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层次性理论的提出
对于形式上相同或相似的不法行为，根据其危害社会程度的区别，存在着两个独立的法律评价：一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二是刑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与此相对应，存在着两种相互独立的“法律事实”：一是“行政不法事实”，二是“犯罪事实”。在行政不法行为向犯罪转化过程中，刑事追诉机关经常将“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混为一谈，要么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直接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要么将行政机关认定的行政不法事实直接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基础。那么，究竟如何将“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加以区分呢？
根据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的层次性理论，“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事实”，两者处于不同的法律位阶上。无论是在证明对象、证据资格和救济方式上，还是在证明标准方面，行政机关在认定“行政不法事实”时受到的是较为宽松的法律限制，这些行政不法事实只能成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而不应成为侦查机关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唯一依据，更不能直接被转化为犯罪事实。这一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对行政不法事实的运用作出适当的限制，确保司法机关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要遵循更为严格的法律要求。具体而言，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的层次性理论包含着四个方面的要求，下面依次加以简要分析。
首先，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存在着实质性差异，事实认定者在这两种认定事实的活动中要证明截然不同的证明对象。
从形式上看，刑法对很多行政犯的构成要件在罪状描述上与特定的“行政不法事实”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似乎意味着行为人只要构成行政不法行为，就可以自动地转化为犯罪行为。但其实，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行政机关要作出行政处罚，就需要依据行政法的规定，对某一行政不法事实加以准确地揭示。但行政机关即便证明了行政不法事实，并对行为人作出了行政处罚，这种事实并不必然转化为犯罪事实。例如，在认定生产、销售劣药罪的过程中，行为人只有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前提下，才符合入罪条件，否则，一般的生产或销售劣药行为，只能被视为行政不法行为。又如，在认定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欺诈发行股票、证券等犯罪过程中，行为人所实施的行政不法行为，可能也违反了国家关于公司管理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但要构成犯罪，必须达到“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程度。否则，就只能被认定为行政不法行为。再如，在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过程中，行为人即便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也不一定构成这一罪名，而可能被认定为行政不法行为。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这些行为就可以转化为犯罪。还有，在认定非法经营罪的过程中，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除了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以外，还必须具有“违反国家规定”的情况，否则，这种非法经营行为充其量只能被认定为行政不法行为。
由此可见，行政不法行为向犯罪的转化，需要以行为人具备“特定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为前提。这些“特定构成要件事实”往往被确立在刑法条文之中，成为特定犯罪罪状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行政机关对行为人行政不法事实的认定，只需要揭示出“行政法上的构成要件事实”就足够了。而司法机关对行为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则要在确认行政不法事实的基础上，继续认定刑法所确立的“特定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才能最终认定行为人的犯罪事实。这些“特定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可以是“造成特定的严重后果”，针对特定对象实施不法行为，存在特定的情节，达到较高的数额，也可以是存在“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很显然，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具有不同的内容，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所要确定的证明对象也就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犯罪事实与行政不法事实处于完全不同的层次上，较之行政不法事实的认定而言，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要达到更高的法律要求。
其次，在调查取证所受的法律限制方面，行政调查远远无法达到刑事侦查的法治化程度。
所谓行政调查，无非是行政人员对相对人的某一行为所进行的简便快速的调查活动。与刑事侦查活动相比，行政调查既不需要经过较为严格的内部审批或者上级审批，更不存在由检察机关主持的司法审查，而可以直接由行政人员自行进行调查取证。与此同时，行政人员在采取某种强制性调查措施时，也不需要具备较为严格的适用条件，而且在适用手段、适用对象、适用期限等方面也不会受到较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不仅如此，行政调查属于典型的行政构造，行政人员在行政调查过程中通常都是单方面面对被调查的相对人，单方面收集证据并制作笔录，而不存在辩护人的介入和抗辩。而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辩护人可以向侦查人员发表辩护意见。尤其是审查逮捕程序还可能具有一定的诉讼构造，辩护人可以参加那种由检察机关主持的审查逮捕程序，并发表辩护意见。
既然行政调查所受到的法律限制并不严格，对被处罚人的权利保护也不完善，那么，由此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就只能被视为“行政证据”，行政人员所认定的行政不法事实也只能被用作行政处罚的依据。相对于刑事证据而言，这些行政证据处于较低的法律位阶上；相对于犯罪事实而言，这些行政不法事实也位于较低的法律层次。
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层次性理论的提出
