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二十大--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首届巴彦浩特群众合唱展演激情唱响
7月2日晚，由阿拉善盟委宣传部、盟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阿拉善盟文化馆承办的“喜迎二十大”--“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首届巴彦浩特地区群众合唱展演暨“唱响北疆”全区第四届群众歌咏展演活动在新世纪广场人民剧场隆重举行。https://t.cn/A6aibUGO
7月2日晚，由阿拉善盟委宣传部、盟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阿拉善盟文化馆承办的“喜迎二十大”--“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首届巴彦浩特地区群众合唱展演暨“唱响北疆”全区第四届群众歌咏展演活动在新世纪广场人民剧场隆重举行。https://t.cn/A6aibUGO
【#专家谈# 马广奇：建设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中华五千年历史悠久，经济思想源远流长，经济发展曾在世界上长期领先。但现代“经济学”却是舶来品，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都是从西方传来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的经济学如何发展或构建，中国经济学教育如何创新和跟上，是一个急不得又慢不得的历史性战略性话题。
陕西作为高校聚集地一直是经济学教育重镇，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时代，陕西高校应该有所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西部声音"，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构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空间分布及陕西定位
从空间分布上看，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有两大中心。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在京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代表，包括后来的北大光华、清华经管等共同构成的经济学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基于官方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雄厚基础和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体系，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为导向的经济学群体，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政策味”更浓一些。二是以上海、武汉等地，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为主要代表，以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西方范式为蓝本，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经济学群体，也是一个中心，“学术味”更浓一些。无论是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是经济学大学教材来看，大体是这样的特点，呈现这样的空间格局。其他地方高校不同时期虽然也有亮点出现，但都没有形成集群，只能算是中国经济学版图里的“星星之光”。
陕西一直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表现在，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实力超群，以何炼成为代表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科研和教学成就显赫一时，培养了张维迎、张曙光、刘世锦、栗树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摇篮”。同期，原陕西财经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经金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实力不凡，以冯大麟、江其务、邢润雨等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影响很大，陕西财经学院1986年获批的“金融学”博士点，是西部最早的经济学类博士点，比西北大学还要早几年，培养的江小娟等一些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财经等主要经济行业的高层领导精英人才群星闪耀。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陕西区域经济实力不济，陕西高校的经济学实力也不断式微，风光不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排名A-，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排名A-，分别位于全国第9、第10名，不再领先，大体处于“第一方阵”的末尾。
二、新时代陕西经济学的发展出路
在新时代，陕西经济学如何定位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如何特色发展，能不能保持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学派，或者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是我们这一代在陕经济学人的角色与责任的历史拷问和担当。
下一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全国的大视域里，宏观定位，把握方向，战略布局，扎实推进。这里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1、两个龙头，各自归队。以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为龙头，其他高校各自归队。这两个高校在全国排名虽然滑落，但还没有掉出“第一方阵”，依然具有传统优势，自然是“核心”和“龙头”。西北大学主要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面，尤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方面有所作为；西安交通大学主要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在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其他在陕高校，可以以自己现有的学科、专业为基础，立足于各自优势，自觉归队，在区域经济学、特色经济学领域精耕细作，增光添彩，群星闪耀。
