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 古代废品处理大赏：垃圾去哪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骚男彻底“放飞自我”？和轩子巨2兔厨互撩，网友：心动的感觉说到骚男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前段时间骚男与妻子正式宣布分手，与此同时自己留给她4900万人民币并选择“净身出户”。而作为一名大主播，骚男的人气和状态并没有受到这件事影响，但想必离婚依然是在骚男心中留下了一段不可愈合的创伤。而就在骚男单身后，他的“桃花运”似乎已经一直不断。毕竟骚男本身还是非常帅气的，再加上自己的高人气，有人追求也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
【酒里的风雅】前几天，负责社区工作的片警在小区群内发布了一条消息，提醒大家注意，当天辖区内发生4起警情，其中3起与醉酒有关，有的因为喝多了酒，在出租车上呕吐，与的哥发生纠纷，有的醉倒在车库不能回家，说不清家住何方，民警都及时出警妥善处理。民警特别提示：家有“酒鬼”的要注意了，酒后误事、酒多伤身、酒大出糗、酒狂违法。
酒被认为乃风雅之事，主要因为有那么一批好酒的文人墨客，酒后还能妙笔生花，写出一篇篇花团锦簇的诗词歌赋，或者留下一段段才子佳人诗酒唱和的浪漫故事。传来传去，不断美化神化，酒几乎成了风雅的代名词。其实，酒喝多了，喝醉了，喝乱套了，哪还有什么风雅。要想从酒里找风雅，切忌照着葫芦画瓢，以免贻笑大方。
喝酒的历史，无论中外都是源远流长。中国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禹时期的仪狄造酒。仪狄成功造出酒来，自然喜不自禁，赶紧奉献给大禹品尝。不过，大禹喝过之后，不仅没有嘉奖仪狄，反而疏远了他。理由呢？大禹认为，酒虽然让人“饮而甘之”，但这种感觉容易让人失掉节制，容易使人忘乎所以，而且，大禹还判断，将来一定会出现因为饮酒无度而误国的国君。大禹于是不再喝酒。《战国策》中记载，大禹“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个传说，固然是为了表现大禹的圣明，我觉得更似后人借以表达对酒爱恨交加的纠结心态。
美酒酿造出来，最初用于祭祀。祭祀中用酒的原则，以淡为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介绍，《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之说。祭祀用酒，以“五齐”为主，“三酒”只起到配角的作用。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是贵薄贱厚的原则，越是味薄之酒，在祭祀中地位越高，越好喝的酒，在祭祀中的地位则越低。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重古善质。《礼记·礼运》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从这个记载看，“玄酒”地位最重要，而“澄酒”地位最低。按照郑玄的注释，“玄酒”即水。酒越醇厚，离神越远，在祭祀中地位最卑，“玄酒”的地位反而最高。二是善质不尚味。祭祀之中，神明享德而不享味。《礼记·乐记》所谓“食飨之礼，非致味也”。这一原则对祭祀之人也同样有效，即“示民不贪淫于味”。
后世以来，随着酒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的意义，酒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逐渐从祭祀进入世俗生活。至汉魏时期，酒风早已大盛，举行宴会聚会，酒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文人而言，不加节制地喝酒，反而成了超凡脱俗的“风度”。“竹林七贤”标榜名士风流，他们常常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出格言行为世人侧目。有时候为了全身远祸，他们就把喝酒当成保护自己的一个幌子。比如阮籍，辞掉更重要的职位，去当步兵校尉这个小官，只是因为这个职位“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仅就此事看来，他似乎就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是，如果联想一下他的处境和心态，他喝酒似乎又有很多不可言说的苦闷。按《晋书》记载，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曾为自己的儿子向阮籍的女儿提亲，阮籍心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只好喝酒装醉，他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以至于“醉六十日”，这门亲事“不得言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酒可为文人添五彩笔，也可为武将壮英雄胆，只是，酒的作用并非一直正向——喝酒还容易误事。
拿文人来说，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最终因为酒喝多了，言行无状，令宦官高力士脱靴，被逐出朝廷。
