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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朵小红花》真的是一部需要耐着性子去看的电影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
主题主旨：
这部电影全局贯穿的主题就是“人”，在讲述抗癌病人家庭，呼吁大众关注癌症患者群体的同时，也是在以癌症患者这样一种极端视角向广大人们传递着如何去关注自身真正本质美好生活、关注自身生命价值的话题。

故事题材：
整部电影以男女主的晕倒为节点加速展开，共可分为四部分：
一、影片开头，孤僻受癌症困扰的男主角遇上了他的白月光——女主，叛逆的少年一下子仿佛将其当成了自己的整个世界，时刻跟着她、会为她吃醋、为她生气，在爱笑积极的女主的感染下，男主终于从与自己怄气、深陷自我折磨的恶性循环中挣脱，进入了一种让自我的快乐、感受快乐生活的节奏。同为青春期癌症患者的少男少女相遇到了一起，互相参与到各自的生活。
——都说看电影其实都是在看自己，我也借机会说说吧。作为一个从初中开始就有胆结石，到现在还有了胃炎的人，我一直都被知道做事要有限度，要去节制自己，节制欲望，一直以来认为平静的没有引起病痛状态就是好的，即使看起来没有生气也不会去做什么其他事，遵循先例不出意外就好，就这样一直到了大学，仿佛我的视野一直着眼在过去，仿佛从来没有想过、思考过怎么做事是能去让自己开心的，就这样平静的被动的生活，即使是遇到了白月光、自我感觉精彩的事，也只会马上去参照过往惯例，生怕它（这种感觉、人事）一不留神就消失就失去了。这部电影让我的这种想法愈发强烈，让我更坚定了以后做事、判断想想怎样能够让自己快乐的想法，过去的终会过去，未来还有很多值得期待，自信地保持开放姿态，既看到过去也着眼未来，去拥抱就好。[可爱]
二、接下来，电影逐渐铺开，我们能够看到感受到抗癌群体、抗癌家属以及各种社会上的人们为了生活的不易与坚持面对的毅力。尤其是男主父母在男主的不理解下为了男主治病抗癌省钱、当滴滴司机、亲友一同筹备买房等努力，真的让人印象深刻。
——其实，我们看似的日常生活却都已经是别人努力的结果了，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其实都在不停地给别人添麻烦，生活中真正完美、状态好的时刻其实很少很少，我们每个人都被现实、被生活推着向前，这才是现实，我们要接受这一点，要学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改变自我认知，去认真过好每一天、认真对待每个人，这样才能够真正把握好那些美好的时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相互扶持交往的意义在男主一家的亲戚商量自家卖房给治病、在病友互助群互相支撑基于意义的时刻显现得由为明显。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又不止属于我们，尤其在中国血脉传承延续中，我们的生命都是由与我们不同关系的人们构建出来的，既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人。我想这也是我国法律中规定死者亲属诉权的伦理依据吧。对自己负责，也是在对自己关心的那些人负责，爱自己，爱他人，爱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将爱基于他人。翻过自我，走向第二座山，在向外界、向他人付出、帮助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收获人的意义感，才能够真正走上大舞台，收获大幸福。还是来讲讲我自己吧，现在想来，我的爸妈在我成长上学的整个过程中真的付出了很多，年年的接送、无数的补课等资金投入，真的是为我的日常生活付出了无数，我却最终也只是到了个这样的大学，成了这样一种状态，还是让他们操心，生气，现在想来也没达到自我和他们的期望，真的是没为他们做过什么，真的很对不起，在中国血亲继承，在中国式的家庭中父母的生命是在儿女的生命中延续享有来生的背景下，我真的想以后为了他们，好好爱惜自己，好好养病，不再去自私惹他们生气，为他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他们负责，去真正做点什么了。人只有真正在心里装下了更多人，才能够拥有更大的内心、更大的格局，从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拥有一种大幸福，从身边从日常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天、认真对待每一个人吧
三、接下来，在女主晕倒后，镜头以男主的视角以及心态变化展开剧情。其中最感动人的就是男主父母在拍摄自己一天的生活发送给男主让其度过内心难关以及一个癌症小女孩父亲走出医院在路旁倚靠路边时，陌生人为其点了一份外卖的感人场景了。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会死的，都是明白自己会死的，只不过每个人生活中都将之选择性的遗忘、轻视，共同自我、互相欺骗着，投入到每个人与人的交流中，投入到了日常社会生活中。人就是在人与人的支撑、互相扶持中走完一生，这才是生活的本质，这才是人的本质。然而，现代性的钢筋铁泥，高楼汽车等仿佛在将这一切隔离，在将人与人的联系切断，人、人的感情、人的存在感在这样的社会中显得无比的渺小，而影片中利用这样两个场景，将在城市中、在被汽车高楼隔离的人的联接、情感凸显以一种轻微的方式表露出来，举轻若重，不经意直击人的心灵。人与人互相支撑扶持，人与人的连接就是我们对抗残酷现实的、面对对抗这个时代的最好利器，利用现代的那些去给予每个人优质关注，去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个人，让善意在人与人间流动吧，这才符合人的本质，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真正的人间啊。
四、最后，女主死后，男主带着女主的期盼来到其幻想中的地方，看到一个个印着红花的羊群们结束了主题。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声之形》里结局男主的动作——放开内心真正接受世界，封条落下，男主眼睛里原本贴着封条的人们一个个露出了脸庞。换种方式、角度去认知世界，接受我们、世界的不美好，你会发现世界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糟糕。就像男主那样，颜色花朵本是放羊人为识别自家羊所画，颜色各异，男主开始是女主为他俩画上了属于他们的红花，开始了他的变化，最后，女主与男主融为一体后，男主真正走出来接受了世界，画面中这一群群画着红色花朵的羊群，正是男主其实接受、拥有了全世界，能够去面对新生活在外界获取意义的标志啊。换种心态，我们都是常人，去拥抱世界吧。

