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俄乌信息战# ，#战争背后的战争# 】驻守黑海小岛（蛇岛）上的乌克兰士兵是全军覆没还是集体投降？乌克兰领导人是离开了首都基辅还是在继续坚守？某视频中与女儿挥泪而别的是乌克兰士兵还是乌东地区的亲俄人士？自2月24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以来，这样混乱的信息就层出不穷。而在这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不愿看到的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信息战、情报战、心理战就逐渐升级。在美国总统和情报部门大胆预测“2月16日俄入侵乌克兰”一度“失准”后，俄外交部要求西方就散布虚假信息道歉，并称“此类西方的宣传行动是‘信息恐怖主义’”。就连美国的盟友也心里打鼓：美国为什么这样热衷于信息战？然而，瞬息万变的局势表明，在这场抢夺“控制叙事”主动权的战争中，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甚至乌克兰，都在尽其所能地表现。就像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研究与传播学教授胡安·曼弗雷迪所说：“宣传也是一种战略资产，就像外交和威慑一样。”
“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据称1917年出自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之口。而乌克兰很显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信息大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乌克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2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美国情报部门所说‘俄16日入侵乌克兰’，最开始我认为不会发生。尽管美媒传俄在乌俄边境地区有20万军队，但是两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且我们的军人数量远远多于20万，因此俄不太可能发动军事行动。但当军事行动真的开始后，说明俄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战以来，俄乌双方的情报战更是让全世界看得眼花缭乱，但不管怎么样，乌克兰没有让俄罗斯赢得豪赌，因为曾有消息说‘俄方说48小时内结束战斗’，现在早就超过48小时，战斗仍在继续。”他还表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舆论战和信息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坦率地说，乌克兰从来不想要战争，美方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俄方的信息也一样。”
如果以2月16日的那次开战预判为时间点，美国情报预测的“准确性”只是晚了七八天而已。但从16日到24日这些天的俄媒报道看，俄罗斯认为自己是“赢家”。俄卫星通讯社16日援引俄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丁诺夫的话说：“美扬言俄要对乌动武，甚至安排美国驻乌外交人员撤离，但俄方却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不管今天西方的宣传说什么，所有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在这一轮信息战中取得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刊文为拜登政府辩解说，美国不断扩大对俄信息战，使世界高度戒备俄或将对乌开战，而拜登政府此举是为了继续对俄方施压并保持同盟友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代表着美国采用最新的公关行动策略：利用提前泄露出来的情报使莫斯科无法再通过其擅长的“假信息手法”获得优势，只是效果可能并不可控。
乔治·比贝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曾任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析主管，著有《俄罗斯陷阱：我们与俄罗斯的影子战争如何演变成灾难》。近日，比贝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撰文，回忆起自己曾应邀与几位俄方嘉宾——都是俄最有见地的外交政策专家一起参与的政治脱口秀节目。节目中，俄方专家嘲讽美英不断放风俄罗斯会对乌动武的做法，形容这样的报道“只是西方与俄仍在进行的一场信息战中的胡乱射击”。俄方专家还质问比贝：“西方相信这些报告吗？”比贝只好回答说：“情报分析绝非易事，当然会出错，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是最明显例证之一。但我确信美国政府这次有关对俄乌冲突的情报准确。”
在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来，美国长达数周的密集告警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很难知道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警戒能保持多久，反而加剧了欧洲对现状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感。这导致在俄不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段内，北约成员国以及美乌两国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分歧。还有媒体翻出纽约大学研究俄罗斯安全的专家马克·加莱奥蒂2015年发表的言论，他当时建议西方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不要过于偏执，那样的话容易“让自己暴露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到目前为止，它是否阻止俄方采取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英国国防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所长乔纳森·伊亚尔在谈到西方对俄发动的信息战时无奈地说。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斯坦特也表示：“我们正在与俄罗斯人进行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俄罗斯人被吓了一跳。我认为这有可能产生影响，或许促使俄领导人重新考虑他可能要做的其他事情。”