对于形式上相同或相似的不法行为，根据其危害社会程度的区别，存在着两个独立的法律评价：一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二是刑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与此相对应，存在着两种相互独立的“法律事实”：一是“行政不法事实”，二是“犯罪事实”。在行政不法行为向犯罪转化过程中，刑事追诉机关经常将“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混为一谈，要么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材料直接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要么将行政机关认定的行政不法事实直接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基础。那么，究竟如何将“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加以区分呢？
根据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的层次性理论，“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事实”，两者处于不同的法律位阶上。无论是在证明对象、证据资格和救济方式上，还是在证明标准方面，行政机关在认定“行政不法事实”时受到的是较为宽松的法律限制，这些行政不法事实只能成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而不应成为侦查机关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唯一依据，更不能直接被转化为犯罪事实。这一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对行政不法事实的运用作出适当的限制，确保司法机关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要遵循更为严格的法律要求。具体而言，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的层次性理论包含着四个方面的要求，下面依次加以简要分析。
首先，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存在着实质性差异，事实认定者在这两种认定事实的活动中要证明截然不同的证明对象。
从形式上看，刑法对很多行政犯的构成要件在罪状描述上与特定的“行政不法事实”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似乎意味着行为人只要构成行政不法行为，就可以自动地转化为犯罪行为。但其实，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行政机关要作出行政处罚，就需要依据行政法的规定，对某一行政不法事实加以准确地揭示。但行政机关即便证明了行政不法事实，并对行为人作出了行政处罚，这种事实并不必然转化为犯罪事实。例如，在认定生产、销售劣药罪的过程中，行为人只有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前提下，才符合入罪条件，否则，一般的生产或销售劣药行为，只能被视为行政不法行为。又如，在认定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欺诈发行股票、证券等犯罪过程中，行为人所实施的行政不法行为，可能也违反了国家关于公司管理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但要构成犯罪，必须达到“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程度。否则，就只能被认定为行政不法行为。再如，在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过程中，行为人即便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也不一定构成这一罪名，而可能被认定为行政不法行为。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这些行为就可以转化为犯罪。还有，在认定非法经营罪的过程中，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除了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以外，还必须具有“违反国家规定”的情况，否则，这种非法经营行为充其量只能被认定为行政不法行为。
由此可见，行政不法行为向犯罪的转化，需要以行为人具备“特定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为前提。这些“特定构成要件事实”往往被确立在刑法条文之中，成为特定犯罪罪状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行政机关对行为人行政不法事实的认定，只需要揭示出“行政法上的构成要件事实”就足够了。而司法机关对行为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则要在确认行政不法事实的基础上，继续认定刑法所确立的“特定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才能最终认定行为人的犯罪事实。这些“特定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可以是“造成特定的严重后果”，针对特定对象实施不法行为，存在特定的情节，达到较高的数额，也可以是存在“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很显然，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具有不同的内容，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所要确定的证明对象也就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犯罪事实与行政不法事实处于完全不同的层次上，较之行政不法事实的认定而言，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要达到更高的法律要求。
其次，在调查取证所受的法律限制方面，行政调查远远无法达到刑事侦查的法治化程度。
所谓行政调查，无非是行政人员对相对人的某一行为所进行的简便快速的调查活动。与刑事侦查活动相比，行政调查既不需要经过较为严格的内部审批或者上级审批，更不存在由检察机关主持的司法审查，而可以直接由行政人员自行进行调查取证。与此同时，行政人员在采取某种强制性调查措施时，也不需要具备较为严格的适用条件，而且在适用手段、适用对象、适用期限等方面也不会受到较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不仅如此，行政调查属于典型的行政构造，行政人员在行政调查过程中通常都是单方面面对被调查的相对人，单方面收集证据并制作笔录，而不存在辩护人的介入和抗辩。而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辩护人可以向侦查人员发表辩护意见。尤其是审查逮捕程序还可能具有一定的诉讼构造，辩护人可以参加那种由检察机关主持的审查逮捕程序，并发表辩护意见。
既然行政调查所受到的法律限制并不严格，对被处罚人的权利保护也不完善，那么，由此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就只能被视为“行政证据”，行政人员所认定的行政不法事实也只能被用作行政处罚的依据。相对于刑事证据而言，这些行政证据处于较低的法律位阶上；相对于犯罪事实而言，这些行政不法事实也位于较低的法律层次。
【“民宿地图”点亮美丽乡村】打开一张旅行目的地地图，你会看到什么？在名山大川、海滨沙滩、历史古都等目的地之外，各具特色的民宿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
在这张地图上，星星点点的民宿点亮了全国各地的乡村。近年来，在乡村旅游带动下，许多乡村一展新貌，重新回到公众关注的视野。以前卫设计、地方民俗、温馨服务等为卖点的乡村民宿遍地开花。然而，民宿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
