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逆行者# 【我从“红区”归来】红区，业内对传染病污染区的代称，在常人眼中那里是病毒密布的可怕之地，但在患者眼中，那里是求生的希望之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天津的首个红区设在海河医院内，这家建立于非典时期的“平战结合”医院，多年来一直承担着天津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2月2日，海河医院第一批17名红区医生被轮换下来，结核科副主任医师韩骏锋就是其中之一。
“我今晚开始值夜班了”
2019年12月，韩骏锋在北京进修，同学中有来自武汉的医生，在交流中他得知，武汉可能出现了一种新型呼吸道传染病。1个多月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陆续在全国爆发。
2020年1月24日，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武汉株01的毒种信息和电镜照片，病毒主体是圆形的，周边就像长了一圈触角，有网友将金针菇密密麻麻地插在肉丸子上，COSPLAY新型冠状病毒，很是形象。那张电镜照片韩骏锋也看过了，从专业人士的角度看，新型冠状病毒长得不算有创意，“冠状病毒是上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毒，很多种冠状病毒都可以引发肺炎，它们长得都差不多，‘冠状’主要形容它们圆形的形状，像中世纪欧洲帝王的皇冠，这一次的病毒棘手在一个‘新’字，我们对它还不够了解。”韩骏锋说。
1月20日，海河医院接到命令开始设立红区，位于E区的结核科病房本身就是负压病房，只需简单处理就可以开始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被征召进入红区的医护人员早已接受过培训，对新型冠状病毒、治疗原则等进行了了解，作为结核科医生，韩骏锋对自己需要进入红区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红区并不陌生，往年的甲流、禽流感疫情发生时，他也都曾进入红区。
1月21日中午，韩骏锋接到通知，今晚红区的夜班由他来值，他抽空回了趟家，打算收拾些随身物品，推门看到妻子正在收拾屋子，韩骏锋一边拿东西一边说：“我今晚开始值夜班了。“他知道，妻子能听懂，“她也是海河医院的医生，也进过红区。”
同为医务人员，妻子表现得比普通人要镇静些，但仍忍不住一遍遍地嘱咐丈夫一定要注意防护，韩骏锋答应了妻子，然后匆匆赶回医院。
比预计的快
1月21日下午5点，韩骏锋进入E区一楼，通过医生通道，换上手术服，进入医生办公区。到岗后他才知道，已经有确诊患者转诊来院了。“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们都以为要等几天，而且20日的夜班一下就收治了2例，之间没间隔几个小时。”韩骏锋说。
天津市的第一例病例是一位60岁的老年女性患者，同时伴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病，心脏内有支架，发病前1个月新发脑梗，入院时体温达到38-39℃，确诊即被列为重症。韩骏锋记得，这个病人入院时意识清楚，能看得出她很紧张，且情绪低落，她耳朵有点背，医务人员跟她说话要喊，但她极配合，扎针、穿刺从未喊过一声疼。医生们都以为她会发展成危重症，但在经历过初期几日的加重后，她开始慢慢好转。
一周时间，感染一科一病区的二十多张床位就满了，医院接连又开了二楼、三楼，韩骏锋在红区内担任三级医师，每个班24小时。早上8点，韩骏锋开始查房，2个多小时查完后贴身的手术衣胸前会湿一大片，走出病区后进行病情讨论，修改医嘱，做病情介绍和各种信息报告，然后去参加天津市专家会诊。
稍有空闲，韩骏锋就跑去办公室外面，盯着那个监测病人的大屏幕看，大屏幕被分成若干块，每一小块都反映着一个病人的生命体征，血氧、心率、呼吸、血压，他扫过每组数据，看到心形标志活泼地闪烁，线状监控有规律地跳跃，心里便觉得一阵轻松。
病房里的心事
对于每一个疑似或确诊的病例来说，当他们知道自己和新闻里说的那种病产生了关联，被通过病人专属通道送入特殊病房，身边全是穿得像宇航员一样的医生护士，活动范围仅限病房内，不能到处走动，不允许亲属探视，无论轻症病人还是重症病人，恐惧是他们共同的感受。“病人可以用手机，病房里也有电视，他们没事就刷新闻，看各种信息，而且现在病情通报都很透明，他们都知道自己是第几例，但是谁都不说这事，在病区里，没有人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几个字，也从来不讨论与疾病相关的话题。有的轻症患者入院时还好好的，没过几天就说自己憋气，但是监控数据显示他一切正常，这就是因为恐惧产生的错觉。”韩骏锋说。
查房对韩骏锋来说，心理安抚意义远大于诊疗意义，“要了解他们的病情，通过客观数据就能知道，医生之所以要查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去了解病人的情绪并给予安慰或鼓励。”韩骏锋对一个年轻女患者印象很深，医生查房时，她会主动提醒医生离她远一点，入院后，她的情绪也一直都稳定，突然有一天，她在医生查房时，说着说着哭了起来，“原来是她患病的消息被邻居们知道了，邻居们要求把她的家人也隔离，可能方式上有点激动，她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家人，心里十分难过。这名患者特别怕照相，躲避一切镜头，生怕被认出来。”
在那些传染了家人的患者身上，愧疚感更明显。
天津市的确诊病例中，有多名铁路工作人员，其中一名男性工作人员不仅自己成为了重症，还传染了七十多岁的父母和19岁的儿子，随着亲人陆续入院，他的思想负担越来越大。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医院破例安排他和母亲住进同一病房。“他的父亲和儿子住在一个病房，他儿子和母亲是轻症，他和他父亲是重症，每次查房他不问自己的情况，也不太问儿子，最关注他父亲，他母亲也是，只问老伴的情况，他父亲现在已经成了危重病例，我们不想告诉他，因为他也是病人，需要好的心情，但他应该是知道了，因为有一次查房他问我他父亲的情况时，我看到他眼中有泪。”韩骏锋说。
2月2日，天津首个康复病例出院，韩骏锋查房时用这个病例鼓励了很多病人，尤其那些轻症患者，“我告诉他们，再做些检查，你们可能也快能出院了，听到医生这样说，患者们的转变非常明显，有的一贯不善言谈的会开始和我们主动交流，还有的患者会说上一大串感谢的话，对于那些重症患者，有人康复出院同样能带给他们信心。”
暂别红区 时刻准备重返
2月2日上午交完班，韩骏锋这一批次的红区医生完成为期两周的值守，即将撤出一线。上午查完房，他先摘掉了护目镜，脱掉2层手套和最外面的防护服，然后走入第一个房间，做完手部消毒后，走入第二个房间，脱掉里层防护衣和鞋套，再走入第三个房间，摘掉口罩、帽子，再次消毒。这套脱防护装备的流程需要严格遵守，全程约需二十多分钟。消毒后，韩骏锋戴上新的口罩和帽子，走进医生办公室。未来一段时间，他将不用再经历这些复杂的步骤，脸上也不会再顶着那道口罩留下的勒痕。
撤出红区后，他进入医院统一安排的宾馆自我隔离一周，虽然妻子就在急诊，但他不打算去和妻子见面。“家里有老人和孩子，还是小心一点好。”韩骏锋说。
在红区里的两周，孩子们很想爸爸，大人告诉他们，爸爸去工作了，暂时不能回来，孩子们只能通过手机视频和爸爸聊天。“老大今年8岁半，知道新型冠状病毒这个词，也知道我的工作和这个病毒有关，但他不能理解具体意思，小的才4岁，更是什么都不懂，他们就是单纯的希望我早点回去陪着他们。”韩骏锋说，他其实也很想快点见到孩子和家人。
离开红区前，韩骏锋畅想着离开后要先好好地睡一觉，但真的离开后，他却发现自己竟做不到“放下”，不断向接班医生打听病人们的消息……
韩骏锋说，所有传染病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抛物线，要到达顶峰后才会开始下行，目前看来，疫情应该还处在上行阶段，虽然医院组织了多批医疗队，但不排除他们还要重返红区，即使在宾馆隔离的日子，他和同事们也是时刻备战状态，有需要就要立即到岗。
在韩骏锋的讲述中，红区里的工作忙碌、紧张，但有序、平稳，没有想象中的风声鹤唳，韩骏锋告诉记者，天津无论设备还是医疗水平，在全国都算是不错的，海河医院的医生们也算是身经百战，有信心将天津的病情控制住。
2月4日，立春，标志着新一轮的起始，这一天，又有一例患者康复出院了。
像所有人一样，韩骏锋无比期盼着这场新型冠状病毒之战尽快终结，他想去看望父母，他想陪着妻子悠闲地散步，他想与亲友们相聚，补上春节的热闹，他最想摘掉口罩，带着孩子们去户外，在轻抚的微风中，畅快地大口呼吸春日的芬芳。https://t.cn/A6PmduHH

