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累计确诊9692例# 《防控疫情期间重庆市场监管部门查办的典型违法案件》
市市场监管局认真落实市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在当地党委、政府和市局的领导、指导下，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快查快处了一批违法案件，全力稳定和规范市场秩序。现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件，请广大经营者引以为戒，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严格依法经营、诚信经营。
一、重庆华森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公司荣昌区奥城店涉嫌发布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案
1月26日，荣昌区市场监管局对重庆华森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奥城店进行检查，发现其门店玻璃大门张贴的手写宣传单上，有“预防新冠状病毒 板蓝根、柑橘冰梅片、抗病毒颗粒、抗病毒口服液、一清颗粒、抗感颗粒、蒲公英颗粒、金银花颗粒、银翘解毒片、热毒清片、复方穿心莲片、复方鱼腥草片、玄麦甘桔颗粒、金菊五花茶、清热解毒类药物均可预防新冠状病毒”；“预防新冠状病毒 口罩+抗病毒药物 双向结合更加有效 预防大于治疗”、“预防新冠状病毒 板蓝根、柑橘冰梅片、抗病毒颗粒、抗病毒口服液、一清颗粒、抗感颗粒、蒲公英颗粒、金银花颗粒、银翘解毒片、热毒清片、复方穿心莲片、复方鱼腥草片、玄麦甘桔颗粒、金菊五花茶、清热解毒类药物均有效预防”等内容。当事人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荣昌区市场监管局予以立案查处。
二、巫山县燕丰超市涉嫌哄抬大米价格案
1月27日，巫山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监管巡查时，发现巫山县燕丰超市涉嫌哄抬商品价格。经查：当事人销售的金龙鱼楚珍软香米，规格为10kg/袋，零售价为78元/袋，该超市管理系统显示该商品进货价为56元/袋，零售价为60元/袋。当事人将大米零售价从60元提高到78元，提价幅度为30%，商品差价率为39%，当事人的行为涉嫌哄抬商品价格，巫山县市场监管局予以立案查处。
三、重庆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巴南区鱼洞店涉嫌哄抬价格、销售不明码标价的口罩案
1月21日，接群众举报，巴南区市场监管局现场检查发现，重庆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所属药店发出关于口罩涨价及可拆零销售的通知，调高三十多个口罩品种价格。经查，其下属巴南区鱼洞店将原价16.8元/袋（十只装）的口罩价格抬高至27元/袋，将原价18.8元/袋（十只装）的口罩价格抬高至30元/袋进行销售，且包装上原价签尚在。截至其恢复原价销售期间，当事人共涨价销售7款口罩，涨幅为20%—140%，销售收入791.93元，获利527.33元。且经调查核实，当事人还有销售未明码标价口罩的违法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相关规定，构成哄抬价格、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巴南区市场监管局于1月27日向当事人送达了《处罚告知书》和《责令退款通知书》。对其未明码标价行为，拟罚款5000元。对其哄抬价格的行为，拟没收违法所得527.33元，罚款（4.5倍）2373元。对当事人多收价款责令限期清退。对其总公司的违法行为和事实，正在做进一步调查和处理。
四、城口县艾森广告设计工作室涉嫌违法经销野生动物案
1月28日，城口县市场监管局检查发现，城口县艾森广告设计工作室门市内和门市冰箱内存放有麂子肉、野猪肉和野鸡待售，且均不能提供检疫证明。经查，当事人经营的麂子肉、野猪肉、野鸡货值金额共计2486元。经初步调查，上述野味系当事人于2019年从自称来自陕西的一个自然人处购进，并无相关票据，也未销售。城口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四）项、（五）项的规定，于当日对涉案财物实施了扣押，对涉案经营场所实施了查封，并立案调查。
五、大足区周华大药房涉嫌销售无中文标识的口罩产品和哄抬价格案
1月27日，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在疫情联防联控检查时,发现位于大足区龙水镇永益路170号的周华大药房销售口罩无中文标识，且未明码标价，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将其库存的5200个口罩予以扣押。经初步调查，当事人于1月25日晚，从一不知名的自然人处用现金购进无明码标价、无中文标识的口罩12000个，购进单价为1.5元/个，购进金额共计18000元，无任何进货凭据和付款凭据。购进后，当事人以2.5元/个的单价销售了5000余个口罩，销售金额12500余元。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对其涉嫌销售“三无”口罩产品和哄抬价格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同时，因供货人涉嫌犯罪，大足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启动行刑衔接联动机制，将犯罪线索通报大足区公安机关。目前该案正在联合侦办中。
六、渝北区向静涉嫌哄抬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价格案
1月26日，渝北区局接辖区内公安机关移交的案件线索，向静涉嫌在仙桃街道重庆弘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场所内非法销售保力康牌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渝北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对该场所进行了检查，当场查获在售保力康牌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10950个。经查，当事人销售的呼吸器进货价格为5.2元/个，销售价格为15元/个，货值金额为16.4万元。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渝北区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