2、存量优化，增量调整。陕西高校学科门类齐全，涉及经济学教育的高校很多，经济学专业全面，存量很大。应该以存量优化为主，同时注意增量调整。具体来说，陕西经济学高校中，双一流院校提质增效，双非院校拾遗补缺，三本院校注重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总体上，各高校存量优化，增设应以“新兴”专业为主。
3、注重“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
（1）文科与理工的交叉。经济学的数学化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这依然是基础；经济学的工程化，促进了经济学的应用化，扩展了经济学的领域范围。好的经济学成果一定是经济学思想与数理工具的完美结合。所以，经济学作为文科的第一显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势不可挡。陕西高校工科基础强大，应该注意发挥这一优势。
（2）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现代经济学250年，管理学大约100年，原来就没有管理学，管理学是经济学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原理在现实商业活动和企业运行应用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而分立出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原本不分家，我国在80年代只有经济学大类，90年代末才增加了“管理学”大类。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学”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源头，多年来全国居冠。陕西经济学可以发挥这一优势，不要人为强调经管的界限和藩篱，旗帜鲜明在全国倡导经管合流。
（3）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长青”。西方经济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现象。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尤其是转移到中国，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式经济学具有土壤，不是凭空捏造、胡思乱想，需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思考，需要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陕西经济学人可以在这方面重点思考，有所作为，尤其是对后进国家或区域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4、注重优势与特色的发挥。陕西经济学高校较多，而且各高校的特色鲜明，除了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长安大学的交通运输经济，西安财经大学的统计学，陕西科技大学的丝路金融经济，西安科技大学的能源经济，地区高校的区域经济学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一定的强项，可以相对分工，继续强化，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陕西经济学教育“众星捧月、群星闪耀”的局面。
5、保留个性和“单打独斗”。强调整体、鼓励合作并不是不要发挥个性。文科并不像工科那样需要实验室，必须组建学术团队，需要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兵团作战；文科包括经济学是一种发散性的理性思维，需要的是灵光一闪，一支笔、一台电脑就够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经济学思想，有没有板斧，掌握不掌握数理工具，完全可以单打独斗，炸掉碉堡。刻意组建的所谓团队只能编写教材，或者完成课题，写不出有见解的论文，形不成独创性的专著，别指望出现有价值能够存世的科研成果。陕西学界人才济济，文化基因独特，又有不回头的愣劲和精益求精的韧劲的整体地方性格，就像文学界的陕军一样，都是个人独唱逐步形成合唱的文化群落崛起。所以，陕西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营造有利于个性发挥的氛围，在经费支持下，给与“科研特区”，板凳坐得十年冷，期待水落石出，等待大部头的存世成果的出现。
三、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应该崛起，也能够崛起。陕西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既要兵团作战，也要个性发挥；不能小家子气，需要一定气场气派；不能随波逐流，而要随波逐浪；通过整体规划和学术特区，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陕西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陕西作为高校聚集地一直是经济学教育重镇，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时代，陕西高校应该有所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西部声音"，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构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空间分布及陕西定位