以武将为例，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张飞，按《三国演义》描述，张飞好酒，只是因为喝酒屡屡误事。曹操用荀彧“驱虎吞狼”之计，让刘备攻打袁术，以促成刘备与吕布相争的局面。刘备命张飞把守徐州。行前，刘备一再叮嘱张飞不得饮酒，张飞自己也承诺，守城期间坚决不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戒住。他不仅自己醉酒，还强逼“从天戒，不饮酒”的曹豹喝酒，因为曹豹不喝又令鞭打五十。曹豹气愤不过，当夜修书一封，急让吕布派兵攻打徐州。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吕布听说老丈人受了欺负，如何能忍，立即兴兵夜袭。吕布兵至，张飞“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张飞仓促间披挂上马，但“酒犹未醒，不能力战”，只好仓皇出逃。这一战，不仅徐州失守，连刘备的家眷也都落到吕布手中。这醉酒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而张飞之死，也与酒密切相关。为了替关羽报仇，他命令手下三日内置办大量白旗白甲，欲三军挂孝伐吴。手下的人请求宽限时日，以筹措材料。张飞不允，且下了死命令，完不成就把他们斩首示众。这些人没办法，只好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卧帐中之际，悄悄入内取了张飞性命。
乍看上去，张飞这些过失，都来源于其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但细细分析一下，实际还是与酒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嗜酒，不是醉酒，这些失误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同。张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不喝酒的张飞，头脑灵活，伶牙俐齿。他口齿伶俐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布派人去山东买了三百余匹好马，半道被张飞劫走一半。吕布大怒，认定这是刘备暗中策划，算起旧账来，这可属于恩将仇报，因为不久前，吕布刚刚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面对气势汹汹的吕布，张飞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吕布噎得说不出话来。张飞说：“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这话，也属于算旧账。当初，吕布走投无路，无人敢收留他，投奔刘备，刘备收留了他。但是，吕布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还夺了刘备的地盘。所以，张飞这句话，直接让吕布哑口无言。这话可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话头上占了上风，情理上也占了上风。显然，不喝酒的张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张飞。如果张飞一直保持这么清醒，这么睿智，那才真是一个可怕的张飞！
正是察觉有人会如此“贪淫于味”，因酒乱了正道，嗜酒误了正事，历代常有禁酒之举。而民间围绕着饮酒，也留下诸多逸闻趣事。比如，那些贤内助，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在外少喝酒，可谓各出奇招。五代后周时有一位扈载，后来中了状元，官至监察御史。出仕之前，他的夫人特别反对他出去参加一些酒友的聚会。扈载又特别惧内，每次出去都要先请假。夫人跟他约法三章。如果喝酒的地方离家近，就滴水于地，在水干前必须回家。如果离家比较远，就点上一支香，用手指甲掐上个记号，香烧到记号之前就要赶回家。有一次，扈载出去参加聚会，刚喝了不一会儿，就显得神色不安，准备先告辞回家。朋友自然了解内情。这次，这帮“损友”出了个损招，说扈载急着先走，无非是担心“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这种行为应当罚酒，于是提议各以水、香为题，撰写新句一联，每一位完成联句，扈载就要喝酒一大杯。结果，扈载连续喝干了“六七巨觥，吐呕淋漓”。这件事，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有记载。但这次聚会扈载在外是否超时，回家是否受到夫人责罚，文中并未详述。想来这之后扈载再出去，也必是心有余悸。夫人如此要求自己的丈夫，自然还是担心丈夫在外饮酒无度，失了风雅，乱了德行。猜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夫人，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扈载能不能中状元，还真难说。
