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问千寻大运河|武清区田水铺村：萝卜大棚里，长出了一条致富路】https://t.cn/A6xFEDVu 12月下旬，沿着武香路一路向北，刚过廊良公路，就能看到道路两侧一排排的温室大棚，小货车变成临时销售点，稀疏的分散在东侧的路边，一个个立着的招牌上，打着“田水铺”、“萝卜”等关键词，过往的司机，不时会停下脚步，下车购买。
现在，正是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田水铺村青萝卜丰收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大棚中，忙着采摘、销售、打包……38年间，这个靠近北运河东岸，只有200多户的小村庄，靠着种植萝卜，迅速崛起，从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2千元左右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了人均年收入6万元的富裕村。
2月19日，在天津武清大良镇田水铺村菠菜大棚内，农民戴着口罩菠菜幼苗间，有序的忙碌着。
从武香路转向田营路，穿过“田水铺村”的铁牌坊，一条敢闯敢拼的致富路，也在一个个萝卜大棚间徐徐铺开。
正在建设的大棚
贫困村找到了致富经
走进田水铺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纵横交错的柏油路，通入了挨家挨户，更一路绵延至田间地头。
田水铺村
冬日午后，村民们陆续骑着农用三轮车，拉着工具，穿过街巷，直奔自己的萝卜大棚，在很多村庄已经进入了农闲的时候，这里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现在的田水铺村，因种植萝卜而远近闻名，但原来却是个贫困村。
“我们村原来主要是种植大田，收益不高。”回想起过去的日子，60岁的村民屈凤霞说，“刚种萝卜那会，一口人一年差不多有2000块钱的收入，那都觉得不少了，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真是不敢想。”
田水铺村种植萝卜的历史，要从1983年说起。田水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书义说，那一年，田水铺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村民尝试着种植萝卜，收益确实比大田要好一些，于是陆续有人加入到种植萝卜的队伍中。
2003年，还是村民代表的张书义被选举为村长。那时候的他就在想，一定要为村民干点实事，“那会种萝卜没有大棚，都是露地萝卜，口味一般，收价4毛钱一斤，一亩地能有2000块钱的收入，我们村人均2亩地，村民们就很高兴很知足了。”
2006年，村民们选举张书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同一年，田水铺村的萝卜搞起了创新。
张书义提议建棚种萝卜，然后晚收延后上市，村民们开始心里打鼓，但事实证明，张书义的判断没有错，“萝卜收价一下从4毛变成了8毛，拿出去后，以2块5一斤的价格，全都卖了。”
拔地而起的萝卜大棚
2007年，村民们纷纷加入其中，延后上市的青萝卜，让村民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也是2007年，国家农业部实施“一村一品”示范村工程，田水铺村被认定为“一村一品”青萝卜生产专业村，得到了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有了这些资金，我们开始大面积的扣大棚，还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帮助村民们选种，帮他们提升技术、寻找销路。”张书义说，那之后，田水铺村的萝卜一路飘红。
2009年，萝卜的收价涨到1.5元每斤，打包成箱后，售价能达到每斤7元钱。一直到2012年，田水铺村大棚的萝卜每斤收价达到了1.8元。
但田水铺村并没有满足，村两委班子积极四处奔走考察，希望将萝卜做出更大的文章来。
2015年，田水铺村与天津蔬菜研究所达成技术合作关系，成功引进了名为“七星”的新品种。
“这个萝卜口感甜脆，品质好，产量也高，一下就打动了我们。”张书义说，当年，在党员们的带头种植下，田水铺村七星萝卜种植面积，达到了780余亩，“村民们看着销量好，单价高，也都开始陆续种植，到现在，我们村有1700亩地种植萝卜。周边的村，也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跟着种起了萝卜。”
2018年，武清召开“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品牌发布会，品牌效应再一次为田水铺村青萝卜的身价加码。
在田水铺村一条武香路之隔的南侧，整齐的排列着一排排，拥有着小型气象站、物联网监控、滴灌等设备的现代化智能大棚，这是“小兔拔拔”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占地1530亩。
小兔拔拔示范基地
现在，“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已经成功入驻超市近400家，其中包括盒马鲜生、京东7FRESH、物美超市，永旺超市等，线上线下的大型平台和连锁超市。
站在基地的大棚里，张书义告诉记者，“‘小兔拔拔’品牌发布会之后，田水铺村连同周边其他村庄的萝卜，收价平均涨了1块钱，村民们都高兴极了。”
