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关系终止后，是否应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
公司起诉员工 法院这样判
员工上班途中遭遇车祸，公司在支付劳动合同期内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后，拒绝履行仲裁机构作出的支付合同期外的停工留薪期工资裁决。近日，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对一起公司起诉前员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进行开庭审理，依法判决该公司向前员工支付合同期外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护理费等67438.1元。
意外遭遇工伤
公司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
薛某系成都某建筑公司员工，从事设备维修工作，税前月工资为5300元，扣除社保、个税等费用后为4377.8元。
2020年10月10日7时55分，薛某骑电动自行车从家到公司上班，途经成都市锦江区花博路时，与郑某驾驶的小轿车相撞，受伤住院8天。事发当日，薛某在成都锦江大观医院诊断为左侧面部裂伤；左膝表皮擦伤。同日，薛某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诊断结果为左下颌角骨折伴感染；左颌下挫伤清创缝合术后伴感染。出院医嘱及建议显示，薛某出院2天后需要拆除口外缝线，需要加强营养并建议休息2周，要定期复查，视面部骨骼恢复情况，必要时可能需要再次手术取出植入材料，费用约2至3万元。
薛某受伤后，公司按月正常发放了其2020年10月10日至2020年12月10日期间的工资。2020年12月10日，成都某建筑公司因劳动合同期满，终止了与薛某的劳动关系。
2020年12月24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薛某所受伤害为工伤。2021年6月23日，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薛某伤残情况为九级。2021年7月，薛某向成都市龙泉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请求裁决成都某建筑公司支付其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及后续治疗费等共计20余万元。2021年9月，龙泉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成都某建筑公司一次性向薛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合计79882元。
随后，薛某拿着仲裁裁决书要求成都某建筑公司履行支付义务。该公司同意按照裁决决定支付薛某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8682元，却拒绝支付21200元的停工留薪期工资。
该不该支付
公司将前员工告上法院
双方协商未果后，2021年11月，成都某建筑公司将薛某起诉至龙泉驿区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原告不应当向被告薛某支付停工留薪期的工资21200元。龙泉驿区法院受理该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原告成都某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原告已经按照劳动合同规定足额向薛某支付了其受伤后至劳动合同期满前的工资，也愿意按照裁决决定支付薛某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但不应当向被告支付停工留薪期的工资21200元。
法院审理查明薛某因公受伤事实的同时，也对仲裁裁决书、出院病情证明书、出院记录、工资表、企业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进行了确认。法院还查明，2019年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9267元。
原告诉讼代理人认为，自薛某受伤以来至劳动合同终止期间的工资已向薛某正常发放，劳动合同终止后，原告依法享受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的待遇，原被告双方的工伤保险终止，不应当向薛某支付劳动合同终止后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另外，停工留薪期需要专门的鉴定机构或医疗机构出具专业意见。
被告薛某辩称，应按龙泉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认定的4个月停工留薪期计算，扣除公司已经给付的，还应当支付2个月的停工留薪期工资。
劳动关系终止
不能免除继续支付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的核心争议在于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终止后是否应当支付停工留薪期的工资。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劳动者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与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并不冲突，同时工伤保险待遇关系并不以劳动关系存续为前提，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的终止并不能免除原告继续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的义务。
根据薛某的伤情及出院医嘱，并未明确其具体的休息时间，结合其左下颌角骨折伴感染的伤情，术后确需较长时间恢复，法院认为，仲裁裁决书认定薛某的停工留薪期为4个月符合被告薛某的伤情实际，于法有据，应予以采纳。对于原告称停工留薪期未经专门机构鉴定的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停工留薪期期限的确定仅在劳动者伤情严重或情况特殊超过12个月时才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定，故不予采纳。
依照《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龙泉驿区法院对原告成都某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
最终，龙泉驿区法院近日依法判决原告成都某建筑公司向被告薛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8755.6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7722.5元、护理费960元，合计67438.1元。
●名词解释
停工留薪期工资属于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不同于基于劳动关系、支付劳动力商品的对价产生的劳动报酬，而是基于劳动者发生工伤伤害、与用人单位存在工伤保险关系而产生的特定待遇。
●法条链接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12个月。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公司起诉员工 法院这样判
员工上班途中遭遇车祸，公司在支付劳动合同期内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后，拒绝履行仲裁机构作出的支付合同期外的停工留薪期工资裁决。近日，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对一起公司起诉前员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进行开庭审理，依法判决该公司向前员工支付合同期外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护理费等67438.1元。
意外遭遇工伤
公司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