俄罗斯信息战迎来转折点？
“白宫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预告俄方随时入侵乌克兰，但详细程度和可靠性却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如何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化学武器清单。当然，这也和多年来实际操控信息战的克里姆林宫如出一辙。”西班牙《阿贝赛报》评论人士赫苏斯·里略的这番话，说出很多普通民众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不该信任口碑不佳的美国情报部门？在这场信息大战中，俄罗斯是弱势一方还是同样是高手？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一些欧洲媒体将此次俄乌冲突看成是“俄罗斯信息战的转折点”。《阿贝赛报》24日的文章称，俄罗斯近10年来苦心打造的庞大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现在正面临决定性时刻。如今，这个由发言人、国家宣传部门、俄境内外附属媒体、专栏作家、智库组成的复杂网络正在全力运转，为俄罗斯的利益发声。俄国家网络“今日俄罗斯”（RT）最近也在西班牙发布视频，讲述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的错误。这些西班牙语的宣传重点是为克里姆林宫的论点辩护，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然后食言，背叛了俄罗斯”。有西媒认为，俄方的这一战略至关重要，能吸引全球近6亿讲西班牙语的人关注。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应对与西方关系紧张和俄乌冲突升级时，把散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当成首选武器。每次美国发出俄将动武的信息，克里姆林宫都会驳斥美方指控。欧洲一些媒体还以“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为题，盘点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今年初集中刊发数十篇报道，反驳“俄已动员士兵准备应对攻击乌克兰”的说法，同时发出“北约打算在乌克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入侵俄罗斯，甚至北约万名士兵已部署到位”“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民众处于危险之中”等警告。欧盟反虚假信息小组认为，在俄罗斯发布的信息中，“乌克兰正在准备战争的警告是一种常见叙述”，并将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咎于西方。
外国网民18日嘲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现国务卿布林肯都是如何发布虚假信息的。
还有专业人士说，制造混乱信息是俄罗斯军事信息战理论的实施方法之一，确保了以预防性方式创造叙事以填补“信息流空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目标不是传播一个想法或信息，而是用过多的信息来混淆视听，从而让人们对俄敌对一方的信息产生不信任。举例来说，一些俄媒试图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如去年12月曾在社交网络上播放乌边防警卫杀害从白俄罗斯入境的移民的视频，但乌政府已表示这些影像是伪造的。
2月23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代理局长大卫·赛德等人在美国《国会山报》撰文称，俄正通过使用心理战和信息战，借助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枪支泛滥以及移民等问题来破坏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加剧美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信息战的重视使之成为一个心理战超级大国，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将信息战延伸到外交辞令。
“美国为何加大对俄信息战？”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马克斯·布特看来，美国政府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布特认为，国际舆论自然对美国情报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声名狼藉，但他同时强调，苏联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也是情报战的玩家，俄罗斯曾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散布大量虚假信息，包括使用“小绿人”（指穿戴绿色非现役服饰的武装人员）掩盖俄军行为。
马克斯·布特表示：“如今，美国信息战至少是将沙子扔进俄军事机器的齿轮中，迫使俄政府想知道西方情报机构从哪里获得开战信息，并有可能在本国的队伍中查找叛徒。这些报告还导致俄宣传丧失作用，并使美国能控制叙事权，而非将之拱手让给俄方。鉴于信息行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不是一项小成就。”
俄乌战争已蔓延至媒体之间。在情报大战中，相关各方媒体也开始从“互殴”变成互相封杀。比如，因关系紧张，2015年乌克兰就关闭了俄罗斯的网站，乌克兰人基本看不到直接来自俄方的信息。德国在俄乌开战前就宣布，将禁止播放“今日俄罗斯”的德语节目，理由是“缺乏相应的许可证，其内容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作为报复，俄决定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并禁止其广播。26日，澳大利亚也对“今日俄罗斯”进行“封杀”。脸书、谷歌也宣称“禁止俄国家媒体在其服务中运营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冲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的节目中称，俄罗斯的宣传几乎没有传到西方，但美国和欧盟的宣传却做到了。俄国际欧亚运动专家达里亚·普拉托诺娃说，西方正在通过信息战对俄施压，如英国外交部有一个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部门，实际上这是一个负责攻击性信息和心理行动的部门。俄罗斯一家门户网站的主编也透露，英国每年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上花费 8200万英镑。