如今，田水铺的萝卜，不仅在国内很多省市进行销售，还出口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
生活富裕的有了底气
目前，田水铺村有246户村民，76%以上的村民家在城区买了楼房。
屈凤霞家不仅买了新房，2019年还在村里的老房子前，新建了一处房。屈凤霞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精神头也特别足，忙的时候，她也会不管白天黑天的，跟着去大棚帮帮忙，虽然有时候会辛苦一些，但感觉每天都过得特别幸福、快乐。
这个季节，田水铺村的大棚里，经常能够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12月23日，从早晨9点多，进入大棚坐定，打开3台手机，开始直播，一直到晚上4点多，28岁的丁淑曼跟10几万粉丝说再见后，关闭了直播间，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丁淑曼在直播销售萝卜
这一天，她的直播销量有200多箱，“其实现在还不算忙，最忙的时候，是快过年的那些日子，有时候要直播到半夜，一天能卖600多箱，还得雇人帮着装箱打包。”丁淑曼笑着说，大学毕业后，她跟着爱人一起回到了田水铺村，开始种植萝卜。
这是她做直播销售自家萝卜的第4年，萝卜每年可以从10月下旬，一直卖到春节之后。
记者在丁淑曼的萝卜大棚里停留的1个小时里，丁淑曼的手机不时的响起，不是微信顾客的新订单，就是打电话询问地址，打算亲自来大棚采摘的顾客。
2020年，丁淑曼家20多亩地的萝卜，纯利润达到了50万元左右，“我家还不是卖的最好的，比我们卖的还好的，有的是。”
从大城市回到农村种地，在丁淑曼看来并非难事。丁淑曼说，现在农村发展的都特别好，给年轻人的机会也多，回村发展比在城市打拼赚得更多，虽然有时很辛苦，但却让她的生活更有底气。
越来越好的乡村发展
从2003年村集体收入只有三四万元，到2020年村集体收入30万元，30%以上的村民年收入超过10万元，全村人平均年收入6万元。田水铺村的村民们，走向了富裕。
2014年，在帮扶组的支持下，村内硬化了胡同里巷及主干道路6500平方米，修建排污渠400余米，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多功能健身广场，还栽种了不同种类的观赏苗木。2020年，田水铺村又对村内的厕所、地下污水管网，进行了统一改造。
“下一步，我们要对乡村进行更大的提升改造，让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好。”张书义说，未来，田水铺村要筹划做一些与萝卜有关的深加工产品，然后建造民宿，让旅游业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增加村集体和村民们的收入，“我们的目标是，把田水铺村打造成集农业、产业、旅游业于一体的，新农村的典范，努力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梦。”（津云新闻记者 鲍燕）
现在，正是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田水铺村青萝卜丰收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大棚中，忙着采摘、销售、打包……38年间，这个靠近北运河东岸，只有200多户的小村庄，靠着种植萝卜，迅速崛起，从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2千元左右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了人均年收入6万元的富裕村。
2月19日，在天津武清大良镇田水铺村菠菜大棚内，农民戴着口罩菠菜幼苗间，有序的忙碌着。
从武香路转向田营路，穿过“田水铺村”的铁牌坊，一条敢闯敢拼的致富路，也在一个个萝卜大棚间徐徐铺开。
正在建设的大棚
贫困村找到了致富经
走进田水铺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纵横交错的柏油路，通入了挨家挨户，更一路绵延至田间地头。
田水铺村
冬日午后，村民们陆续骑着农用三轮车，拉着工具，穿过街巷，直奔自己的萝卜大棚，在很多村庄已经进入了农闲的时候，这里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现在的田水铺村，因种植萝卜而远近闻名，但原来却是个贫困村。
“我们村原来主要是种植大田，收益不高。”回想起过去的日子，60岁的村民屈凤霞说，“刚种萝卜那会，一口人一年差不多有2000块钱的收入，那都觉得不少了，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真是不敢想。”
田水铺村种植萝卜的历史，要从1983年说起。田水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书义说，那一年，田水铺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村民尝试着种植萝卜，收益确实比大田要好一些，于是陆续有人加入到种植萝卜的队伍中。
2003年，还是村民代表的张书义被选举为村长。那时候的他就在想，一定要为村民干点实事，“那会种萝卜没有大棚，都是露地萝卜，口味一般，收价4毛钱一斤，一亩地能有2000块钱的收入，我们村人均2亩地，村民们就很高兴很知足了。”
2006年，村民们选举张书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同一年，田水铺村的萝卜搞起了创新。
