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回声 | 架起空中救援的“生命之桥”
一个个救灾航班争分夺秒，集结起运输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的“救火队”；一次次空中巡查深入前线，更新着关于灾情的图片视频“信息库”；一趟趟物资投运使命必达，空投下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被困居民的“雪中炭”……今年7月，河南暴雨灾害发生后，当地面道路阻碍重重时，航空应急救援为当地人民群众开辟了保障生命安全的空中通道。
因具备响应速度快、运输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小等特点，航空应急救援在灾难救援、医疗救护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而通用航空是其重要的力量组成部分。据了解，2020年，35家国内航空公司在民航局组织下共执行疫情防控重大航空运输任务1281架次，运输人员14.66万名、物资5137吨。疫情防控期间，通用航空展现其灵活机动的特性，在“小载量、多批次、高频率、点对点”精准消毒灭杀、空中巡查和紧急人员物资运输等领域发挥了尖兵作用。
近年来，我国航空应急救援正朝着体系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如何更好发挥航空应急救援的优势，不断完善体系建设？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此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委员、企业家严彬提出，创新政企共享飞行运力模式，加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高级主任设计师张金华认为，要建设“天网”“地网”“指挥网”，多方位统筹建设空地一体化的通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霍勇则就行业标准制定和救援行为规范化，以及空域使用的流程优化、效率提升提出了建议。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在民航局的务实举措中得到积极回应。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需要空管、基础设施、指挥调度、保障服务、产业等多方面力量的协同配合，树立系统观念十分重要。其中，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提高飞行计划审批效率，能够有效提升航空应急救援快速响应能力。目前，在系统梳理四川、海南等地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央空管委办公室关于深化拓展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的统一要求，民航各地区管理局正加快辖区内低空飞行服务体系规划和建设。自2020年底以来，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区试点方案相继出台，随着不同地区开展各具特色的改革试点，一张高效协同运行的低空空域管理网络逐步铺开。而在飞行计划审批方面，早在2017年12月，民航局便印发了《关于建立应急救援飞行计划申请绿色通道的通知》，取消急救飞行申请时限，放宽证明函要求，建立完善审批协调机制。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民航局正就《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规定》征求意见建议，拟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预先飞行计划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并明确审批时限。严彬所在的通航企业曾多次参与应急救援任务。他告诉记者，无论是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运送医疗物资，还是近年来执行森林灭火、鼠疫防控等重大应急保障任务，其都得到了民航管理部门的绿色通道支持。“这使得我们能够快速响应、圆满完成任务，也鼓舞了我们更加自觉地肩负起航空应急救援的公益责任”。
织就高效有序的“天网”能够使飞机在执行任务时飞得起来，而规划好航空应急救援基地、起降场地、服务保障站等地面上的“生命之路”，则能让飞机降得下去。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民航局建立通用机场分类分级监管体系，落实分类分级管理要求，整合现有机场资源，最大限度盘活机场存量，建立运输机场保障通航飞行的奖励机制。此外，不对航空应急救援使用的临时起降点设置门槛，进一步为航空应急救援畅通道路。
今年4月30日，通过民航新疆管理局辖区内多个民航单位的紧密配合、通力协作，飞机在已经起飞的情况下返航重新起飞，成功保障一名断臂男孩从新疆和田前往乌鲁木齐完成救治，飞出了生命的“加速度”。高效协同的指挥机制对于航空应急救援至关重要，而利用好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支持和资源共享，则能使应急救援的指挥调度如虎添翼。目前，民航局依托通用航空管理系统，配合应急管理部初步建立了“民航局—管理局—监管局—企业”应急救援信息机制，能够根据需求建立并更新应急救援作业能力数据库。