据俄罗斯《观点报》16日报道，俄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表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主要用于“遏制俄在欧洲侵略”的反俄宣传计划——“欧洲震慑倡议”开支约为40亿到50亿美元。有俄罗斯网民称，相比，俄在欧洲用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信息战的投入太少。如果从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俄持负面看法这一事实评判，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信息战对抗中是失败的。
在俄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看来：“只要俄罗斯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存在，信息战就会一直打下去，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只要我们的国家不低头，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不过，美国记者和政治学家斯蒂芬·埃伯特认为：“俄罗斯试图传达自己的观点，但声音并没有传达给美国人。‘今日俄罗斯’也许是美国能听到的唯一声音，不过只是想听的人才会听，而想听的人又很少。因此，我认为这场信息战的未来对俄罗斯来说仍相当悲观。”（环球时报驻西班牙、美国特派、特约记者 丁晓航 丁惠 柳玉鹏 萧雅文）
“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这句话据称1917年出自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之口。而乌克兰很显然是美国和俄罗斯信息大战的第一个受害者。乌克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媒体人2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美国情报部门所说‘俄16日入侵乌克兰’，最开始我认为不会发生。尽管美媒传俄在乌俄边境地区有20万军队，但是两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且我们的军人数量远远多于20万，因此俄不太可能发动军事行动。但当军事行动真的开始后，说明俄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开战以来，俄乌双方的情报战更是让全世界看得眼花缭乱，但不管怎么样，乌克兰没有让俄罗斯赢得豪赌，因为曾有消息说‘俄方说48小时内结束战斗’，现在早就超过48小时，战斗仍在继续。”他还表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舆论战和信息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坦率地说，乌克兰从来不想要战争，美方的信息我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俄方的信息也一样。”
如果以2月16日的那次开战预判为时间点，美国情报预测的“准确性”只是晚了七八天而已。但从16日到24日这些天的俄媒报道看，俄罗斯认为自己是“赢家”。俄卫星通讯社16日援引俄政治学家阿列克谢·马丁诺夫的话说：“美扬言俄要对乌动武，甚至安排美国驻乌外交人员撤离，但俄方却宣布从俄乌边境撤军……不管今天西方的宣传说什么，所有对政治和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在这一轮信息战中取得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日刊文为拜登政府辩解说，美国不断扩大对俄信息战，使世界高度戒备俄或将对乌开战，而拜登政府此举是为了继续对俄方施压并保持同盟友的团结。文章分析说，这代表着美国采用最新的公关行动策略：利用提前泄露出来的情报使莫斯科无法再通过其擅长的“假信息手法”获得优势，只是效果可能并不可控。
乔治·比贝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副总裁兼研究主任，曾任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析主管，著有《俄罗斯陷阱：我们与俄罗斯的影子战争如何演变成灾难》。近日，比贝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撰文，回忆起自己曾应邀与几位俄方嘉宾——都是俄最有见地的外交政策专家一起参与的政治脱口秀节目。节目中，俄方专家嘲讽美英不断放风俄罗斯会对乌动武的做法，形容这样的报道“只是西方与俄仍在进行的一场信息战中的胡乱射击”。俄方专家还质问比贝：“西方相信这些报告吗？”比贝只好回答说：“情报分析绝非易事，当然会出错，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是最明显例证之一。但我确信美国政府这次有关对俄乌冲突的情报准确。”
在西方的分析人士看来，美国长达数周的密集告警带来的问题是：人们很难知道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警戒能保持多久，反而加剧了欧洲对现状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焦虑感。这导致在俄不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段内，北约成员国以及美乌两国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分歧。还有媒体翻出纽约大学研究俄罗斯安全的专家马克·加莱奥蒂2015年发表的言论，他当时建议西方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不要过于偏执，那样的话容易“让自己暴露在阴谋论和耸人听闻的胡言乱语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下，西方将饱受内部矛盾信息的折磨。
“到目前为止，它是否阻止俄方采取军事行动？答案是‘没有’。”英国国防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副所长乔纳森·伊亚尔在谈到西方对俄发动的信息战时无奈地说。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安吉拉·斯坦特也表示：“我们正在与俄罗斯人进行一场信息战，而且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俄罗斯人被吓了一跳。我认为这有可能产生影响，或许促使俄领导人重新考虑他可能要做的其他事情。”
俄罗斯信息战迎来转折点？
