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早晚课背诵四种清净明诲断淫念
有一对青年居士夫妇请教妙法老和尚，说自己皈依佛门后，鸡鸭鱼肉蛋没费事就戒掉了，酒和烟随后也相继断除，唯独戒淫欲，虽尝试几次均告失败。男居士说每当自己心中生起欲念时，也曾心中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但终会被淫心所取代，事毕苦恼不已，请老和尚赐教。
师父开示：你们能精进修行，令人赞叹。莲花之所以圣洁，在于它能出淤泥而不染。释迦佛离开娇妻爱子出家修行，实际上就是示现给我们修行成佛的必经之路。在家人若能断欲，如出家无异，将成为世出世间修行人的典范。
念观音菩萨圣号就可以帮助你止住淫心。但不是在淫心已在心中生起时才求助于观世音菩萨， 而是在平时就要“常念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
最主要还是要先明理，明白之所以要断淫欲的道理。“明理即事”——明白了道理再去实行，自然成就。“即事明理”，在实行当中再去体悟其中的道理，这样才会更加牢靠。
所以建议你们把《楞严经》的“四种清净明诲”背下来，从“佛告阿难，汝常闻我，毗奈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开始。为什么要背下来呢?背下来之后就能在空闲时随时默念，或小声念。如早晚散步时，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外出时都可以利用。背诵一遍约需十分钟，每天少则一遍，多则更好，尤其临睡前，一定要背诵一遍。也可以在初学时当作日课诵持，原来的早晚课也可以用“四种清净明诲”取代(指在家人)，若能念出声来，不仅自己受益，你周围看不见的众生也会跪听你的念诵，皆可受益，那么你自然有无量的功德。如是这般修持，三个月之后，一定是“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断性亦无”，就是连自己已经断了淫欲的念头也没有了。与时俱生的是一种轻松、自在、法喜充满的境界，却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这是断淫欲的人自己才能体会得到的圣境。
达到这种“身心俱断”之后，可以不再背诵“四种清净明诲”(当然也可以终生受持)，因佛的教诲已铭刻在了心中。
这时才会发现，过去自己认为“世界上最美妙的事莫过淫欲”是错误的。淫欲带给人的只是瞬间即无的快感，而不是快乐，因为相继而来的疲劳，精疲力竭，
不是乐而是苦，更别说由此而产生的疾病，夫妻间的矛盾，离异，乃至死亡，皆源于淫欲炽盛。
淫欲如是为了人类的延续，天经地义。除此，应当适度和节制，而修行人则必须断除，因为“淫心不除，尘不可出”。
有个别人在断欲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偶然出现无梦遗精，属正常现象，不必理会，会自然除尽。
“精疲力尽”，实指多淫欲的人，不仅有害健康，而且会减寿短命。
“养精蓄锐”指的是断除淫欲的人，不仅有强健的体魄，体内的精华，会蓄结成坚硬无比的舍利子。断欲的时间越长，圆寂火化后留世的舍利子越多。舍利子是视同佛菩萨的圣物，世人诚心礼拜者会受益多多。
所以，如能戒除淫杀盗妄的修行人，必能“成就菩萨无上知觉”。
有一对青年居士夫妇请教妙法老和尚，说自己皈依佛门后，鸡鸭鱼肉蛋没费事就戒掉了，酒和烟随后也相继断除，唯独戒淫欲，虽尝试几次均告失败。男居士说每当自己心中生起欲念时，也曾心中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但终会被淫心所取代，事毕苦恼不已，请老和尚赐教。
师父开示：你们能精进修行，令人赞叹。莲花之所以圣洁，在于它能出淤泥而不染。释迦佛离开娇妻爱子出家修行，实际上就是示现给我们修行成佛的必经之路。在家人若能断欲，如出家无异，将成为世出世间修行人的典范。
念观音菩萨圣号就可以帮助你止住淫心。但不是在淫心已在心中生起时才求助于观世音菩萨， 而是在平时就要“常念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
最主要还是要先明理，明白之所以要断淫欲的道理。“明理即事”——明白了道理再去实行，自然成就。“即事明理”，在实行当中再去体悟其中的道理，这样才会更加牢靠。
