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理工新闻#
【喜报:我院杨文瑞老师荣获东华理工大学锡源科技园丁奖及首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
近日，学校下发《“东华理工大学优秀教学奖、优秀教学管理奖”暨“锡源科技园丁奖”评选工作的通知》文件，经个人申报、相关部门评选及审查、学校委员会批准等评选程序，确定我校12名优秀教师为锡源科技园丁奖获得者，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杨文瑞老师光荣上榜。
此外，在近日学校组织的“首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评选活动中，以杨文瑞老师为主讲教师的团队以优异的表现，荣获中级组二等奖。
杨文瑞老师于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任教务办主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土木工程专业班主任等职务，“身兼数职”“一人多角”的她在教学、科研、管理、学生等工作中倾注大量心血，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以立德树人为初心，潜心服务于学生思想和专业的成长，以为广大师生服务为宗旨，认真做好每一份工作，为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为教师,杨文瑞老师始终身处教学工作第一线，近三年承担了多门专业核心课的教学任务，积极开展了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教学质量评价屡获优秀，获批省级精品课程、省级高校共享育人课程计划、省十三五规划课题、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思政示范课程等项目。
2018年杨文瑞老师主持了《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在线开放课程，2019年获批土建学院首批省级精品课程，同时获批省高校共享育人计划项目。在本科教学课时缩减的背景下，杨文瑞老师所在《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组利用已建的《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省级精品课程，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式创新教学模式探索，以思政教育为核心，通过多学科课程融合优化课程体系，分层教学，打破了工科课程“多”“繁”“杂”“枯”“难”等特点，实现了主动分析的活泼教学课堂，发挥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分层精准混合式教学模式获得众多高校师生认可，为推进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增添动力。
作为教务办主任,杨文瑞老师将教学一线工作融入到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教学质量管理与提升办法探索研究中去，以“严谨以待，思变在行”的工作宗旨，协助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制定了青年教师导师制、教学质量评价方案、课程教学达标度计算方案等多方位文件，使所有教学资料文档规范制度化，使专业建设发展有迹可循，促进了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教学管理工作中的“量变”与“质变”。
此外，疫情过程中，杨老师秉承“抓原则、抓重点、抓目标”三个抓手，率先建课、授课，探索线上课程存在的一切问题并为学院教师提供解决方案，同时调动学生力量，形成了教学班级联系人周周有汇报，月月有总结的炙热一线教学反馈，在带领的支部学生党员中涌出了一批抗疫英雄。
严谨、负责是她的态度，思变、奉献、拼搏是她的精神标签。无论是课上还是课外，杨文瑞老师认真负责的精神都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喜报:我院杨文瑞老师荣获东华理工大学锡源科技园丁奖及首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
近日，学校下发《“东华理工大学优秀教学奖、优秀教学管理奖”暨“锡源科技园丁奖”评选工作的通知》文件，经个人申报、相关部门评选及审查、学校委员会批准等评选程序，确定我校12名优秀教师为锡源科技园丁奖获得者，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杨文瑞老师光荣上榜。
此外，在近日学校组织的“首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评选活动中，以杨文瑞老师为主讲教师的团队以优异的表现，荣获中级组二等奖。
杨文瑞老师于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任教务办主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土木工程专业班主任等职务，“身兼数职”“一人多角”的她在教学、科研、管理、学生等工作中倾注大量心血，爱岗敬业、甘于奉献，以立德树人为初心，潜心服务于学生思想和专业的成长，以为广大师生服务为宗旨，认真做好每一份工作，为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为教师,杨文瑞老师始终身处教学工作第一线，近三年承担了多门专业核心课的教学任务，积极开展了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教学质量评价屡获优秀，获批省级精品课程、省级高校共享育人课程计划、省十三五规划课题、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思政示范课程等项目。