从空间分布上看，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有两大中心。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在京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代表，包括后来的北大光华、清华经管等共同构成的经济学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基于官方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雄厚基础和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体系，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为导向的经济学群体，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政策味”更浓一些。二是以上海、武汉等地，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为主要代表，以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西方范式为蓝本，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经济学群体，也是一个中心，“学术味”更浓一些。无论是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是经济学大学教材来看，大体是这样的特点，呈现这样的空间格局。其他地方高校不同时期虽然也有亮点出现，但都没有形成集群，只能算是中国经济学版图里的“星星之光”。
陕西一直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表现在，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实力超群，以何炼成为代表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科研和教学成就显赫一时，培养了张维迎、张曙光、刘世锦、栗树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摇篮”。同期，原陕西财经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经金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实力不凡，以冯大麟、江其务、邢润雨等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影响很大，陕西财经学院1986年获批的“金融学”博士点，是西部最早的经济学类博士点，比西北大学还要早几年，培养的江小娟等一些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财经等主要经济行业的高层领导精英人才群星闪耀。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陕西区域经济实力不济，陕西高校的经济学实力也不断式微，风光不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排名A-，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排名A-，分别位于全国第9、第10名，不再领先，大体处于“第一方阵”的末尾。
二、新时代陕西经济学的发展出路
在新时代，陕西经济学如何定位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如何特色发展，能不能保持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学派，或者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是我们这一代在陕经济学人的角色与责任的历史拷问和担当。
下一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全国的大视域里，宏观定位，把握方向，战略布局，扎实推进。这里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1、两个龙头，各自归队。以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为龙头，其他高校各自归队。这两个高校在全国排名虽然滑落，但还没有掉出“第一方阵”，依然具有传统优势，自然是“核心”和“龙头”。西北大学主要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面，尤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方面有所作为；西安交通大学主要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在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其他在陕高校，可以以自己现有的学科、专业为基础，立足于各自优势，自觉归队，在区域经济学、特色经济学领域精耕细作，增光添彩，群星闪耀。
2、存量优化，增量调整。陕西高校学科门类齐全，涉及经济学教育的高校很多，经济学专业全面，存量很大。应该以存量优化为主，同时注意增量调整。具体来说，陕西经济学高校中，双一流院校提质增效，双非院校拾遗补缺，三本院校注重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总体上，各高校存量优化，增设应以“新兴”专业为主。
3、注重“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
（1）文科与理工的交叉。经济学的数学化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这依然是基础；经济学的工程化，促进了经济学的应用化，扩展了经济学的领域范围。好的经济学成果一定是经济学思想与数理工具的完美结合。所以，经济学作为文科的第一显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势不可挡。陕西高校工科基础强大，应该注意发挥这一优势。
（2）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现代经济学250年，管理学大约100年，原来就没有管理学，管理学是经济学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原理在现实商业活动和企业运行应用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而分立出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原本不分家，我国在80年代只有经济学大类，90年代末才增加了“管理学”大类。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学”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源头，多年来全国居冠。陕西经济学可以发挥这一优势，不要人为强调经管的界限和藩篱，旗帜鲜明在全国倡导经管合流。