“白宫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预告俄方随时入侵乌克兰，但详细程度和可靠性却让人想起美国当年如何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化学武器清单。当然，这也和多年来实际操控信息战的克里姆林宫如出一辙。”西班牙《阿贝赛报》评论人士赫苏斯·里略的这番话，说出很多普通民众心中的疑惑：到底该不该信任口碑不佳的美国情报部门？在这场信息大战中，俄罗斯是弱势一方还是同样是高手？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一些欧洲媒体将此次俄乌冲突看成是“俄罗斯信息战的转折点”。《阿贝赛报》24日的文章称，俄罗斯近10年来苦心打造的庞大数字媒体和网络大军现在正面临决定性时刻。如今，这个由发言人、国家宣传部门、俄境内外附属媒体、专栏作家、智库组成的复杂网络正在全力运转，为俄罗斯的利益发声。俄国家网络“今日俄罗斯”（RT）最近也在西班牙发布视频，讲述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一方的错误。这些西班牙语的宣传重点是为克里姆林宫的论点辩护，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承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然后食言，背叛了俄罗斯”。有西媒认为，俄方的这一战略至关重要，能吸引全球近6亿讲西班牙语的人关注。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应对与西方关系紧张和俄乌冲突升级时，把散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当成首选武器。每次美国发出俄将动武的信息，克里姆林宫都会驳斥美方指控。欧洲一些媒体还以“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为题，盘点亲官方的俄罗斯媒体今年初集中刊发数十篇报道，反驳“俄已动员士兵准备应对攻击乌克兰”的说法，同时发出“北约打算在乌克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入侵俄罗斯，甚至北约万名士兵已部署到位”“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民众处于危险之中”等警告。欧盟反虚假信息小组认为，在俄罗斯发布的信息中，“乌克兰正在准备战争的警告是一种常见叙述”，并将东欧紧张局势的升级归咎于西方。
外国网民18日嘲讽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现国务卿布林肯都是如何发布虚假信息的。
还有专业人士说，制造混乱信息是俄罗斯军事信息战理论的实施方法之一，确保了以预防性方式创造叙事以填补“信息流空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目标不是传播一个想法或信息，而是用过多的信息来混淆视听，从而让人们对俄敌对一方的信息产生不信任。举例来说，一些俄媒试图将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国家，如去年12月曾在社交网络上播放乌边防警卫杀害从白俄罗斯入境的移民的视频，但乌政府已表示这些影像是伪造的。
2月23日，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前代理局长大卫·赛德等人在美国《国会山报》撰文称，俄正通过使用心理战和信息战，借助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枪支泛滥以及移民等问题来破坏美国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加剧美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分歧。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信息战的重视使之成为一个心理战超级大国，不仅如此，俄罗斯还将信息战延伸到外交辞令。
“美国为何加大对俄信息战？”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马克斯·布特看来，美国政府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布特认为，国际舆论自然对美国情报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声名狼藉，但他同时强调，苏联在二战和冷战期间也是情报战的玩家，俄罗斯曾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冲突中散布大量虚假信息，包括使用“小绿人”（指穿戴绿色非现役服饰的武装人员）掩盖俄军行为。
马克斯·布特表示：“如今，美国信息战至少是将沙子扔进俄军事机器的齿轮中，迫使俄政府想知道西方情报机构从哪里获得开战信息，并有可能在本国的队伍中查找叛徒。这些报告还导致俄宣传丧失作用，并使美国能控制叙事权，而非将之拱手让给俄方。鉴于信息行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不是一项小成就。”
俄乌战争已蔓延至媒体之间。在情报大战中，相关各方媒体也开始从“互殴”变成互相封杀。比如，因关系紧张，2015年乌克兰就关闭了俄罗斯的网站，乌克兰人基本看不到直接来自俄方的信息。德国在俄乌开战前就宣布，将禁止播放“今日俄罗斯”的德语节目，理由是“缺乏相应的许可证，其内容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作为报复，俄决定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并禁止其广播。26日，澳大利亚也对“今日俄罗斯”进行“封杀”。脸书、谷歌也宣称“禁止俄国家媒体在其服务中运营广告”。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冲突，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宣传战》的节目中称，俄罗斯的宣传几乎没有传到西方，但美国和欧盟的宣传却做到了。俄国际欧亚运动专家达里亚·普拉托诺娃说，西方正在通过信息战对俄施压，如英国外交部有一个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部门，实际上这是一个负责攻击性信息和心理行动的部门。俄罗斯一家门户网站的主编也透露，英国每年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上花费 8200万英镑。
据俄罗斯《观点报》16日报道，俄安全会议副秘书波波夫表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每年主要用于“遏制俄在欧洲侵略”的反俄宣传计划——“欧洲震慑倡议”开支约为40亿到50亿美元。有俄罗斯网民称，相比，俄在欧洲用以对抗美国和西方信息战的投入太少。如果从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俄持负面看法这一事实评判，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信息战对抗中是失败的。