2018年杨文瑞老师主持了《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在线开放课程，2019年获批土建学院首批省级精品课程，同时获批省高校共享育人计划项目。在本科教学课时缩减的背景下，杨文瑞老师所在《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组利用已建的《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省级精品课程，开展了线上线下混合式创新教学模式探索，以思政教育为核心，通过多学科课程融合优化课程体系，分层教学，打破了工科课程“多”“繁”“杂”“枯”“难”等特点，实现了主动分析的活泼教学课堂，发挥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分层精准混合式教学模式获得众多高校师生认可，为推进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增添动力。
作为教务办主任,杨文瑞老师将教学一线工作融入到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教学质量管理与提升办法探索研究中去，以“严谨以待，思变在行”的工作宗旨，协助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制定了青年教师导师制、教学质量评价方案、课程教学达标度计算方案等多方位文件，使所有教学资料文档规范制度化，使专业建设发展有迹可循，促进了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教学管理工作中的“量变”与“质变”。
此外，疫情过程中，杨老师秉承“抓原则、抓重点、抓目标”三个抓手，率先建课、授课，探索线上课程存在的一切问题并为学院教师提供解决方案，同时调动学生力量，形成了教学班级联系人周周有汇报，月月有总结的炙热一线教学反馈，在带领的支部学生党员中涌出了一批抗疫英雄。
严谨、负责是她的态度，思变、奉献、拼搏是她的精神标签。无论是课上还是课外，杨文瑞老师认真负责的精神都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望向世界的眼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0-12-24
林则徐（上图）编纂的《四洲志》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后来魏源接受林则徐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完成了《海国图志》（下图）。
则徐为官 忧国济民
今年是林则徐逝世170周年。林则徐与江苏这片土地有深厚情谊。他在江苏先后担任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务，事繁责重，留下不少善政。
道光十二年（1832年），48岁的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当时，扬州钞关的税收点主要在“两口”和“三坝”，“两口”指当时江都的白塔河中闸与宜陵白塔河口，一些商船为了避开这两个关卡，绕道泰州通行，扬州钞关遂在泰州的滕坝、鲍坝、西滋河口增设关卡，这就是“三坝”。
林则徐上任不久就两次到扬州、泰州巡查，经过实地考察后，他提出了治理越坝逃税的主张：开展大规模的税收宣传活动，使船商懂得运销货物应该交税，并在关卡张贴明令禁止逃税、违者重罚的告示；责令泰州地方官员照章征税，并派税司赴泰州滕坝、西滋河口等地设伏稽查；严惩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的官吏。此举推出一年后，情况大为改观，扬州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三年后，林则徐再度来扬州、泰州巡查，见积弊已除，甚为高兴，特在滕坝等处立《扬关奉宪永禁滕鲍各坝越漏南北货税告示碑》，同时再次在泰州口岸及三坝告示商民：贩运货物须至扬关缴税，不得避重就轻，私自绕越，否则一经查出，从重治罪。
林则徐是一位水利专家，而治水是为了稳定农业生产，这是百姓的命根子，也是国家经济的根本。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他听说瓜洲有个叫齐彦槐的人，造了一台提水农具——龙尾车。他认为“水利为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于是丢下手头工作，前去参观。林则徐看了后大喜过望，当即给予褒奖，说这种龙尾车名字好听，制作简便，不仅可以用于农田灌溉，还可以排涝泄洪，明令推广。他还在齐彦槐所作的一幅画上题诗抒怀：“前年去年两祷旱，杨枝滴水苏吾民。人无饥寒圣人悦，亲洒宝翰题遍璘。”民无饥寒，这对于地方官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林则徐在江苏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这不仅为他的事业，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誉为民族英雄，在林则徐之前，广东巡抚阮元在道光元年（1821年）严禁鸦片，收到了一定效果，史载“此后烟虽不能净尽，然只在伶仃洋，不入口矣”。这位阮元是江苏仪征人，林则徐在江苏任官时，他虽退隐告老还乡，仍心忧国事。阮元对林则徐十分赞许，对魏源、龚自珍也很器重，有“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之谓。龚自珍与魏源是同时期人，与林则徐也是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亲自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这篇文章里龚自珍为林则徐出谋划策，提出了九条禁烟意见，并建议林则徐制造先进武器用于海防，最后全部被林则徐采纳了。