所以建议你们把《楞严经》的“四种清净明诲”背下来，从“佛告阿难，汝常闻我，毗奈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开始。为什么要背下来呢?背下来之后就能在空闲时随时默念，或小声念。如早晚散步时，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外出时都可以利用。背诵一遍约需十分钟，每天少则一遍，多则更好，尤其临睡前，一定要背诵一遍。也可以在初学时当作日课诵持，原来的早晚课也可以用“四种清净明诲”取代(指在家人)，若能念出声来，不仅自己受益，你周围看不见的众生也会跪听你的念诵，皆可受益，那么你自然有无量的功德。如是这般修持，三个月之后，一定是“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断性亦无”，就是连自己已经断了淫欲的念头也没有了。与时俱生的是一种轻松、自在、法喜充满的境界，却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这是断淫欲的人自己才能体会得到的圣境。
达到这种“身心俱断”之后，可以不再背诵“四种清净明诲”(当然也可以终生受持)，因佛的教诲已铭刻在了心中。
这时才会发现，过去自己认为“世界上最美妙的事莫过淫欲”是错误的。淫欲带给人的只是瞬间即无的快感，而不是快乐，因为相继而来的疲劳，精疲力竭，
不是乐而是苦，更别说由此而产生的疾病，夫妻间的矛盾，离异，乃至死亡，皆源于淫欲炽盛。
淫欲如是为了人类的延续，天经地义。除此，应当适度和节制，而修行人则必须断除，因为“淫心不除，尘不可出”。
有个别人在断欲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偶然出现无梦遗精，属正常现象，不必理会，会自然除尽。
“精疲力尽”，实指多淫欲的人，不仅有害健康，而且会减寿短命。
“养精蓄锐”指的是断除淫欲的人，不仅有强健的体魄，体内的精华，会蓄结成坚硬无比的舍利子。断欲的时间越长，圆寂火化后留世的舍利子越多。舍利子是视同佛菩萨的圣物，世人诚心礼拜者会受益多多。
所以，如能戒除淫杀盗妄的修行人，必能“成就菩萨无上知觉”。
郭德纲这个名字，大家耳熟能详，他的个子虽然不高，但蕴藏了很大的能量。
从之前小小的一个社团变成如今大名鼎鼎的德云社，他所付出的艰辛很多人不知。
如今事业有成，他的第一段婚姻鲜少人知。
他的第一任妻子名叫胡中惠，结婚仅四年便分道扬镳。
前妻在他一贫如洗时和他分手，抛下年幼的郭麒麟远走国外，如今她不知后悔吗？
郭德纲出生于1973年，他的家乡风景如画，是一个曲艺之乡，天津。
正是因为生在此处，让他受到大多数人的一个影响，从小对相声很热爱。
其实家里是普普通通，心中却承载着对相声的一个梦想。
戏剧曲艺可以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兴趣，年仅六七岁，便拜师高祥凯。
从此开始他的相声之路。
拜师成功后，他便加入到了天津市的曲艺团，在里面兢兢业业的工作好几年。
心中的梦想不变，也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进行北漂。
在当时郭德纲只有15岁的年纪，独自一人便体会到北漂的辛苦。
由于他的外形并不是很高大，身材胖胖的，遭受了很多不友好的眼光。
北京的北漂使他一事无成，随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天津，拜师于相声大师杨志刚的门下。
没有想到郭德纲不负众望，也学了一些皮毛，自己一个人开了小型班。
很多人都前来报名，大多数也都是冲着杨志刚的名号，其中就有胡中惠。
第1次见到郭德纲的胡中惠，虽然觉得他的外形并不是很独特，但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郭德纲也同样对着一个女孩子心生情愫，便对她展开热烈的追求。
两人惺惺相惜，一起恋爱非常的开心，甜甜蜜蜜，相识半年的时间，便步入婚姻殿堂。
不过那时候的郭德纲只是一个无名小辈，养家糊口让他压力山大。
1996年，随着儿子郭麒麟的出生，郭德纲面临着刚刚创业时的艰难，入不敷出。
为了能够给孩子和妻子有一个安稳的生活，他和自己的好朋友创立了“北京相声大会”。
默默无闻的小相声社大家并不得知，也导致很难经营下去。
一家三口生活艰难，居住在小小的一间房，吃着简简单单的素菜。
妻子看到丈夫如此的艰难，便与他同甘共苦，一同出去寻找出路。
但生活的艰难，两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两人的婚姻以分手收场。
胡中惠分手了只有4岁的郭麒麟远走他国，只留下相依为命的父子俩。
郭德纲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位单亲爸爸，一面是事业，一面是孩子，他心力交瘁。