“公网通信暂时恢复，请尽快报告情况、联系家人。祝平安！”7月21日晚，通信中断数个小时、遭受洪涝围困的河南郑州巩义市米河镇居民因一条短信重新燃起希望，为他们建立空中基站、实现应急通信保障的是一架翼龙无人机。多机型参与、模式多样化是航空应急救援的发展趋势之一。当前，民航局积极支持无人机在通用航空特别是航空应急救援领域的应用，采取了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建立无人机云平台并接入飞行动态数据、批准建立13个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等多项举措，利用无人机技术特点，联合地面交通实现“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运输体系衔接。
下一步，民航局将通过鼓励支持政府与通航企业开展政企合作试点，支持相关单位开展应急救援领域课题研究并制定行业标准，普及相关标准、规范救援行为等举措，将代表委员们的合理建议落到实处，进一步推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未来，在各方力量的协同配合下，航空应急救援将继续在森林消防、地震地质救援、卫生防疫、海上事故救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人们架起充满希望的“生命之桥”。（中国民航报 记者潘瑾瑜）
一个个救灾航班争分夺秒，集结起运输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的“救火队”；一次次空中巡查深入前线，更新着关于灾情的图片视频“信息库”；一趟趟物资投运使命必达，空投下食品、饮用水和药品等被困居民的“雪中炭”……今年7月，河南暴雨灾害发生后，当地面道路阻碍重重时，航空应急救援为当地人民群众开辟了保障生命安全的空中通道。
因具备响应速度快、运输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小等特点，航空应急救援在灾难救援、医疗救护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而通用航空是其重要的力量组成部分。据了解，2020年，35家国内航空公司在民航局组织下共执行疫情防控重大航空运输任务1281架次，运输人员14.66万名、物资5137吨。疫情防控期间，通用航空展现其灵活机动的特性，在“小载量、多批次、高频率、点对点”精准消毒灭杀、空中巡查和紧急人员物资运输等领域发挥了尖兵作用。
近年来，我国航空应急救援正朝着体系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如何更好发挥航空应急救援的优势，不断完善体系建设？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此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委员、企业家严彬提出，创新政企共享飞行运力模式，加强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高级主任设计师张金华认为，要建设“天网”“地网”“指挥网”，多方位统筹建设空地一体化的通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霍勇则就行业标准制定和救援行为规范化，以及空域使用的流程优化、效率提升提出了建议。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在民航局的务实举措中得到积极回应。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需要空管、基础设施、指挥调度、保障服务、产业等多方面力量的协同配合，树立系统观念十分重要。其中，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提高飞行计划审批效率，能够有效提升航空应急救援快速响应能力。目前，在系统梳理四川、海南等地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央空管委办公室关于深化拓展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工作的统一要求，民航各地区管理局正加快辖区内低空飞行服务体系规划和建设。自2020年底以来，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区试点方案相继出台，随着不同地区开展各具特色的改革试点，一张高效协同运行的低空空域管理网络逐步铺开。而在飞行计划审批方面，早在2017年12月，民航局便印发了《关于建立应急救援飞行计划申请绿色通道的通知》，取消急救飞行申请时限，放宽证明函要求，建立完善审批协调机制。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民航局正就《通用航空预先飞行计划管理规定》征求意见建议，拟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预先飞行计划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并明确审批时限。严彬所在的通航企业曾多次参与应急救援任务。他告诉记者，无论是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运送医疗物资，还是近年来执行森林灭火、鼠疫防控等重大应急保障任务，其都得到了民航管理部门的绿色通道支持。“这使得我们能够快速响应、圆满完成任务，也鼓舞了我们更加自觉地肩负起航空应急救援的公益责任”。
织就高效有序的“天网”能够使飞机在执行任务时飞得起来，而规划好航空应急救援基地、起降场地、服务保障站等地面上的“生命之路”，则能让飞机降得下去。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民航局建立通用机场分类分级监管体系，落实分类分级管理要求，整合现有机场资源，最大限度盘活机场存量，建立运输机场保障通航飞行的奖励机制。此外，不对航空应急救援使用的临时起降点设置门槛，进一步为航空应急救援畅通道路。