志同道合 放眼世界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不只是一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能臣廉吏，他还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时代。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把眼光瞄向了海洋，对准了世界。在林则徐的身边，有一批与他同声相应的朋友，其中读者最熟悉的当数魏源、龚自珍了。
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曾是林则徐的属僚，很受林则徐的称许。魏源二十岁那年，父亲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随父从老家湖南邵阳来京求学，逗留京师数载，很快便有了点名气，这引起了龚自珍的注意。道光十年（1830年），龚自珍邀请魏源参加了花之寺聚会，两年后的春天，龚自珍再次邀请魏源参加花之寺聚会。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的聚会。龚自珍是豪狂之士，如风雷，似霹雳，情到深处，歌哭长啸；而魏源却是沉默好思之人，如静树，似闲云，少言寡语，理性胜于感性。但他们却像两块不同磁极的磁铁，虽然有着不同性格，却毫不犹豫地粘到一起。此后，他们引为知音，常有书信往来，诗酒唱和，友谊至死不渝。龚自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逝世后，魏源顿生“雅士如林，知音日少”之感。次年，龚自珍之子龚橙抱遗稿来到扬州，请魏源帮助编订龚自珍的作品集，魏源欣然应允，并作序怀念。
由于龚自珍的举荐，魏源与林则徐等人相识。林则徐与魏源相见恨晚，同忧国事，堪称知己。还是在道光十年，林则徐与魏源在北京相遇，林则徐惊诧于比他小十岁的魏源反对腐败、主张改革的胆识。王凤生是他们两人的朋友，正直有为，但仕途坎坷。两人同情王凤生，魏源曾称王凤生是海内谈实学第一人，王凤生逝世后，魏源撰《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林则徐特为之手书墓志铭。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时，魏源不但对此拥护支持，而且对禁烟一事充满希望。道光二十一年三月，魏源在林则徐的推荐下，愤然弃笔从戎，到浙江参谋战事，后来他看到朝廷和战不定，“知与愿违”，才忧愤辞归扬州。
魏源的性格不适合于当时的官场，但他是具有治理之才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出任东台知县，任期虽不到一年，却得到当地人民的称颂。魏源更适合成为一位学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他的著作宏富，《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等等，而最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是《海国图志》，而魏源编写此书与林则徐有密切的关系。
担当大任 完成巨作
鸦片战争结束后，林则徐被贬新疆，他不耿耿于怀个人的荣辱兴衰，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国事。他在广东禁烟时，为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搜集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主持汇编成《四洲志》一书。《四洲志》记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此书影响巨大，开风气之先，此后中国人撰写的研究外国史地、探索中国海洋的著作逐步增多，这些著作汇成了引导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林则徐也因之被后人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短暂相聚。魏源一直关心林则徐命运，他得知消息，已在此翘首以盼。面对国事茫茫，他们忧心忡忡，然而他们并未因屡遭挫折而心灰意冷，而是坦诚地交换意见。林则徐倾吐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远虑，预感自己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就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出版的一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的情况和资料，只争朝夕，迅速编撰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林则徐知道魏源不仅有完成这项事业的壮心，更有完成这项事业必需的见识与能力。而魏源亦十分珍重林则徐的嘱托，他有《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蘋。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表达了他和林则徐之间的真挚感情，丝毫不因林则徐落魄失势而躲避，更不因怕被牵连而推辞，而是珍重林则徐的委托，恋恋于仓促的聚散，欢愁交集，却又说不出什么可安慰林则徐的恰当语言，更表达了对国事的忧心。诗中的“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是二人的共同信念——要同时注意西北和东南的边患。
《四洲志》不足九万字，魏源编《海国图志》，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并利用了多篇魏源自撰的论文，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还有各种奏折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系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海国图志》的体量和内容深度，都超过了《四洲志》。
