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生态博物馆的“进化史”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定义”，没有“固定模式”，各自都有一套独特的经历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开始了“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目前，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已“进化”了三代。
一、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代”，是社会学划分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的标志。最早用“代”对生态博物馆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法国。目前，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为保护乡村地区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而建立的“地方自然公园”，第二代则是已将博物馆运营范畴扩及整个社区所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博物馆，第三代为尝试使用企业式的经营理念进行运营的生态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诞生后，迅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中国成为了亚洲生态博物馆早期探索和实践者。此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而生态博物馆理论却是后工业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具有“理念先行”的特点，为了使生态博物馆与国情相适应，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根据各地的实际建设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逐步将生态博物馆理念“中国化”和“本土化”。因此，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先生也用“代”一词概括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将中国目前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
二、“民主化”的第一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经过10年的传播之后，1995年3月贵州省成立了由中国和挪威两国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课题小组，开始对贵州省的布依、苗、侗和汉等民族村寨进行考察，形成了《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群的构想。
1997年10月23日，中国和挪威两国签署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挪两国开始在贵州省合作建设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自此开启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
998年10月31日，在中挪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随后，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7月）、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0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6月)相继建成。与此同时，2005年1月民间投资的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设开启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起来，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同时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成为“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三、“专业化”的第二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直接影响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建设。1999年，广西开始将生态博物馆建设纳入工作思路，并将其定位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开始探索具有广西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发展道路。
2003年，广西成立“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组”在全区开展实地考察，随后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试点建设，先后建成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9月），从此拉开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序幕。
2005年，广西创新性地将传统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全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联结成“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联合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此后，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2007年4月）、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2008年9月）、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2009年5月）、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7月）、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11月）、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2010年11月）、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2011年5月）相继建成开放，从而形成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体系中，各生态博物馆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博物馆运用传统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巩固其发展，各生态博物馆则借助广西民族博物馆拓展和延伸对外联系，从而实现了两者互动互益的发展格局。因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在贵州生态博物馆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展示传播水平，努力把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被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
