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2022全国两会# 【专访最高法审监庭庭长韩维中：#从源头上防范纸面服刑现象的发生#】2021年，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政法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话题。全国两会期间，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韩维中。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主要负责审判不服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各类审判监督案件；审判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刑事及有关民事生效裁判的审判监督案件；审判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再审案件；核准再审程序刑事案件；指导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工作。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实践中，仍然存在少数减刑假释案件处理结果不够公正，其中有的案件甚至存在徇私舞弊、司法不廉等现象。请问，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韩维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减刑假释案件由刑罚执行机关报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减刑假释案件的公正办理，需要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正确履行职能，坚持各司其职，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目前，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有的法院对刑罚执行机关报请的证据材料实质性审查不足，把关不严，有的案件甚至有虚假证据也得以蒙混过关，从而导致少数案件处理结果不公正。
北青报：能否详细说一下？
韩维中：刑罚执行机关主要是通过计分考核来考察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因此计分考核材料也就成为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刑罚执行场所的相对封闭，检察机关和法院缺少对相关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的手段，导致即便开庭审理的案件，也难以对证据进行有效的质证。法院对相关证据大多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难以对考核计分的形成过程、具体依据、是否合理等进行实质性审查。
另外，由于减刑假释案件量大，办案法官人数很有限，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即使对于书面审理的案件，也较少能对罪犯进行提讯，更不用说进行其他形式的调查核实。
北青报：我们看到，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下一步，为逐步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最高人民法院还将采取哪些措施？
韩维中：为使《意见》得到落实，我们将以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方式改革为重点，切实强化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
一方面，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完善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积极与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沟通协调，强化各自职能作用的发挥，对于开庭审理的案件，切实发挥庭审的功能，确保证据核查在法庭，事实认定在法庭，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对下监督指导。切实落实常态化监督检查和案件评查机制，发现问题苗头，抓早抓小，及时加以整改；适时发布典型案例，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导、借鉴作用，确保下级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法律，统一裁判尺度和标准；及时掌握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一些地方的有效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并加以推广，努力推进实质化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北青报：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内蒙古“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民法院将如何防范“纸面服刑”现象的发生？
韩维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罪犯交付执行前的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办理，交付执行后的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由监狱或者看守所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
人民法院作为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办案主体之一，虽然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数量不是很多，但也应当从“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中汲取教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办理加以严格规范。
“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使得罪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未被依法送交监狱等监禁性执行场所执行刑罚，或者在送交之后不久就被“保外”出狱，造成判处的刑罚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在纸面上“服刑”完毕。如“巴图孟和案”，是在人民法院交付执行后，有关看守所违反规定，未将巴图孟和送交监狱执行刑罚，直至其刑期“届满”。
出现上述不正常现象，固然与这些罪犯及其家属思想不端、动机不正，甚至相关工作人员履职不当等有关，但与相关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也存在着很大的关系。
北青报：如何理解？
韩维中：比如，去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发现，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些审前未羁押罪犯被判处实刑后，未能及时被收押、送监，为防止罪犯脱管、漏管，有的法院便对罪犯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加之有关机关监管不到位，也就造成了“纸面服刑”现象发生。
针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正积极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共同研究解决收押难、送监难问题，确保被判处实刑且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及时交付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从源头上有效防范“纸面服刑”现象的发生。
又比如，过去通常认为，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不是一个独立案件，而是依附于刑事案件的一项工作，在这一认识指导下，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没有独立案号，往往也难以投入足够的司法资源进行认真审查。