张书义提议建棚种萝卜，然后晚收延后上市，村民们开始心里打鼓，但事实证明，张书义的判断没有错，“萝卜收价一下从4毛变成了8毛，拿出去后，以2块5一斤的价格，全都卖了。”
拔地而起的萝卜大棚
2007年，村民们纷纷加入其中，延后上市的青萝卜，让村民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也是2007年，国家农业部实施“一村一品”示范村工程，田水铺村被认定为“一村一品”青萝卜生产专业村，得到了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有了这些资金，我们开始大面积的扣大棚，还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帮助村民们选种，帮他们提升技术、寻找销路。”张书义说，那之后，田水铺村的萝卜一路飘红。
2009年，萝卜的收价涨到1.5元每斤，打包成箱后，售价能达到每斤7元钱。一直到2012年，田水铺村大棚的萝卜每斤收价达到了1.8元。
但田水铺村并没有满足，村两委班子积极四处奔走考察，希望将萝卜做出更大的文章来。
2015年，田水铺村与天津蔬菜研究所达成技术合作关系，成功引进了名为“七星”的新品种。
“这个萝卜口感甜脆，品质好，产量也高，一下就打动了我们。”张书义说，当年，在党员们的带头种植下，田水铺村七星萝卜种植面积，达到了780余亩，“村民们看着销量好，单价高，也都开始陆续种植，到现在，我们村有1700亩地种植萝卜。周边的村，也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跟着种起了萝卜。”
2018年，武清召开“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品牌发布会，品牌效应再一次为田水铺村青萝卜的身价加码。
在田水铺村一条武香路之隔的南侧，整齐的排列着一排排，拥有着小型气象站、物联网监控、滴灌等设备的现代化智能大棚，这是“小兔拔拔”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占地1530亩。
小兔拔拔示范基地
现在，“小兔拔拔”水果萝卜，已经成功入驻超市近400家，其中包括盒马鲜生、京东7FRESH、物美超市，永旺超市等，线上线下的大型平台和连锁超市。
站在基地的大棚里，张书义告诉记者，“‘小兔拔拔’品牌发布会之后，田水铺村连同周边其他村庄的萝卜，收价平均涨了1块钱，村民们都高兴极了。”
如今，田水铺的萝卜，不仅在国内很多省市进行销售，还出口到了韩国、日本等国家。
生活富裕的有了底气
目前，田水铺村有246户村民，76%以上的村民家在城区买了楼房。
屈凤霞家不仅买了新房，2019年还在村里的老房子前，新建了一处房。屈凤霞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精神头也特别足，忙的时候，她也会不管白天黑天的，跟着去大棚帮帮忙，虽然有时候会辛苦一些，但感觉每天都过得特别幸福、快乐。
这个季节，田水铺村的大棚里，经常能够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12月23日，从早晨9点多，进入大棚坐定，打开3台手机，开始直播，一直到晚上4点多，28岁的丁淑曼跟10几万粉丝说再见后，关闭了直播间，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丁淑曼在直播销售萝卜
这一天，她的直播销量有200多箱，“其实现在还不算忙，最忙的时候，是快过年的那些日子，有时候要直播到半夜，一天能卖600多箱，还得雇人帮着装箱打包。”丁淑曼笑着说，大学毕业后，她跟着爱人一起回到了田水铺村，开始种植萝卜。
这是她做直播销售自家萝卜的第4年，萝卜每年可以从10月下旬，一直卖到春节之后。
记者在丁淑曼的萝卜大棚里停留的1个小时里，丁淑曼的手机不时的响起，不是微信顾客的新订单，就是打电话询问地址，打算亲自来大棚采摘的顾客。
2020年，丁淑曼家20多亩地的萝卜，纯利润达到了50万元左右，“我家还不是卖的最好的，比我们卖的还好的，有的是。”
从大城市回到农村种地，在丁淑曼看来并非难事。丁淑曼说，现在农村发展的都特别好，给年轻人的机会也多，回村发展比在城市打拼赚得更多，虽然有时很辛苦，但却让她的生活更有底气。
越来越好的乡村发展
从2003年村集体收入只有三四万元，到2020年村集体收入30万元，30%以上的村民年收入超过10万元，全村人平均年收入6万元。田水铺村的村民们，走向了富裕。
2014年，在帮扶组的支持下，村内硬化了胡同里巷及主干道路6500平方米，修建排污渠400余米，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多功能健身广场，还栽种了不同种类的观赏苗木。2020年，田水铺村又对村内的厕所、地下污水管网，进行了统一改造。
“下一步，我们要对乡村进行更大的提升改造，让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好。”张书义说，未来，田水铺村要筹划做一些与萝卜有关的深加工产品，然后建造民宿，让旅游业与农业、产业相结合，增加村集体和村民们的收入，“我们的目标是，把田水铺村打造成集农业、产业、旅游业于一体的，新农村的典范，努力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梦。”（津云新闻记者 鲍燕）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在关键处落好“子”——看山东港口如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挂牌成立满两年，山东港口用实干实绩交出答卷——318条航线联通全球，数量和密度稳居中国北方港口首位；货物吞吐量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创历史新高，向着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中心大步迈进；获批全国首个交通强国“智慧港口建设试点单位”；“连钢创新团队”获评“时代楷模”……