四、“发现地方”的第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等中国生态博物馆早期实践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即均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村寨，通过对过去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强调，来凸显生态博物馆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价值性。
2007年后，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2009—2012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按照“1个中心馆，13个专题馆和26个村落馆”的模式建设完成了覆盖整个县域生态博物馆群。2011年8月，由1个中心馆、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的中国首个社区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建成。2013年5月，安徽省黄山市采取“一个中心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建成了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2014年11月，山西平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2015年11月，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开始按照“1个中心馆、8个专题馆、42个展示点”的模式打造全县域生态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开始回归中国最根本的“乡土性”，用以发现地方价值，并拓展至中国城市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由保护单一的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保护综合类文化遗产。因此，“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被也称为“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其“代际”的划分只是各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总结。中国生态博物馆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将生态博物馆理念进行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发展出的“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充分体现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
[2]弗朗索瓦·于贝尔：《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矛盾和畸变》，《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3]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湾：五观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0—66页。
[3]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Z1期。
[5] 段阳萍：《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22—29页。
[6] 钟经纬：《中国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8年，第10—18页。
[7]龚世扬：《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 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8]于富业：《关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4年，第33—40页。
[9]尹凯：《表征民族——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博物院》2017年第2期。
[10]尹凯：《生态博物馆：理想、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117页。
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定义”，没有“固定模式”，各自都有一套独特的经历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生态博物馆开始了“中国化”和“本土化”进程。目前，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已“进化”了三代。
一、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代”，是社会学划分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的标志。最早用“代”对生态博物馆的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是生态博物馆的发源地——法国。目前，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为保护乡村地区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而建立的“地方自然公园”，第二代则是已将博物馆运营范畴扩及整个社区所有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博物馆，第三代为尝试使用企业式的经营理念进行运营的生态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在法国诞生后，迅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拉美等地。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的中国成为了亚洲生态博物馆早期探索和实践者。此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而生态博物馆理论却是后工业时期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具有“理念先行”的特点，为了使生态博物馆与国情相适应，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从一开始就进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者们根据各地的实际建设了数十座各具特色的生态博物馆，逐步将生态博物馆理念“中国化”和“本土化”。因此，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的苏东海先生也用“代”一词概括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过程，将中国目前的生态博物馆划分为“三代”。
二、“民主化”的第一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经过10年的传播之后，1995年3月贵州省成立了由中国和挪威两国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关于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可行性论证”课题小组，开始对贵州省的布依、苗、侗和汉等民族村寨进行考察，形成了《在贵州梭嘎乡建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报告》，提出了在贵州建立生态博物馆群的构想。
1997年10月23日，中国和挪威两国签署了《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协议》，中挪两国开始在贵州省合作建设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自此开启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