在俄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看来：“只要俄罗斯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存在，信息战就会一直打下去，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只要我们的国家不低头，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反击。”不过，美国记者和政治学家斯蒂芬·埃伯特认为：“俄罗斯试图传达自己的观点，但声音并没有传达给美国人。‘今日俄罗斯’也许是美国能听到的唯一声音，不过只是想听的人才会听，而想听的人又很少。因此，我认为这场信息战的未来对俄罗斯来说仍相当悲观。”（环球时报驻西班牙、美国特派、特约记者 丁晓航 丁惠 柳玉鹏 萧雅文）
【古洞木廠「大遷徙」 新東北釋放萬米地】
作為本港未來房屋供應重鎮的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即將步入起動階段，但位於區內馬草壟的一批木園及鋸木廠商戶，過去數年一直未能覓地搬遷，而構成重建阻礙，廠戶也為此惆悵。不過，距離當局定下的年底收地「死線」僅餘半年，情況終有突破性發展，在政府和港九木行商會出面協調下，六家原分布於不同地點的鋸木廠或木園公司，近月在粉嶺蓮麻坑覓得兩幅面積逾一萬二千平方米的農地，用作重置該批鄉郊工場，料可加快釋出未來古洞市中心的逾萬米用地。不過，由於業界需要親自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冀能在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
六個計畫搬遷的廠戶，在木材行業一直扮演重建角色，他們位於古洞北的工場用地，必須今年底前收回並歸還給政府，這不但影響行業從業員生計，部分大型建築項目也可能因此失去木材供應；港九木行商會在過去一年一直協助尋找合適的搬遷地點，在研究過十一個地點後，最終認為兩幅位於粉嶺的土地是最佳選擇。
「找這些土地，真是要講緣分。」港九木行商會理事長吳錦雲表示，可供搬遷木廠的土地，位於前邊境禁區所釋出的範圍，主要由「太公地」和私人土地所組成，當中二千平方米屬政府土地，需要在商會出面協助，並透過別人介紹之下，始能集齊所需土地，「曾經找過很多土地也不合適，因畢竟木廠並非甚麼大生意，而木材像鐵一樣，又長又大，不能上樓，用作運輸的車輛也較為大型，搬遷時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否則也不會弄得那麼緊逼。」
考慮搬遷的木廠原本共有約十家，但在疫情之下，當中數家已放棄繼續經營，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只剩下六家。這批木廠在北區紮根數十年時間，最早一家早於六十年代在上水建立廠房，而到了八十年代，位於古洞區內的木廠數目一度增至逾三十家，但隨著日子過去，不少廠房東主退休，中途結業，到目前只剩十多家，因有下一代接手，才可以繼續營業。吳表示，當中一些木廠已非首次經歷搬遷，很多昔日設於粉嶺馬會道，後來發展天坪邨，才搬到馬草壟。他笑言：「當時這里是不毛之地，想不到三十八年之後，政府搞了一個古洞北出來，我們又要搬，而每次也是愈搬愈遠，愈搬愈入。」
他說，雖然兩幅用地被蓮麻坑路所分隔，但「東西地盤」仍可合組成面積較大的用地，具有一定協同效應，而六家木廠可重置於同一地點，除了地方較為「見駛」，亦可共用渠務等配套設施，降低搬遷成本，並對地區交通的影響減至最低。
翻查資料，六間廠房現時座落於未來古洞北新發展區的九個不同地點，共涉一萬平方米土地，有關用地已分別劃作「住宅（甲類）」、「政府、機構或社區」、公共空間和道路等用途，其中七幅用地更是處於首階段發展的範圍內。隨著業界成功覓得搬遷用地，相關新發展區用地可望加快釋出。吳表示，明白政府現時急需利用木廠現時用地建屋，也希望盡可能不阻礙新發展區的發展，但由於前期的覓地工作消耗不少時間，承認距離年底的搬遷「死線」，時間上較為緊逼，幸得當局理解，搬遷期間最新已延至明年第二季。
為了日後有更好管理和營運，六家受影響的鋸木廠或木園按照營運需求，分布於重置地盤的三個範圍內，所有商戶的營業時間將會劃一，惟暫時僅獲城規會批出三年的短期使用年期。吳錦榮指出，本港房地產仍然發展興旺，與建築業相關的木材行業仍有一定需求，惟亦逐漸式微，各廠戶也是「苦苦地撐落去」，加上需要自行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故希望能取得政府的支持，讓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我們其實是拿著很大的決心，克服了很多問題才走到這一步，真是一點也不容易，故希望能真的等到一個生存空間。」
隨著本港經濟轉型，木材行業在過去數十年經歷巨大變化，不少廠戶也因缺乏土地而結業。能夠在時代巨輪中生存，並準備搬遷至粉嶺的六家木廠，雖然在行內「專長」不一，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多已經營數代，並有下一代願意「接棒」，讓家族生意得以承傳。據了解，六家木廠在遷至新址後，營運範圍將會增加百分之五點三至九點五不等，料可吸納未來持續增長的需求。
六家準備遷的木廠中，以具有五十年歷史的萬樂來發展有限公司規模最大，被視為本港建築及包裝木材的龍頭公司，市場佔有率高達七成，也是本港最大歐洲木廠入口商，相關入口量達百分之十五，馬會、蜆殼和嘉利物流等均是該木廠的主要客戶。該木廠近年拓展的其中一個新業務，就是為馬會的馬匹提供木寢室。值得留意的是，其廠房現時分布在古洞北三個不同地點，運作因此受到限制，但在搬遷後，廠房將重新「合體」，營運效率可望得到提升。
主要從事裝修及家具木材的輝記木業，則在本港室內裝修市場地位舉足輕重，為灣仔、旺角和火炭等地區商鋪供應一半零售木材產品。據了解，因應內地的營運成本近年也在急劇上升，加上本港市場發展穩定，該木廠有意將內地的業務重新遷回本港，以減省開支，預期在搬遷後運作可更具成本效益。
至於當中最為「年輕」的寶利豐木業，則被視為行內的發展傳奇，因創立木廠的女東主，早年只是由一個二十呎貨櫃起家，花了十五年時間發展成今天的規模，市場佔有率已達百分之十五。據了解，該木廠預計在搬遷後會有更大儲存空間，可減少木材放在戶外受到風化所造成的浪費，預計每年盈利會有百分之五至十的增長。
吳錦雲指，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最少也經營三十多年，不少也經營數代，彼此從「阿爺年代」已結識，「大家其實也是老街坊，有很多老夥計，若搬到北區以外的其他地方，等於逼他們退休，所以彼此也希望日後可以聚在一起，這是選址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位於古洞北的多家木廠雖然已有搬遷計畫，以騰出空間供當局發展房屋，但仍有個別木廠打算留守。早年與友人合資購買用地，在古洞建立「志記鎅木廠」的負責人王鴻權，就一直爭取原址保育，暫時未有計畫搬遷。人稱「權哥」的王鴻權說，木廠具有歷史價值，也一直開設木工班，不少青年人到木廠認識木材，具有教育元素，倘若沒有木廠，會令他們失去一個「考察」地點。「這可鼓勵年輕人愛惜自然界，他們也很受落，每次開班也爆棚。」
問到會否考慮在其他地方重置木廠，他說一旦搬遷，認識木廠的人會較少，「只能搬走驅殼，不能帶走靈魂。」他表示，早前已去信四個部門，包括規劃署、地政總署、民政總署及特首辦，要求保育，特首辦表示會由規劃署回覆。他坦言，若確切需要搬遷，也希望政府在附近協助重建木廠，「我們是窮鬼，沒有這樣的資金，若遷拆了，沒有可能再買一幅土地再重建。」