（3）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长青”。西方经济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现象。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尤其是转移到中国，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式经济学具有土壤，不是凭空捏造、胡思乱想，需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思考，需要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陕西经济学人可以在这方面重点思考，有所作为，尤其是对后进国家或区域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4、注重优势与特色的发挥。陕西经济学高校较多，而且各高校的特色鲜明，除了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长安大学的交通运输经济，西安财经大学的统计学，陕西科技大学的丝路金融经济，西安科技大学的能源经济，地区高校的区域经济学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一定的强项，可以相对分工，继续强化，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陕西经济学教育“众星捧月、群星闪耀”的局面。
5、保留个性和“单打独斗”。强调整体、鼓励合作并不是不要发挥个性。文科并不像工科那样需要实验室，必须组建学术团队，需要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兵团作战；文科包括经济学是一种发散性的理性思维，需要的是灵光一闪，一支笔、一台电脑就够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经济学思想，有没有板斧，掌握不掌握数理工具，完全可以单打独斗，炸掉碉堡。刻意组建的所谓团队只能编写教材，或者完成课题，写不出有见解的论文，形不成独创性的专著，别指望出现有价值能够存世的科研成果。陕西学界人才济济，文化基因独特，又有不回头的愣劲和精益求精的韧劲的整体地方性格，就像文学界的陕军一样，都是个人独唱逐步形成合唱的文化群落崛起。所以，陕西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营造有利于个性发挥的氛围，在经费支持下，给与“科研特区”，板凳坐得十年冷，期待水落石出，等待大部头的存世成果的出现。
三、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应该崛起，也能够崛起。陕西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既要兵团作战，也要个性发挥；不能小家子气，需要一定气场气派；不能随波逐流，而要随波逐浪；通过整体规划和学术特区，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陕西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军事强权的可持续性
本来表面上看，军事力量是很讲究传统积累和硬件实力的，因此在军力上后进者追赶先进者应该是个更困难的事情。但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数量上的差距是最主要的，但其实关键问题却并不在此，军力追赶最难的是体系建设。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一个概念，那就是武器装备的寿命，而这又分为技术寿命和常规寿命，用不坏的东西是没有的，一颗卫星在轨服役十几年甚至几年后报废，一条现代军舰使用30年后退役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现代军队里的武器更新换代却越来越多是因为技术寿命，这个概念说的是装备的技术能力已经无法在其所处的战场环境里担负起为其设计的任务。比如我们很熟悉的1905年“无畏”舰的诞生，当英国人把这种大吨位、厚装甲、主炮口径一致、可以进行有效远程齐射的战列舰造出来后，之前的那些各种款式的战列舰一瞬间全都成为过时货。短短十年时间内，各个海军强国争相打造出“无畏”舰和“超无畏”舰，来组成舰队主力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那些前“无畏”舰则都退居二线执行次要任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德国通过不断追赶的造舰计划迅速拉近了和英国之间的距离，而如果还是18世纪风帆战舰时代，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必须从头开始建造各种风帆战舰并准备充足的技术熟练的水手。1765年下水的英国“胜利”号风帆战列舰在1805年依旧是作为纳尔逊的旗舰参加了特拉法加海战，技术状态毫不显落后。而在当代显然就不是这样了，苏联在80年代建造的“光荣”级巡洋舰、 “现代”级驱逐舰等毫无疑问是当年中国的军迷们心中的“高大上”，但短短二十几年过去，随着中国自己的隐身盾舰开始服役，连进口这种军舰来改装的想法都会引来普遍的质疑或反对。原因就在于按照新世纪战场环境的标准来衡量，那些老装备缺少了太多全新的重要品质，已经难当大任或者效费比不佳。在这种状况下，一支军队要想持续保持其军力地位甚至于持续提高，就不能依靠囤积老装备的数量，而是需要以较快的速度研发部署新装备。
因此一个后起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军力，既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容易，也不是用数字计算得那么难。因为先进国家的武器数量和军队人员是无法简单累加的，它必须不断退役掉那些装备寿命或者技术寿命到期的装备，比如说美国人现在有60多艘“伯克”级驱逐舰和20余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但是很快就要有一批战舰到寿退役。如果有哪个后来者保持和美国同样的盾舰新建速度，就好像1905年之后的德国和美国在“无畏”舰上所做的那样，那么10年后就会渐渐发现舰队规模会在不经意间逼近美国。而假如美国遇到什么国内问题而导致新建舰艇数量萎缩，那么这个过程还要加快。类似事情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身上就见识过一次，1991年的苏联海军显然是中国完全不能望其项背的，那时的“红旗”舰队可以说战舰如云，而中国只有可怜的若干条“旅大”级驱逐舰强撑门面。但之后短短20多年后的今天，俄罗斯敢说超越中国海军规模的基本只有核潜艇部队了。而这背后就是此消彼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崩溃，20多年里完全失去了更新战舰的能力，而中国则稳步研发并装备了各级战舰。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类似电视机从显像管到液晶的转变一样，技术先行者利用技术进步的优势率先转向和跃升，从而拉大与追赶者的距离也是一种可能，甚至是更加现实的可能。历史中这样的先例也屡见不鲜，比如F-22的问世本质上已经让其它国家的战斗机部队一夜之间过时了，只不过现在是和平时期，大国互相之间都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大家对此并没有太切肤的感受而已。但如果现在就开始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话，落后者根本无法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来改变力量对比，因为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别的国家，现在就算动员再多的人力、物力，也只能生产更多的苏-30、苏-35等战机，而美国则在产出F-22和F-35等新一代隐身战机，作为对手即使在数量上超过美国也无法遏制双方军力差距愈加拉大的变化趋势。