如何充分发挥乡村自然风光亮丽、人文景观独特、历史积淀厚重等资源优势？如何破解产业发展“痛点”，推动乡村民宿健康有序发展？一系列问题亟须在探索中找寻答案。
人气——乡村民宿变身“网红”
【数据】民宿短租预定平台途家发布的《2021上半年乡村民宿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乡村民宿继续蓬勃发展，上半年国内乡村民宿房源总量超63万套，同比增长超16%，相较2019年增长超2.9倍。
小朋友在蓝色泳池边玩水，游客在沙滩椅上拍照，海南三亚亚龙湾一个不大的民宿小院里，来自各地的游客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假期旅行。
这家民宿位于亚龙湾博后村，周围椰林环抱，庭院内白色小路连接着蓝色泳池、茅草顶玻璃屋，融合了现代简约风格和海南当地特色。在博后村，备受游客欢迎的“网红”民宿不止这一家。自2017年开始，民宿产业在这个黎族村落快速发展，一栋栋各具特色的民宿已成独特风景。
三亚吉阳区民宿协会秘书长谭中仙介绍，目前博后村共有民宿44家，客房总数约1300间，是海南最大的民宿村之一。自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以来，这里的民宿重新恢复“人气”，全国各地订房者络绎不绝。
近年来，民宿逐渐成为流行的住宿选择。寻找“网红”民宿打卡，成为很多游客行程安排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民宿区别于传统旅馆、酒店，主要是指利用当地民居等相关闲置资源，由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包括城市民宿、乡村民宿等不同类型。
日前，宿宿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民宿蓝皮书：中国民宿发展报告（2020~2021）》（以下简称《民宿蓝皮书》）显示，疫情缓解后，2020年下半年，游客对休闲度假去民宿有了更强烈的需求。
“由于出境游停滞，国内周边游成为人们出行休闲的首选。民宿作为周边游的重要载体，成为旅游板块中最具希望的亮点。” 《民宿蓝皮书》主编、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获得者过聚荣指出。
在市场需求带动下，民宿产业增长迅猛。去年10月，途家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民宿出游大数据报告》显示，其平台上国内民宿房源总量已突破230万间。乡村民宿交易量更是出现激增，平台交易量占比从2019年的24%提升到2020年的41%。民宿产业恢复快，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过聚荣表示，疫情对酒店住宿业的冲击较大。相对来说，对民宿的冲击比酒店小，原因在于民宿通常是满足零散的或个性化的需求，加上严格的防疫措施，保障着产业健康发展。2020年3月后，民宿产业逐步恢复，特别是在清明小长假、“五一”等假期，民宿市场回暖迅速。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途家平台乡村民宿已累计接待超310万名房客，为乡村民宿主创收超9亿元，预计2021全年创收将突破20亿元，约是去年创收水平的1.2倍。
民宿缘何如此吸引眼球？途家民宿执行副总裁李珍妮认为，首先，民宿为满足家庭整体出行和个性化居住提供了新的选择。传统酒店每个房间只能容纳两个人，往往不能满足全家住宿需求，住进民宿，这个“硬伤”迎刃而解。其次，民宿为个人心灵释放和回归打开新的窗口。民宿是“家外之家”，游客可以吃到地道的当地点心、饭菜，也可以跟主人一起聊天，谈人生过往，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民宿是个性化的住宿方式，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过聚荣表示，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贴心服务，有的人喜欢跟大自然接触，或者沉浸式了解地方人文风情。各取所需，这就是民宿最大的特点和吸引力所在。
“民宿+”——村里人吃上了“旅游饭”
【案例】进入暑期，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景区迎来大批避暑游客。在青山、绿水、竹林、松柏之间，各具特色的乡村民宿扮靓了美丽乡村，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
从后坞村社区经营农家乐到发展洋家乐、乡村酒店，再到形成民宿集群，莫干山民宿产业覆盖了后坞、仙潭、燎原等十几个行政村，带动当地乡村旅游发展。飞猪平台数据显示，近一个月，莫干山“民宿+”套餐预订量同比上涨6倍。“民宿+”套餐整合了住宿、景点门票或餐饮服务，带动周边消费场景升温。
莫干山地区是近年来我国乡村民宿发展的缩影。在“民宿+”的带动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市场新动能和新亮点。
《民宿蓝皮书》课题组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76.91%的民宿位于乡村地区。在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中，乡村民宿起到生力军作用，成为促进文旅融合与新兴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在民宿产业发展带动下，越来越多村里人吃上“旅游饭”。在河南信阳新县东南部，距今400多年的古村落田铺大塆焕发新生机。保留村落古朴原貌，经过重新规划设计后，这里创办起20多家特色民宿，游客量日益增长。
在四川广元朝天区，这个暑期，多家民宿每天生意爆满。“游客越来越多，每天10多桌客人，住宿生意好极了，预订电话几乎被打爆。”90后民宿主雷浩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民宿产业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还拉动了土特产消费，累计带动全区4900余农户增收。
过聚荣分析指出，乡村民宿对乡村振兴带动作用显著。发展特色民宿可以保留当地的地域文化、风俗，也可以带来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文明理念，让空心村获得发展生机。
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发展乡村民宿可有效破解住宿业在城乡发展上不平衡和业态发展上不充分的矛盾。乡村闲置房屋多、投资规模小、建设与运营相对简单，发展民宿产业的门槛相对较低，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建设乡村民宿，让游客留下来，进而带动相关业态发展，打造“吃—住—游—购—娱”旅游产业链，引领村民脱贫致富。
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中俄老码头风情街景区附近，精品民宿依托民宿文化，衍生出“民宿+书香”“民宿+研学”“民宿+摄影”等多元业态；江苏苏州周庄古镇，“民宿+亲子游”融合亲子民宿、自然学堂、文创产业等，受到多地游客青睐。
《民宿蓝皮书》调研显示，各地以乡村旅游民宿开发为纽带，引导多业态经营发展，形成集“文化创意、共享农业、电商物流、养生养老、体育健身”等不同类型乡村旅游民宿于一体的“微度假”综合体，极大丰富了文化旅游产业产品体系。
转型——从规模到质量全面提升
【政策】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八部门印发《通州区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实现全区乡村民宿从规模到质量的全面提升，建成一批特色精品乡村民宿，打造一批乡村民宿特色乡镇，提升全区乡村民宿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城市周边游火热，带动了京郊民宿迅速发展。怀柔民宿特色村、昌平民俗村、通州环球主题公园周边民宿……北京周边，以四合院、山景、泳池、星空等为特色的民宿，融汇成一张出行目的地地图。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目前北京市共有32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479个乡村旅游特色业态。乡村精品民宿经营主体1077家，对接社会资本百亿元，盘活闲置农宅2000余户。为打造乡村民宿“北京样本”，今年北京市将开展乡村民宿等级评定。