人的眼中其实都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观念上的人，另一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看着电影，丰富增进我们头脑中观念上的人，走出，去有勇气、愿意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又因为一个个具体的人美化了我们头脑中观念的人，美化了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有勇气走出。电影中反复出现男主的未来幻想以及女主的平行世界理论应该说的就是如此吧，接受看到自己、世界的不美好，但也要去想象仍旧有一个完美的没有病痛的世界存在着，大家互相鼓励，过着各自满意的生活，这不正是让我们让自我拥有奋斗动力的源泉，正是让我们有勇气、有希望去为生活奋斗的动力吗，去相信吧，去把爱给每个人吧，理想终是有意义的，我们真是因此结成的人类共同体啊。

总体评价：
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在疫情这个人类共同面对、同舟共济的时代主题下，向经历疫情的人们传递着人类扶持、人类连接、人类的善良美好，每个人都有为了信念、未来、自己所珍视的事物坚持下去的动力（这点在结尾菜单各行各业人们的真是生活中显现得尤为明显）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其情节过于俗套，几乎女主一出场就知道最后她会出事，一眼看穿，果不其然。不过即使知道，也还是想看具体细节，为剧情深深吸引，瑕不掩瑜[挤眼]

我看着上下滑动的片尾字幕，已经不会有刚开始因为旁边坐着他人而起的不适感，心里想着这些，思绪友昏暗，唯有荧幕的房间早已飘到了户外，思考期待着外界属于我的小红花，期待着人与人的交流，期待着人与人的连接、真诚对视。认真过好每一天，也期待着未来无限，期待人与人的相遇，支撑，意义相互给予，这就是我们活下去、走向未来的意义。

说真的我都想把《送你一朵小红花》观影票收藏了（本以为会是一人包场，最后还是来了两个姑娘，还好巧不巧坐我旁边，戴着口罩刚开始还真的很不自在[泪]）
图一：观影后的既不像下午茶也不像晚饭的一顿饭（还是没吃到云吞面[笑cry]）刚进餐厅看到下午四点半居然有那么多人都惊了，最后经服务员提醒还有下午茶到五点，才想起来自己已经回到海南，大家都会吃下午茶的，这才释然了[挤眼]