聚焦到今天，我们会注意到一些新技术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如网电攻击技术、激光武器技术、电磁武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这必然会让未来的军事装备体系有着质的变化。就以被认为技术进步最迟缓的陆军为例，随着技术进步，大批无人机、机器人，精确打击火力的使用，会使得传统上衡量军力的数量等指标变得失去意义，事实上即使是当代那些还不是很先进的军队之间的作战也已经在体现这个特点。发生在东乌的战事就是这样，交战双方都在尽力利用炮兵火力作战，前方设置传感器，后方远程精准火力打击，中间以信息网络加以沟通和组织，成为新的战场常态。很显然，在这个技术体系不断进化和变革的时代，任何试图以积蓄来保持军事优势的算盘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想不被迎面的水流冲到深潭中，就必须自己时刻把握住技术进步的方向和脉搏。
治大国如烹小鲜
对于大国来说，什么样的军队就需要什么样的国防工业基础，而国防工业基础则依赖于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因此想要始终保持在强国的位置上，需要的是整个国家的可持续，那么到底哪些因素需要小心呵护，以确保作为一个大国不在诸强的竞技场上败下阵来呢？
首先，人口结构要小心保持，无论任何国家，如果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小到一定程度，都必然会陷入经济的停滞。日本幸运的是在跌入老龄化之前，底子打得足够好，经济体系足够发达，那么即使失去了二十年后还可以仍然维持发达经济体的层次。当然，说保持确实也很难，因为曾经分析过，女性的最佳生育期在35岁后就已经迅速衰退了，而现代社会里女性如果接受高等教育并从事职业，那么最多就只剩下不到10年的适宜生育年龄，整个社会的生育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高。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等全部都掉入了低生育率的泥潭。
其次，社会必须要维持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不止是在民族层面，还要在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组织层面。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间的发展失败，很大程度也是内部没有方向感，任何有益的社会变革都无法推动。
再次，要始终保持社会经济的活力，让社会自己具有跟踪和探索新技术体系的能力，而这只靠政府集中社会财力兴建各种大的工程是无法实现的，还是以中国厂商投巨资收购国际上的显像管生产线为例，这种方式只在技术完全停滞时才会有正面的效果，当抄无可抄，连山寨都不需要时，靠集中资源确实可以塑造某种优势。但可惜这种状态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成为现实。诺基亚曾经多么辉煌，结果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因为智能手机革命而被推落神坛。国家也一样，日本曾经在模拟技术上风光无限，但是却因为美国人在数字技术上的大发展而被超越。
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的力量和饭量是辩证统一的，想要整个社会稳步上升逐步达到发达水平，需要的是我国老子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精神，体恤民力，精心调整每一个政策和变革的效果。有人钟情于短时内以运动的模式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建设来增强国力，这或许在某些情况下，如短时间内会有外敌入侵时，会是个可行的选择，但在没有终点的国家间竞争中，靠这个不可能真正取得领先和优势，除非国家体量足够大，以至于靠数量优势就可以压倒任何对手。很显然，你现在能集中资源去大规模建设的，必然只是些技术已经高度成熟的项目，因此建的越多，在先进性上过时的就可能越快，一个社会最佳的解决方法是把每一个现有领域的价值充分榨取，然后投入到对新领域的探索上以保持领先。显然这需要社会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而这又必须依赖于制度和文化上的保障。打造出一个强国很难，而保持一个强国也一点不容易，不知不觉中一个国家就可能在一个领域或者整体上失去了原有的优势，想要成为长盛不衰的大国着实不易。
本来表面上看，军事力量是很讲究传统积累和硬件实力的，因此在军力上后进者追赶先进者应该是个更困难的事情。但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数量上的差距是最主要的，但其实关键问题却并不在此，军力追赶最难的是体系建设。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一个概念，那就是武器装备的寿命，而这又分为技术寿命和常规寿命，用不坏的东西是没有的，一颗卫星在轨服役十几年甚至几年后报废，一条现代军舰使用30年后退役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现代军队里的武器更新换代却越来越多是因为技术寿命，这个概念说的是装备的技术能力已经无法在其所处的战场环境里担负起为其设计的任务。比如我们很熟悉的1905年“无畏”舰的诞生，当英国人把这种大吨位、厚装甲、主炮口径一致、可以进行有效远程齐射的战列舰造出来后，之前的那些各种款式的战列舰一瞬间全都成为过时货。短短十年时间内，各个海军强国争相打造出“无畏”舰和“超无畏”舰，来组成舰队主力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那些前“无畏”舰则都退居二线执行次要任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德国通过不断追赶的造舰计划迅速拉近了和英国之间的距离，而如果还是18世纪风帆战舰时代，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必须从头开始建造各种风帆战舰并准备充足的技术熟练的水手。1765年下水的英国“胜利”号风帆战列舰在1805年依旧是作为纳尔逊的旗舰参加了特拉法加海战，技术状态毫不显落后。而在当代显然就不是这样了，苏联在80年代建造的“光荣”级巡洋舰、 “现代”级驱逐舰等毫无疑问是当年中国的军迷们心中的“高大上”，但短短二十几年过去，随着中国自己的隐身盾舰开始服役，连进口这种军舰来改装的想法都会引来普遍的质疑或反对。原因就在于按照新世纪战场环境的标准来衡量，那些老装备缺少了太多全新的重要品质，已经难当大任或者效费比不佳。在这种状况下，一支军队要想持续保持其军力地位甚至于持续提高，就不能依靠囤积老装备的数量，而是需要以较快的速度研发部署新装备。