他表示，政府早年將用地納入第一期發展，但兩年半限期將於今年底屆滿，暫時再未有消息。他說，肯定難以在今年底搬遷，因為廠房仍有很多木材「存貨」，需時清理木材。「木材多是回收得來，一直以來都是協助解決環保問題，大多用來製成紀念品，當年超強颱風『山竹』過後回收得來的木材，至今也有小部分仍未使用。」他表示，木材若被棄置，只能運往堆填區，但部分分解可能會有困難，若能打造成一些藝術品，價值可被提升，也較為環保。他舉例指：「電燈公司所棄置的電燈柱，因為曾被水浸過，加上多屬杉木或松木，若棄置於堆填區，可能一百幾十年才能分解。」
作為本港未來房屋供應重鎮的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即將步入起動階段，但位於區內馬草壟的一批木園及鋸木廠商戶，過去數年一直未能覓地搬遷，而構成重建阻礙，廠戶也為此惆悵。不過，距離當局定下的年底收地「死線」僅餘半年，情況終有突破性發展，在政府和港九木行商會出面協調下，六家原分布於不同地點的鋸木廠或木園公司，近月在粉嶺蓮麻坑覓得兩幅面積逾一萬二千平方米的農地，用作重置該批鄉郊工場，料可加快釋出未來古洞市中心的逾萬米用地。不過，由於業界需要親自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冀能在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
六個計畫搬遷的廠戶，在木材行業一直扮演重建角色，他們位於古洞北的工場用地，必須今年底前收回並歸還給政府，這不但影響行業從業員生計，部分大型建築項目也可能因此失去木材供應；港九木行商會在過去一年一直協助尋找合適的搬遷地點，在研究過十一個地點後，最終認為兩幅位於粉嶺的土地是最佳選擇。
「找這些土地，真是要講緣分。」港九木行商會理事長吳錦雲表示，可供搬遷木廠的土地，位於前邊境禁區所釋出的範圍，主要由「太公地」和私人土地所組成，當中二千平方米屬政府土地，需要在商會出面協助，並透過別人介紹之下，始能集齊所需土地，「曾經找過很多土地也不合適，因畢竟木廠並非甚麼大生意，而木材像鐵一樣，又長又大，不能上樓，用作運輸的車輛也較為大型，搬遷時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否則也不會弄得那麼緊逼。」
考慮搬遷的木廠原本共有約十家，但在疫情之下，當中數家已放棄繼續經營，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只剩下六家。這批木廠在北區紮根數十年時間，最早一家早於六十年代在上水建立廠房，而到了八十年代，位於古洞區內的木廠數目一度增至逾三十家，但隨著日子過去，不少廠房東主退休，中途結業，到目前只剩十多家，因有下一代接手，才可以繼續營業。吳表示，當中一些木廠已非首次經歷搬遷，很多昔日設於粉嶺馬會道，後來發展天坪邨，才搬到馬草壟。他笑言：「當時這里是不毛之地，想不到三十八年之後，政府搞了一個古洞北出來，我們又要搬，而每次也是愈搬愈遠，愈搬愈入。」
他說，雖然兩幅用地被蓮麻坑路所分隔，但「東西地盤」仍可合組成面積較大的用地，具有一定協同效應，而六家木廠可重置於同一地點，除了地方較為「見駛」，亦可共用渠務等配套設施，降低搬遷成本，並對地區交通的影響減至最低。
翻查資料，六間廠房現時座落於未來古洞北新發展區的九個不同地點，共涉一萬平方米土地，有關用地已分別劃作「住宅（甲類）」、「政府、機構或社區」、公共空間和道路等用途，其中七幅用地更是處於首階段發展的範圍內。隨著業界成功覓得搬遷用地，相關新發展區用地可望加快釋出。吳表示，明白政府現時急需利用木廠現時用地建屋，也希望盡可能不阻礙新發展區的發展，但由於前期的覓地工作消耗不少時間，承認距離年底的搬遷「死線」，時間上較為緊逼，幸得當局理解，搬遷期間最新已延至明年第二季。
為了日後有更好管理和營運，六家受影響的鋸木廠或木園按照營運需求，分布於重置地盤的三個範圍內，所有商戶的營業時間將會劃一，惟暫時僅獲城規會批出三年的短期使用年期。吳錦榮指出，本港房地產仍然發展興旺，與建築業相關的木材行業仍有一定需求，惟亦逐漸式微，各廠戶也是「苦苦地撐落去」，加上需要自行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故希望能取得政府的支持，讓新址最少營運二至三十年，「我們其實是拿著很大的決心，克服了很多問題才走到這一步，真是一點也不容易，故希望能真的等到一個生存空間。」
隨著本港經濟轉型，木材行業在過去數十年經歷巨大變化，不少廠戶也因缺乏土地而結業。能夠在時代巨輪中生存，並準備搬遷至粉嶺的六家木廠，雖然在行內「專長」不一，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多已經營數代，並有下一代願意「接棒」，讓家族生意得以承傳。據了解，六家木廠在遷至新址後，營運範圍將會增加百分之五點三至九點五不等，料可吸納未來持續增長的需求。
六家準備遷的木廠中，以具有五十年歷史的萬樂來發展有限公司規模最大，被視為本港建築及包裝木材的龍頭公司，市場佔有率高達七成，也是本港最大歐洲木廠入口商，相關入口量達百分之十五，馬會、蜆殼和嘉利物流等均是該木廠的主要客戶。該木廠近年拓展的其中一個新業務，就是為馬會的馬匹提供木寢室。值得留意的是，其廠房現時分布在古洞北三個不同地點，運作因此受到限制，但在搬遷後，廠房將重新「合體」，營運效率可望得到提升。
主要從事裝修及家具木材的輝記木業，則在本港室內裝修市場地位舉足輕重，為灣仔、旺角和火炭等地區商鋪供應一半零售木材產品。據了解，因應內地的營運成本近年也在急劇上升，加上本港市場發展穩定，該木廠有意將內地的業務重新遷回本港，以減省開支，預期在搬遷後運作可更具成本效益。
至於當中最為「年輕」的寶利豐木業，則被視為行內的發展傳奇，因創立木廠的女東主，早年只是由一個二十呎貨櫃起家，花了十五年時間發展成今天的規模，市場佔有率已達百分之十五。據了解，該木廠預計在搬遷後會有更大儲存空間，可減少木材放在戶外受到風化所造成的浪費，預計每年盈利會有百分之五至十的增長。
吳錦雲指，最終決定搬遷的木廠，最少也經營三十多年，不少也經營數代，彼此從「阿爺年代」已結識，「大家其實也是老街坊，有很多老夥計，若搬到北區以外的其他地方，等於逼他們退休，所以彼此也希望日後可以聚在一起，這是選址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位於古洞北的多家木廠雖然已有搬遷計畫，以騰出空間供當局發展房屋，但仍有個別木廠打算留守。早年與友人合資購買用地，在古洞建立「志記鎅木廠」的負責人王鴻權，就一直爭取原址保育，暫時未有計畫搬遷。人稱「權哥」的王鴻權說，木廠具有歷史價值，也一直開設木工班，不少青年人到木廠認識木材，具有教育元素，倘若沒有木廠，會令他們失去一個「考察」地點。「這可鼓勵年輕人愛惜自然界，他們也很受落，每次開班也爆棚。」
問到會否考慮在其他地方重置木廠，他說一旦搬遷，認識木廠的人會較少，「只能搬走驅殼，不能帶走靈魂。」他表示，早前已去信四個部門，包括規劃署、地政總署、民政總署及特首辦，要求保育，特首辦表示會由規劃署回覆。他坦言，若確切需要搬遷，也希望政府在附近協助重建木廠，「我們是窮鬼，沒有這樣的資金，若遷拆了，沒有可能再買一幅土地再重建。」
他表示，政府早年將用地納入第一期發展，但兩年半限期將於今年底屆滿，暫時再未有消息。他說，肯定難以在今年底搬遷，因為廠房仍有很多木材「存貨」，需時清理木材。「木材多是回收得來，一直以來都是協助解決環保問題，大多用來製成紀念品，當年超強颱風『山竹』過後回收得來的木材，至今也有小部分仍未使用。」他表示，木材若被棄置，只能運往堆填區，但部分分解可能會有困難，若能打造成一些藝術品，價值可被提升，也較為環保。他舉例指：「電燈公司所棄置的電燈柱，因為曾被水浸過，加上多屬杉木或松木，若棄置於堆填區，可能一百幾十年才能分解。」
朱家雄：幼儿园课程应走向简约化