七、江北区真善美真德药房涉嫌销售无中文标识的口罩产品案
1月26日，江北区市场监管局接群众举报，江北区真善美真德药房销售的口罩为三无产品。江北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检查发现，当事人对外销售的口罩包装无中文标识。经查，当事人销售的该批口罩均由其到重庆真善美医药有限公司提取，数量共26000个，销售单价2元/个，货值金额共52000元。所有消费者购买并向当事人支付款项后，当事人并未向消费者提供相关票据。经现场查阅并提取当事人的电脑账目，查证该批产品数量、销售价格均与当事人陈述相符。该批产品外包装均无中文标识，属“三无”产品。江北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现场向消费者办理退货、退款。因涉嫌销售无中文标识的口罩产品，江北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当事人立案调查。
八、桐君阁大药房北碚区天润宏药房涉嫌销售未明码标价的口罩案
1月26日，北碚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位于北碚区康宁路27号的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北碚区八十二店售卖KN90口罩涉嫌价格违法。经核查，举报人所述药店的营业执照名称为桐君阁大药房北碚区天润宏药房，经营地址为北碚区云康路8号附18号，经营者为廖小农。经查，当事人于1月24日以20元/个的价格从向锡坤处购进标称生产商为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标注名称为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的KN90（型号63201）口罩（非医疗器械、防尘用口罩）80个，当天全部销售，销售过程中没有对该商品进行明码标价。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北碚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九、璧山区璧玺贸易有限公司哄抬口罩价格案
1月26日，璧山区市场监管局接消费者投诉，称重庆市璧玺贸易有限公司以65元/个的价格高价销售口罩，并以N90口罩冒充N95口罩。接到投诉后，璧山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进行调查，发现重庆市璧玺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文德芳，实际经营人为刁华。经查，刁华于1月21日以25元/个价格购进N90口罩300个，以65元/个的价格销售了11个，初步核查涉案金额715元。当事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涉嫌违反《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三）项的规定，璧山区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立案调查和处理。
十、江津区西门路康圣药房销售口罩产品未明码标价案
1月23日，江津区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江津区西门路康圣药房哄抬口罩价格，江津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发现当事人正在销售棒棒德牌防霾口罩，但未明码标价。经查，当事人违法所得为760元。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江津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市市场监管局认真落实市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在当地党委、政府和市局的领导、指导下，各区县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快查快处了一批违法案件，全力稳定和规范市场秩序。现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件，请广大经营者引以为戒，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严格依法经营、诚信经营。
一、重庆华森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公司荣昌区奥城店涉嫌发布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案
1月26日，荣昌区市场监管局对重庆华森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奥城店进行检查，发现其门店玻璃大门张贴的手写宣传单上，有“预防新冠状病毒 板蓝根、柑橘冰梅片、抗病毒颗粒、抗病毒口服液、一清颗粒、抗感颗粒、蒲公英颗粒、金银花颗粒、银翘解毒片、热毒清片、复方穿心莲片、复方鱼腥草片、玄麦甘桔颗粒、金菊五花茶、清热解毒类药物均可预防新冠状病毒”；“预防新冠状病毒 口罩+抗病毒药物 双向结合更加有效 预防大于治疗”、“预防新冠状病毒 板蓝根、柑橘冰梅片、抗病毒颗粒、抗病毒口服液、一清颗粒、抗感颗粒、蒲公英颗粒、金银花颗粒、银翘解毒片、热毒清片、复方穿心莲片、复方鱼腥草片、玄麦甘桔颗粒、金菊五花茶、清热解毒类药物均有效预防”等内容。当事人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荣昌区市场监管局予以立案查处。
二、巫山县燕丰超市涉嫌哄抬大米价格案
1月27日，巫山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监管巡查时，发现巫山县燕丰超市涉嫌哄抬商品价格。经查：当事人销售的金龙鱼楚珍软香米，规格为10kg/袋，零售价为78元/袋，该超市管理系统显示该商品进货价为56元/袋，零售价为60元/袋。当事人将大米零售价从60元提高到78元，提价幅度为30%，商品差价率为39%，当事人的行为涉嫌哄抬商品价格，巫山县市场监管局予以立案查处。