998年10月31日，在中挪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随后，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2002年7月）、隆里汉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0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6月)相继建成。与此同时，2005年1月民间投资的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贵州生态博物馆群。
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设开启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在文化的原生地建立起来，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缺陷，实现了文化保护社区化和民主化的博物馆新理念，同时确立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成为“中国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三、“专业化”的第二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直接影响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建设。1999年，广西开始将生态博物馆建设纳入工作思路，并将其定位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开始探索具有广西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发展道路。
2003年，广西成立“生态博物馆建设课题组”在全区开展实地考察，随后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试点建设，先后建成了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2004年11月）、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2005年9月），从此拉开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序幕。
2005年，广西创新性地将传统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全区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联结成“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的联合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此后，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2007年4月）、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2008年9月）、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2009年5月）、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7月）、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2009年11月）、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2010年11月）、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2011年5月）相继建成开放，从而形成了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群。
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体系中，各生态博物馆为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站和研究基地，广西民族博物馆运用传统博物馆的专业知识巩固其发展，各生态博物馆则借助广西民族博物馆拓展和延伸对外联系，从而实现了两者互动互益的发展格局。因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在贵州生态博物馆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了生态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展示传播水平，努力把生态博物馆向专业化、博物馆化方向提升，被称为“中国第二代生态博物馆”。
四、“发现地方”的第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
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工程、内蒙古达茂旗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等中国生态博物馆早期实践具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即均建设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村寨，通过对过去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强调，来凸显生态博物馆的差异性、独特性与价值性。
2007年后，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进行生态博物馆实践。2009—2012年，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按照“1个中心馆，13个专题馆和26个村落馆”的模式建设完成了覆盖整个县域生态博物馆群。2011年8月，由1个中心馆、37个专题馆和24个展示点组成的中国首个社区博物馆——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建成。2013年5月，安徽省黄山市采取“一个中心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建成了屯溪老街社区博物馆。2014年11月，山西平顺太行三村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2015年11月，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开始按照“1个中心馆、8个专题馆、42个展示点”的模式打造全县域生态博物馆。
这一时期的中国生态博物馆实践，开始回归中国最根本的“乡土性”，用以发现地方价值，并拓展至中国城市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由保护单一的民族文化遗产走向保护综合类文化遗产。因此，“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代表的生态博物馆被也称为“中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其“代际”的划分只是各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总结。中国生态博物馆历经3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将生态博物馆理念进行了“中国化”和“本土化”，发展出的“三代”中国生态博物馆，充分体现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潘守永：《“第三代”生态博物馆与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建设的理论思考》，《东南文化》2012年第6期。
[2]弗朗索瓦·于贝尔：《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矛盾和畸变》，《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3]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湾：五观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0—66页。
[3]苏东海：《中国生态博物馆的道路》，《中国博物馆》2005年第3期。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Z1期。