今年4月30日，通过民航新疆管理局辖区内多个民航单位的紧密配合、通力协作，飞机在已经起飞的情况下返航重新起飞，成功保障一名断臂男孩从新疆和田前往乌鲁木齐完成救治，飞出了生命的“加速度”。高效协同的指挥机制对于航空应急救援至关重要，而利用好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支持和资源共享，则能使应急救援的指挥调度如虎添翼。目前，民航局依托通用航空管理系统，配合应急管理部初步建立了“民航局—管理局—监管局—企业”应急救援信息机制，能够根据需求建立并更新应急救援作业能力数据库。
“公网通信暂时恢复，请尽快报告情况、联系家人。祝平安！”7月21日晚，通信中断数个小时、遭受洪涝围困的河南郑州巩义市米河镇居民因一条短信重新燃起希望，为他们建立空中基站、实现应急通信保障的是一架翼龙无人机。多机型参与、模式多样化是航空应急救援的发展趋势之一。当前，民航局积极支持无人机在通用航空特别是航空应急救援领域的应用，采取了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建立无人机云平台并接入飞行动态数据、批准建立13个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等多项举措，利用无人机技术特点，联合地面交通实现“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运输体系衔接。
下一步，民航局将通过鼓励支持政府与通航企业开展政企合作试点，支持相关单位开展应急救援领域课题研究并制定行业标准，普及相关标准、规范救援行为等举措，将代表委员们的合理建议落到实处，进一步推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未来，在各方力量的协同配合下，航空应急救援将继续在森林消防、地震地质救援、卫生防疫、海上事故救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人们架起充满希望的“生命之桥”。（中国民航报 记者潘瑾瑜）
【#青海[超话]# 上游村的蝶变和五一村的再起航】
10月12日，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镇天气晴朗。燕麦草铺满地，一眼望不到边，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后进村”的蝶变
“这还不算什么，今年，我们试种裸燕麦成功，亩产四百多斤。”河卡镇上游村党支部副书记东主才旦迫不及待地要展示燕麦新品种。
“这种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谷子可以单卖，市场价较高，收益比皮燕麦要高30%，也可以深加工，如果深加工要比皮燕麦的收益高50%以上。”尝到了甜头，上游村牧民各个干劲十足。
可就在前些年，上游村还是一个后进村，是什么让整个村子发生了巨变？
上游村平均海拔3500米，以畜牧业为主，人均草场面积和耕地都不多，牧民外出务工少，上游村成了后进村。“邻里之间的矛盾，草场之间的纠纷，村里的风气都不好了。”年轻人尕藏太说。
面对这样的困境该怎么办？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发展产业。下定决心后，上游村村两委班子开始行动。
2015年，曾在沿海地区经商十多年的东主才旦被推选进村两委，实现了能人抓产业；2016年，在村两委和老党员的带动下，上游村又成立了以党员和能人为主要成员的上进协会。在脱贫攻坚、制定村规民约、组建合作社等村级事务中，党员和能人事事带头、处处争先，带动全村群众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转变。
“最明显的效果是，村里酗酒的人少了，外出务工的人多了，入股合作社谋发展的积极性高了，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了。”40岁的扎西加也积极申请入党。
“我们家人口多，草场面积小，只有努力干才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看到党员们带头干的热情，我也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扎西加干活更加卖力了，事事争先的精神得到村民们的认可，2017年，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村上的高原丰收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拉多说，现在的上游村，合作社之间有比拼，合作社内部有竞争，不论村干部，还是党员和群众，相互较量“发展能力”已蔚然成风。
如今的上游村在河卡镇小有名气。上游村有人工饲草地6000亩，年存栏各类牲畜3万余头（只），是全镇农牧养殖区和畜牧业大村。
今年，上游村管理养殖示范小区投入使用，6栋畜棚整齐排列。“我们计划在这里养羊，以入股分红的形式进行。村民们积极性很高，拿出家里的羊入股。”东主才旦说，示范小区的分红要等到三年以后，告知牧户后，大家都很信任，纷纷入股等待三年后的分红。
拉和也海拿出5只羊和5000元现金入股，他也是合作社的成员，只要社里有工作都会来参加义务劳动。“现在，我们的收益很好，每年都有几万元的收入，日子越来越好。真的是过上了有水有电有路有牛羊还有钱的日子。”拉和也海的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上学，家里也盖了新房，好日子更有盼头。
上游村的群众看到领头人的坚持和奉献，只要是合作社的事情，大家都会抢着干。上游村又抓住了乡村振兴的机遇，加快发展种植养殖产业，打造和巩固提升牦牛、藏羊、青稞、油菜四大产业联盟，推动农牧业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