《海国图志》初成50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扬州出版；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为60卷本；咸丰元年（1851年）扩充为100卷本，次年刊行于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即源于此书。这本书问世后，其影响力不局限在中国，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林则徐以为官廉能、家风严谨而著称于世，更以开眼看世界引领潮流。中国人凝视世界的双眼，再也不会闭上，在经历了无数风浪后，这双眼睛更加深邃。（潘宝明 石毅）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0-12-24
林则徐（上图）编纂的《四洲志》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后来魏源接受林则徐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完成了《海国图志》（下图）。
则徐为官 忧国济民
今年是林则徐逝世170周年。林则徐与江苏这片土地有深厚情谊。他在江苏先后担任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务，事繁责重，留下不少善政。
道光十二年（1832年），48岁的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当时，扬州钞关的税收点主要在“两口”和“三坝”，“两口”指当时江都的白塔河中闸与宜陵白塔河口，一些商船为了避开这两个关卡，绕道泰州通行，扬州钞关遂在泰州的滕坝、鲍坝、西滋河口增设关卡，这就是“三坝”。
林则徐上任不久就两次到扬州、泰州巡查，经过实地考察后，他提出了治理越坝逃税的主张：开展大规模的税收宣传活动，使船商懂得运销货物应该交税，并在关卡张贴明令禁止逃税、违者重罚的告示；责令泰州地方官员照章征税，并派税司赴泰州滕坝、西滋河口等地设伏稽查；严惩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的官吏。此举推出一年后，情况大为改观，扬州关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三年后，林则徐再度来扬州、泰州巡查，见积弊已除，甚为高兴，特在滕坝等处立《扬关奉宪永禁滕鲍各坝越漏南北货税告示碑》，同时再次在泰州口岸及三坝告示商民：贩运货物须至扬关缴税，不得避重就轻，私自绕越，否则一经查出，从重治罪。
林则徐是一位水利专家，而治水是为了稳定农业生产，这是百姓的命根子，也是国家经济的根本。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他听说瓜洲有个叫齐彦槐的人，造了一台提水农具——龙尾车。他认为“水利为农田之本”，“水道多一分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于是丢下手头工作，前去参观。林则徐看了后大喜过望，当即给予褒奖，说这种龙尾车名字好听，制作简便，不仅可以用于农田灌溉，还可以排涝泄洪，明令推广。他还在齐彦槐所作的一幅画上题诗抒怀：“前年去年两祷旱，杨枝滴水苏吾民。人无饥寒圣人悦，亲洒宝翰题遍璘。”民无饥寒，这对于地方官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林则徐在江苏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这不仅为他的事业，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誉为民族英雄，在林则徐之前，广东巡抚阮元在道光元年（1821年）严禁鸦片，收到了一定效果，史载“此后烟虽不能净尽，然只在伶仃洋，不入口矣”。这位阮元是江苏仪征人，林则徐在江苏任官时，他虽退隐告老还乡，仍心忧国事。阮元对林则徐十分赞许，对魏源、龚自珍也很器重，有“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之谓。龚自珍与魏源是同时期人，与林则徐也是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亲自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这篇文章里龚自珍为林则徐出谋划策，提出了九条禁烟意见，并建议林则徐制造先进武器用于海防，最后全部被林则徐采纳了。
志同道合 放眼世界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不只是一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能臣廉吏，他还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时代。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把眼光瞄向了海洋，对准了世界。在林则徐的身边，有一批与他同声相应的朋友，其中读者最熟悉的当数魏源、龚自珍了。
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曾是林则徐的属僚，很受林则徐的称许。魏源二十岁那年，父亲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随父从老家湖南邵阳来京求学，逗留京师数载，很快便有了点名气，这引起了龚自珍的注意。道光十年（1830年），龚自珍邀请魏源参加了花之寺聚会，两年后的春天，龚自珍再次邀请魏源参加花之寺聚会。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的聚会。龚自珍是豪狂之士，如风雷，似霹雳，情到深处，歌哭长啸；而魏源却是沉默好思之人，如静树，似闲云，少言寡语，理性胜于感性。但他们却像两块不同磁极的磁铁，虽然有着不同性格，却毫不犹豫地粘到一起。此后，他们引为知音，常有书信往来，诗酒唱和，友谊至死不渝。龚自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逝世后，魏源顿生“雅士如林，知音日少”之感。次年，龚自珍之子龚橙抱遗稿来到扬州，请魏源帮助编订龚自珍的作品集，魏源欣然应允，并作序怀念。
