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没有导航的古代，孤军深入的霍去病为何没在沙漠草原中迷路呢】
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卫国战争中，霍去病作为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娘家人，也作为汉帝国的军事统帅出征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打出了中华民族对外武功的巅峰之作——封狼居胥。
霍去病打仗为何能连连胜利？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在于：霍去病打仗堪称为“活地图”，纵观霍去病每次对外战争就会发现，在古代没有卫星电话的年代里，霍去病都喜欢带领大军孤军深入却不迷路，精准找到匈奴军队的阵营或驻扎点，对匈奴以精确打击。
霍去病的孤军深入具体有以下战例：
公元前123年，霍去病率领800名汉军将士孤军深入，寻找机会打击匈奴军队，斩获敌军2028人，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这是一代民族英雄霍去病的“开挂之战”。
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霍去病两次深入今天的甘肃宁夏一带地区。在河西之战的春季攻势中，霍去病带领1万人孤军深入，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行军一千多里，在兰州一带和匈奴决战，歼敌8960人。缴获匈奴祭天金人。
公元121年河西之战夏季攻势，霍去病再次出击，越过居延海，斩杀匈奴3万多人。
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霍去病率领大军千里迂回，与匈奴左贤王部交战，歼敌7万人。随后又乘胜追杀到狼居胥山，最后攻克瀚海方才扬威而还。封狼居胥由此而来。
每一次打仗，霍去病就像巡航导弹一样，精准地斩杀匈奴。那么，在古代没有卫星电话的年代，霍去病是如何做到精准斩杀匈奴呢？
第一，霍去病的军队中有匈奴人，霍去病的汉军为匈奴人和中原人组成的联军。
这个是有史料为证明的，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结束后，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取食于敌，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
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关键词：荤粥之士。荤粥是什么意思呢？晋灼等人认为，荤粥一词语是匈奴在古代的称呼，而三国时期的历史学家韦昭认为，荤粥一词语为匈奴的别称。
这就说明，汉军将士存在匈奴的士兵，匈奴人打匈奴人，相当于“自己人”打“自己人”。一旦投入战场，这些投降汉朝的匈奴人会对自己曾经居住的草原沙漠，地形地貌非常熟悉，汉军中的“匈奴人”会在汉军作战中起到向导的作用，帮助汉军的中原将士在茫茫沙漠和戈壁滩中找到匈奴军队的地点。
汉文帝时期，当时的汉朝“智囊”贾谊向汉文帝提建议，希望汉军中补入投降的匈奴人，“以夷制夷”。到了河西之战夏季战役结束的时候，霍去病俘虏了匈奴、亲王和贵族，军官2500多人。河西受降的时候，匈奴的王爷——浑邪王带领4万匈奴人投降汉朝。而霍去病的汉军中很有可能就有这些投降或被汉军俘虏的匈奴人，他们在汉军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向导的作用，引领汉军直接攻击匈奴军队的阵地。
在公元119年的漠北大战中，霍去病部5万多人以秋风扫落叶的势头斩杀匈奴军队7万多人，这些投降的匈奴人就在汉军中，很可能为霍去病歼灭匈奴左贤王军团发挥了向导的作用。左贤王直至战败都想不到，他的失败，其实是被汉军的“自己人”打败的。
第二，汉军中有向导。
当时的汉军中配备向导，这一点在其舅舅卫青统辖的军队中有史料证明。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卫青）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
“导”为向导的含义，军亡导，为汉军中没有向导。那汉军中为何没有向导呢？史料中没有进一步说明，结合卫青进攻汉军匈奴本部的战况来看，向导可能逃跑了，也可能丧命了。不管是逃跑还是丧命，李广这一路的汉军没有了向导，导致李广迷路，卫青在消灭匈奴本部军队的对手就始终无法全歼匈奴本部，导致匈奴单于死里逃生。
张骞也做过汉军的向导，《史记》记载：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
张骞出使西域，对匈奴人情况相当熟悉。张骞引导军队“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在张骞的带领下，汉军到达匈奴盘踞地区的有水草的地方补给吃饭喝水，军队中没有饥饿口渴的情况。从“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判断，张骞应该对匈奴地盘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