呼吁同 告诉妈妈你是谈恋爱了吗 谈女朋友了吗 奶瓶子女朋友买的吗[悲伤]我想不通啊 我不敢想啊[悲伤]妈妈支持自由恋爱的[悲伤]你不要怕[悲伤]你说有女朋友了我立马不磕了[悲伤]这么忙的生活也可以谈恋爱的吗[悲伤]鞋子是女朋友买了情侣款逼你穿的吗[悲伤]如果都不是 我就要自己猜了[悲伤]敢！我有万丈光芒！[悲伤]

#如何终止已发生的家暴#【奖励女性写作的“斯特拉奖”，给了探讨澳大利亚家暴问题的书】4月14日，记者杰西·希尔（Jess Hill）凭借《瞧你逼我做了什么：权力、控制和家庭虐待》（See What You Made Me Do：Power, Control and Domestic Abuse）获得今年的斯特拉奖（Stella Prize），奖金为5万澳元。

这本书是希尔对澳大利亚家庭虐待问题为期4年的调查结果，她讲述遭受家暴的妇女与儿童的幸存者故事，探讨了家庭暴力的规模、危害、原因和解决办法。

斯特拉奖斯得名于澳大利亚传奇女作家斯特拉·玛丽亚·萨拉·迈尔斯·弗兰克林（Stella Maria Sarah Miles Franklin）。该奖项希望抵制澳大利亚文学奖中对女性的偏见，所以专门奖励女作家。今年是第八届，《瞧你逼我做了什么》是第一本获此殊荣的新闻类作品。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颁奖典礼在网上举行。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是嘉宾之一，她说：“解决文学界的性别偏见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妇女的声音过多地被排除在我们的故事讲述之外，那么我们就无法编织出更具包容性和更丰富的共同文化。”

评委会主席Louise Swinn称，希尔的书有着惊人的力量，仔细破除了我们对家庭虐待问题所有相关的懒惰和陈旧谎言。这本书不仅吸引了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关注，还为改革提供了解决方案。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希尔的非凡行动号召不可忽视。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需要写这本书。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庇护所运营以来的四十年里，没有人写过一本书揭露这个国家私下和公开的家庭虐待现象。这一点必须得到纠正。"希尔在获奖感言中说。

据《悉尼先驱晨报》，新冠疫情的流行改变了希尔的计划，变成在互联网上和亲朋好友聚会庆祝。同时，她关心现在澳大利亚的脆弱状况会如何影响那些易受伤害的妇女。根据联合国上周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妇女影响的政策简报，这次疫情会加重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希尔觉得，尽管经济情况不一定是家庭暴力的原因，但它可能增加家暴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政府新的工资补贴计划可能帮助减少家庭暴力。

事实上，流行病影响了希尔的收入状况，减少了许多工作机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也将家暴问题和新冠疫情联系在一起。

希尔觉得，现在我们需要“更有创意”地让妇女与服务机构联系，比如在法国，妇女在药店使用一个暗语，就能引发家暴服务机构的回应。“在全球危机中，离开受虐待的关系可能看起来格外令人生畏。但是，妇女需要知道庇护所开放而且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她对《卫报》说。

而且，“这不是一项仅仅通过政客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合作和社区介入。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会出现社会崩溃，这正如应对目前新冠的论点一样。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存在家庭暴力带来的崩溃。这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点，从这个点上回荡着破坏，而我们不明白它到底会回荡到什么程度。”希尔对美国广播公司（ABC）说。

在《瞧你逼我做了什么》中，希尔称，在人口近2500万的澳大利亚，每周至少有一名女性遭亲密伴侣谋杀。她估计，大约每两分钟就有一起家庭暴力事件报案。

“家庭暴力也涉及刑事犯罪行为，但糟糕的是这些事情不会写在案情记录上。受害者最可怕的经历可能永远不会被警方记录，或者让法官理解全貌”，她在书中写道，“命令妻子怎么打扮、如何打扫房间、准许她买哪些杂货、让她感觉一无是处或产生愧疚感，这些确实不是‘犯罪行为’。不过，这却是家暴谋杀案的‘危险信号’。当犯罪发生之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相比之前的研究和报道，希尔注意到了家庭暴力中的儿童幸存者，“儿童幸存者知道所有藏身处，也知道争吵尖叫声开始时该如何让自己消失。当妈妈哭泣的时候，他们抱着妈妈，然后帮忙清洗血迹”。