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采取了相应举措，比如明确要求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要编制独立案号，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办理，合议庭原则上要提请院庭长履行监督职责；要求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明确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和组织诊断工作，实行“谁承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等制度。通过这些相关程序机制的完善，堵塞制度漏洞，杜绝司法腐败。
北青报：有专家学者呼吁应当建立刑罚暂停执行制度。对此，您怎么认识？
韩维中：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兼具“居于监外”和“刑期折抵”的双重“利益”，其初衷是为了充分体现刑罚执行的人道主义。但一些罪犯及其家属在这一双重“利益”的驱使下，千方百计、挖空心思通过非法手段让自己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有的甚至围猎司法人员，为其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提供方便、创造条件，从而产生暂予监外执行中的司法腐败，严重影响了刑罚执行效果和司法公信力。我们认为，改变目前暂予监外执行折抵刑期的做法，研究建立暂停执行制度，确有其必要性。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相关政法单位开展了建立刑罚暂停执行制度可行性的调研工作，已形成了一定调研成果。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调研，深入进行论证，努力为立法机关修改完善相关规定提供较为成熟的参考意见。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主要负责审判不服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各类审判监督案件；审判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刑事及有关民事生效裁判的审判监督案件；审判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再审案件；核准再审程序刑事案件；指导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工作。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实践中，仍然存在少数减刑假释案件处理结果不够公正，其中有的案件甚至存在徇私舞弊、司法不廉等现象。请问，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韩维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减刑假释案件由刑罚执行机关报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减刑假释案件的公正办理，需要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正确履行职能，坚持各司其职，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目前，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有的法院对刑罚执行机关报请的证据材料实质性审查不足，把关不严，有的案件甚至有虚假证据也得以蒙混过关，从而导致少数案件处理结果不公正。
北青报：能否详细说一下？
韩维中：刑罚执行机关主要是通过计分考核来考察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因此计分考核材料也就成为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刑罚执行场所的相对封闭，检察机关和法院缺少对相关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的手段，导致即便开庭审理的案件，也难以对证据进行有效的质证。法院对相关证据大多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难以对考核计分的形成过程、具体依据、是否合理等进行实质性审查。
另外，由于减刑假释案件量大，办案法官人数很有限，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即使对于书面审理的案件，也较少能对罪犯进行提讯，更不用说进行其他形式的调查核实。
北青报：我们看到，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下一步，为逐步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最高人民法院还将采取哪些措施？
韩维中：为使《意见》得到落实，我们将以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方式改革为重点，切实强化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
一方面，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完善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积极与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沟通协调，强化各自职能作用的发挥，对于开庭审理的案件，切实发挥庭审的功能，确保证据核查在法庭，事实认定在法庭，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对下监督指导。切实落实常态化监督检查和案件评查机制，发现问题苗头，抓早抓小，及时加以整改；适时发布典型案例，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导、借鉴作用，确保下级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法律，统一裁判尺度和标准；及时掌握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一些地方的有效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并加以推广，努力推进实质化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北青报：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内蒙古“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民法院将如何防范“纸面服刑”现象的发生？
韩维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罪犯交付执行前的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办理，交付执行后的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由监狱或者看守所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
人民法院作为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办案主体之一，虽然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数量不是很多，但也应当从“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中汲取教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办理加以严格规范。
“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使得罪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未被依法送交监狱等监禁性执行场所执行刑罚，或者在送交之后不久就被“保外”出狱，造成判处的刑罚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在纸面上“服刑”完毕。如“巴图孟和案”，是在人民法院交付执行后，有关看守所违反规定，未将巴图孟和送交监狱执行刑罚，直至其刑期“届满”。