薛某系成都某建筑公司员工，从事设备维修工作，税前月工资为5300元，扣除社保、个税等费用后为4377.8元。
2020年10月10日7时55分，薛某骑电动自行车从家到公司上班，途经成都市锦江区花博路时，与郑某驾驶的小轿车相撞，受伤住院8天。事发当日，薛某在成都锦江大观医院诊断为左侧面部裂伤；左膝表皮擦伤。同日，薛某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诊断结果为左下颌角骨折伴感染；左颌下挫伤清创缝合术后伴感染。出院医嘱及建议显示，薛某出院2天后需要拆除口外缝线，需要加强营养并建议休息2周，要定期复查，视面部骨骼恢复情况，必要时可能需要再次手术取出植入材料，费用约2至3万元。
薛某受伤后，公司按月正常发放了其2020年10月10日至2020年12月10日期间的工资。2020年12月10日，成都某建筑公司因劳动合同期满，终止了与薛某的劳动关系。
2020年12月24日，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薛某所受伤害为工伤。2021年6月23日，成都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薛某伤残情况为九级。2021年7月，薛某向成都市龙泉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请求裁决成都某建筑公司支付其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及后续治疗费等共计20余万元。2021年9月，龙泉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成都某建筑公司一次性向薛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合计79882元。
随后，薛某拿着仲裁裁决书要求成都某建筑公司履行支付义务。该公司同意按照裁决决定支付薛某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8682元，却拒绝支付21200元的停工留薪期工资。
该不该支付
公司将前员工告上法院
双方协商未果后，2021年11月，成都某建筑公司将薛某起诉至龙泉驿区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原告不应当向被告薛某支付停工留薪期的工资21200元。龙泉驿区法院受理该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原告成都某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原告已经按照劳动合同规定足额向薛某支付了其受伤后至劳动合同期满前的工资，也愿意按照裁决决定支付薛某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但不应当向被告支付停工留薪期的工资21200元。
法院审理查明薛某因公受伤事实的同时，也对仲裁裁决书、出院病情证明书、出院记录、工资表、企业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进行了确认。法院还查明，2019年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9267元。
原告诉讼代理人认为，自薛某受伤以来至劳动合同终止期间的工资已向薛某正常发放，劳动合同终止后，原告依法享受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的待遇，原被告双方的工伤保险终止，不应当向薛某支付劳动合同终止后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另外，停工留薪期需要专门的鉴定机构或医疗机构出具专业意见。
被告薛某辩称，应按龙泉驿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认定的4个月停工留薪期计算，扣除公司已经给付的，还应当支付2个月的停工留薪期工资。
劳动关系终止
不能免除继续支付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的核心争议在于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终止后是否应当支付停工留薪期的工资。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劳动者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与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并不冲突，同时工伤保险待遇关系并不以劳动关系存续为前提，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的终止并不能免除原告继续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的义务。
根据薛某的伤情及出院医嘱，并未明确其具体的休息时间，结合其左下颌角骨折伴感染的伤情，术后确需较长时间恢复，法院认为，仲裁裁决书认定薛某的停工留薪期为4个月符合被告薛某的伤情实际，于法有据，应予以采纳。对于原告称停工留薪期未经专门机构鉴定的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停工留薪期期限的确定仅在劳动者伤情严重或情况特殊超过12个月时才需要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定，故不予采纳。
依照《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龙泉驿区法院对原告成都某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
最终，龙泉驿区法院近日依法判决原告成都某建筑公司向被告薛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8755.6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7722.5元、护理费960元，合计67438.1元。
●名词解释
停工留薪期工资属于社会保险法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不同于基于劳动关系、支付劳动力商品的对价产生的劳动报酬，而是基于劳动者发生工伤伤害、与用人单位存在工伤保险关系而产生的特定待遇。
●法条链接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12个月。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热点# 【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发出：不得让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2022年1月6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听到法官念出“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时，坐在被告席上的母亲陈某再也抑制不住，隔着口罩抽泣。
最终法院判决抚养权仍然归陈某所有，但对其失职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并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该令规定，陈某不得让8岁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让孩子与其同住，并由其本人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孩子。
父母离婚后
7岁女儿一个人和保姆居住
2021年10月27日，原告胡某向天心法院起诉被告陈某，请求法院判令将婚生女胡某茜的抚养权变更给原告胡某。
法院查明，原告胡某生于1970年，被告陈某生于1984年，两人于2013年4月结婚，均属于再婚。婚后，两人孩子胡某茜出生。两人于2020年8月10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注明，女儿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到18岁，抚养费男方每月支付3000元。位于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子归女儿所有。
