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天降“昆明湖”！从排走变留住，#北京如何留住了水资源#？】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 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 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老画家王春立：我反对后殖民主义的东西】一、自1986年起，我提出“中国美术现代化，唯有体现民族精神，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个新的美学命题。反对“后现代主义艺术”。
此时西方垄断资本为了剥夺世界各国人民，在精神方面，大肆推行“世界文化一体化”，即各国必须砸掉本民族文化传统，融入西方“反审美、反崇高”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以“丑”为“美”，以照片取代画家的真情实感，鼓吹“生活即艺术”。我们众多评论家丧失独立人格、价值判断与批判精神，崇洋媚外、把学术研究市场化，胡吹乱捧。媒体、市场疯狂爆炒，为了捞钱，充斥着作假与欺骗。这，就是近几十年来美术界的乱象。
有人说,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民族性、民族特色会阻碍艺术的现代化”，应该“另起炉灶”，“尽量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绘画意识和形式方法”，以便使中国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观念”、“当代意识”的“全新的绘画形式”。针对上述情况，我多次发表看法，其要点为：
1、 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地球上生存，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形态就一定会存在。
2、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在内，总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吸收外域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具有强大的涵摄力，而不是像古巴比伦、埃及、印度那样，被外来文化吞化。域外文化一旦传到我国，经过自然取舍，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通过汉族文化与我国其他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形成的，它是增强民族团结、强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4、中国文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精神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民族绘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与新时代的审美理想相适应，并能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因而受到历代民众的喜爱。
5、传统文化不是僵死的、倒退的、一定要被“摧毁”的，不是历史发展“巨大的阻力”，恰恰相反，它是在继往开来的过程中，时时吸收新营养，形成新传统，表现新的历史律动。欠要尊重传统，不能食古不化，要“老树发新枝”。
6、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没有民族特色，中华文化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只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
二、儒、道、释乃中国美学发展之根。中国现代化之路，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是儒家重在宗法血缘基础、以政教伦理为中心的美学理论，与道、释以审美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相互对立、交融的过程。研究上述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以及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1、主张以文“化”人。“文化”从属于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
儒家崇道尚德、明义重公、乐群贵和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刚健进取、厚德载物的刚健品格，是其价值观的核心。如主张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表现时代风采，为人生而艺术。个人的命运永远从属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做到“美”与“善”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老子“道法自然”天道观，对我国美学范畴、概念以及审美规律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自汉明帝时从印度传入，其分支禅宗主张舍形悦影，豁然顿悟，以虚涵实，遗貌取神，“言有尽而意无穷”，于南北朝融入了中国文化宝库。
2、崇尚“中”“和”之美。
老子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把“道”之“无为”的自然法则，推衍到“德”，即论述治国修身之术，这与孔门《中庸》之“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要人按照“道”的标准“慎其独”，完善自我教育，其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老子从哲学出发，儒家重视伦理。从那时起，儒、道“中和”、“和静”文化观念，以及墨家“兼爱”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刚健中正、尊道贵德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初黄老当道，武帝独尊儒术。魏晋以降，佛、道盛行。隋唐儒、释、道合流。宋代又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融入佛、道的程朱理学。民国以来，新儒学吸取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意识，正在促其往现代化转型。在新形势下，如何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文化长处，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已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3、中西美学之交融。
自古以来，汉文化对周边国家起着放射状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在美学理念上，西方崇尚求实、和谐，中国意在教化、守中。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资本主义兴起，加速了文艺的发展。大画家达·芬奇在《论绘画》中写道：绘画“是自然的合法的儿子”，“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惟一的模仿者”，以此再现“世界的美”。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客观、模仿、真实。
近百年来，法、意、俄等国作品所体现的科学理性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康定斯基对于色彩学的研究，阿尔海姆“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等等，也都介绍到中国来。
在世界美学发展史上，中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以“表现”为主的美学理念，有别于西方以“再现”为主的美学特征，这是中国对世界多元民族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目前西方文化在垄断资本操纵下，为了控制全世界，其美学与绘画诸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西方鼓吹的“反审美、反崇高、生活即艺术”之“当代艺术，推崇毫无创造性的拍照片、画照片、缺乏真情实感的所谓“超现实主义”。这值得赞许吗？