【穆里尼奥：主裁判什么都听VAR的，干脆VAR改名叫VR算了】

“我不知道，我唯一能说的是，如果裁判不能去看回放，然后再做决定性的判罚，那么他们必须给VAR（视频助理裁判）改名，改叫VR，视频裁判（去掉了助理二字）。”

“因为目前并不是由球场上的裁判来做出那些关键判罚。周日麦克-迪恩认为不是点球，但VAR判罚是点球，麦克没机会到场边看屏幕，由他自己来做决定，做出决定的是福瑞恩德（该场视频助理裁判），因此福瑞恩德先生不该被叫做VAR，他该叫VR，因为他在做判罚。黄牌和红牌的决定也一样。”

“迪恩先生在场上判定（斯特林）那是黄牌，我接受，因为他在场上，第一时间判罚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接受他掏黄牌。但我不接受福瑞恩德先生的判罚，他有屏幕可以看，却依然维持原判，难免让我有点想法。”

“把决定权和到监视器看回放的权利给场上裁判，否则就别叫VAR了，改叫VR。”#穆里尼奥热刺#

西山静福寺及附近摩崖石刻

实在闲的无聊来爬爬山[doge]几处均无文保级别，静福寺原名玉皇庙，始建于明代，1903年重修时改名静福寺，位于北京西山玉皇顶南麓山腰处，由并排三组院落组成，目前寺仅存山门及一单拱石桥，山门几年前已经修缮，额书静福寺三字，楹联为“乾地耸高峰，皇图巩固；天门增王气，圣寿无疆”，霸气犹存。遗址内存有一块明万历四十八年碑（1620年）《修殿后日岸记》。据说遗址内还有石佛像、石供台、石碑座等，不过已经流失。

静福寺附近还有几处民国时期的石刻“静观”、“泉声”、“佛”、“何如此地学长生”等，及一处泉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