当代学前教育 当代学前教育 今天
朱家雄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学前教育专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幼儿园课程论》《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等教材。
近20年来，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是有成绩的，因为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课程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推进改革，否则会使改革走向歧途。
幼儿园课程改革有点像“摸着石子过河”，所以不能因为在过河时出了一些差错就横加批评和指责。但是，在“摸着石子过河”时，人们希望河水清澈一点，这样受挫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而今，“河水”似乎不是很“清澈”，甚至让人感到有点“摸不透”。
不是吗？新名词、新概念和新理念太多了，这些“好看不好用”的东西把幼儿园教师弄得“晕头转向”。不少幼儿园教师埋怨，为什么幼儿园课程变得如此复杂?
1
网络时代的呼唤
幼儿园课程的编制是学前教育中最繁难、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件事情，诚如国际著名学前教育专家斯波代克所言，“我越研究，越发现早期教育理论来源的复杂性”。
然而，幼儿园课程本身的复杂和繁难，并不意味着每个幼儿园教师都必须以复杂和理想的方式去对待课程的编制和实施。
从一般意义上讲，当人们遇到复杂的事物时，理智的办法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也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将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复杂化，而是将此过程简单化。
当今，已经是网络时代了，信息复杂繁多，使人目不暇接，难以应付。以复杂对复杂，不会是成功的办法。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想起了与皮亚杰同时代的一位哲人，他的名字叫葛雷戈里·贝特森，他要求用日趋简化的观念表征日趋复杂的现实。
在信息时代，人们已经无暇慢条斯理地琢磨道理，而简化的观念表征则能让人们最为有效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完全可以潜心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尽管有些研究与教育实践关联不多，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研究没有价值，也不等于他们的研究一定可以在教育实践中运用，更不说明他们的研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教育实践有理论研究和思考作为基础固然很好，但并不是必须遵循理论研究和思考。
曾任美国教育界多种要职的历史学家艾伦·拉芪曼曾经说过：
美国教育研究的一百多年历史是一段捕风捉影的历史，大多数教育领域的研究对教育实践并没有帮助，没有从教师、学生、学校、家长和社区的发展需要出发。针对教育生活的过程进行研究，大量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参与教育的人和发挥教育的社会福利功能。
拉芪曼的言论虽有过激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们的研究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鸿沟。
如果一种幼儿园课程从理论到实践都被复杂化了，甚至复杂到很少有人能听懂，那么不管这种课程的理念有多么先进，课程的设计有多么完美，其本身就已经失去生命力了，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
2
“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少学前教育专业以外的人士难以理解的是：与其他各级各类课程相比，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本不该是最复杂的，而今为何变得如此繁难，而且还弄出那么多名堂。
尽管幼儿园课程是繁难的，但是仍然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语阐述清楚。
幼儿园课程所要达成的目的，无非是：
“既要顺应幼儿的发展，又要将幼儿的发展纳入社会所需求的轨道”；
幼儿园课程所要做的事情，无非是：
“让幼儿开心地玩，让教师有效地教”。
在没有学业指标，没有考试压力的情况下，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和运行理当不会让教师陷入“云里雾里”。
在处理问题时，一旦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幼儿园课程中就会出现大量的“可说不可做”“可看不可用”的东西。
例如，因为倡导学前教育要满足幼儿的需要，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什么是幼儿的需要，并被要求去设计课程和活动满足幼儿的需要。
这种想法本身并不错，但这样做其实是行不通的。殊不知，幼儿的需要是内在的，是动态的，是个别化的，一个教师面对数十个幼儿，根本不可能去把握每个幼儿的需要。
退一步讲，即使教师能把握，也根本不可能发展出正好适合幼儿的课程和活动。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教师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尽情地游戏，那么幼儿园课程就已经能满足幼儿的需要了。
又如，因为倡导活动区活动，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如何使区域活动的材料有层次性，研究如何安排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与不同层次的材料进行“匹配式”的互动。研究教师如何布置墙饰以配合区域活动等等。
这样做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殊不知，活动区活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幼儿的自主、自选和主动探索，而不在于教师将自己预设的计划强加于幼儿。教师即使再有经验，花费再多的时间，也难以使自己设计的活动区域发挥原本应有的价值。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投放多功能的材料，特别是较为原始的材料，那么幼儿园活动区活动反而会更有价值。
再如，因为强调活动过程，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设计与幼儿自身经验相符合的教育活动，即以幼儿的心理逻辑选择和组织活动内容。但同时又要求教师不可削弱知识和技能，即也要顾及学科逻辑。
