部‘听话’。”群众成“路人”，村民把村干部看成“官”。我调查了解到，在部分农村地区，当地村民和村支书“不熟”“不认识”的情况并不少见。“反正我也没投村支书的票，他也不来找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了解实际问题。”一位村民说。
村民和村干部沟通减少，容易产生误解甚至矛盾。我了解到，南方某村在进行产业项目建设时，上级要求村干部先做通村民思想工作。但村干部担心项目亏损得不到理解，在没有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深夜时填平部分村民耕地，招致村民不满。当地村民认为，一些村干部有“官本位”思想，觉得自己掌握权力，“一事一议”等制度没有彻底落实，村里事务基本由村两委说了算，一些村干部擅作主张损害村民利益。从群众工作入手强化村级治理，受访人士认为，推动村干部“专职化”进程，解决部分农村地区自治能力发育不足的问题。中部某地市组织部门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通过培育“专职化”的村干部，此前村民自治“失灵”，成为“空架子”的问题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让村级组织强起来，是干部群众的共识，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刚认为，村干部的“官帽子”并非人人争相追逐，反而不少人将其视为“苦差”。如何将村级组织配齐建强，创新村干部激励机制，仍是不少村庄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村级治理过程中，一些事项难以被纳入考核。湖南一名村支书告诉半月谈记者，村里修一条路，受益的有5个组，但是每个组都有自己的主意，提出了5种修法。面对类似问题，“行政命令”不管用，更需要村干部发挥“农民群众一份子”的角色功能，以“柔性”手段解决问题。
走百家门，知百家情，才能办百家事。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王向阳认为，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基层减负工作，为基层自主治理留有充分空间，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做深做实群众工作的路子上来，在激发干部创业积极性、满足群众诉求和解决治理任务中寻求平衡，充分调动基层活力，培育基层干部的现代化治理能力。

#快快评#【“取消初中后普职分流”何以冲上热搜】 昨天（25日）早上，#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 话题冲上了热搜。这足以说明，公众对于普职融通、选择公平的期盼之意。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提出，“国家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取消了“分流”的提法。

高中阶段实施“普职分流”，并坚持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大体相当，这是由来已久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推行，对于建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优质技能型劳动者、促进就业……作用显著。但现实语境中，一些学生想上普高、大学却只能进入职中的现实冲突，也让不少学生和家长难掩焦虑。客观上，挤入普高行列的难度加大，加剧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内卷”，这对来之不易的“双减”效应也形成一定程度的消耗。

取消“分流”提法，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意味着学生的选择面变得宽广，上普高乃至上大学深造的学生数量很可能增多。同时，学生在初中毕业后依然可以根据人生规划和兴趣爱好，做出是否进入职业教育学校的决定，这对于学生的多元化培养、成才大有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新的职业教育法并不止于取消“分流”提法，更为提升职业教育地位、改善职业教育现状而猛然发力。

新职业教育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一提法，对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增加职业教育的魅力和吸引力，意义重大。

新法明确规定要扩大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计划，满足中职学生接受高层次教育的需求。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卓新平在4月18日分组审议时所言：“这就给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可以上大学开了一个口子，会很大提高学生上中等职业学校的积极性。”以往，学生进入职业教育学校后，上升空间相对单一、逼仄，多数人只能止步于大专，这对一些求知欲、深造欲较强的学生来说，影响显而易见。

让职校学生多一些人生出彩的机会，不仅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成才、击碎社会上对职校生存在的某种偏见，也能进一步增加职业教育学校的含金量，“抹平”职校和普高之间的较大落差，从而稳步实现协调发展。

每个孩子都各有天分，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更适合自己教育的权利。说到底，人们期冀的是，改变初中后“一刀切”的普职分流模式，让人们相应的选择变得更为从容、充分、自然。

现代快报评论员 戴之深

对门隔离已2天，从隔离第一天大喊大叫之后，到今天坦然接受现实。对穿大白服来核酸检测的人也客客气气，让他们戴上口罩也乖乖的戴上。对社区志愿者也不破口大骂了，而是满脸堆笑，口口声声说着谢谢，毕竟是自己腿脚利索到处溜达，被大数据检测到去了密接者去过的地方，等社区志愿者上门贴封条时才发现自己踩到了雷。
由于住隔壁，还是有点担心的，满脑子气溶胶传播的画面，窗也不敢开了。反正也囤了不少吃的，除了去做核酸（连续5天）哪里也不去，免得被瘟疫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