不仅是北京，近年来，在乡村民宿火热发展的同时，为引导民宿产业规范、健康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去年9月，国家标准《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正式实施。该标准以德清县乡村民宿地方标准为蓝本，结合各省乡村民宿客观条件和现实情况，在设施设备、安全管理、环境卫生、服务要求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此后，《福州市旅游民宿扶持奖励办法》《湖南省关于规范和推进乡村民宿建设的指导意见》《三亚市乡村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引导乡村民宿规范化、精品化发展。
过聚荣表示，行业规范的出台有助于民宿行业可持续发展。然而，一些“撒胡椒面”式的政策，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目前来看，一些政策对民宿发展的推动效果还不明显。民宿的发展速度并非要追求快，可以在一些成熟模式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除了政策措施要更有针对性，推动民宿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需破解一系列痛点。过聚荣指出，目前民宿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如在发展定位、设计装修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划。此外，在经营方面也存在不少瓶颈，包括怎样更好地服务客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高运营效率，怎样提升口碑效应等。
在民宿经营中，人才短缺问题也较为突出。“很多从业者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从业教育。”过聚荣表示，很多民宿经营者都是从情怀开始，在经营中渐渐形成积累。目前，民宿管理方面的专业院校较少。在专业设置中，仅有较少的职业院校具有民宿专业人才培养资格。在专业培养、专业人才教材系统编写中，还远远落后于市场发展需求。
“民宿产业要深度挖掘当地生态、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体验，避免‘千篇一律、千树一面’。”过聚荣告诉记者，民宿产业不能走粗放型、同质化发展的老路，要求新求变，依托专业化经营，可持续地与当地生态、文化、人文协调发展，奏响融合与创新的变奏曲。
来源：光明日报
在这张地图上，星星点点的民宿点亮了全国各地的乡村。近年来，在乡村旅游带动下，许多乡村一展新貌，重新回到公众关注的视野。以前卫设计、地方民俗、温馨服务等为卖点的乡村民宿遍地开花。然而，民宿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成长的烦恼”。
如何充分发挥乡村自然风光亮丽、人文景观独特、历史积淀厚重等资源优势？如何破解产业发展“痛点”，推动乡村民宿健康有序发展？一系列问题亟须在探索中找寻答案。
人气——乡村民宿变身“网红”
【数据】民宿短租预定平台途家发布的《2021上半年乡村民宿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乡村民宿继续蓬勃发展，上半年国内乡村民宿房源总量超63万套，同比增长超16%，相较2019年增长超2.9倍。
小朋友在蓝色泳池边玩水，游客在沙滩椅上拍照，海南三亚亚龙湾一个不大的民宿小院里，来自各地的游客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假期旅行。
这家民宿位于亚龙湾博后村，周围椰林环抱，庭院内白色小路连接着蓝色泳池、茅草顶玻璃屋，融合了现代简约风格和海南当地特色。在博后村，备受游客欢迎的“网红”民宿不止这一家。自2017年开始，民宿产业在这个黎族村落快速发展，一栋栋各具特色的民宿已成独特风景。
三亚吉阳区民宿协会秘书长谭中仙介绍，目前博后村共有民宿44家，客房总数约1300间，是海南最大的民宿村之一。自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以来，这里的民宿重新恢复“人气”，全国各地订房者络绎不绝。
近年来，民宿逐渐成为流行的住宿选择。寻找“网红”民宿打卡，成为很多游客行程安排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民宿区别于传统旅馆、酒店，主要是指利用当地民居等相关闲置资源，由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包括城市民宿、乡村民宿等不同类型。
日前，宿宿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民宿蓝皮书：中国民宿发展报告（2020~2021）》（以下简称《民宿蓝皮书》）显示，疫情缓解后，2020年下半年，游客对休闲度假去民宿有了更强烈的需求。
“由于出境游停滞，国内周边游成为人们出行休闲的首选。民宿作为周边游的重要载体，成为旅游板块中最具希望的亮点。” 《民宿蓝皮书》主编、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获得者过聚荣指出。
在市场需求带动下，民宿产业增长迅猛。去年10月，途家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民宿出游大数据报告》显示，其平台上国内民宿房源总量已突破230万间。乡村民宿交易量更是出现激增，平台交易量占比从2019年的24%提升到2020年的41%。民宿产业恢复快，呈现持续向好态势。
过聚荣表示，疫情对酒店住宿业的冲击较大。相对来说，对民宿的冲击比酒店小，原因在于民宿通常是满足零散的或个性化的需求，加上严格的防疫措施，保障着产业健康发展。2020年3月后，民宿产业逐步恢复，特别是在清明小长假、“五一”等假期，民宿市场回暖迅速。
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途家平台乡村民宿已累计接待超310万名房客，为乡村民宿主创收超9亿元，预计2021全年创收将突破20亿元，约是去年创收水平的1.2倍。
民宿缘何如此吸引眼球？途家民宿执行副总裁李珍妮认为，首先，民宿为满足家庭整体出行和个性化居住提供了新的选择。传统酒店每个房间只能容纳两个人，往往不能满足全家住宿需求，住进民宿，这个“硬伤”迎刃而解。其次，民宿为个人心灵释放和回归打开新的窗口。民宿是“家外之家”，游客可以吃到地道的当地点心、饭菜，也可以跟主人一起聊天，谈人生过往，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民宿是个性化的住宿方式，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过聚荣表示，有的人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贴心服务，有的人喜欢跟大自然接触，或者沉浸式了解地方人文风情。各取所需，这就是民宿最大的特点和吸引力所在。
“民宿+”——村里人吃上了“旅游饭”
【案例】进入暑期，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景区迎来大批避暑游客。在青山、绿水、竹林、松柏之间，各具特色的乡村民宿扮靓了美丽乡村，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
从后坞村社区经营农家乐到发展洋家乐、乡村酒店，再到形成民宿集群，莫干山民宿产业覆盖了后坞、仙潭、燎原等十几个行政村，带动当地乡村旅游发展。飞猪平台数据显示，近一个月，莫干山“民宿+”套餐预订量同比上涨6倍。“民宿+”套餐整合了住宿、景点门票或餐饮服务，带动周边消费场景升温。
莫干山地区是近年来我国乡村民宿发展的缩影。在“民宿+”的带动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市场新动能和新亮点。