从古到今，围绕着酒留下很多佳话，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是“酒中八仙”，喝到出糗的、喝酒误事的，实实在在也不少。尤其现在又临近春节，家人团圆，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很多场合可能都少不了酒的点缀，但是，面对好酒、美酒，要记得该收口时就收口。特别要清楚三点，一是别自恃酒量大，二是别轻视低度酒，三是醉酒会误事。一旦因酒误事，千万别怪罪酒，从自身找原因就对了。就如同唐代孟郊《酒德》诗中所说：“罪人免罪酒，如此可为箴”。如果怪酒不怪人，不知道反思因何喝多了，那确实是“酒德”有问题了。（大众日报）
酒被认为乃风雅之事，主要因为有那么一批好酒的文人墨客，酒后还能妙笔生花，写出一篇篇花团锦簇的诗词歌赋，或者留下一段段才子佳人诗酒唱和的浪漫故事。传来传去，不断美化神化，酒几乎成了风雅的代名词。其实，酒喝多了，喝醉了，喝乱套了，哪还有什么风雅。要想从酒里找风雅，切忌照着葫芦画瓢，以免贻笑大方。
喝酒的历史，无论中外都是源远流长。中国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禹时期的仪狄造酒。仪狄成功造出酒来，自然喜不自禁，赶紧奉献给大禹品尝。不过，大禹喝过之后，不仅没有嘉奖仪狄，反而疏远了他。理由呢？大禹认为，酒虽然让人“饮而甘之”，但这种感觉容易让人失掉节制，容易使人忘乎所以，而且，大禹还判断，将来一定会出现因为饮酒无度而误国的国君。大禹于是不再喝酒。《战国策》中记载，大禹“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个传说，固然是为了表现大禹的圣明，我觉得更似后人借以表达对酒爱恨交加的纠结心态。
美酒酿造出来，最初用于祭祀。祭祀中用酒的原则，以淡为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介绍，《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之说。祭祀用酒，以“五齐”为主，“三酒”只起到配角的作用。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是贵薄贱厚的原则，越是味薄之酒，在祭祀中地位越高，越好喝的酒，在祭祀中的地位则越低。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重古善质。《礼记·礼运》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从这个记载看，“玄酒”地位最重要，而“澄酒”地位最低。按照郑玄的注释，“玄酒”即水。酒越醇厚，离神越远，在祭祀中地位最卑，“玄酒”的地位反而最高。二是善质不尚味。祭祀之中，神明享德而不享味。《礼记·乐记》所谓“食飨之礼，非致味也”。这一原则对祭祀之人也同样有效，即“示民不贪淫于味”。
后世以来，随着酒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的意义，酒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逐渐从祭祀进入世俗生活。至汉魏时期，酒风早已大盛，举行宴会聚会，酒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文人而言，不加节制地喝酒，反而成了超凡脱俗的“风度”。“竹林七贤”标榜名士风流，他们常常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出格言行为世人侧目。有时候为了全身远祸，他们就把喝酒当成保护自己的一个幌子。比如阮籍，辞掉更重要的职位，去当步兵校尉这个小官，只是因为这个职位“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仅就此事看来，他似乎就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是，如果联想一下他的处境和心态，他喝酒似乎又有很多不可言说的苦闷。按《晋书》记载，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曾为自己的儿子向阮籍的女儿提亲，阮籍心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只好喝酒装醉，他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以至于“醉六十日”，这门亲事“不得言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酒可为文人添五彩笔，也可为武将壮英雄胆，只是，酒的作用并非一直正向——喝酒还容易误事。
拿文人来说，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最终因为酒喝多了，言行无状，令宦官高力士脱靴，被逐出朝廷。