总结山东港口两年发展进程，山东省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霍高原一言以蔽之：把企业发展放在国家战略背景下去考量。
过去两年中，山东港口紧扣共建“一带一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海洋强国、交通强国等重大发展机遇，努力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定位，锚定构建陆海物流大通道、建设智慧绿色港口、加速金融贸易港转型等关键领域落“子”布局，以港口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海陆双向发力，构筑“双循环”物流大通道
把改革发展置入国家战略体系中，是山东港口为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的逻辑起点。
这种站位，其来有自：山东港口地处“一带一路”海陆十字交汇点，是新发展格局的“双节点”，是RCEP协定中面向日韩和东盟的“桥头堡”，是沿黄流域最经济便捷的出海口。国家连续出台政策支持港口发展，山东更是专门出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建设17条意见。站上新一轮对外开放最前沿的山东港口，必须发挥“先手棋”作用。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两年来，山东港口沿着“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思路，不遗余力构建起“覆盖山东，辐射沿黄，直达中亚、南亚、欧洲”的多式联运物流大通道。
8月2日，随着“达飞松加泰格”轮缓缓靠泊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俄罗斯东方港与青岛港的直航航线成功首航，山东港口的海向通达网络再添新节点。两年来，山东港口以前所未有的增速新开71条航线，航线总数达318条，数量和密度稳居北方港口首位。到去年，山东港口货物吞吐量已突破14亿吨，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000万标准箱，全球第三、全国第二。
与提高海向通达度同步进行的，是加大港口的陆向辐射度。自组建以来，山东港口坚定不移实施“腹地战略”，奔赴西安、兰州、郑州、乌鲁木齐等内陆城市，把“出海口”搬到内陆企业的家门口。以兰州陆港为例：得益于“青岛港—兰州陆港”“日照港—兰州陆港”海铁联运班列的开通，甘肃企业经海铁联运出口的集装箱，不仅可以享受一口价优惠，还能在铁路下线后直接集港，无需再次搬移，既节省了成本也提高了效率。
两年来，山东港口新增内陆港12个，总数达19个，沿“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海铁联运班列达到72条。去年，山东港口多式联运年操作量突破21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5%，稳居全国首位。
如今的山东港口，对外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对内与国内沿海港口、长江港口互联互通，通江达海、连内接外，以通畅高效的物流服务助力扩内需、稳外贸、保增长。
转型发展提速，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首要一步，是搞清楚怎样才算“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霍高原坦承，山东港口组建后，虽在吞吐量上领先，但在发展模式上仍以传统装卸、转运等业务为主，新兴业态发展不足。他以伦敦港对比说明：伦敦港年吞吐量仅5000多万吨，远小于山东港口，却是世界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其95%的收入和利润来自服务业、金融贸易、产城融合等，而山东港口收入和利润的70%以上来自传统业务。
对标世界一流重塑发展路径，山东港口开启了从装卸港向物流港、贸易港、金融港升级的新征程：果断摒弃“吞吐量为王”的传统思路，将原先分散在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渤海湾四大集团的100多个业务单元，按类别重组为金融、物流、贸易、产城融合等11个板块集团，发展供应链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等新兴业务。
“我干了30年港口建设和码头业务，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来做贸易，更没想到港口贸易的发展空间这么大！”山东港口国际贸易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晋，亲身经历了山东港口贸易板块从无到有的历程。组建于去年3月的山东港口国际贸易集团，当年实现收入136亿元，今年上半年实现收入216亿元，同比增长了5倍。