《民宿蓝皮书》课题组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76.91%的民宿位于乡村地区。在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中，乡村民宿起到生力军作用，成为促进文旅融合与新兴旅游消费的新引擎。
在民宿产业发展带动下，越来越多村里人吃上“旅游饭”。在河南信阳新县东南部，距今400多年的古村落田铺大塆焕发新生机。保留村落古朴原貌，经过重新规划设计后，这里创办起20多家特色民宿，游客量日益增长。
在四川广元朝天区，这个暑期，多家民宿每天生意爆满。“游客越来越多，每天10多桌客人，住宿生意好极了，预订电话几乎被打爆。”90后民宿主雷浩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民宿产业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还拉动了土特产消费，累计带动全区4900余农户增收。
过聚荣分析指出，乡村民宿对乡村振兴带动作用显著。发展特色民宿可以保留当地的地域文化、风俗，也可以带来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文明理念，让空心村获得发展生机。
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发展乡村民宿可有效破解住宿业在城乡发展上不平衡和业态发展上不充分的矛盾。乡村闲置房屋多、投资规模小、建设与运营相对简单，发展民宿产业的门槛相对较低，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建设乡村民宿，让游客留下来，进而带动相关业态发展，打造“吃—住—游—购—娱”旅游产业链，引领村民脱贫致富。
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中俄老码头风情街景区附近，精品民宿依托民宿文化，衍生出“民宿+书香”“民宿+研学”“民宿+摄影”等多元业态；江苏苏州周庄古镇，“民宿+亲子游”融合亲子民宿、自然学堂、文创产业等，受到多地游客青睐。
《民宿蓝皮书》调研显示，各地以乡村旅游民宿开发为纽带，引导多业态经营发展，形成集“文化创意、共享农业、电商物流、养生养老、体育健身”等不同类型乡村旅游民宿于一体的“微度假”综合体，极大丰富了文化旅游产业产品体系。
转型——从规模到质量全面提升
【政策】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等八部门印发《通州区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实现全区乡村民宿从规模到质量的全面提升，建成一批特色精品乡村民宿，打造一批乡村民宿特色乡镇，提升全区乡村民宿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城市周边游火热，带动了京郊民宿迅速发展。怀柔民宿特色村、昌平民俗村、通州环球主题公园周边民宿……北京周边，以四合院、山景、泳池、星空等为特色的民宿，融汇成一张出行目的地地图。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目前北京市共有32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479个乡村旅游特色业态。乡村精品民宿经营主体1077家，对接社会资本百亿元，盘活闲置农宅2000余户。为打造乡村民宿“北京样本”，今年北京市将开展乡村民宿等级评定。
不仅是北京，近年来，在乡村民宿火热发展的同时，为引导民宿产业规范、健康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去年9月，国家标准《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正式实施。该标准以德清县乡村民宿地方标准为蓝本，结合各省乡村民宿客观条件和现实情况，在设施设备、安全管理、环境卫生、服务要求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此后，《福州市旅游民宿扶持奖励办法》《湖南省关于规范和推进乡村民宿建设的指导意见》《三亚市乡村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引导乡村民宿规范化、精品化发展。
过聚荣表示，行业规范的出台有助于民宿行业可持续发展。然而，一些“撒胡椒面”式的政策，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目前来看，一些政策对民宿发展的推动效果还不明显。民宿的发展速度并非要追求快，可以在一些成熟模式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除了政策措施要更有针对性，推动民宿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需破解一系列痛点。过聚荣指出，目前民宿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如在发展定位、设计装修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划。此外，在经营方面也存在不少瓶颈，包括怎样更好地服务客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高运营效率，怎样提升口碑效应等。
在民宿经营中，人才短缺问题也较为突出。“很多从业者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从业教育。”过聚荣表示，很多民宿经营者都是从情怀开始，在经营中渐渐形成积累。目前，民宿管理方面的专业院校较少。在专业设置中，仅有较少的职业院校具有民宿专业人才培养资格。在专业培养、专业人才教材系统编写中，还远远落后于市场发展需求。
“民宿产业要深度挖掘当地生态、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旅游体验，避免‘千篇一律、千树一面’。”过聚荣告诉记者，民宿产业不能走粗放型、同质化发展的老路，要求新求变，依托专业化经营，可持续地与当地生态、文化、人文协调发展，奏响融合与创新的变奏曲。
来源：光明日报
你对“离职要提前30天通知”这句话，怕是有什么误解！
“这年头，没有跳槽的打算，都不敢跟人打招呼。”年轻人之间时常这样打招呼。
其实这里说的“说走就走”只是在指那些有跳槽意向的员工；
他们相较于前几年，
现在能坚持在同一公司工作的年限已经降低了不少，
超过50%的白领工作不满3年就有了跳槽的打算。
不过，跳槽也是有流程的啊，虽然很多人都是在职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简历，并且开始到处投递；
但是在得到下一份工作之前，在职的这份工作到底什么时候能彻底放手，这也是各位HR和白领需要关注的问题。
对于劳动合同的解除或终止，我们都知道需要提前三十天进行沟通；
但是，到底哪些情况需要提前30日通知对方？
尤其最近跳槽旺季，人力君发现很多人对这一问题搞不太清楚，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区。
为了帮助大家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避免陷入误区，特对下列相应问题进行逐一解析，并对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也进行了一并分析。
误区一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辞职，应当提前30天通知用人单位。
解析：《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注意提前通知的时间只要3天即可，而不是30天。
法律赋予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有着较为自由的就业选择权，便于对用人单位进行考察是否合适。
劳动者一旦认为用人单位的工作条件或工作内容等不适合本人，只要提前3天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另外这个“通知”，并没有要求书面形式，口头通知也是完全可以的。