三、重庆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巴南区鱼洞店涉嫌哄抬价格、销售不明码标价的口罩案
1月21日，接群众举报，巴南区市场监管局现场检查发现，重庆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所属药店发出关于口罩涨价及可拆零销售的通知，调高三十多个口罩品种价格。经查，其下属巴南区鱼洞店将原价16.8元/袋（十只装）的口罩价格抬高至27元/袋，将原价18.8元/袋（十只装）的口罩价格抬高至30元/袋进行销售，且包装上原价签尚在。截至其恢复原价销售期间，当事人共涨价销售7款口罩，涨幅为20%—140%，销售收入791.93元，获利527.33元。且经调查核实，当事人还有销售未明码标价口罩的违法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相关规定，构成哄抬价格、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巴南区市场监管局于1月27日向当事人送达了《处罚告知书》和《责令退款通知书》。对其未明码标价行为，拟罚款5000元。对其哄抬价格的行为，拟没收违法所得527.33元，罚款（4.5倍）2373元。对当事人多收价款责令限期清退。对其总公司的违法行为和事实，正在做进一步调查和处理。
四、城口县艾森广告设计工作室涉嫌违法经销野生动物案
1月28日，城口县市场监管局检查发现，城口县艾森广告设计工作室门市内和门市冰箱内存放有麂子肉、野猪肉和野鸡待售，且均不能提供检疫证明。经查，当事人经营的麂子肉、野猪肉、野鸡货值金额共计2486元。经初步调查，上述野味系当事人于2019年从自称来自陕西的一个自然人处购进，并无相关票据，也未销售。城口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四）项、（五）项的规定，于当日对涉案财物实施了扣押，对涉案经营场所实施了查封，并立案调查。
五、大足区周华大药房涉嫌销售无中文标识的口罩产品和哄抬价格案
1月27日，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在疫情联防联控检查时,发现位于大足区龙水镇永益路170号的周华大药房销售口罩无中文标识，且未明码标价，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将其库存的5200个口罩予以扣押。经初步调查，当事人于1月25日晚，从一不知名的自然人处用现金购进无明码标价、无中文标识的口罩12000个，购进单价为1.5元/个，购进金额共计18000元，无任何进货凭据和付款凭据。购进后，当事人以2.5元/个的单价销售了5000余个口罩，销售金额12500余元。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对其涉嫌销售“三无”口罩产品和哄抬价格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同时，因供货人涉嫌犯罪，大足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启动行刑衔接联动机制，将犯罪线索通报大足区公安机关。目前该案正在联合侦办中。
六、渝北区向静涉嫌哄抬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价格案
1月26日，渝北区局接辖区内公安机关移交的案件线索，向静涉嫌在仙桃街道重庆弘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场所内非法销售保力康牌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渝北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对该场所进行了检查，当场查获在售保力康牌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10950个。经查，当事人销售的呼吸器进货价格为5.2元/个，销售价格为15元/个，货值金额为16.4万元。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渝北区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
七、江北区真善美真德药房涉嫌销售无中文标识的口罩产品案
1月26日，江北区市场监管局接群众举报，江北区真善美真德药房销售的口罩为三无产品。江北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检查发现，当事人对外销售的口罩包装无中文标识。经查，当事人销售的该批口罩均由其到重庆真善美医药有限公司提取，数量共26000个，销售单价2元/个，货值金额共52000元。所有消费者购买并向当事人支付款项后，当事人并未向消费者提供相关票据。经现场查阅并提取当事人的电脑账目，查证该批产品数量、销售价格均与当事人陈述相符。该批产品外包装均无中文标识，属“三无”产品。江北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现场向消费者办理退货、退款。因涉嫌销售无中文标识的口罩产品，江北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当事人立案调查。
八、桐君阁大药房北碚区天润宏药房涉嫌销售未明码标价的口罩案
1月26日，北碚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位于北碚区康宁路27号的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北碚区八十二店售卖KN90口罩涉嫌价格违法。经核查，举报人所述药店的营业执照名称为桐君阁大药房北碚区天润宏药房，经营地址为北碚区云康路8号附18号，经营者为廖小农。经查，当事人于1月24日以20元/个的价格从向锡坤处购进标称生产商为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标注名称为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的KN90（型号63201）口罩（非医疗器械、防尘用口罩）80个，当天全部销售，销售过程中没有对该商品进行明码标价。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北碚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九、璧山区璧玺贸易有限公司哄抬口罩价格案