以武将为例，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张飞，按《三国演义》描述，张飞好酒，只是因为喝酒屡屡误事。曹操用荀彧“驱虎吞狼”之计，让刘备攻打袁术，以促成刘备与吕布相争的局面。刘备命张飞把守徐州。行前，刘备一再叮嘱张飞不得饮酒，张飞自己也承诺，守城期间坚决不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戒住。他不仅自己醉酒，还强逼“从天戒，不饮酒”的曹豹喝酒，因为曹豹不喝又令鞭打五十。曹豹气愤不过，当夜修书一封，急让吕布派兵攻打徐州。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吕布听说老丈人受了欺负，如何能忍，立即兴兵夜袭。吕布兵至，张飞“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张飞仓促间披挂上马，但“酒犹未醒，不能力战”，只好仓皇出逃。这一战，不仅徐州失守，连刘备的家眷也都落到吕布手中。这醉酒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而张飞之死，也与酒密切相关。为了替关羽报仇，他命令手下三日内置办大量白旗白甲，欲三军挂孝伐吴。手下的人请求宽限时日，以筹措材料。张飞不允，且下了死命令，完不成就把他们斩首示众。这些人没办法，只好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卧帐中之际，悄悄入内取了张飞性命。
乍看上去，张飞这些过失，都来源于其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但细细分析一下，实际还是与酒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嗜酒，不是醉酒，这些失误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同。张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不喝酒的张飞，头脑灵活，伶牙俐齿。他口齿伶俐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布派人去山东买了三百余匹好马，半道被张飞劫走一半。吕布大怒，认定这是刘备暗中策划，算起旧账来，这可属于恩将仇报，因为不久前，吕布刚刚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面对气势汹汹的吕布，张飞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吕布噎得说不出话来。张飞说：“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这话，也属于算旧账。当初，吕布走投无路，无人敢收留他，投奔刘备，刘备收留了他。但是，吕布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还夺了刘备的地盘。所以，张飞这句话，直接让吕布哑口无言。这话可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话头上占了上风，情理上也占了上风。显然，不喝酒的张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张飞。如果张飞一直保持这么清醒，这么睿智，那才真是一个可怕的张飞！
正是察觉有人会如此“贪淫于味”，因酒乱了正道，嗜酒误了正事，历代常有禁酒之举。而民间围绕着饮酒，也留下诸多逸闻趣事。比如，那些贤内助，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在外少喝酒，可谓各出奇招。五代后周时有一位扈载，后来中了状元，官至监察御史。出仕之前，他的夫人特别反对他出去参加一些酒友的聚会。扈载又特别惧内，每次出去都要先请假。夫人跟他约法三章。如果喝酒的地方离家近，就滴水于地，在水干前必须回家。如果离家比较远，就点上一支香，用手指甲掐上个记号，香烧到记号之前就要赶回家。有一次，扈载出去参加聚会，刚喝了不一会儿，就显得神色不安，准备先告辞回家。朋友自然了解内情。这次，这帮“损友”出了个损招，说扈载急着先走，无非是担心“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这种行为应当罚酒，于是提议各以水、香为题，撰写新句一联，每一位完成联句，扈载就要喝酒一大杯。结果，扈载连续喝干了“六七巨觥，吐呕淋漓”。这件事，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有记载。但这次聚会扈载在外是否超时，回家是否受到夫人责罚，文中并未详述。想来这之后扈载再出去，也必是心有余悸。夫人如此要求自己的丈夫，自然还是担心丈夫在外饮酒无度，失了风雅，乱了德行。猜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夫人，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扈载能不能中状元，还真难说。
从古到今，围绕着酒留下很多佳话，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是“酒中八仙”，喝到出糗的、喝酒误事的，实实在在也不少。尤其现在又临近春节，家人团圆，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很多场合可能都少不了酒的点缀，但是，面对好酒、美酒，要记得该收口时就收口。特别要清楚三点，一是别自恃酒量大，二是别轻视低度酒，三是醉酒会误事。一旦因酒误事，千万别怪罪酒，从自身找原因就对了。就如同唐代孟郊《酒德》诗中所说：“罪人免罪酒，如此可为箴”。如果怪酒不怪人，不知道反思因何喝多了，那确实是“酒德”有问题了。（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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