劳动者主动辞职，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误区二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辞退劳动者，只要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即可。
解析：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能否辞退劳动者，不是履行提前通知的时间作为辞退条件，而是需要法定的辞退理由。
《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不符合用人单位的录用条件，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对提前通知时间无法定要求，只要能够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就行。用人单位需要对此承担充分的举证义务。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因不符合录用条件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误区三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需要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
解析：《劳动合同法》第36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只要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作出同意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就可以立即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无需事先提前通知。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是n（n是指工作年限，每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下同），而不是n+1。
误区四
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不再续签合同的，需要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方可终止劳动合同。
解析：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满，属于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之一。
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无需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用人单位没有提前通知的法定义务。
当然，在用工过程中，用人单位在合同期满前最好提前一定的时间段告知劳动者；
这样便于劳动者做好重新就业的时间准备，而不至于太突然而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
另外，如果劳动合同中对终止劳动合同有提前通知时间上的明确约定的，则需要按照约定执行。
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不续签劳动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标准为n，不是n+1。
误区五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需要提前30天通知用人单位。
解析：《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款第2项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务，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并不需要提前30天通知。
但是，实践中未及时足额劳动报酬的情形原因各有不同，有主观故意，也有计算出现争议等问题。
如果用人单位不存在主观故意拖欠或克扣的情形，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一般难以获得裁审机构的支持。
因此，凡出现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最好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要求用人单位在合理时间内补足或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责令其限期改正；
如用人单位未能给出合理解释或拒不改正的，则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标准为n，并不是n+1。
误区六
企业实施经济性裁员的，提前30天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或者额外支付职工一个月工资后，就可以实施裁员。
解析：《劳动合同法》第41条规定：企业出现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等情形，
裁减人数在20人以上或者不满20人但占总人数1/10以上的；
用人单位需要提前30天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
“提前30天说明情况并听取意见”是法定程序，用人单位不得以向劳动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进行替代。
用人单位听取工会和职工意见后，裁减方案还需要向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报告，方可实施经济性裁员。
注意，报告虽然不是批准，但也不仅仅是备案而已。
劳动行政部门收到企业的裁减方案后，如发现改方案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的，同样会责令企业进行纠正。
因此，该报告行为在性质上与“批准”相当。用人单位实施经济性裁员，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还是n，而非n+1。
误区七
劳动者有严重违纪或严重失职造成用人单位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解析：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存有严重违纪，
或严重失职造成用人单位重大损害等过失性情形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该解除行为是即时性的，无需提前30天。
由于该解除合同行为是由于劳动者的过错所导致，故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误区八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没有订立的，用人单位提出终止劳动关系，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即可。
解析：《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5条规定：
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
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
该规定对用人单位的书面通知行为是否需要提前多少时间并没有作出强制性要求。