1月26日，璧山区市场监管局接消费者投诉，称重庆市璧玺贸易有限公司以65元/个的价格高价销售口罩，并以N90口罩冒充N95口罩。接到投诉后，璧山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进行调查，发现重庆市璧玺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文德芳，实际经营人为刁华。经查，刁华于1月21日以25元/个价格购进N90口罩300个，以65元/个的价格销售了11个，初步核查涉案金额715元。当事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涉嫌违反《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三）项的规定，璧山区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立案调查和处理。
十、江津区西门路康圣药房销售口罩产品未明码标价案
1月23日，江津区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江津区西门路康圣药房哄抬口罩价格，江津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发现当事人正在销售棒棒德牌防霾口罩，但未明码标价。经查，当事人违法所得为760元。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江津区市场监管局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只争朝夕 撸起袖子加油干——汾酒三年改革样本解读（上篇）】改革，注定成为汾酒史上的新辉煌。2017年2月，汾酒的一纸“军令状”，吹皱了一池春水，让拥有六千年酿酒史的杏花村改革大潮涌动。汾酒人再次手把红旗，屹立于山西国企国资改革的潮头浪尖。
时光荏苒三载，市场激荡奋进。三年砥砺，最初的“军令状”变成了亮眼的“成绩单”，汾酒人用一串串的数字，交出靓丽答卷。2017年至2019年，汾酒年销售额由40亿元激增至120亿元；汾酒经销商数量由700余家增长至2000余家。从与省国资委签订的考核目标完成情况来看，汾酒集团已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三年来，全体汾酒人不畏压力、砥砺前行，着力从思想上破围子、改革上开方子、业绩上闯路子，用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不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汾酒速度”，更走出一条富有山西特色的国企改革“汾酒样本”。
时不我待 千金一诺吹响改革号角
【镜头回放】2017年2月23日10时10分，山西省国资委21层会议室内，汾酒集团与省国资委正式签署了山西国企改革首份“军令状”——《2017年度经营目标考核责任书》和《三年任期经营目标考核责任书》。当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向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出“完不成任务，我引咎辞职！”的郑重承诺时，现场掌声雷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汾酒人书写了中国白酒至纯至净至精至匠的传奇历史。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举夺魁，到第一枚白酒商标的注册，再到国内白酒第一股上市，汾酒连续创造了中国白酒行业的诸多第一。20世纪80年代，汾酒获得全国轻工业最佳经济效益六连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酒界“汾老大”。
“那时一说在汾酒厂上班，很是自豪。每到过年过节，厂子里基本上车水马龙，只要能生产出酒就不怕卖不出去。”原汾酒集团工会主席说。“汾老大”曾经的辉煌，至今仍深深刻在老一代汾酒员工的记忆里。
然而，在市场风云激荡之中，汾酒的思想观念没能跟上社会变革和行业发展的趋势，错过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逐渐陷入被动局面。同许多国有企业一样，长期积淀的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在汾酒发展过程中日益显现。
“虽然每年销售收入也有3个多亿元的增长，但是增长乏力，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回忆改革之前的局面，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表示，与行业巨头规模差距不断拉大，发展困难重重，且企业里充斥着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亦步亦趋的惯性思维、安步当车的惰性思想。
改革！改革！对于汾酒人来说，通过改革谋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2017年新春伊始的三晋大地，清风劲吹。刚刚结束的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转型发展的强烈信号，全省上下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招，省领导谋划改革战略、设计改革方案、推动改革落实。
倾听改革召唤，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决策意图，汾酒集团将复兴梦融于山西转型发展振兴梦，2017年2月23日，汾酒集团与省国资委正式签署山西国企改革首份“军令状”。李秋喜向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出郑重承诺：
“完不成任务，我引咎辞职！”在国企改革中，这是一份十分罕见的“军令状”：对标白酒行业十强，三年回到白酒第一阵营，2017年至2019年酒类收入增长目标为30%、30%和20%，三年酒类利润增长目标均为25%，任期内力推汾酒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年终依据审计报告，省国资委对汾酒集团进行业绩考核。如果完不成年度经营业绩目标，则解聘董事长。