金融港建设，也实现突破。山东港口金控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姜春凤表示，目前，山港金控拥有或管理小额贷款、商业保理等十几个金融牌照，存货融资业务遍及全省20余个市（县），普惠金融业务累计服务小微企业300余家。
山东港口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李奉利表示，根据发展规划，到2025年，山东港口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将各占50％；到2035年，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利润贡献率将成“倒37”占比，即新兴业务占比达到70%。
建设智慧绿色港口，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繁忙码头上，集装箱运输不再依赖噪音大、污染重的地面卡车，而是通过空中轨道，全电动、无污染、低噪音——6月29日上午，全球首创港口智能空中轨道集疏运系统（示范段）在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竣工。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总经理李永翠介绍，智能空轨占地面积仅为公路的30%，每自然箱降低能耗50%以上，实现了港区交通由单一平面向立体互联的革命性突破。
智慧港口建设，山东港口是被选定的“探路者”。去年，山东港口被交通运输部确定为全国首个交通强国“智慧港口建设”试点单位。目前，山东港口已与平安科技、阿里云等信息化头部企业达成合作，组建10余个联合项目组，深化5G、北斗、物联网等港口场景应用，沿着区域性港口物流生态圈综合服务平台、港口企业集团智慧大脑平台等主要路径加速迈进。
过去两年中，山东港口在绿色低碳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例如，在行业内率先引进氢燃料电池集卡以及全球首台氢燃料电池自动化轨道吊，新增大量LNG车辆、太阳能电池板等，使得清洁能源占比由“十三五”初的38%增长到“十三五”末的45%。
今年6月5日，山东港口在全国港航领域率先发布绿色低碳港口“十四五”规划，提出了五大领域、22个定量指标，力争在2025年建成“国内表率、国际先进”的绿色低碳港口。
李奉利介绍，为将绿色低碳港口建设落细落小落实，山东港口联合专业机构认真梳理了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如水体、大气、固体废弃物、噪音等，然后针对每一种可能污染物制定量化指标。例如，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0%、港作船舶靠泊期间岸电使用率达到100%等。
霍高原表示，山东港口将坚定不移建设国际领先的智慧绿色港口，实现从“山东港口的智慧化”到“智慧化的山东港口”的转变，为推动海洋强国和交通强国建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大众日报）
总结山东港口两年发展进程，山东省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霍高原一言以蔽之：把企业发展放在国家战略背景下去考量。
过去两年中，山东港口紧扣共建“一带一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海洋强国、交通强国等重大发展机遇，努力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定位，锚定构建陆海物流大通道、建设智慧绿色港口、加速金融贸易港转型等关键领域落“子”布局，以港口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海陆双向发力，构筑“双循环”物流大通道
把改革发展置入国家战略体系中，是山东港口为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的逻辑起点。
这种站位，其来有自：山东港口地处“一带一路”海陆十字交汇点，是新发展格局的“双节点”，是RCEP协定中面向日韩和东盟的“桥头堡”，是沿黄流域最经济便捷的出海口。国家连续出台政策支持港口发展，山东更是专门出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建设17条意见。站上新一轮对外开放最前沿的山东港口，必须发挥“先手棋”作用。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两年来，山东港口沿着“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思路，不遗余力构建起“覆盖山东，辐射沿黄，直达中亚、南亚、欧洲”的多式联运物流大通道。
8月2日，随着“达飞松加泰格”轮缓缓靠泊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俄罗斯东方港与青岛港的直航航线成功首航，山东港口的海向通达网络再添新节点。两年来，山东港口以前所未有的增速新开71条航线，航线总数达318条，数量和密度稳居北方港口首位。到去年，山东港口货物吞吐量已突破14亿吨，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000万标准箱，全球第三、全国第二。