为了打拼事业，他无暇照顾自己的儿子，便把他交给父母照看。
就这样，郭德纲为了自己的事业和孩子，整日辗转各种工作当中，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
因为在这个时候有个“贵人”帮助了郭德纲，让他从此成就了德云社。
这位贵人名字叫做王惠，正是郭德纲的现任妻子。
郭德纲是在03年的时候认识了王惠，也在当年，“北京相声大会”改为“德云社”。
王惠的出现对于郭德纲来说正如雪中送炭，也给郭德纲从此带来好运。
在当时王惠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大鼓演员，和郭德纲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除此之外，郭德纲已经离过婚，身边有一个4岁的孩子，论各种条件两人都不般配。
郭德纲看出王惠的体贴和才华，束手无措自己分手，还带有一个儿子，便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可是缘分便这样悄悄来到他们的身旁，不般配的俩人竟然恋爱了，甚至还结为夫妻。
王惠并没有嫌弃郭德纲的种种，更是在他困难之时，卖掉自己值钱的东西来帮助他。
还用自己的人脉来帮助德云社寻找演出机会，不得不说没有她便没有如今的德云社。
好在老天是会宠爱努力的人，2004年，郭德纲正式的拜入了侯耀文的门下。
他再也不用被排挤在相声之外，可以很好的大展拳脚。
12年郭德纲的事业慢慢的走上正轨，“德云社”逐渐有了起色，更有了岳云鹏这样出色的弟子。
王惠也为了能够支持丈夫的事业，自己和郭德纲的父母照顾郭麒麟。
他不但对郭麒麟视如己出，更是为这个家一直操持着。
同时也把郭麒麟培养的很出色，不仅是相声演员，出演影视剧，常常做客综艺节目。
相信有这样的一个贤内助，郭德纲他的事业肯定会越来越好。
郭德纲现在功成名就，对妻子格外珍惜，也把德云社99%的股份给了王惠。
如今也为郭德纲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儿子郭汾阳，一家四口幸福的生活着。
郭德纲和王慧现在非常的幸福，因此让大家会想到郭麒麟的生母胡中惠现在后悔吗？
在胡中惠嫌弃郭德纲穷而分手后，分手自己4岁的孩子郭麒麟，独自来到国外。
她急于做出一番成绩，不怕苦，不怕累，做各种工作。
不仅在餐厅里面当过洗碗工，也会来到酒店做服务保洁员，任何工作都不挑剔。
最终在她的努力下成就了一家公司，生意也越来越好，定居在国外，成为一名女总裁。
除此之外，她本人也非常的低调，不希望能够再一次的陷入到之前的感情。
也从未将郭德纲这个身份冠在自己的身上大做文章，和儿子也冰释前嫌。
尽管他们已经分手了，现在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胡中惠也祝福王惠和郭德纲。
在婚姻面前，很多人都是没有一定的谁是谁非，其中酸甜苦辣大家无从判断。
身为一个女人，胡中惠借一己之力，摇身一变成总裁，也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郭德纲和胡忠惠来说，两人曾经相爱过，说明是很有缘分的。
现在都有了各自的幸福，因此大家应该去祝福他们，你们说是吗？
从之前小小的一个社团变成如今大名鼎鼎的德云社，他所付出的艰辛很多人不知。
如今事业有成，他的第一段婚姻鲜少人知。
他的第一任妻子名叫胡中惠，结婚仅四年便分道扬镳。
前妻在他一贫如洗时和他分手，抛下年幼的郭麒麟远走国外，如今她不知后悔吗？
郭德纲出生于1973年，他的家乡风景如画，是一个曲艺之乡，天津。
正是因为生在此处，让他受到大多数人的一个影响，从小对相声很热爱。
其实家里是普普通通，心中却承载着对相声的一个梦想。
戏剧曲艺可以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兴趣，年仅六七岁，便拜师高祥凯。
从此开始他的相声之路。
拜师成功后，他便加入到了天津市的曲艺团，在里面兢兢业业的工作好几年。
心中的梦想不变，也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进行北漂。
在当时郭德纲只有15岁的年纪，独自一人便体会到北漂的辛苦。
由于他的外形并不是很高大，身材胖胖的，遭受了很多不友好的眼光。
北京的北漂使他一事无成，随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天津，拜师于相声大师杨志刚的门下。
没有想到郭德纲不负众望，也学了一些皮毛，自己一个人开了小型班。
很多人都前来报名，大多数也都是冲着杨志刚的名号，其中就有胡中惠。