目前，上游村有5个合作社，2020年年底，仅一家合作社的母羊就达到750只，羊羔超过500只，户均年分红达到5200元。同时，其他几个合作社也呈快速发展之势，以高原丰收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例，2020年各项生产经营项目纯利润达到了142万元。
上游村富了。在几个合作社转了一圈后，记者感受到，村里的凝聚力更强了。村两委班子带头，党员群众一起干的氛围更浓厚了。
东主才旦说到了村里的“上进协会”，为了调解矛盾纠纷、开展政策宣传、帮助办理事务，上游村村两委班子成员把村上的老干部、党员和有威望的村民等十几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上进协会”。
成立伊始，想让村民们认可这个不足20人的队伍并不容易。为了将协会作用最大化，上游村制定村规民约，把不喝酒、不赌博等协会提倡的事情明明白白“摆”在村民家的桌面上。
“可以说这些年协会在不断发展，村规民约也在不断完善，到现在，‘上进协会’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村干部的号召力越来越强。”东主才旦说。
在一次村容村貌的整治中，全村大扫除，包括村干部、协会成员和党员、村民在内的近百人在草原上捡拾垃圾、清理死去的牲畜，并自掏腰包租车送去垃圾场。
“坦白说，真是又臭又脏。可我看到党员扎西加他们一趟趟地把垃圾运走，心里既钦佩又感动。”正是因为这样的小事影响着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加入“上进协会”，申请入党。
如今，作为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村之一，上游村又探索出了新的发展思路。
示范村的再起航
从河卡镇往西，大片的草原一望无际，中间或有低矮的小丘，那是牛羊的天堂。远处隐约可见建筑物，河卡镇副镇长八十二向我们介绍，那里就是曾经的塘格木农场。而河卡镇五一村，就座落在这样一片既有牧场，又有肥沃良田的广阔地域，“半农半牧”成为五一村的鲜明标签。
五一村并不大，但路边停满了小轿车和各种大型农业机械。兴海县诺金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座落在村南头，占地面积15亩。这两天，村里正忙着秋收，合作社院内一派繁忙景象，机械轰鸣，人们忙着将刚收回来的粮食作物装袋。
合作社理事长闹尖才让说：“合作社入社会员57户，种植了6000亩地，今年遇上了好年景，青稞、小油菜和燕麦产量都不错！”
依托畜牧业和种植业两大支柱产业，五一村大大小小成立了二十多家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其中，投资规模较大的有3家，以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产业的诺金合作社投资已超千万元，还建起了菜籽油生产线，2019年，合作社销售利润达到68.3万元，去年年底，入社群众总分红额168万元。
土地流转彻底解放了村民们的双手，农忙时到合作社务工，日工资可达300元，农闲时去别处挣钱，务工分红两不误，只要有勤劳的双手，收入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闹尖才让不仅是致富带头人，还是个爱琢磨会创造的能人。农村收庄稼需要大扫把，用席芨草扎的扫把结实好用，但费时费力，他就琢磨着能不能发明一台扫把制作机。经过反复试验，他用电动机、大型机械废弃液压杆等材料焊制成一台脚踩“铁将军”，10分钟内就能制作一把大扫把，不仅满足了合作社自用，一把扫把在当地能卖到25元，这也成了全合作社不大不小的一个产业。
如今的五一村，产业发展红红火火，家家都有小轿车，有的人家有两三辆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五一村村两委越发忙了。这两年，村两委将100户建档立卡户的产业发展奖金分别整合到以种植业为主的诺金合作社和以牧业为主的强盛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建档立卡户每年都能从合作社经营利润中分红。100万元村集体经济奖金入股共和县塔拉村光热电站，村集体经济年收益达四十多万元。利用项目奖金，五一村不仅在兴海县格萨尔商业街有自己的商铺，还在河卡镇与毗邻两村共同建设“三村宾馆”，村集体经济发展可谓“四面开花”。2021年，五一村被评为“青海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乡村振兴战略省级示范村”。
从观望、入股到发展热情高涨，在五一村村两委的带领下，村里处处都有和谐团结、互帮互助的感人事迹。2019年，村民赛措金查出乳腺癌，大家捐款捐羊捐粮食，折价17万元，帮助她看病渡过难关；村民五金才郎查出肺癌，党员带头捐款3600元……这样的事在五一村还有很多，一点一滴汇聚起一股强大的正能量和凝聚力。
建立乡村振兴示范村对五一村村两委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征程。五一村村两委班子多地考察后，目前已征得90%村民同意，计划利用乡村振兴项目奖金，筹划建设村集体牦牛产业基地。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村两委知道，这是又一次冲锋的信号，新的起点、新的征程、新的希望。
（记者 莫青 李皓 张卫平 马璞馨）#青海#
10月12日，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镇天气晴朗。燕麦草铺满地，一眼望不到边，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后进村”的蝶变
“这还不算什么，今年，我们试种裸燕麦成功，亩产四百多斤。”河卡镇上游村党支部副书记东主才旦迫不及待地要展示燕麦新品种。