在用工之日起的一个月内，用人单位只要书面通知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未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用人单位就可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不需要提前30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用工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6条规定：
用人单位除了需要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外，
还需要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但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往往会忽略补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一法定义务而直接终止劳动关系，这是典型的违法终止行为。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人单位除了要支付两倍工资外；
还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如果劳动者拒绝订立合同的，用人单位则需要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即可，也没有提前30天通知的义务。
此时，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通知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径行终止劳动关系的，则用人单位需要支付违法终止的赔偿金。
误区九
用人单位解除无过失性劳动者的，应当提前30天书面通知劳动者。
解析：《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了劳动者患病、不能胜任工作、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3种情形，
劳动者虽无过失性，
但用人单位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并不是必须事先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的，
则可以选择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替代，即为“代通金”。
选择提前30天通知解除或支付一个月“代通金”，选择权在用人单位而非劳动者。
当用人单位选择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标准为n；
当用人单位选择支付“代通金”的，解除劳动合同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标准为n+1（1为代通金）。
除此3种无过失性解除情形之外，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存在支付n+1的情形。
“这年头，没有跳槽的打算，都不敢跟人打招呼。”年轻人之间时常这样打招呼。
其实这里说的“说走就走”只是在指那些有跳槽意向的员工；
他们相较于前几年，
现在能坚持在同一公司工作的年限已经降低了不少，
超过50%的白领工作不满3年就有了跳槽的打算。
不过，跳槽也是有流程的啊，虽然很多人都是在职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简历，并且开始到处投递；
但是在得到下一份工作之前，在职的这份工作到底什么时候能彻底放手，这也是各位HR和白领需要关注的问题。
对于劳动合同的解除或终止，我们都知道需要提前三十天进行沟通；
但是，到底哪些情况需要提前30日通知对方？
尤其最近跳槽旺季，人力君发现很多人对这一问题搞不太清楚，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区。
为了帮助大家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避免陷入误区，特对下列相应问题进行逐一解析，并对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也进行了一并分析。
误区一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辞职，应当提前30天通知用人单位。
解析：《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注意提前通知的时间只要3天即可，而不是30天。
法律赋予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有着较为自由的就业选择权，便于对用人单位进行考察是否合适。
劳动者一旦认为用人单位的工作条件或工作内容等不适合本人，只要提前3天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另外这个“通知”，并没有要求书面形式，口头通知也是完全可以的。
劳动者主动辞职，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误区二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辞退劳动者，只要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即可。
解析：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能否辞退劳动者，不是履行提前通知的时间作为辞退条件，而是需要法定的辞退理由。
《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不符合用人单位的录用条件，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对提前通知时间无法定要求，只要能够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就行。用人单位需要对此承担充分的举证义务。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因不符合录用条件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误区三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需要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
解析：《劳动合同法》第36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提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只要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作出同意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就可以立即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无需事先提前通知。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是n（n是指工作年限，每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下同），而不是n+1。
误区四
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不再续签合同的，需要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方可终止劳动合同。
解析：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满，属于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之一。
劳动合同期满，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无需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用人单位没有提前通知的法定义务。