原、被告离婚后第一个月，被告与小孩共同居住在上述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屋内。之后，被告再婚，被告从该房屋搬出，另租房屋，因事务繁多，在刚搬出来的两三个星期内未将孩子送去上学。基于此，原告开始为小孩找全托、保姆。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开庭之日止，小孩属于被全托、单独请保姆照顾的状态，现在小孩一个人和保姆居住，期间托管费、保姆费、生活费等费用由原告单独承担，课外兴趣班学费、学校课后班费用，牛奶及零用钱等由被告承担。
法院还查明，原告结婚两次，还育有一个大女儿，大女儿现已上班。原告本人住在距小孩住处20公里的乡下别墅内。周末如果被告没有接，原告就会接小孩共度周末。
被告育有三个孩子，胡某茜是被告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均由孩子父亲抚养。被告现在月收入3000多元，每月承担3300多元房贷的一半。
尊重女儿意愿
判决其母亲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在原被告双方为抚养权争夺不下之时，孩子的意见影响了法院的最终判决。
作出该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的合议庭。
在2020年12月16日的庭审谈话中，法庭询问小孩：“如果你爸爸愿意陪你，你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吗？”小孩回答：“愿意”。法庭询问：“爸爸妈妈你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小孩回答：“更愿意和妈妈一点。”
天心法院认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时的首要考虑。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将抚养纠纷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表述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要认知到胡某茜作为儿童，作为本案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争议的抚养权的具体对象，是权利主体而非权利客体，是权利的真正拥有者，不能只单纯地将孩子作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胡某茜作为年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父母关系、父母抚养能力及对愿意随同父母哪一方生活已经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与价值衡量选择标准，其庭审中表达的意愿应当予以尊重。”
同时，为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在抚养权纠纷中还应当综合评判父母此前在承担抚养义务、履行监护职责时的具体行为与表现。
本案中，被告陈某离婚后再婚，并带着胡某茜搬到新的出租屋内，致使胡某茜两个星期未能上学。从2021年2月起，胡某茜一直与保姆居住，被告作为被监护人胡某茜母亲，在原告委托全托后，只是周末过去接送孩子，被告并未积极履行其应尽的监护义务，可认定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而原告虽然以找全托、请保姆的方式来履行其对小孩胡某茜的抚养与照顾义务，但是原告让小孩胡某茜一个人与保姆单独居住，说明原告胡某只是履行了“养”的义务，但怠于行使“育”即教育、保护的义务。
法院最终认定，鉴于原、被告双方都存在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问题，都对胡某茜的生理、心理与情感需求多有忽视，胡某茜表达出更愿意和其母亲一起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也考虑到被告有表达出将胡某茜转学以便照顾的主观意愿，结合原、被告《离婚协议书》中胡某茜由被告抚养的约定，还应该再给予胡某茜的母亲一次自我纠错即积极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机会。如果被告陈某未有效纠错，原告基于法律规定及客观现实，可再次提出抚养权变更诉讼。
最终，天心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由被告陈某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对法定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令》
同时，在判决下达当日，为纠正法定监护人陈某的失职行为，天心法院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规定，对陈某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当事人接受法庭的家庭教育令。
该《家庭教育令》裁定，陈某应多关注胡某茜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具体做法为与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保持与老师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了解胡某茜的详细状况；裁定陈某与胡某茜同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具体做法为不得让胡某茜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该与胡某茜同住，由自己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胡某茜。
裁定还称，《家庭教育令》有效期一年，在裁定失效前，胡某茜本人或密切接触胡某茜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家庭教育令》。如义务履行人陈某违反裁定，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天心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院少年法庭联合教育部门、团委、妇联等单位始终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被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青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此次发出的《家庭教育令》系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第一例《家庭教育令》，是严格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重大探索。该令的出台，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司法实践；有利于依法纠正父母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来源：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
最终法院判决抚养权仍然归陈某所有，但对其失职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并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该令规定，陈某不得让8岁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让孩子与其同住，并由其本人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孩子。
父母离婚后
7岁女儿一个人和保姆居住
2021年10月27日，原告胡某向天心法院起诉被告陈某，请求法院判令将婚生女胡某茜的抚养权变更给原告胡某。
法院查明，原告胡某生于1970年，被告陈某生于1984年，两人于2013年4月结婚，均属于再婚。婚后，两人孩子胡某茜出生。两人于2020年8月10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注明，女儿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到18岁，抚养费男方每月支付3000元。位于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子归女儿所有。