“这种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谷子可以单卖，市场价较高，收益比皮燕麦要高30%，也可以深加工，如果深加工要比皮燕麦的收益高50%以上。”尝到了甜头，上游村牧民各个干劲十足。
可就在前些年，上游村还是一个后进村，是什么让整个村子发生了巨变？
上游村平均海拔3500米，以畜牧业为主，人均草场面积和耕地都不多，牧民外出务工少，上游村成了后进村。“邻里之间的矛盾，草场之间的纠纷，村里的风气都不好了。”年轻人尕藏太说。
面对这样的困境该怎么办？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发展产业。下定决心后，上游村村两委班子开始行动。
2015年，曾在沿海地区经商十多年的东主才旦被推选进村两委，实现了能人抓产业；2016年，在村两委和老党员的带动下，上游村又成立了以党员和能人为主要成员的上进协会。在脱贫攻坚、制定村规民约、组建合作社等村级事务中，党员和能人事事带头、处处争先，带动全村群众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转变。
“最明显的效果是，村里酗酒的人少了，外出务工的人多了，入股合作社谋发展的积极性高了，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了。”40岁的扎西加也积极申请入党。
“我们家人口多，草场面积小，只有努力干才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看到党员们带头干的热情，我也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扎西加干活更加卖力了，事事争先的精神得到村民们的认可，2017年，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村上的高原丰收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拉多说，现在的上游村，合作社之间有比拼，合作社内部有竞争，不论村干部，还是党员和群众，相互较量“发展能力”已蔚然成风。
如今的上游村在河卡镇小有名气。上游村有人工饲草地6000亩，年存栏各类牲畜3万余头（只），是全镇农牧养殖区和畜牧业大村。
今年，上游村管理养殖示范小区投入使用，6栋畜棚整齐排列。“我们计划在这里养羊，以入股分红的形式进行。村民们积极性很高，拿出家里的羊入股。”东主才旦说，示范小区的分红要等到三年以后，告知牧户后，大家都很信任，纷纷入股等待三年后的分红。
拉和也海拿出5只羊和5000元现金入股，他也是合作社的成员，只要社里有工作都会来参加义务劳动。“现在，我们的收益很好，每年都有几万元的收入，日子越来越好。真的是过上了有水有电有路有牛羊还有钱的日子。”拉和也海的两个孩子都在县城上学，家里也盖了新房，好日子更有盼头。
上游村的群众看到领头人的坚持和奉献，只要是合作社的事情，大家都会抢着干。上游村又抓住了乡村振兴的机遇，加快发展种植养殖产业，打造和巩固提升牦牛、藏羊、青稞、油菜四大产业联盟，推动农牧业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
目前，上游村有5个合作社，2020年年底，仅一家合作社的母羊就达到750只，羊羔超过500只，户均年分红达到5200元。同时，其他几个合作社也呈快速发展之势，以高原丰收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为例，2020年各项生产经营项目纯利润达到了142万元。
上游村富了。在几个合作社转了一圈后，记者感受到，村里的凝聚力更强了。村两委班子带头，党员群众一起干的氛围更浓厚了。
东主才旦说到了村里的“上进协会”，为了调解矛盾纠纷、开展政策宣传、帮助办理事务，上游村村两委班子成员把村上的老干部、党员和有威望的村民等十几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上进协会”。
成立伊始，想让村民们认可这个不足20人的队伍并不容易。为了将协会作用最大化，上游村制定村规民约，把不喝酒、不赌博等协会提倡的事情明明白白“摆”在村民家的桌面上。
“可以说这些年协会在不断发展，村规民约也在不断完善，到现在，‘上进协会’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村干部的号召力越来越强。”东主才旦说。
在一次村容村貌的整治中，全村大扫除，包括村干部、协会成员和党员、村民在内的近百人在草原上捡拾垃圾、清理死去的牲畜，并自掏腰包租车送去垃圾场。
“坦白说，真是又臭又脏。可我看到党员扎西加他们一趟趟地把垃圾运走，心里既钦佩又感动。”正是因为这样的小事影响着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加入“上进协会”，申请入党。
如今，作为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村之一，上游村又探索出了新的发展思路。
示范村的再起航
从河卡镇往西，大片的草原一望无际，中间或有低矮的小丘，那是牛羊的天堂。远处隐约可见建筑物，河卡镇副镇长八十二向我们介绍，那里就是曾经的塘格木农场。而河卡镇五一村，就座落在这样一片既有牧场，又有肥沃良田的广阔地域，“半农半牧”成为五一村的鲜明标签。
五一村并不大，但路边停满了小轿车和各种大型农业机械。兴海县诺金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座落在村南头，占地面积15亩。这两天，村里正忙着秋收，合作社院内一派繁忙景象，机械轰鸣，人们忙着将刚收回来的粮食作物装袋。
合作社理事长闹尖才让说：“合作社入社会员57户，种植了6000亩地，今年遇上了好年景，青稞、小油菜和燕麦产量都不错！”