这个任务可不轻松。要知道，2016年汾酒集团酒类收入、酒类利润分别为50.10亿元、8.76亿元。按照目标责任书约定，2017年至2019年，集团两项指标增幅将接近翻倍。责任书还加入了完成集团整体上市等内容。这些考核目标，拿出其中任何一项，都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当时行业最优秀的酒类收入增长率是15%，而给汾酒定的增长率分别是第一年30%、第二年30%、第三年20%，大家普遍感到任务重、压力大。”改革初期的艰难，一度刻在汾酒集团总会计师高明的表情里、言语间。
彷徨、观望、等待——回想改革之初，汾酒集团汾五车间副主任闫君宝用了三个词。闫君宝说，当时的员工们也都意识到不改不行了，可改革怎么改？会改成什么样？大家心里没底。
作为山西国企首个“吃螃蟹”的掌舵者，李秋喜坦言：“压力确实很大，有将近半年时间，我晚上基本是依赖安眠药来睡觉的。但是，为了发展汾酒，我作为负责人责无旁贷，必须要变压力为动力，带领和团结大家，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争当山西国企改革的排头兵。”
有媒体评论，汾酒集团迈出了一小步，却意味着山西国企国资改革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回首汾酒集团与省国资委签订这份“军令状”时的情形，用“一石激起千层浪”形容毫不为过。这份“军令状”被外界普遍定义为“山西国资国企改革的第一枪”。
立心力行 机制创新引领改革“破冰”
【镜头回放】2017年4月14日开始，汾酒集团中层以上干部作为改革的“关键少数”，作为改革的施工队员，分三期到省委党校围绕改革和党建进行集中轮训——这只是汾酒集团全方位、多层次统一思想和传导压力的一个例证。那一年，“改革攻坚的战场上，没有旁观者，更没有逃兵，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和亲历者”。改革，已成为每一位汾酒人的头等大事。
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成为横在改革面前的第一道坎儿。
接过山西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棒，李秋喜深知，作为山西非煤国企代表，汾酒必须以舍我其谁的气概和魄力，走出一条具有汾酒特色的改革创新发展之路，为全省乃至全国国企改革抢滩试水，在奋进复兴的征程中书写了一个“汾酒新时代”。
如何让上万名员工统一思想、转变观念，人人都当改革尖兵？李秋喜提出用“三首歌”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第一首是《国际歌》，汾酒改革不能等、不能靠、不能要，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第二首是《好汉歌》，汾酒人要在改革中经受考验，在改革中锻炼自己。第三首是《团结就是力量》，汾酒改革必须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
为落实“三首歌”精神，汾酒人还要着力下好契约化管理、系统化授权、综合化指标、制度化约束、市场化激励这“五步棋”。
改革共识曲在时空中流转，吹遍了汾酒集团的每一个角落。
汾酒机制改革“第一枪”从契约化薪酬激励打响！
2017年2月28日，汾酒集团迅速与下属11家酒类营销单位签订了目标考核责任书，一次性下放了人事调配考核激励等12项权利。随着人事调配权的下放，契约化的人事制度改革迅速启动。汾酒销售公司率先推行科级以上干部全体起立，集体解聘职务，采用组阁式聘任新机制，彻底打破了“铁交椅”。
“商场如战场，我们要让听过炮声的人上战场，让他们靠前指挥。”时任汾酒销售公司总经理李俊表示，组阁聘任制在全省国有企业中尚属首次，有效解决了“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的问题，这种“强激励、硬约束”的机制创新理念，充分激发了营销队伍的活力。
一夜之间，动真碰硬的改革让所有人重新审视自己。
2017年和2018年，汾酒集团共拿出8700万元用来表彰奖励完成目标责任书的优秀单位和个人。三年来，契约化薪酬激励发挥着强烈的“催化剂”效应，每一名受益的汾酒改革者士气高涨。
在实行“强激励”的同时，汾酒还实施了契约化动态考核。对公司全体助理级以上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进行公开测评，对得分排名后三位的助理级干部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实行动态的升降职机制，让“干部能上能下”成为了新常态。
这一针对性机制旨在解决改革中存在的压力传导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沟通协调不到位等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机关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推动形成你追我赶的正能量、争先创优的好氛围，为汾酒改革实现“加速度”提供充分保障。
来自江苏的汾酒包装供应商徐先生讲了这样一件事：以前到汾酒办事，起码要带上三五天的行李，有时还得搭上一个周末。现在却大不一样了，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干事情，背个小包中午到达汾酒集团，下午就能办完事，晚上还能坐飞机回去。“有时来山西一趟，连一顿酒都顾不上喝，但我高兴，也很感动。”徐先生一脸轻松，却道出了实实在在的“汾酒速度”。
改革初见成效，汾酒集团悄然加快着战略调整的步伐。2017年10月，汾酒集团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提出“11936”汾酒复兴中长期战略，确定“62210”五年奋斗目标和“4421”三年攻坚战目标。改革蓝图梯次绘就，犹如一缕缕曙光，照进每一位汾酒人的心里；又犹如一剂强心针，澎湃着每一位汾酒人的改革动力。
蹄疾步稳 打破藩篱激活发展动力
【镜头回放】“我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李秋喜董事长火车站吃泡面的照片，很受感动。企业负责人尚且争分夺秒，我们哪有资格叫苦叫累！”2019年1月2日，汾酒河南省区的业务经理小陈向大家“爆料”：公司规定业务员每年出差不少于230天，但这一年，他出差320多天。小陈语出真切，道出了心里话：“累不完的是腿脚，累出来的却是效益。”值得欣慰的是，他所负责区域的销售同比增长了80%以上。
在李秋喜看来，改革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在体制改革方面，汾酒集团酝酿着“大动作”。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彻底解决体制僵化的汾酒发展问题。