原、被告离婚后第一个月，被告与小孩共同居住在上述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屋内。之后，被告再婚，被告从该房屋搬出，另租房屋，因事务繁多，在刚搬出来的两三个星期内未将孩子送去上学。基于此，原告开始为小孩找全托、保姆。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开庭之日止，小孩属于被全托、单独请保姆照顾的状态，现在小孩一个人和保姆居住，期间托管费、保姆费、生活费等费用由原告单独承担，课外兴趣班学费、学校课后班费用，牛奶及零用钱等由被告承担。
法院还查明，原告结婚两次，还育有一个大女儿，大女儿现已上班。原告本人住在距小孩住处20公里的乡下别墅内。周末如果被告没有接，原告就会接小孩共度周末。
被告育有三个孩子，胡某茜是被告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均由孩子父亲抚养。被告现在月收入3000多元，每月承担3300多元房贷的一半。
尊重女儿意愿
判决其母亲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在原被告双方为抚养权争夺不下之时，孩子的意见影响了法院的最终判决。
作出该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的合议庭。
在2020年12月16日的庭审谈话中，法庭询问小孩：“如果你爸爸愿意陪你，你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吗？”小孩回答：“愿意”。法庭询问：“爸爸妈妈你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小孩回答：“更愿意和妈妈一点。”
天心法院认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时的首要考虑。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将抚养纠纷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表述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要认知到胡某茜作为儿童，作为本案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争议的抚养权的具体对象，是权利主体而非权利客体，是权利的真正拥有者，不能只单纯地将孩子作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胡某茜作为年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父母关系、父母抚养能力及对愿意随同父母哪一方生活已经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与价值衡量选择标准，其庭审中表达的意愿应当予以尊重。”
同时，为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在抚养权纠纷中还应当综合评判父母此前在承担抚养义务、履行监护职责时的具体行为与表现。
本案中，被告陈某离婚后再婚，并带着胡某茜搬到新的出租屋内，致使胡某茜两个星期未能上学。从2021年2月起，胡某茜一直与保姆居住，被告作为被监护人胡某茜母亲，在原告委托全托后，只是周末过去接送孩子，被告并未积极履行其应尽的监护义务，可认定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而原告虽然以找全托、请保姆的方式来履行其对小孩胡某茜的抚养与照顾义务，但是原告让小孩胡某茜一个人与保姆单独居住，说明原告胡某只是履行了“养”的义务，但怠于行使“育”即教育、保护的义务。
法院最终认定，鉴于原、被告双方都存在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问题，都对胡某茜的生理、心理与情感需求多有忽视，胡某茜表达出更愿意和其母亲一起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也考虑到被告有表达出将胡某茜转学以便照顾的主观意愿，结合原、被告《离婚协议书》中胡某茜由被告抚养的约定，还应该再给予胡某茜的母亲一次自我纠错即积极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机会。如果被告陈某未有效纠错，原告基于法律规定及客观现实，可再次提出抚养权变更诉讼。
最终，天心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由被告陈某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对法定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令》
同时，在判决下达当日，为纠正法定监护人陈某的失职行为，天心法院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规定，对陈某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当事人接受法庭的家庭教育令。
该《家庭教育令》裁定，陈某应多关注胡某茜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具体做法为与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保持与老师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了解胡某茜的详细状况；裁定陈某与胡某茜同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具体做法为不得让胡某茜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该与胡某茜同住，由自己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胡某茜。
裁定还称，《家庭教育令》有效期一年，在裁定失效前，胡某茜本人或密切接触胡某茜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家庭教育令》。如义务履行人陈某违反裁定，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天心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院少年法庭联合教育部门、团委、妇联等单位始终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被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青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此次发出的《家庭教育令》系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第一例《家庭教育令》，是严格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重大探索。该令的出台，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司法实践；有利于依法纠正父母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来源：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
#热点# 【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发出：不得让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2022年1月6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听到法官念出“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时，坐在被告席上的母亲陈某再也抑制不住，隔着口罩抽泣。
最终法院判决抚养权仍然归陈某所有，但对其失职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并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该令规定，陈某不得让8岁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让孩子与其同住，并由其本人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孩子。