由于龚自珍的举荐，魏源与林则徐等人相识。林则徐与魏源相见恨晚，同忧国事，堪称知己。还是在道光十年，林则徐与魏源在北京相遇，林则徐惊诧于比他小十岁的魏源反对腐败、主张改革的胆识。王凤生是他们两人的朋友，正直有为，但仕途坎坷。两人同情王凤生，魏源曾称王凤生是海内谈实学第一人，王凤生逝世后，魏源撰《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林则徐特为之手书墓志铭。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时，魏源不但对此拥护支持，而且对禁烟一事充满希望。道光二十一年三月，魏源在林则徐的推荐下，愤然弃笔从戎，到浙江参谋战事，后来他看到朝廷和战不定，“知与愿违”，才忧愤辞归扬州。
魏源的性格不适合于当时的官场，但他是具有治理之才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魏源出任东台知县，任期虽不到一年，却得到当地人民的称颂。魏源更适合成为一位学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他的著作宏富，《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等等，而最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是《海国图志》，而魏源编写此书与林则徐有密切的关系。
担当大任 完成巨作
鸦片战争结束后，林则徐被贬新疆，他不耿耿于怀个人的荣辱兴衰，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国事。他在广东禁烟时，为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搜集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主持汇编成《四洲志》一书。《四洲志》记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此书影响巨大，开风气之先，此后中国人撰写的研究外国史地、探索中国海洋的著作逐步增多，这些著作汇成了引导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林则徐也因之被后人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途经镇江，与老友魏源短暂相聚。魏源一直关心林则徐命运，他得知消息，已在此翘首以盼。面对国事茫茫，他们忧心忡忡，然而他们并未因屡遭挫折而心灰意冷，而是坦诚地交换意见。林则徐倾吐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远虑，预感自己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就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出版的一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的情况和资料，只争朝夕，迅速编撰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林则徐知道魏源不仅有完成这项事业的壮心，更有完成这项事业必需的见识与能力。而魏源亦十分珍重林则徐的嘱托，他有《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蘋。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表达了他和林则徐之间的真挚感情，丝毫不因林则徐落魄失势而躲避，更不因怕被牵连而推辞，而是珍重林则徐的委托，恋恋于仓促的聚散，欢愁交集，却又说不出什么可安慰林则徐的恰当语言，更表达了对国事的忧心。诗中的“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是二人的共同信念——要同时注意西北和东南的边患。
《四洲志》不足九万字，魏源编《海国图志》，以《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并利用了多篇魏源自撰的论文，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还有各种奏折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系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海国图志》的体量和内容深度，都超过了《四洲志》。
《海国图志》初成50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扬州出版；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为60卷本；咸丰元年（1851年）扩充为100卷本，次年刊行于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即源于此书。这本书问世后，其影响力不局限在中国，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林则徐以为官廉能、家风严谨而著称于世，更以开眼看世界引领潮流。中国人凝视世界的双眼，再也不会闭上，在经历了无数风浪后，这双眼睛更加深邃。（潘宝明 石毅）
#文化北海#【古代合浦书院】合浦地处岭南，文教发展相对中原略显迟缓。合浦学校之设始于北宋哲宗年间，谢季成任廉州知州后“筑城平道修学校，规模一新”，这是关于合浦学校的最早记述。清嘉庆年间的《重修府学碑记》载称“廉州府学创于宋”，碑文虽未言明府学在何时由何人所设，但据古代地方官学“由上及下”的创设惯例推断，谢季成所修“学校”至少为府学前身。宋元时期，合浦的科考体制逐步发展。明朝建立后，合浦知县卢文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增设县学，至此合浦的官学体系基本形成。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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