依托畜牧业和种植业两大支柱产业，五一村大大小小成立了二十多家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其中，投资规模较大的有3家，以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产业的诺金合作社投资已超千万元，还建起了菜籽油生产线，2019年，合作社销售利润达到68.3万元，去年年底，入社群众总分红额168万元。
土地流转彻底解放了村民们的双手，农忙时到合作社务工，日工资可达300元，农闲时去别处挣钱，务工分红两不误，只要有勤劳的双手，收入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闹尖才让不仅是致富带头人，还是个爱琢磨会创造的能人。农村收庄稼需要大扫把，用席芨草扎的扫把结实好用，但费时费力，他就琢磨着能不能发明一台扫把制作机。经过反复试验，他用电动机、大型机械废弃液压杆等材料焊制成一台脚踩“铁将军”，10分钟内就能制作一把大扫把，不仅满足了合作社自用，一把扫把在当地能卖到25元，这也成了全合作社不大不小的一个产业。
如今的五一村，产业发展红红火火，家家都有小轿车，有的人家有两三辆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五一村村两委越发忙了。这两年，村两委将100户建档立卡户的产业发展奖金分别整合到以种植业为主的诺金合作社和以牧业为主的强盛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建档立卡户每年都能从合作社经营利润中分红。100万元村集体经济奖金入股共和县塔拉村光热电站，村集体经济年收益达四十多万元。利用项目奖金，五一村不仅在兴海县格萨尔商业街有自己的商铺，还在河卡镇与毗邻两村共同建设“三村宾馆”，村集体经济发展可谓“四面开花”。2021年，五一村被评为“青海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乡村振兴战略省级示范村”。
从观望、入股到发展热情高涨，在五一村村两委的带领下，村里处处都有和谐团结、互帮互助的感人事迹。2019年，村民赛措金查出乳腺癌，大家捐款捐羊捐粮食，折价17万元，帮助她看病渡过难关；村民五金才郎查出肺癌，党员带头捐款3600元……这样的事在五一村还有很多，一点一滴汇聚起一股强大的正能量和凝聚力。
建立乡村振兴示范村对五一村村两委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征程。五一村村两委班子多地考察后，目前已征得90%村民同意，计划利用乡村振兴项目奖金，筹划建设村集体牦牛产业基地。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村两委知道，这是又一次冲锋的信号，新的起点、新的征程、新的希望。
（记者 莫青 李皓 张卫平 马璞馨）#青海#
#儋州新闻[超话]# #海南儋州#
儋州：敢于直面问题痛改作风！
整顿作风不是什么新话题了，可为什么进入新世纪、新时代后还要反复讲、经常讲？因为对每个干部来说，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
是否敢于直面问题，是痛改作风的关键所在。近日，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在省电视栏目“作风整顿建设面对面”中，面向全省、甚至全国观众，直面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实难题，指出导致问题存在的作风根源，阐述痛改作风解决存在问题的新做法、新经验、新体会，充分展示了儋州市委、市政府敢于直面问题痛改作风的决心和气魄，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
敢于直面问题，特别是直面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干部有担当敢作为。只有担当敢作为，才能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推动事物革故鼎新、向前发展。
建设儋阳楼是一件大好事。儋阳楼2013年底开工，总面积1.36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元，内设博物馆、历史陈列馆等。建成后，将成为儋州文化旅游的新景点，进一步提升儋州城市品位。但拖延8年未竣工，好事变坏事。
儋州市委、市政府直面问题：儋阳楼前期工作不扎实，仓促上马，超投资概算，钱花完了楼却没建好。根子上是有的干部作风存在问题，担当精神不够，工作能力不足。从2019年起，儋州市重新对儋阳楼前期工作和建设情况进行梳理，从规划设计开始，逐环节梳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投资概算，再走审批决策程序。按一般程序走，这些工作最多半年至8个月就能做完。但实际上经两年才完成，这实际上是干部担当精神不够、作风不扎实的体现。特别是各职能部门在重新报批调整投资概算等审批程序时，存在相互推脱、扯皮等不严不实问题。因为儋阳楼问题复杂，简单按现在有关规定，或按现在的条件去看待或处理，是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需要历史对待，需要制定新的对策解决，这就需要干部有担当精神，要勇于担责。
理清儋阳楼历史遗留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儋州市委、市政府勇于担当，及时制定新的对策，重新启动儋阳楼的收尾工程，并把加快儋阳楼建设列入今年度市政府的工作任务，责令各相关部门扛起责任担当，切实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加快推进了儋阳楼建设，这折射出儋州作风整顿的决心，也让人们看到了作风整顿后的成效。
儋州市大洲桥重建项目2020年7月封闭施工后，建设速度缓慢，严重影响周边居民通行。实际上，大洲桥变危桥时就封道了，断道有3年多时间。为此，大洲桥附近的居民忍受着长期绕着走远路的苦楚。今年6月，有人举报业主和施工单位后，职能部门派出项目督查组赶赴大洲桥重建施工现场查找堵点，约谈业主、施工方责任人，跟踪督办解决难题。