当然，在用工过程中，用人单位在合同期满前最好提前一定的时间段告知劳动者；
这样便于劳动者做好重新就业的时间准备，而不至于太突然而影响劳动关系的和谐。
另外，如果劳动合同中对终止劳动合同有提前通知时间上的明确约定的，则需要按照约定执行。
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不续签劳动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标准为n，不是n+1。
误区五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需要提前30天通知用人单位。
解析：《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款第2项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务，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并不需要提前30天通知。
但是，实践中未及时足额劳动报酬的情形原因各有不同，有主观故意，也有计算出现争议等问题。
如果用人单位不存在主观故意拖欠或克扣的情形，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一般难以获得裁审机构的支持。
因此，凡出现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最好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要求用人单位在合理时间内补足或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责令其限期改正；
如用人单位未能给出合理解释或拒不改正的，则劳动者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标准为n，并不是n+1。
误区六
企业实施经济性裁员的，提前30天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或者额外支付职工一个月工资后，就可以实施裁员。
解析：《劳动合同法》第41条规定：企业出现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等情形，
裁减人数在20人以上或者不满20人但占总人数1/10以上的；
用人单位需要提前30天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职工的意见。
“提前30天说明情况并听取意见”是法定程序，用人单位不得以向劳动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进行替代。
用人单位听取工会和职工意见后，裁减方案还需要向劳动行政部门进行报告，方可实施经济性裁员。
注意，报告虽然不是批准，但也不仅仅是备案而已。
劳动行政部门收到企业的裁减方案后，如发现改方案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容的，同样会责令企业进行纠正。
因此，该报告行为在性质上与“批准”相当。用人单位实施经济性裁员，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还是n，而非n+1。
误区七
劳动者有严重违纪或严重失职造成用人单位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解析：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存有严重违纪，
或严重失职造成用人单位重大损害等过失性情形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该解除行为是即时性的，无需提前30天。
由于该解除合同行为是由于劳动者的过错所导致，故用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误区八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没有订立的，用人单位提出终止劳动关系，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即可。
解析：《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5条规定：
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
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
该规定对用人单位的书面通知行为是否需要提前多少时间并没有作出强制性要求。
在用工之日起的一个月内，用人单位只要书面通知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未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用人单位就可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不需要提前30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用工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6条规定：
用人单位除了需要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外，
还需要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但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往往会忽略补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一法定义务而直接终止劳动关系，这是典型的违法终止行为。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人单位除了要支付两倍工资外；
还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如果劳动者拒绝订立合同的，用人单位则需要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即可，也没有提前30天通知的义务。
此时，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通知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径行终止劳动关系的，则用人单位需要支付违法终止的赔偿金。
误区九
用人单位解除无过失性劳动者的，应当提前30天书面通知劳动者。
解析：《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了劳动者患病、不能胜任工作、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3种情形，
劳动者虽无过失性，
但用人单位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并不是必须事先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的，
则可以选择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替代，即为“代通金”。
选择提前30天通知解除或支付一个月“代通金”，选择权在用人单位而非劳动者。
当用人单位选择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标准为n；
当用人单位选择支付“代通金”的，解除劳动合同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标准为n+1（1为代通金）。
除此3种无过失性解除情形之外，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存在支付n+1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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