第1次见到郭德纲的胡中惠，虽然觉得他的外形并不是很独特，但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郭德纲也同样对着一个女孩子心生情愫，便对她展开热烈的追求。
两人惺惺相惜，一起恋爱非常的开心，甜甜蜜蜜，相识半年的时间，便步入婚姻殿堂。
不过那时候的郭德纲只是一个无名小辈，养家糊口让他压力山大。
1996年，随着儿子郭麒麟的出生，郭德纲面临着刚刚创业时的艰难，入不敷出。
为了能够给孩子和妻子有一个安稳的生活，他和自己的好朋友创立了“北京相声大会”。
默默无闻的小相声社大家并不得知，也导致很难经营下去。
一家三口生活艰难，居住在小小的一间房，吃着简简单单的素菜。
妻子看到丈夫如此的艰难，便与他同甘共苦，一同出去寻找出路。
但生活的艰难，两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两人的婚姻以分手收场。
胡中惠分手了只有4岁的郭麒麟远走他国，只留下相依为命的父子俩。
郭德纲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位单亲爸爸，一面是事业，一面是孩子，他心力交瘁。
为了打拼事业，他无暇照顾自己的儿子，便把他交给父母照看。
就这样，郭德纲为了自己的事业和孩子，整日辗转各种工作当中，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
因为在这个时候有个“贵人”帮助了郭德纲，让他从此成就了德云社。
这位贵人名字叫做王惠，正是郭德纲的现任妻子。
郭德纲是在03年的时候认识了王惠，也在当年，“北京相声大会”改为“德云社”。
王惠的出现对于郭德纲来说正如雪中送炭，也给郭德纲从此带来好运。
在当时王惠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大鼓演员，和郭德纲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除此之外，郭德纲已经离过婚，身边有一个4岁的孩子，论各种条件两人都不般配。
郭德纲看出王惠的体贴和才华，束手无措自己分手，还带有一个儿子，便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可是缘分便这样悄悄来到他们的身旁，不般配的俩人竟然恋爱了，甚至还结为夫妻。
王惠并没有嫌弃郭德纲的种种，更是在他困难之时，卖掉自己值钱的东西来帮助他。
还用自己的人脉来帮助德云社寻找演出机会，不得不说没有她便没有如今的德云社。
好在老天是会宠爱努力的人，2004年，郭德纲正式的拜入了侯耀文的门下。
他再也不用被排挤在相声之外，可以很好的大展拳脚。
12年郭德纲的事业慢慢的走上正轨，“德云社”逐渐有了起色，更有了岳云鹏这样出色的弟子。
王惠也为了能够支持丈夫的事业，自己和郭德纲的父母照顾郭麒麟。
他不但对郭麒麟视如己出，更是为这个家一直操持着。
同时也把郭麒麟培养的很出色，不仅是相声演员，出演影视剧，常常做客综艺节目。
相信有这样的一个贤内助，郭德纲他的事业肯定会越来越好。
郭德纲现在功成名就，对妻子格外珍惜，也把德云社99%的股份给了王惠。
如今也为郭德纲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儿子郭汾阳，一家四口幸福的生活着。
郭德纲和王慧现在非常的幸福，因此让大家会想到郭麒麟的生母胡中惠现在后悔吗？
在胡中惠嫌弃郭德纲穷而分手后，分手自己4岁的孩子郭麒麟，独自来到国外。
她急于做出一番成绩，不怕苦，不怕累，做各种工作。
不仅在餐厅里面当过洗碗工，也会来到酒店做服务保洁员，任何工作都不挑剔。
最终在她的努力下成就了一家公司，生意也越来越好，定居在国外，成为一名女总裁。
除此之外，她本人也非常的低调，不希望能够再一次的陷入到之前的感情。
也从未将郭德纲这个身份冠在自己的身上大做文章，和儿子也冰释前嫌。
尽管他们已经分手了，现在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胡中惠也祝福王惠和郭德纲。
在婚姻面前，很多人都是没有一定的谁是谁非，其中酸甜苦辣大家无从判断。
身为一个女人，胡中惠借一己之力，摇身一变成总裁，也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郭德纲和胡忠惠来说，两人曾经相爱过，说明是很有缘分的。
现在都有了各自的幸福，因此大家应该去祝福他们，你们说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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