业主、施工方责任人虽然讲了这样那样客观原因，推卸责任。但深究起来，工期仅8个月的大洲桥重建工程封闭两年多仍未竣工，比预计工期拖延两倍时间，根子还是干部作风问题，也就是没有站在群众立场上考虑问题。假如大洲桥重建前协调好有关事项，再正式开工封道，就可避免因汛期而延误工期。就大洲桥重建这事，是典型的作风问题，堵在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群众感情上。约谈业主、施工方后，业主加快资金拨付，施工方多工点作业、增加夜班施工，仅两个多月，大洲桥重建基本竣工，至今实现通车。这说明，干部立场站对了，作风改变了，效果就会立竿见影。
群众说得好，好作风是带出来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能只拿手电筒去照别人，更要照自己，以自身正、自身硬来抓作风建设，把“给我上”变成“跟我上”。儋阳楼的问题、大洲桥重建的问题，都与有相关部门领导干部没有先带头、没有先担当、没有先负责的因素存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如果领导干部不带头，光叫别人干自己不干，作用和效果就会打折。群众常说，好作风是管出来的，工作中不能奉行“好人主义”，不能当“好好先生”，对那些不正之风、不良风气、歪风邪气要敢于斗争，敢抓敢管，才能推进工作的开展。
儋州市是个土地面积、人口大市，一度全市乱占耕地建房现象严重。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成因，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存在问题。由于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相对较薄弱，对村民乱占耕地建房、耕地管控等法制意识、规则意识的培养，干部的作为明显不足，甚至有的干部没把乱占耕地建房当回事。
儋州市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村民不是通过建房、卖房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是村民不清楚在什么性质的土地上能建住宅，不清楚怎么报建住宅。虽然规划的管控，林地、耕地、基本农田、建设用地的性质，规划标识很清楚，但村民不一定知道。镇政府、村委会也没有把规划要求及时告知村民，这就让村民产生了自己的地能自己建房的错误认识。此外，由于没有组建受理村民报建住宅的服务机构，及时培养村民报建的意识，这就造成了农村群众私自建房的乱局，这就是基层干部作风问题造成的。如果干部工作更深入一点、更细致一点、更设身处地地为村民想一点，就不有会村民乱占耕地建房的现象。
儋州市直面这一历史和现实成因交织的复杂问题，搞清楚问题症结，对症下药，科学决策，下大力气整改。首先是加大村庄规划编制的力度，明确规划人员一定要把一个村庄全部走完、勘察完。为此，市财政专门安排一大笔经费用于编制村庄规划。其次，在镇里设置划所，让村民知道建房得报建，也找得到报建住宅的地方，同时在村里树立规划牌，让村民清楚哪些地方能建住宅，哪些地方不能建住宅。三是以今年村“两委”班子换届为契机，选拔回乡优秀大学生、退伍军人充实村“两委”班子，通过他们引导教育村民按规划依法报建住宅。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化解了民怨恨，切实地化解矛盾纠纷，村民的规划意识也不断增强。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顺。儋州市敢于直面问题痛改作风，让人们看到了政府在整改作风上下定的决心和取得的成效。这让我们坚信，在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征途上，不管我们遇到多大困难、碰到多大的阻力，只要我们直面作风建设存在问题，坚决做到不懈怠、不推诿、不回避，痛下决心改作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儋州市融媒体中心 松涛潮/文
儋州：敢于直面问题痛改作风！
整顿作风不是什么新话题了，可为什么进入新世纪、新时代后还要反复讲、经常讲？因为对每个干部来说，能不能解决好作风问题，是衡量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
是否敢于直面问题，是痛改作风的关键所在。近日，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在省电视栏目“作风整顿建设面对面”中，面向全省、甚至全国观众，直面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实难题，指出导致问题存在的作风根源，阐述痛改作风解决存在问题的新做法、新经验、新体会，充分展示了儋州市委、市政府敢于直面问题痛改作风的决心和气魄，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
敢于直面问题，特别是直面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干部有担当敢作为。只有担当敢作为，才能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推动事物革故鼎新、向前发展。
建设儋阳楼是一件大好事。儋阳楼2013年底开工，总面积1.36万平方米，总投资1亿元，内设博物馆、历史陈列馆等。建成后，将成为儋州文化旅游的新景点，进一步提升儋州城市品位。但拖延8年未竣工，好事变坏事。