2018年2月，华润入股汾酒成为第二大股东，汾酒集团混改序幕自此拉开。汾酒集团向华润集团旗下的华创鑫睿转让所持上市公司11.45%的A股股份，引入资本51.6亿元。汾酒集团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降至58.52%。混改取得关键性突破，“一股独大”的体制矛盾被打破。
“华润创业能够把雪花啤酒从一个不知名的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品牌，打造成全国第一，背后折射的是华润强大的公司运营能力、强大的市场能力，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的。”汾酒集团党委副书记刘卫华表示，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彻底解决了汾酒体制僵化的问题。
三年来，一系列体制改革有序有力地推进着：实施股权激励。作为山西28户省属国有企业中第一户股权激励计划试点单位，汾酒谨慎有序推动股权激励工作，共对股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等395人，授予568万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的实施，有效激发了核心员工动力，提升了上市公司形象。
主业资产注入。汾酒集团先后通过股权、资产、业务整合等多种方式，将10项酒类及相关业务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交易金额累计近10亿元，集团资产证券化率将达到92%，实现了整体上市的目标。
剥离非主业资产。按照专业化经营要求，汾酒将与酒业无关资产，按照不同类别采取无偿划转、市场化转让、清算注销等方式进行剥离处置。其中，集团所属四川天玖和上海荣大约16亿元资产无偿划转至山西建投；协议转让汾酒文化商务中心项目和职业篮球俱乐部以及分离“三供一业”合计5亿余元；剩余存续资产中业务量和资产规模较小的8户分子公司已列入清算注销计划，其他资产将整合至集团全资子公司进行统一管理。
推进机构改革。在整体上市过程中，同步推进机关内部机构大部制改革，将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职能相似或职能交叉的部门实行整合，实现管理的扁平化与集约化。通过股份公司董事会的换届及改组，实现了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两级领导班子的融合，进一步优化了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如果把2017年看作汾酒集团改革的“顶层设计期”，2018年是改革的“深入实践期”，那么，2019年就是汾酒集团改革的攻坚期。对此，汾酒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只能说是初战告捷，改革从来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019年如何改？李秋喜提出了“三个变革”：一是深化动力机制变革，实现三项制度、干部人才、股权激励的改革；二是效率变革，以战略协同和信息化为抓手，通过深挖潜能和管理创新，让内部管理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三是质量变革，实现“狭义”产品质量和“广义”高质量发展的变革。
站在2019年岁首，每一名汾酒人都目光深邃、干劲冲天，既有乘胜而上的气势，又不乏成竹在胸的笃定。因为，改革蹄疾步稳，胜利必将如期而至！ （来源：山西日报）
时光荏苒三载，市场激荡奋进。三年砥砺，最初的“军令状”变成了亮眼的“成绩单”，汾酒人用一串串的数字，交出靓丽答卷。2017年至2019年，汾酒年销售额由40亿元激增至120亿元；汾酒经销商数量由700余家增长至2000余家。从与省国资委签订的考核目标完成情况来看，汾酒集团已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三年来，全体汾酒人不畏压力、砥砺前行，着力从思想上破围子、改革上开方子、业绩上闯路子，用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不仅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汾酒速度”，更走出一条富有山西特色的国企改革“汾酒样本”。
时不我待 千金一诺吹响改革号角
【镜头回放】2017年2月23日10时10分，山西省国资委21层会议室内，汾酒集团与省国资委正式签署了山西国企改革首份“军令状”——《2017年度经营目标考核责任书》和《三年任期经营目标考核责任书》。当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向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出“完不成任务，我引咎辞职！”的郑重承诺时，现场掌声雷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汾酒人书写了中国白酒至纯至净至精至匠的传奇历史。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举夺魁，到第一枚白酒商标的注册，再到国内白酒第一股上市，汾酒连续创造了中国白酒行业的诸多第一。20世纪80年代，汾酒获得全国轻工业最佳经济效益六连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酒界“汾老大”。
“那时一说在汾酒厂上班，很是自豪。每到过年过节，厂子里基本上车水马龙，只要能生产出酒就不怕卖不出去。”原汾酒集团工会主席说。“汾老大”曾经的辉煌，至今仍深深刻在老一代汾酒员工的记忆里。
然而，在市场风云激荡之中，汾酒的思想观念没能跟上社会变革和行业发展的趋势，错过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逐渐陷入被动局面。同许多国有企业一样，长期积淀的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在汾酒发展过程中日益显现。
“虽然每年销售收入也有3个多亿元的增长，但是增长乏力，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回忆改革之前的局面，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表示，与行业巨头规模差距不断拉大，发展困难重重，且企业里充斥着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亦步亦趋的惯性思维、安步当车的惰性思想。