[5] 段阳萍：《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生态博物馆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第22—29页。
[6] 钟经纬：《中国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08年，第10—18页。
[7]龚世扬：《探索与实践：对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1+10 工程”的回顾、评价和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8]于富业：《关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初步研究——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和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群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4年，第33—40页。
[9]尹凯：《表征民族——中国生态博物馆运动的早期实践》，《博物院》2017年第2期。
[10]尹凯：《生态博物馆：理想、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117页。
#济南身边事# 【增幅6.6%！济南一季度财政增速为啥领跑15个副省级城市？】逆势增长，这是外界对于今年第一季度济南财政给出的评价。疫情之下，济南在保持税收收入相对稳定的同时，依然实现了财政收入6.6%的增幅，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独占鳌头。从短期看，疫情期间，济南在做好防控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复工复产，复工率位居全国前列。而从长期看，济南财政收入在同经济体量城市中始终保持领先，说明了这座城市扎实的经济底盘和相对健康的发展模式。济南，这座全国第三经济大省的省会，正在逐渐回到它应有的地位上。
3月份发力，财政收入增速领跑副省级城市
根据济南市财政局公布的数据，1-3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2,569,5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6%。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930,632万元，下降0.2%；非税收入638,885万元，增长34.5%。税收比重75.1%。
在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10个副省级省会+5个沿海计划单列市）中，济南的收入总量位列第九，成功超越总部经济云集的厦门（多43.3亿元），比国家中心城市西安多71亿元。而从增幅上，更能看出济南数据的震撼，6.6%的增速，不仅列十五个副省级城市首位，而且比十五市平均增幅（-13.6%）高20.2个百分点。
其实，外界对于济南财政数据的认可，离不开今年一季度特殊环境。从济南的数据来看，疫情的影响依旧非常明显。今年2月，济南公布了2020年1月份财政数据，当月，税收收入下降了4.8%。今年1-2月，济南市税收收入更是下降了6.5%。但是整个3月，济南硬是将一季度的税收收入的降幅，收窄到了0.2%。同时，济南非税收入的增幅，也在逐步递减。这说明，从1月到3月，济南的财政不仅逐步克服了疫情的影响，也能从侧面反映，济南企业纳税能力，已经慢慢恢复。
长期以来，税收都是一个经济体最稳定，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税收占比）这一数据，也是衡量一个经济体财政收入健康程度、可持续程度的重要标准。2019年全年，济南市税收占比为80.1%，虽然在全省名列前茅，超过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但在经济发展质量更高的副省级城市组群中，济南的税收占比并不占优势。
济南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一季度非税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是有大量一次性收入计入。“例如处置某国有地上物，赶在今年一季度执行，一次性增加上亿的收入。反而是涉企收费，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已经占比非常低。”可以预见，未来济南税收占比将重新回归正常水平。
严控疫情+保障复工，济南数据亮眼有“前兆”
总之，这一数据，是给济南，给山东经济的2020年打下了一针强心剂。让人们有理由相信，2020年的济南和山东，有理由让人们持续看好。其实，济南一季度财政数据的亮眼，有着诸多“前兆”。而最明显的，就是济南在复工复产工作上的领先。
在疫情发生后，山东省就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启动一级响应。作为省会和交通枢纽的济南，则开展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就济南而言，在2020年2月12日后，济南就再无本地确诊病例，3月21日实现了“三清零”。可以说，严格防控为济南后续的复产复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一手抓防疫的同时，济南率先按下了复工启动键。
以济南黄河北的传化泉胜物流园区为例，从2月24日开始，物流园区已经基本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物流园区也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缩影，来自济南周边、山东省内的生产生活用品在这里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其他地区运来的生产资料也在园区卸货，为济南和山东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济南长期以来都是山东省最大的人口净流入城市，来自省内外的务工人员支撑着济南经济发展。疫情期间，济南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实际，也推出了包车、线上招聘等服务，切切实实帮助企业解决了用工的难题。根据济南市交通局的数据，仅3月3日当天，济南就提供包车服务（辆次）101辆次，接送复工人员（人次），服务复工企业（家）43家。从2月12日到当天，累计提供包车服务666辆次，接送复工人员12460人次，服务复工企业193家。
济南首个复工专列接回务工人员。
一系列工作的结果，在各种城市复工榜单上，几乎都少不了济南的身影，济南的复苏，也确实比许多城市来得更快一些。2月底，济南已有超六成商业综合体实现了营业，重点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率达到85%以上，截至3月2日，济南市工业类台资企业已复工60家，复工率达86%，截至3月3日，全市131家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已复工95家。正是这些企业，为济南在3月份创造了宝贵的税收，也带动了整个城市尽快回到正轨。
数据扎实稳定，济南未来更可期
近年来，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城市排行榜中，大多排名依据都是只以GDP总量定论，但如果将其他细分数据列在一起，就会发现，济南经济的真实实力，绝不是20强"守门员"的地位。
从财政收入来看，2019年，济南以接近万亿的经济体量，支撑起874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同体量的城市如西安、合肥、东莞、福州甚至佛山，都被济南落在后面。若仅看税收收入，济南甚至超过了经济总量1.1万亿级别的长沙。地方财政收入，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真实水平的重要依据，在这方面，济南在同体量城市中已经领先。在反映经济发展趋势等本外币存贷款量等数据方面，济南不仅在同级别城市中名列前茅，还超越了无锡、青岛等"万亿"级别城市。
这些，其实都说明了近年来济南经济发展质量的稳步提升。
以此次疫情期间为例，济南大量制造业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核酸、口罩等战疫物资，证明了济南这座制造业名城扎实的基础。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数据的强势，也为济南第三产业的复苏打下了基础。