与提高海向通达度同步进行的，是加大港口的陆向辐射度。自组建以来，山东港口坚定不移实施“腹地战略”，奔赴西安、兰州、郑州、乌鲁木齐等内陆城市，把“出海口”搬到内陆企业的家门口。以兰州陆港为例：得益于“青岛港—兰州陆港”“日照港—兰州陆港”海铁联运班列的开通，甘肃企业经海铁联运出口的集装箱，不仅可以享受一口价优惠，还能在铁路下线后直接集港，无需再次搬移，既节省了成本也提高了效率。
两年来，山东港口新增内陆港12个，总数达19个，沿“一带一路”节点城市海铁联运班列达到72条。去年，山东港口多式联运年操作量突破21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5%，稳居全国首位。
如今的山东港口，对外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对内与国内沿海港口、长江港口互联互通，通江达海、连内接外，以通畅高效的物流服务助力扩内需、稳外贸、保增长。
转型发展提速，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首要一步，是搞清楚怎样才算“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霍高原坦承，山东港口组建后，虽在吞吐量上领先，但在发展模式上仍以传统装卸、转运等业务为主，新兴业态发展不足。他以伦敦港对比说明：伦敦港年吞吐量仅5000多万吨，远小于山东港口，却是世界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其95%的收入和利润来自服务业、金融贸易、产城融合等，而山东港口收入和利润的70%以上来自传统业务。
对标世界一流重塑发展路径，山东港口开启了从装卸港向物流港、贸易港、金融港升级的新征程：果断摒弃“吞吐量为王”的传统思路，将原先分散在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渤海湾四大集团的100多个业务单元，按类别重组为金融、物流、贸易、产城融合等11个板块集团，发展供应链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等新兴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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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港建设，也实现突破。山东港口金控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姜春凤表示，目前，山港金控拥有或管理小额贷款、商业保理等十几个金融牌照，存货融资业务遍及全省20余个市（县），普惠金融业务累计服务小微企业300余家。
山东港口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李奉利表示，根据发展规划，到2025年，山东港口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将各占50％；到2035年，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利润贡献率将成“倒37”占比，即新兴业务占比达到70%。
建设智慧绿色港口，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繁忙码头上，集装箱运输不再依赖噪音大、污染重的地面卡车，而是通过空中轨道，全电动、无污染、低噪音——6月29日上午，全球首创港口智能空中轨道集疏运系统（示范段）在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竣工。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总经理李永翠介绍，智能空轨占地面积仅为公路的30%，每自然箱降低能耗50%以上，实现了港区交通由单一平面向立体互联的革命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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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中，山东港口在绿色低碳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例如，在行业内率先引进氢燃料电池集卡以及全球首台氢燃料电池自动化轨道吊，新增大量LNG车辆、太阳能电池板等，使得清洁能源占比由“十三五”初的38%增长到“十三五”末的45%。
今年6月5日，山东港口在全国港航领域率先发布绿色低碳港口“十四五”规划，提出了五大领域、22个定量指标，力争在2025年建成“国内表率、国际先进”的绿色低碳港口。
李奉利介绍，为将绿色低碳港口建设落细落小落实，山东港口联合专业机构认真梳理了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如水体、大气、固体废弃物、噪音等，然后针对每一种可能污染物制定量化指标。例如，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0%、港作船舶靠泊期间岸电使用率达到100%等。
霍高原表示，山东港口将坚定不移建设国际领先的智慧绿色港口，实现从“山东港口的智慧化”到“智慧化的山东港口”的转变，为推动海洋强国和交通强国建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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