改革！改革！对于汾酒人来说，通过改革谋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2017年新春伊始的三晋大地，清风劲吹。刚刚结束的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转型发展的强烈信号，全省上下把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招，省领导谋划改革战略、设计改革方案、推动改革落实。
倾听改革召唤，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决策意图，汾酒集团将复兴梦融于山西转型发展振兴梦，2017年2月23日，汾酒集团与省国资委正式签署山西国企改革首份“军令状”。李秋喜向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出郑重承诺：
“完不成任务，我引咎辞职！”在国企改革中，这是一份十分罕见的“军令状”：对标白酒行业十强，三年回到白酒第一阵营，2017年至2019年酒类收入增长目标为30%、30%和20%，三年酒类利润增长目标均为25%，任期内力推汾酒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年终依据审计报告，省国资委对汾酒集团进行业绩考核。如果完不成年度经营业绩目标，则解聘董事长。
这个任务可不轻松。要知道，2016年汾酒集团酒类收入、酒类利润分别为50.10亿元、8.76亿元。按照目标责任书约定，2017年至2019年，集团两项指标增幅将接近翻倍。责任书还加入了完成集团整体上市等内容。这些考核目标，拿出其中任何一项，都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当时行业最优秀的酒类收入增长率是15%，而给汾酒定的增长率分别是第一年30%、第二年30%、第三年20%，大家普遍感到任务重、压力大。”改革初期的艰难，一度刻在汾酒集团总会计师高明的表情里、言语间。
彷徨、观望、等待——回想改革之初，汾酒集团汾五车间副主任闫君宝用了三个词。闫君宝说，当时的员工们也都意识到不改不行了，可改革怎么改？会改成什么样？大家心里没底。
作为山西国企首个“吃螃蟹”的掌舵者，李秋喜坦言：“压力确实很大，有将近半年时间，我晚上基本是依赖安眠药来睡觉的。但是，为了发展汾酒，我作为负责人责无旁贷，必须要变压力为动力，带领和团结大家，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争当山西国企改革的排头兵。”
有媒体评论，汾酒集团迈出了一小步，却意味着山西国企国资改革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回首汾酒集团与省国资委签订这份“军令状”时的情形，用“一石激起千层浪”形容毫不为过。这份“军令状”被外界普遍定义为“山西国资国企改革的第一枪”。
立心力行 机制创新引领改革“破冰”
【镜头回放】2017年4月14日开始，汾酒集团中层以上干部作为改革的“关键少数”，作为改革的施工队员，分三期到省委党校围绕改革和党建进行集中轮训——这只是汾酒集团全方位、多层次统一思想和传导压力的一个例证。那一年，“改革攻坚的战场上，没有旁观者，更没有逃兵，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和亲历者”。改革，已成为每一位汾酒人的头等大事。
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成为横在改革面前的第一道坎儿。
接过山西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棒，李秋喜深知，作为山西非煤国企代表，汾酒必须以舍我其谁的气概和魄力，走出一条具有汾酒特色的改革创新发展之路，为全省乃至全国国企改革抢滩试水，在奋进复兴的征程中书写了一个“汾酒新时代”。
如何让上万名员工统一思想、转变观念，人人都当改革尖兵？李秋喜提出用“三首歌”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第一首是《国际歌》，汾酒改革不能等、不能靠、不能要，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第二首是《好汉歌》，汾酒人要在改革中经受考验，在改革中锻炼自己。第三首是《团结就是力量》，汾酒改革必须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
为落实“三首歌”精神，汾酒人还要着力下好契约化管理、系统化授权、综合化指标、制度化约束、市场化激励这“五步棋”。
改革共识曲在时空中流转，吹遍了汾酒集团的每一个角落。
汾酒机制改革“第一枪”从契约化薪酬激励打响！
2017年2月28日，汾酒集团迅速与下属11家酒类营销单位签订了目标考核责任书，一次性下放了人事调配考核激励等12项权利。随着人事调配权的下放，契约化的人事制度改革迅速启动。汾酒销售公司率先推行科级以上干部全体起立，集体解聘职务，采用组阁式聘任新机制，彻底打破了“铁交椅”。
“商场如战场，我们要让听过炮声的人上战场，让他们靠前指挥。”时任汾酒销售公司总经理李俊表示，组阁聘任制在全省国有企业中尚属首次，有效解决了“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的问题，这种“强激励、硬约束”的机制创新理念，充分激发了营销队伍的活力。
一夜之间，动真碰硬的改革让所有人重新审视自己。
2017年和2018年，汾酒集团共拿出8700万元用来表彰奖励完成目标责任书的优秀单位和个人。三年来，契约化薪酬激励发挥着强烈的“催化剂”效应，每一名受益的汾酒改革者士气高涨。
在实行“强激励”的同时，汾酒还实施了契约化动态考核。对公司全体助理级以上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进行公开测评，对得分排名后三位的助理级干部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实行动态的升降职机制，让“干部能上能下”成为了新常态。
这一针对性机制旨在解决改革中存在的压力传导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沟通协调不到位等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机关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推动形成你追我赶的正能量、争先创优的好氛围，为汾酒改革实现“加速度”提供充分保障。