更有甚者。中华文字，历来都是增进民族团结，统一全国思想、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而现在，在某些媒体所用汉语中，不时插入以西洋文字缩写的拼音字母，不伦不类，始开瓦解中华民族文字之先例。
我们不能被内外垄断资本及其走狗牵着鼻子走，对此不得不加以警惕。
为增进人们的心灵之美，认真研究中西美学之异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必将促进今日中华文化之繁荣。https://t.cn/A6aWEMQp（红色文化网）
此时西方垄断资本为了剥夺世界各国人民，在精神方面，大肆推行“世界文化一体化”，即各国必须砸掉本民族文化传统，融入西方“反审美、反崇高”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以“丑”为“美”，以照片取代画家的真情实感，鼓吹“生活即艺术”。我们众多评论家丧失独立人格、价值判断与批判精神，崇洋媚外、把学术研究市场化，胡吹乱捧。媒体、市场疯狂爆炒，为了捞钱，充斥着作假与欺骗。这，就是近几十年来美术界的乱象。
有人说,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民族性、民族特色会阻碍艺术的现代化”，应该“另起炉灶”，“尽量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绘画意识和形式方法”，以便使中国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观念”、“当代意识”的“全新的绘画形式”。针对上述情况，我多次发表看法，其要点为：
1、 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地球上生存，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形态就一定会存在。
2、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在内，总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吸收外域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具有强大的涵摄力，而不是像古巴比伦、埃及、印度那样，被外来文化吞化。域外文化一旦传到我国，经过自然取舍，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通过汉族文化与我国其他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形成的，它是增强民族团结、强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4、中国文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精神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民族绘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与新时代的审美理想相适应，并能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因而受到历代民众的喜爱。
5、传统文化不是僵死的、倒退的、一定要被“摧毁”的，不是历史发展“巨大的阻力”，恰恰相反，它是在继往开来的过程中，时时吸收新营养，形成新传统，表现新的历史律动。欠要尊重传统，不能食古不化，要“老树发新枝”。
6、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没有民族特色，中华文化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只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
二、儒、道、释乃中国美学发展之根。中国现代化之路，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是儒家重在宗法血缘基础、以政教伦理为中心的美学理论，与道、释以审美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相互对立、交融的过程。研究上述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以及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1、主张以文“化”人。“文化”从属于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
儒家崇道尚德、明义重公、乐群贵和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刚健进取、厚德载物的刚健品格，是其价值观的核心。如主张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表现时代风采，为人生而艺术。个人的命运永远从属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做到“美”与“善”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老子“道法自然”天道观，对我国美学范畴、概念以及审美规律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自汉明帝时从印度传入，其分支禅宗主张舍形悦影，豁然顿悟，以虚涵实，遗貌取神，“言有尽而意无穷”，于南北朝融入了中国文化宝库。
2、崇尚“中”“和”之美。
老子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把“道”之“无为”的自然法则，推衍到“德”，即论述治国修身之术，这与孔门《中庸》之“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要人按照“道”的标准“慎其独”，完善自我教育，其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老子从哲学出发，儒家重视伦理。从那时起，儒、道“中和”、“和静”文化观念，以及墨家“兼爱”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刚健中正、尊道贵德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初黄老当道，武帝独尊儒术。魏晋以降，佛、道盛行。隋唐儒、释、道合流。宋代又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融入佛、道的程朱理学。民国以来，新儒学吸取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意识，正在促其往现代化转型。在新形势下，如何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文化长处，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已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3、中西美学之交融。
自古以来，汉文化对周边国家起着放射状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在美学理念上，西方崇尚求实、和谐，中国意在教化、守中。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资本主义兴起，加速了文艺的发展。大画家达·芬奇在《论绘画》中写道：绘画“是自然的合法的儿子”，“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惟一的模仿者”，以此再现“世界的美”。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客观、模仿、真实。
近百年来，法、意、俄等国作品所体现的科学理性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康定斯基对于色彩学的研究，阿尔海姆“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等等，也都介绍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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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昌[超话]# [虎爪比心]#王瑞昌逛胡同找老大爷尬聊#[虎爪比心]#王瑞昌说看见了不一样的北京#
这波社牛交流，让我对昌子的社交功底有了新的认识，他在一步步成长呀！真的很会聊~通常我们平时遇到陌生人会尴尬吧？他其实也会有一点，但没有介意，在尴尬的同时还可以作为带领者，将话题继续[虎爪比心]让对方感受到满满的诚意。棒棒哒！~~虽然你们是陌生人但我有感受到你的友好~如果我是那个大爷我就加你个微信，然后继续好好聊一聊[偷笑]羡慕大爷~！虽然粉粉不能冬泳，但我可以晒太阳~哈哈哈哈！！坐着等你~！
@_王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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