结合李广军队因失去向导而迷路，张骞给汉军当向导等资料就能证明，军队向导很可能成为汉军中的一个制度，帮助汉军在对匈奴的作战中不迷路，精准打击匈奴。公元前123年，霍去病第一次就敢孤军深入匈奴驻地，斩杀匈奴人2028人。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出入河西，消灭匈奴军队近4万人，向导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
而且，这个向导很可能是熟悉匈奴内部情况的官员，或者是已经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在古代没有电话，没有GPS和北斗导航的时代里，霍去病的军队打仗敢孤军深入，没有熟悉匈奴情况的向导是很难做到的。
第三，记里鼓车和指南车。
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阳······记道车，驾四，中道。
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记录历程的记里鼓车。行进一里地，车上敲一下鼓，保证汉军打仗的时候知道自己走了多少里的路。
指南车相传诞生于黄帝时期，黄帝曾用指南车指引方向讨伐蚩尤。而刘仙洲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当中根据《西京杂记》等史料考证，西汉就有了指南车。指南车可能也会用于汉军对匈奴的战争，霍去病的军队可能有指南车，发挥出指引方向不迷路的作用。
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卫国战争中，霍去病作为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娘家人，也作为汉帝国的军事统帅出征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打出了中华民族对外武功的巅峰之作——封狼居胥。
霍去病打仗为何能连连胜利？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在于：霍去病打仗堪称为“活地图”，纵观霍去病每次对外战争就会发现，在古代没有卫星电话的年代里，霍去病都喜欢带领大军孤军深入却不迷路，精准找到匈奴军队的阵营或驻扎点，对匈奴以精确打击。
霍去病的孤军深入具体有以下战例：
公元前123年，霍去病率领800名汉军将士孤军深入，寻找机会打击匈奴军队，斩获敌军2028人，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这是一代民族英雄霍去病的“开挂之战”。
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霍去病两次深入今天的甘肃宁夏一带地区。在河西之战的春季攻势中，霍去病带领1万人孤军深入，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行军一千多里，在兰州一带和匈奴决战，歼敌8960人。缴获匈奴祭天金人。
公元121年河西之战夏季攻势，霍去病再次出击，越过居延海，斩杀匈奴3万多人。
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霍去病率领大军千里迂回，与匈奴左贤王部交战，歼敌7万人。随后又乘胜追杀到狼居胥山，最后攻克瀚海方才扬威而还。封狼居胥由此而来。
每一次打仗，霍去病就像巡航导弹一样，精准地斩杀匈奴。那么，在古代没有卫星电话的年代，霍去病是如何做到精准斩杀匈奴呢？
第一，霍去病的军队中有匈奴人，霍去病的汉军为匈奴人和中原人组成的联军。
这个是有史料为证明的，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结束后，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取食于敌，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
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关键词：荤粥之士。荤粥是什么意思呢？晋灼等人认为，荤粥一词语是匈奴在古代的称呼，而三国时期的历史学家韦昭认为，荤粥一词语为匈奴的别称。
这就说明，汉军将士存在匈奴的士兵，匈奴人打匈奴人，相当于“自己人”打“自己人”。一旦投入战场，这些投降汉朝的匈奴人会对自己曾经居住的草原沙漠，地形地貌非常熟悉，汉军中的“匈奴人”会在汉军作战中起到向导的作用，帮助汉军的中原将士在茫茫沙漠和戈壁滩中找到匈奴军队的地点。
汉文帝时期，当时的汉朝“智囊”贾谊向汉文帝提建议，希望汉军中补入投降的匈奴人，“以夷制夷”。到了河西之战夏季战役结束的时候，霍去病俘虏了匈奴、亲王和贵族，军官2500多人。河西受降的时候，匈奴的王爷——浑邪王带领4万匈奴人投降汉朝。而霍去病的汉军中很有可能就有这些投降或被汉军俘虏的匈奴人，他们在汉军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向导的作用，引领汉军直接攻击匈奴军队的阵地。