来自江苏的汾酒包装供应商徐先生讲了这样一件事：以前到汾酒办事，起码要带上三五天的行李，有时还得搭上一个周末。现在却大不一样了，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干事情，背个小包中午到达汾酒集团，下午就能办完事，晚上还能坐飞机回去。“有时来山西一趟，连一顿酒都顾不上喝，但我高兴，也很感动。”徐先生一脸轻松，却道出了实实在在的“汾酒速度”。
改革初见成效，汾酒集团悄然加快着战略调整的步伐。2017年10月，汾酒集团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提出“11936”汾酒复兴中长期战略，确定“62210”五年奋斗目标和“4421”三年攻坚战目标。改革蓝图梯次绘就，犹如一缕缕曙光，照进每一位汾酒人的心里；又犹如一剂强心针，澎湃着每一位汾酒人的改革动力。
蹄疾步稳 打破藩篱激活发展动力
【镜头回放】“我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李秋喜董事长火车站吃泡面的照片，很受感动。企业负责人尚且争分夺秒，我们哪有资格叫苦叫累！”2019年1月2日，汾酒河南省区的业务经理小陈向大家“爆料”：公司规定业务员每年出差不少于230天，但这一年，他出差320多天。小陈语出真切，道出了心里话：“累不完的是腿脚，累出来的却是效益。”值得欣慰的是，他所负责区域的销售同比增长了80%以上。
在李秋喜看来，改革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在体制改革方面，汾酒集团酝酿着“大动作”。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彻底解决体制僵化的汾酒发展问题。
2018年2月，华润入股汾酒成为第二大股东，汾酒集团混改序幕自此拉开。汾酒集团向华润集团旗下的华创鑫睿转让所持上市公司11.45%的A股股份，引入资本51.6亿元。汾酒集团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降至58.52%。混改取得关键性突破，“一股独大”的体制矛盾被打破。
“华润创业能够把雪花啤酒从一个不知名的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品牌，打造成全国第一，背后折射的是华润强大的公司运营能力、强大的市场能力，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的。”汾酒集团党委副书记刘卫华表示，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彻底解决了汾酒体制僵化的问题。
三年来，一系列体制改革有序有力地推进着：实施股权激励。作为山西28户省属国有企业中第一户股权激励计划试点单位，汾酒谨慎有序推动股权激励工作，共对股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等395人，授予568万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的实施，有效激发了核心员工动力，提升了上市公司形象。
主业资产注入。汾酒集团先后通过股权、资产、业务整合等多种方式，将10项酒类及相关业务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交易金额累计近10亿元，集团资产证券化率将达到92%，实现了整体上市的目标。
剥离非主业资产。按照专业化经营要求，汾酒将与酒业无关资产，按照不同类别采取无偿划转、市场化转让、清算注销等方式进行剥离处置。其中，集团所属四川天玖和上海荣大约16亿元资产无偿划转至山西建投；协议转让汾酒文化商务中心项目和职业篮球俱乐部以及分离“三供一业”合计5亿余元；剩余存续资产中业务量和资产规模较小的8户分子公司已列入清算注销计划，其他资产将整合至集团全资子公司进行统一管理。
推进机构改革。在整体上市过程中，同步推进机关内部机构大部制改革，将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职能相似或职能交叉的部门实行整合，实现管理的扁平化与集约化。通过股份公司董事会的换届及改组，实现了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两级领导班子的融合，进一步优化了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如果把2017年看作汾酒集团改革的“顶层设计期”，2018年是改革的“深入实践期”，那么，2019年就是汾酒集团改革的攻坚期。对此，汾酒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只能说是初战告捷，改革从来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019年如何改？李秋喜提出了“三个变革”：一是深化动力机制变革，实现三项制度、干部人才、股权激励的改革；二是效率变革，以战略协同和信息化为抓手，通过深挖潜能和管理创新，让内部管理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三是质量变革，实现“狭义”产品质量和“广义”高质量发展的变革。
站在2019年岁首，每一名汾酒人都目光深邃、干劲冲天，既有乘胜而上的气势，又不乏成竹在胸的笃定。因为，改革蹄疾步稳，胜利必将如期而至！ （来源：山西日报）
#青火推书# 《滨河街公寓》，尤里·特里丰诺夫编著的中篇小说。
作品借小人物格列勃夫以求官心走学术路、终于在学术界混得风生水起的发家史，生动地刻画了斯大林时代的世风时相。滨河街公寓当时为苏联的高干、学者和知名人士所建，代表了社会地位和物质享受，也成为主人公格列勃夫野心的象征。它就像一面多棱镜，照出了与之有交集的形形色色人物的不同命运，使得这部篇幅不大的小说有了群像的宏大丰富之感。
《滨河街公寓》出版后引起读者和文坛热议，被解读为“反市侩小说”、“反特权小说”。小说也因此遭到前苏联当局诟病，被指责为歪曲现实的反苏小说。
作品借小人物格列勃夫以求官心走学术路、终于在学术界混得风生水起的发家史，生动地刻画了斯大林时代的世风时相。滨河街公寓当时为苏联的高干、学者和知名人士所建，代表了社会地位和物质享受，也成为主人公格列勃夫野心的象征。它就像一面多棱镜，照出了与之有交集的形形色色人物的不同命运，使得这部篇幅不大的小说有了群像的宏大丰富之感。
《滨河街公寓》出版后引起读者和文坛热议，被解读为“反市侩小说”、“反特权小说”。小说也因此遭到前苏联当局诟病，被指责为歪曲现实的反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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