父母离婚后
7岁女儿一个人和保姆居住
2021年10月27日，原告胡某向天心法院起诉被告陈某，请求法院判令将婚生女胡某茜的抚养权变更给原告胡某。
法院查明，原告胡某生于1970年，被告陈某生于1984年，两人于2013年4月结婚，均属于再婚。婚后，两人孩子胡某茜出生。两人于2020年8月10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注明，女儿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到18岁，抚养费男方每月支付3000元。位于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子归女儿所有。
原、被告离婚后第一个月，被告与小孩共同居住在上述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屋内。之后，被告再婚，被告从该房屋搬出，另租房屋，因事务繁多，在刚搬出来的两三个星期内未将孩子送去上学。基于此，原告开始为小孩找全托、保姆。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开庭之日止，小孩属于被全托、单独请保姆照顾的状态，现在小孩一个人和保姆居住，期间托管费、保姆费、生活费等费用由原告单独承担，课外兴趣班学费、学校课后班费用，牛奶及零用钱等由被告承担。
法院还查明，原告结婚两次，还育有一个大女儿，大女儿现已上班。原告本人住在距小孩住处20公里的乡下别墅内。周末如果被告没有接，原告就会接小孩共度周末。
被告育有三个孩子，胡某茜是被告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均由孩子父亲抚养。被告现在月收入3000多元，每月承担3300多元房贷的一半。
尊重女儿意愿
判决其母亲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在原被告双方为抚养权争夺不下之时，孩子的意见影响了法院的最终判决。
作出该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的合议庭。
在2020年12月16日的庭审谈话中，法庭询问小孩：“如果你爸爸愿意陪你，你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吗？”小孩回答：“愿意”。法庭询问：“爸爸妈妈你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小孩回答：“更愿意和妈妈一点。”
天心法院认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时的首要考虑。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将抚养纠纷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表述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要认知到胡某茜作为儿童，作为本案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争议的抚养权的具体对象，是权利主体而非权利客体，是权利的真正拥有者，不能只单纯地将孩子作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胡某茜作为年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父母关系、父母抚养能力及对愿意随同父母哪一方生活已经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与价值衡量选择标准，其庭审中表达的意愿应当予以尊重。”
同时，为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在抚养权纠纷中还应当综合评判父母此前在承担抚养义务、履行监护职责时的具体行为与表现。
本案中，被告陈某离婚后再婚，并带着胡某茜搬到新的出租屋内，致使胡某茜两个星期未能上学。从2021年2月起，胡某茜一直与保姆居住，被告作为被监护人胡某茜母亲，在原告委托全托后，只是周末过去接送孩子，被告并未积极履行其应尽的监护义务，可认定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而原告虽然以找全托、请保姆的方式来履行其对小孩胡某茜的抚养与照顾义务，但是原告让小孩胡某茜一个人与保姆单独居住，说明原告胡某只是履行了“养”的义务，但怠于行使“育”即教育、保护的义务。
法院最终认定，鉴于原、被告双方都存在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问题，都对胡某茜的生理、心理与情感需求多有忽视，胡某茜表达出更愿意和其母亲一起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也考虑到被告有表达出将胡某茜转学以便照顾的主观意愿，结合原、被告《离婚协议书》中胡某茜由被告抚养的约定，还应该再给予胡某茜的母亲一次自我纠错即积极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机会。如果被告陈某未有效纠错，原告基于法律规定及客观现实，可再次提出抚养权变更诉讼。
最终，天心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由被告陈某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对法定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令》
同时，在判决下达当日，为纠正法定监护人陈某的失职行为，天心法院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规定，对陈某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当事人接受法庭的家庭教育令。
该《家庭教育令》裁定，陈某应多关注胡某茜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具体做法为与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保持与老师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了解胡某茜的详细状况；裁定陈某与胡某茜同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具体做法为不得让胡某茜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该与胡某茜同住，由自己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胡某茜。
裁定还称，《家庭教育令》有效期一年，在裁定失效前，胡某茜本人或密切接触胡某茜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家庭教育令》。如义务履行人陈某违反裁定，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天心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院少年法庭联合教育部门、团委、妇联等单位始终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被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青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此次发出的《家庭教育令》系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第一例《家庭教育令》，是严格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重大探索。该令的出台，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司法实践；有利于依法纠正父母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来源：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