澳大利亚圣母大学研究媒体的副教授Camilla Nelson在非盈利媒体《对话》（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书评中称，希尔叙述和采访儿童幸存者的故事构成了这本书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

这一群体长期处于忽视状态，几乎没有可靠资料显示有多少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影响。据澳洲犯罪学研究所经常被引用的小型样本调查估计，比例大约为23％，而希尔引用的其他研究大多认为数字还要更高。在关于家庭暴力的新闻报道中也很少会出现儿童，因为记者担心采访儿童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希尔称，在澳洲的家事法庭等司法机构上，儿童的声音并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传达。

所以，最后的结果变成，孩子的定位往往沦为家长的附属品、财产或延伸物。

记者柴静曾在《看见》中说：“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据中国妇联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但是在现实中，很少人会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即使报案，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目前中国基层法院对因家庭暴力构不成伤害罪的自诉案件，最后80%都以调解和撤诉处理。

关于施暴者，媒体人梁文道在音频节目《八分》推荐的《有一种伤害，以爱为名》（Why Does He Do That?）做过分析。作者兰迪·班克罗夫特是研究家庭暴力的专家，经手案例超过二千件。

在班克罗夫特看来，施暴者内心有一套权力意识，扭曲了对“爱”的看法。这种人爱的往往是自己想象中的理想状态。当他发现对方不符合理想时，就会出现极端情绪表现，让对方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进而心理操控。并且，这些人会默认男女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施暴男性会认为女性有责任和义务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而且得首先照顾他的需要。

“很不幸的是，这种扭曲其实一度是我们社会默许的正常状态，那就是‘父权社会’。家暴这么普遍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支撑着社会结构，又在社会结构中被不断培育滋养的这套‘父权’意识。”梁文道说。

这套结构性反思固然深刻，但在希尔那里，家暴犯罪者之所以更常攻击女性，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种“耻辱感”，这种耻辱感与传统定义的男子气概相违背，而后者告诉他们有权掌控一切，媒体将这种心态称为“有害的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我们以为可以借由体制完全根除这种心态，彷彿透过提升公民意识的运动就能解决。但她觉得，虽然公民意识运动具有正面作用，但继续指责父权制度并不足够。

她说，公众与媒体舆论的问题在于：犯罪者的模样始终“扑朔迷离”。在媒体报道中，犯罪者的行为在语言和象征方面并不重要，暴力经常被视为纯粹“离奇、无法解释或出乎意料”的行为，而这些模糊不清的词汇反倒掩盖了残酷的现实。

有时，受害者（多数为女性）的生活、希望与梦想更加受到注意，许多人最爱提出的问题是“她们干嘛不离开就好？”，却很少去质疑或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

希尔认为，社会必须改变对家庭暴力的误解，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而不是让一味指责受害者的公开言论蔓延。“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我们就能阻止犯罪者──不是在未来几十年，而是现在。”

所以，她觉得我们现在不该去质问“幸存者为何不离开？”或发起另一场可能在20年后才产生影响力的公民运动，而该在司法程序方面注入更多资金，并将焦点摆在犯罪者身上，让他们承担应负的罪责。

Camilla Nelson介绍称，希尔以北卡罗来纳州高点市（High Point）的干预政策为例，该政策成功地将高点市的家庭谋杀率降低了一半。此前，这座城市的家庭暴力谋杀率是全美平均的两倍之多。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伯克市的“为正义再投资”专案，也让家庭暴力相关的暴力事件减少了39％。希尔呼吁，司法与执法单位应该把家暴犯罪者视为打击犯罪的重点，而不只是一个“行动口号”。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中，她希望《瞧你逼我做了什么》的获奖能够吸引更多读者，从而有利于家暴问题的解决。

“如果有更多人能够理解这些，我们将拥有一个运转更好的社会。对我来说，现在的状况不好，几百万人正在经受家庭虐待，却不被澳大利亚其他地区所理解。遭受家暴的数字惊人，我想把这些告诉每个精神科医生、每个警察、每个心理学家、每个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