儋州市委、市政府直面问题：儋阳楼前期工作不扎实，仓促上马，超投资概算，钱花完了楼却没建好。根子上是有的干部作风存在问题，担当精神不够，工作能力不足。从2019年起，儋州市重新对儋阳楼前期工作和建设情况进行梳理，从规划设计开始，逐环节梳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投资概算，再走审批决策程序。按一般程序走，这些工作最多半年至8个月就能做完。但实际上经两年才完成，这实际上是干部担当精神不够、作风不扎实的体现。特别是各职能部门在重新报批调整投资概算等审批程序时，存在相互推脱、扯皮等不严不实问题。因为儋阳楼问题复杂，简单按现在有关规定，或按现在的条件去看待或处理，是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需要历史对待，需要制定新的对策解决，这就需要干部有担当精神，要勇于担责。
理清儋阳楼历史遗留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儋州市委、市政府勇于担当，及时制定新的对策，重新启动儋阳楼的收尾工程，并把加快儋阳楼建设列入今年度市政府的工作任务，责令各相关部门扛起责任担当，切实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加快推进了儋阳楼建设，这折射出儋州作风整顿的决心，也让人们看到了作风整顿后的成效。
儋州市大洲桥重建项目2020年7月封闭施工后，建设速度缓慢，严重影响周边居民通行。实际上，大洲桥变危桥时就封道了，断道有3年多时间。为此，大洲桥附近的居民忍受着长期绕着走远路的苦楚。今年6月，有人举报业主和施工单位后，职能部门派出项目督查组赶赴大洲桥重建施工现场查找堵点，约谈业主、施工方责任人，跟踪督办解决难题。
业主、施工方责任人虽然讲了这样那样客观原因，推卸责任。但深究起来，工期仅8个月的大洲桥重建工程封闭两年多仍未竣工，比预计工期拖延两倍时间，根子还是干部作风问题，也就是没有站在群众立场上考虑问题。假如大洲桥重建前协调好有关事项，再正式开工封道，就可避免因汛期而延误工期。就大洲桥重建这事，是典型的作风问题，堵在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群众感情上。约谈业主、施工方后，业主加快资金拨付，施工方多工点作业、增加夜班施工，仅两个多月，大洲桥重建基本竣工，至今实现通车。这说明，干部立场站对了，作风改变了，效果就会立竿见影。
群众说得好，好作风是带出来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能只拿手电筒去照别人，更要照自己，以自身正、自身硬来抓作风建设，把“给我上”变成“跟我上”。儋阳楼的问题、大洲桥重建的问题，都与有相关部门领导干部没有先带头、没有先担当、没有先负责的因素存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如果领导干部不带头，光叫别人干自己不干，作用和效果就会打折。群众常说，好作风是管出来的，工作中不能奉行“好人主义”，不能当“好好先生”，对那些不正之风、不良风气、歪风邪气要敢于斗争，敢抓敢管，才能推进工作的开展。
儋州市是个土地面积、人口大市，一度全市乱占耕地建房现象严重。这一问题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成因，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存在问题。由于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相对较薄弱，对村民乱占耕地建房、耕地管控等法制意识、规则意识的培养，干部的作为明显不足，甚至有的干部没把乱占耕地建房当回事。
儋州市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村民不是通过建房、卖房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是村民不清楚在什么性质的土地上能建住宅，不清楚怎么报建住宅。虽然规划的管控，林地、耕地、基本农田、建设用地的性质，规划标识很清楚，但村民不一定知道。镇政府、村委会也没有把规划要求及时告知村民，这就让村民产生了自己的地能自己建房的错误认识。此外，由于没有组建受理村民报建住宅的服务机构，及时培养村民报建的意识，这就造成了农村群众私自建房的乱局，这就是基层干部作风问题造成的。如果干部工作更深入一点、更细致一点、更设身处地地为村民想一点，就不有会村民乱占耕地建房的现象。
儋州市直面这一历史和现实成因交织的复杂问题，搞清楚问题症结，对症下药，科学决策，下大力气整改。首先是加大村庄规划编制的力度，明确规划人员一定要把一个村庄全部走完、勘察完。为此，市财政专门安排一大笔经费用于编制村庄规划。其次，在镇里设置划所，让村民知道建房得报建，也找得到报建住宅的地方，同时在村里树立规划牌，让村民清楚哪些地方能建住宅，哪些地方不能建住宅。三是以今年村“两委”班子换届为契机，选拔回乡优秀大学生、退伍军人充实村“两委”班子，通过他们引导教育村民按规划依法报建住宅。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化解了民怨恨，切实地化解矛盾纠纷，村民的规划意识也不断增强。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顺。儋州市敢于直面问题痛改作风，让人们看到了政府在整改作风上下定的决心和取得的成效。这让我们坚信，在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征途上，不管我们遇到多大困难、碰到多大的阻力，只要我们直面作风建设存在问题，坚决做到不懈怠、不推诿、不回避，痛下决心改作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儋州市融媒体中心 松涛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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