出现上述不正常现象，固然与这些罪犯及其家属思想不端、动机不正，甚至相关工作人员履职不当等有关，但与相关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也存在着很大的关系。
北青报：如何理解？
韩维中：比如，去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发现，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些审前未羁押罪犯被判处实刑后，未能及时被收押、送监，为防止罪犯脱管、漏管，有的法院便对罪犯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加之有关机关监管不到位，也就造成了“纸面服刑”现象发生。
针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正积极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共同研究解决收押难、送监难问题，确保被判处实刑且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及时交付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从源头上有效防范“纸面服刑”现象的发生。
又比如，过去通常认为，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不是一个独立案件，而是依附于刑事案件的一项工作，在这一认识指导下，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没有独立案号，往往也难以投入足够的司法资源进行认真审查。
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采取了相应举措，比如明确要求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要编制独立案号，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办理，合议庭原则上要提请院庭长履行监督职责；要求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明确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和组织诊断工作，实行“谁承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等制度。通过这些相关程序机制的完善，堵塞制度漏洞，杜绝司法腐败。
北青报：有专家学者呼吁应当建立刑罚暂停执行制度。对此，您怎么认识？
韩维中：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兼具“居于监外”和“刑期折抵”的双重“利益”，其初衷是为了充分体现刑罚执行的人道主义。但一些罪犯及其家属在这一双重“利益”的驱使下，千方百计、挖空心思通过非法手段让自己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有的甚至围猎司法人员，为其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提供方便、创造条件，从而产生暂予监外执行中的司法腐败，严重影响了刑罚执行效果和司法公信力。我们认为，改变目前暂予监外执行折抵刑期的做法，研究建立暂停执行制度，确有其必要性。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相关政法单位开展了建立刑罚暂停执行制度可行性的调研工作，已形成了一定调研成果。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调研，深入进行论证，努力为立法机关修改完善相关规定提供较为成熟的参考意见。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这个昼夜，他们同轴共转又创新纪录……
集装箱码头车水马龙，中控大厅对讲机指令不断，设备司机个个心会神凝，现场作业队深夜仍在忙碌巡检……2月26日，山东港口威海港青威集装箱码头各岗位同轴高效共转，以3410TEU创下自全球疫情爆发以来青威公司集装箱装卸昼夜作业新纪录。
受春季季风天气影响，2月25日，“仁川快线”、“中远海关东线”、“青威支线”、“中远内贸”等航线船舶集中到港。适逢周末作业高峰期，威海港集装箱码头船舶作业计划高度饱和，当昼夜需完成6艘船舶的靠离泊作业任务。
对此，威海港青威公司提前部署，协调安排，组织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骨干召开“突船疏港”专题会，研究制定昼夜生产作业方案。中控主任利用数据平台，对船舶箱型和箱量结构进行分析，重新调整船舶靠泊思路，利用交接班时间开靠，提高泊位利用率；中控堆场在现场的配合下提前进行降层、零星归并、浮面整理等工作，确保装卸船和进提箱效率；操作部和作业骨干共同论证作业方案的可行性，查找不足，完善方案；作业大队根据生产作业方案，防疫安全、生产安全两手抓，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排兵布阵；技术维修部门提前对设备进行调试并加强维修力量。25日早8点，随着中韩快线“韩星仁川”的安全靠泊，会战的“号角”，在码头的春风中吹响，作业人员以高昂的斗志冲锋在生产一线，以饱满的热忱投入突船疏港作业。
码头作业火力全开，7条作业线同时作业，各岗位按照策划安排，生产有条不紊，国际船舶作业专班人员“白衣银甲”集结向前。控制中心有效地调度着场地设备，当班队长对整个生产全局把控，确保全，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现场严密地跟踪着生产进度，落实方案，向时间要效率，对堆场堆箱策略进行实时调整，确保集装箱在后场场区的合理布局，提升设备利用率。各方根据生产计划，通力配合落实，流机、场桥、集卡、桥吊无缝衔接，桥吊平均台时量达30自然箱。
从25日8时至26日8时，一昼夜，24小时。威海港青威公司作业计划指标兑现率超100%，船舶直靠率达100%，高效完成船舶作业箱量3410TEU，码头6艘集装箱船舶顺利安全靠离。
从码头前沿，到后场场区，从专班人员，到现场管理，一个个岗位、一幅幅坚守的画面，折射出威海港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融合促干，科学谋干，干出一片新天地。
集装箱码头车水马龙，中控大厅对讲机指令不断，设备司机个个心会神凝，现场作业队深夜仍在忙碌巡检……2月26日，山东港口威海港青威集装箱码头各岗位同轴高效共转，以3410TEU创下自全球疫情爆发以来青威公司集装箱装卸昼夜作业新纪录。
受春季季风天气影响，2月25日，“仁川快线”、“中远海关东线”、“青威支线”、“中远内贸”等航线船舶集中到港。适逢周末作业高峰期，威海港集装箱码头船舶作业计划高度饱和，当昼夜需完成6艘船舶的靠离泊作业任务。
对此，威海港青威公司提前部署，协调安排，组织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骨干召开“突船疏港”专题会，研究制定昼夜生产作业方案。中控主任利用数据平台，对船舶箱型和箱量结构进行分析，重新调整船舶靠泊思路，利用交接班时间开靠，提高泊位利用率；中控堆场在现场的配合下提前进行降层、零星归并、浮面整理等工作，确保装卸船和进提箱效率；操作部和作业骨干共同论证作业方案的可行性，查找不足，完善方案；作业大队根据生产作业方案，防疫安全、生产安全两手抓，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排兵布阵；技术维修部门提前对设备进行调试并加强维修力量。25日早8点，随着中韩快线“韩星仁川”的安全靠泊，会战的“号角”，在码头的春风中吹响，作业人员以高昂的斗志冲锋在生产一线，以饱满的热忱投入突船疏港作业。
码头作业火力全开，7条作业线同时作业，各岗位按照策划安排，生产有条不紊，国际船舶作业专班人员“白衣银甲”集结向前。控制中心有效地调度着场地设备，当班队长对整个生产全局把控，确保全，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现场严密地跟踪着生产进度，落实方案，向时间要效率，对堆场堆箱策略进行实时调整，确保集装箱在后场场区的合理布局，提升设备利用率。各方根据生产计划，通力配合落实，流机、场桥、集卡、桥吊无缝衔接，桥吊平均台时量达30自然箱。
从25日8时至26日8时，一昼夜，24小时。威海港青威公司作业计划指标兑现率超100%，船舶直靠率达100%，高效完成船舶作业箱量3410TEU，码头6艘集装箱船舶顺利安全靠离。
从码头前沿，到后场场区，从专班人员，到现场管理，一个个岗位、一幅幅坚守的画面，折射出威海港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融合促干，科学谋干，干出一片新天地。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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