在公元119年的漠北大战中，霍去病部5万多人以秋风扫落叶的势头斩杀匈奴军队7万多人，这些投降的匈奴人就在汉军中，很可能为霍去病歼灭匈奴左贤王军团发挥了向导的作用。左贤王直至战败都想不到，他的失败，其实是被汉军的“自己人”打败的。
第二，汉军中有向导。
当时的汉军中配备向导，这一点在其舅舅卫青统辖的军队中有史料证明。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卫青）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
“导”为向导的含义，军亡导，为汉军中没有向导。那汉军中为何没有向导呢？史料中没有进一步说明，结合卫青进攻汉军匈奴本部的战况来看，向导可能逃跑了，也可能丧命了。不管是逃跑还是丧命，李广这一路的汉军没有了向导，导致李广迷路，卫青在消灭匈奴本部军队的对手就始终无法全歼匈奴本部，导致匈奴单于死里逃生。
张骞也做过汉军的向导，《史记》记载：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
张骞出使西域，对匈奴人情况相当熟悉。张骞引导军队“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在张骞的带领下，汉军到达匈奴盘踞地区的有水草的地方补给吃饭喝水，军队中没有饥饿口渴的情况。从“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判断，张骞应该对匈奴地盘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
结合李广军队因失去向导而迷路，张骞给汉军当向导等资料就能证明，军队向导很可能成为汉军中的一个制度，帮助汉军在对匈奴的作战中不迷路，精准打击匈奴。公元前123年，霍去病第一次就敢孤军深入匈奴驻地，斩杀匈奴人2028人。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出入河西，消灭匈奴军队近4万人，向导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
而且，这个向导很可能是熟悉匈奴内部情况的官员，或者是已经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在古代没有电话，没有GPS和北斗导航的时代里，霍去病的军队打仗敢孤军深入，没有熟悉匈奴情况的向导是很难做到的。
第三，记里鼓车和指南车。
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阳······记道车，驾四，中道。
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记录历程的记里鼓车。行进一里地，车上敲一下鼓，保证汉军打仗的时候知道自己走了多少里的路。
指南车相传诞生于黄帝时期，黄帝曾用指南车指引方向讨伐蚩尤。而刘仙洲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当中根据《西京杂记》等史料考证，西汉就有了指南车。指南车可能也会用于汉军对匈奴的战争，霍去病的军队可能有指南车，发挥出指引方向不迷路的作用。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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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园行走中的课堂4.1:四月的第一天，相比较前两天，多了许多阳光。今天因为晚上吃得挺多，就带着狗小宝出去运动了两个多小时。
回来的时候正好门口遇到我妈，我妈可能也是在外面听到别人都在讨论油价，说最近汽油价格涨了不少。我很快就反应到最近油价的波动应该和疫情有关，和俄乌战争也有密切关系。
虽然已经有人在开电动汽车，但是油价上涨仍然会对很多家庭产生影响，尤其会对出租车，网约车等司机的收入产生影响。而遇到疫情本来都会对这些工作有影响，再加上油价上升，平台的奖励机制已经少很多，他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这些人的情绪如何放松？如果家庭中还有房贷车贷，小孩读书问题老人养老问题，真的是压力山大。
而就现在的国际局势，战争走向还不明朗。尽管战场离我们有些距离，战争也没有发生在中国，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已经波及全球，如果疫情加剧，后面的菜价是否上涨，供应是否及时和足够，都是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人应该有切身感受就是世界真的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爱护地球，人人有责。尽量不要把地球伤害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才后悔。希望四月世界和平，疫情早日过去。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大家共同拥有人间最美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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