最终法院判决抚养权仍然归陈某所有，但对其失职行为依法予以纠正，并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该令规定，陈某不得让8岁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让孩子与其同住，并由其本人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孩子。
父母离婚后
7岁女儿一个人和保姆居住
2021年10月27日，原告胡某向天心法院起诉被告陈某，请求法院判令将婚生女胡某茜的抚养权变更给原告胡某。
法院查明，原告胡某生于1970年，被告陈某生于1984年，两人于2013年4月结婚，均属于再婚。婚后，两人孩子胡某茜出生。两人于2020年8月10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注明，女儿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到18岁，抚养费男方每月支付3000元。位于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子归女儿所有。
原、被告离婚后第一个月，被告与小孩共同居住在上述湖南大学某小区的房屋内。之后，被告再婚，被告从该房屋搬出，另租房屋，因事务繁多，在刚搬出来的两三个星期内未将孩子送去上学。基于此，原告开始为小孩找全托、保姆。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开庭之日止，小孩属于被全托、单独请保姆照顾的状态，现在小孩一个人和保姆居住，期间托管费、保姆费、生活费等费用由原告单独承担，课外兴趣班学费、学校课后班费用，牛奶及零用钱等由被告承担。
法院还查明，原告结婚两次，还育有一个大女儿，大女儿现已上班。原告本人住在距小孩住处20公里的乡下别墅内。周末如果被告没有接，原告就会接小孩共度周末。
被告育有三个孩子，胡某茜是被告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另外两个孩子均由孩子父亲抚养。被告现在月收入3000多元，每月承担3300多元房贷的一半。
尊重女儿意愿
判决其母亲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在原被告双方为抚养权争夺不下之时，孩子的意见影响了法院的最终判决。
作出该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的合议庭。
在2020年12月16日的庭审谈话中，法庭询问小孩：“如果你爸爸愿意陪你，你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吗？”小孩回答：“愿意”。法庭询问：“爸爸妈妈你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小孩回答：“更愿意和妈妈一点。”
天心法院认为，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时的首要考虑。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将抚养纠纷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表述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要认知到胡某茜作为儿童，作为本案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争议的抚养权的具体对象，是权利主体而非权利客体，是权利的真正拥有者，不能只单纯地将孩子作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胡某茜作为年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父母关系、父母抚养能力及对愿意随同父母哪一方生活已经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与价值衡量选择标准，其庭审中表达的意愿应当予以尊重。”
同时，为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在抚养权纠纷中还应当综合评判父母此前在承担抚养义务、履行监护职责时的具体行为与表现。
本案中，被告陈某离婚后再婚，并带着胡某茜搬到新的出租屋内，致使胡某茜两个星期未能上学。从2021年2月起，胡某茜一直与保姆居住，被告作为被监护人胡某茜母亲，在原告委托全托后，只是周末过去接送孩子，被告并未积极履行其应尽的监护义务，可认定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而原告虽然以找全托、请保姆的方式来履行其对小孩胡某茜的抚养与照顾义务，但是原告让小孩胡某茜一个人与保姆单独居住，说明原告胡某只是履行了“养”的义务，但怠于行使“育”即教育、保护的义务。
法院最终认定，鉴于原、被告双方都存在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问题，都对胡某茜的生理、心理与情感需求多有忽视，胡某茜表达出更愿意和其母亲一起共同生活的主观意愿，也考虑到被告有表达出将胡某茜转学以便照顾的主观意愿，结合原、被告《离婚协议书》中胡某茜由被告抚养的约定，还应该再给予胡某茜的母亲一次自我纠错即积极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机会。如果被告陈某未有效纠错，原告基于法律规定及客观现实，可再次提出抚养权变更诉讼。
最终，天心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由被告陈某继续履行监护责任。
对法定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令》
同时，在判决下达当日，为纠正法定监护人陈某的失职行为，天心法院依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规定，对陈某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当事人接受法庭的家庭教育令。
该《家庭教育令》裁定，陈某应多关注胡某茜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具体做法为与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保持与老师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了解胡某茜的详细状况；裁定陈某与胡某茜同住，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具体做法为不得让胡某茜单独与保姆居住生活，应该与胡某茜同住，由自己或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胡某茜。
裁定还称，《家庭教育令》有效期一年，在裁定失效前，胡某茜本人或密切接触胡某茜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家庭教育令》。如义务履行人陈某违反裁定，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天心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院少年法庭联合教育部门、团委、妇联等单位始终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被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青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此次发出的《家庭教育令》系我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全国第一例《家庭教育令》，是严格贯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重大探索。该令的出台，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配合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的创新司法实践；有利于依法纠正父母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来源：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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