因此一个后起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军力，既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容易，也不是用数字计算得那么难。因为先进国家的武器数量和军队人员是无法简单累加的，它必须不断退役掉那些装备寿命或者技术寿命到期的装备，比如说美国人现在有60多艘“伯克”级驱逐舰和20余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但是很快就要有一批战舰到寿退役。如果有哪个后来者保持和美国同样的盾舰新建速度，就好像1905年之后的德国和美国在“无畏”舰上所做的那样，那么10年后就会渐渐发现舰队规模会在不经意间逼近美国。而假如美国遇到什么国内问题而导致新建舰艇数量萎缩，那么这个过程还要加快。类似事情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身上就见识过一次，1991年的苏联海军显然是中国完全不能望其项背的，那时的“红旗”舰队可以说战舰如云，而中国只有可怜的若干条“旅大”级驱逐舰强撑门面。但之后短短20多年后的今天，俄罗斯敢说超越中国海军规模的基本只有核潜艇部队了。而这背后就是此消彼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崩溃，20多年里完全失去了更新战舰的能力，而中国则稳步研发并装备了各级战舰。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类似电视机从显像管到液晶的转变一样，技术先行者利用技术进步的优势率先转向和跃升，从而拉大与追赶者的距离也是一种可能，甚至是更加现实的可能。历史中这样的先例也屡见不鲜，比如F-22的问世本质上已经让其它国家的战斗机部队一夜之间过时了，只不过现在是和平时期，大国互相之间都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大家对此并没有太切肤的感受而已。但如果现在就开始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话，落后者根本无法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来改变力量对比，因为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别的国家，现在就算动员再多的人力、物力，也只能生产更多的苏-30、苏-35等战机，而美国则在产出F-22和F-35等新一代隐身战机，作为对手即使在数量上超过美国也无法遏制双方军力差距愈加拉大的变化趋势。
聚焦到今天，我们会注意到一些新技术正在加速走向成熟，如网电攻击技术、激光武器技术、电磁武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这必然会让未来的军事装备体系有着质的变化。就以被认为技术进步最迟缓的陆军为例，随着技术进步，大批无人机、机器人，精确打击火力的使用，会使得传统上衡量军力的数量等指标变得失去意义，事实上即使是当代那些还不是很先进的军队之间的作战也已经在体现这个特点。发生在东乌的战事就是这样，交战双方都在尽力利用炮兵火力作战，前方设置传感器，后方远程精准火力打击，中间以信息网络加以沟通和组织，成为新的战场常态。很显然，在这个技术体系不断进化和变革的时代，任何试图以积蓄来保持军事优势的算盘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想不被迎面的水流冲到深潭中，就必须自己时刻把握住技术进步的方向和脉搏。
治大国如烹小鲜
对于大国来说，什么样的军队就需要什么样的国防工业基础，而国防工业基础则依赖于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因此想要始终保持在强国的位置上，需要的是整个国家的可持续，那么到底哪些因素需要小心呵护，以确保作为一个大国不在诸强的竞技场上败下阵来呢？
首先，人口结构要小心保持，无论任何国家，如果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小到一定程度，都必然会陷入经济的停滞。日本幸运的是在跌入老龄化之前，底子打得足够好，经济体系足够发达，那么即使失去了二十年后还可以仍然维持发达经济体的层次。当然，说保持确实也很难，因为曾经分析过，女性的最佳生育期在35岁后就已经迅速衰退了，而现代社会里女性如果接受高等教育并从事职业，那么最多就只剩下不到10年的适宜生育年龄，整个社会的生育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高。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等全部都掉入了低生育率的泥潭。
其次，社会必须要维持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不止是在民族层面，还要在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组织层面。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间的发展失败，很大程度也是内部没有方向感，任何有益的社会变革都无法推动。
再次，要始终保持社会经济的活力，让社会自己具有跟踪和探索新技术体系的能力，而这只靠政府集中社会财力兴建各种大的工程是无法实现的，还是以中国厂商投巨资收购国际上的显像管生产线为例，这种方式只在技术完全停滞时才会有正面的效果，当抄无可抄，连山寨都不需要时，靠集中资源确实可以塑造某种优势。但可惜这种状态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成为现实。诺基亚曾经多么辉煌，结果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因为智能手机革命而被推落神坛。国家也一样，日本曾经在模拟技术上风光无限，但是却因为美国人在数字技术上的大发展而被超越。
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的力量和饭量是辩证统一的，想要整个社会稳步上升逐步达到发达水平，需要的是我国老子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精神，体恤民力，精心调整每一个政策和变革的效果。有人钟情于短时内以运动的模式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建设来增强国力，这或许在某些情况下，如短时间内会有外敌入侵时，会是个可行的选择，但在没有终点的国家间竞争中，靠这个不可能真正取得领先和优势，除非国家体量足够大，以至于靠数量优势就可以压倒任何对手。很显然，你现在能集中资源去大规模建设的，必然只是些技术已经高度成熟的项目，因此建的越多，在先进性上过时的就可能越快，一个社会最佳的解决方法是把每一个现有领域的价值充分榨取，然后投入到对新领域的探索上以保持领先。显然这需要社会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而这又必须依赖于制度和文化上的保障。打造出一个强国很难，而保持一个强国也一点不容易，不知不觉中一个国家就可能在一个领域或者整体上失去了原有的优势，想要成为长盛不衰的大国着实不易。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