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项目复工。
2015年后，济南高调提出打造总部经济，如今，已有多家央企区域总部、民营企业总部落地济南。加之济南积极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又有一批北京的科创型企业将其总部或总部职能落到济南。总部经济一大优势，便是可以一定程度上抵御风险，并带来更多的税收。近年来济南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稳步增加，也离不开济南对于总部经济的重视。未来，随着CBD央企城、京沪会客厅等项目的完善，济南总部经济将更上一个台阶。这也会为济南财政持续健康增长，提供稳定保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3月份发力，财政收入增速领跑副省级城市
根据济南市财政局公布的数据，1-3月份，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2,569,5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6%。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930,632万元，下降0.2%；非税收入638,885万元，增长34.5%。税收比重75.1%。
在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10个副省级省会+5个沿海计划单列市）中，济南的收入总量位列第九，成功超越总部经济云集的厦门（多43.3亿元），比国家中心城市西安多71亿元。而从增幅上，更能看出济南数据的震撼，6.6%的增速，不仅列十五个副省级城市首位，而且比十五市平均增幅（-13.6%）高20.2个百分点。
其实，外界对于济南财政数据的认可，离不开今年一季度特殊环境。从济南的数据来看，疫情的影响依旧非常明显。今年2月，济南公布了2020年1月份财政数据，当月，税收收入下降了4.8%。今年1-2月，济南市税收收入更是下降了6.5%。但是整个3月，济南硬是将一季度的税收收入的降幅，收窄到了0.2%。同时，济南非税收入的增幅，也在逐步递减。这说明，从1月到3月，济南的财政不仅逐步克服了疫情的影响，也能从侧面反映，济南企业纳税能力，已经慢慢恢复。
长期以来，税收都是一个经济体最稳定，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税收占比）这一数据，也是衡量一个经济体财政收入健康程度、可持续程度的重要标准。2019年全年，济南市税收占比为80.1%，虽然在全省名列前茅，超过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但在经济发展质量更高的副省级城市组群中，济南的税收占比并不占优势。
济南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一季度非税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是有大量一次性收入计入。“例如处置某国有地上物，赶在今年一季度执行，一次性增加上亿的收入。反而是涉企收费，在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已经占比非常低。”可以预见，未来济南税收占比将重新回归正常水平。
严控疫情+保障复工，济南数据亮眼有“前兆”
总之，这一数据，是给济南，给山东经济的2020年打下了一针强心剂。让人们有理由相信，2020年的济南和山东，有理由让人们持续看好。其实，济南一季度财政数据的亮眼，有着诸多“前兆”。而最明显的，就是济南在复工复产工作上的领先。
在疫情发生后，山东省就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启动一级响应。作为省会和交通枢纽的济南，则开展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就济南而言，在2020年2月12日后，济南就再无本地确诊病例，3月21日实现了“三清零”。可以说，严格防控为济南后续的复产复工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一手抓防疫的同时，济南率先按下了复工启动键。
以济南黄河北的传化泉胜物流园区为例，从2月24日开始，物流园区已经基本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物流园区也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缩影，来自济南周边、山东省内的生产生活用品在这里装车发往全国各地。其他地区运来的生产资料也在园区卸货，为济南和山东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济南长期以来都是山东省最大的人口净流入城市，来自省内外的务工人员支撑着济南经济发展。疫情期间，济南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实际，也推出了包车、线上招聘等服务，切切实实帮助企业解决了用工的难题。根据济南市交通局的数据，仅3月3日当天，济南就提供包车服务（辆次）101辆次，接送复工人员（人次），服务复工企业（家）43家。从2月12日到当天，累计提供包车服务666辆次，接送复工人员12460人次，服务复工企业193家。
济南首个复工专列接回务工人员。
一系列工作的结果，在各种城市复工榜单上，几乎都少不了济南的身影，济南的复苏，也确实比许多城市来得更快一些。2月底，济南已有超六成商业综合体实现了营业，重点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率达到85%以上，截至3月2日，济南市工业类台资企业已复工60家，复工率达86%，截至3月3日，全市131家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已复工95家。正是这些企业，为济南在3月份创造了宝贵的税收，也带动了整个城市尽快回到正轨。
数据扎实稳定，济南未来更可期
近年来，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城市排行榜中，大多排名依据都是只以GDP总量定论，但如果将其他细分数据列在一起，就会发现，济南经济的真实实力，绝不是20强"守门员"的地位。
从财政收入来看，2019年，济南以接近万亿的经济体量，支撑起874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同体量的城市如西安、合肥、东莞、福州甚至佛山，都被济南落在后面。若仅看税收收入，济南甚至超过了经济总量1.1万亿级别的长沙。地方财政收入，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真实水平的重要依据，在这方面，济南在同体量城市中已经领先。在反映经济发展趋势等本外币存贷款量等数据方面，济南不仅在同级别城市中名列前茅，还超越了无锡、青岛等"万亿"级别城市。
这些，其实都说明了近年来济南经济发展质量的稳步提升。
以此次疫情期间为例，济南大量制造业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核酸、口罩等战疫物资，证明了济南这座制造业名城扎实的基础。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数据的强势，也为济南第三产业的复苏打下了基础。
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项目复工。
2015年后，济南高调提出打造总部经济，如今，已有多家央企区域总部、民营企业总部落地济南。加之济南积极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又有一批北京的科创型企业将其总部或总部职能落到济南。总部经济一大优势，便是可以一定程度上抵御风险，并带来更多的税收。近年来济南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稳步增加，也离不开济南对于总部经济的重视。未来，随着CBD央企城、京沪会客厅等项目的完善，济南总部经济将更上一个台阶。这也会为济南财政持续健康增长，提供稳定保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数字街区亮相 最“潮”商圈等你来】这个五一假期，由福州市政府联合支付宝共同打造的数字街区，在东街口商圈和三坊七巷景区正式亮相。200家商户支持支付宝刷脸支付，超方便～现场不仅可以抢先体验AR互动合影、智慧餐厅、绿色生成机等一波数字科技，还能通过区块链爱情树浪漫祝福爱情。快去体验……https://t.cn/ESrY5OZ via福州晚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