这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例如，处理好教师预设与儿童生成之间的关系等），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做到。殊不知，课程内容的儿童心理逻辑取向的真正达成，常常是以失却部分甚或全部学科逻辑取向为代价的。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明确整个课程的价值取向，并以与之一致的方式权衡和协调儿童心理逻辑取向与学科逻辑取向之间的关系，懂得有所得必有所失，就不会刻意去求全了。
如此这般“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例子还有许多，难怪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会那么忙，那么累；难怪不少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会那么低。
3
简单的道理不可丢失
即使是浪漫主义的学前教育，也不会完全否定教师的教学。有幼儿教育机构，就会有教师的教学，就会有教师的给予。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那么在幼儿园课程中，教师教学的问题就会简单到“给予幼儿什么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问题。
自古到今，人们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主要就是哲学的思考，人们对这类问题的认同很少离开真、善、美三个字。不同的文化对真、善、美有不同的取向，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取向。
例如：“竞争”在有的文化中被认为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在教育中是值得倡导的；而在有的文化中却被认为是“邪恶的”，是“可憎的”，在教育中是要排斥的。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我们必须思考文化价值的问题，特别要思考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稳定性，往往会通过各种途径和关系代代相传。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选择更多经典的、经过“干锤百炼”的东西作为材料，而不是去采用那些信手拈来的东西。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动态性，往往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与时俱进，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例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年代里，幼儿园课程也应反映人类与环境的和谐与共处等。
而今，幼儿园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污染”了，由于过分强调对幼儿兴趣的追随，不少假、恶、丑的东两充斥在课程中。
要从小对幼儿进行真、善、美的熏陶，如此简单的道理，却被有些人遗忘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4
“易操作”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一项需要高智慧的工作。
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比制造一架传统的照相机要困难得多。要基于高科技的研究，要在照相机内安置单片机（电脑晶片）进行调控，但是这种照相机给操作者带来了效率和方便。
当代电脑软件的功能越来越复杂和专业化。但在操作上越来越趋向简单化。“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发明和制造，并非为了让使用者成为只会操作硬件的傻瓜，恰恰相反，为的是让使用者更为理想地达成他们的工作目标。
“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幼儿园课程编制的复杂性不会低于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或设计一个电脑软件，它需要课程专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
幼儿园教师实施课程就如同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运用电脑软件处理文件，而不是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要求幼儿园教师去编制幼儿园课程，就好比要求非专业人员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结果反而将拍照片或用电脑的任务给遗忘了，这样，既制造不出照相机或电脑软件，也拍不好照片或处理不好文件。
其实，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者运用电脑软件处理事务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是需要进行研究的工作。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会选择“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进行操作，为的是提高效率。为的是将其创造性和精力运用于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也许，生活在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傻瓜”照相机和电脑软件本身，因为这并不是教师应该做的，也不是他们所能做的。同样，生活在数码时代的幼儿园教师必须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情景和干变万化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为幼儿园教师提供内涵复杂、操作简易的幼儿园课程就显得特别重要。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在表述上清晰明了，在操作上易于上手，这样做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去研究特定背景下的教育、教学问题，将其创造性和精力集中运用于他们在教育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以简单对复杂，这样的课程反而更富有弹性，更能“以不变应万变”。
尽管编制幼儿园课程是一件十分复杂和繁难的事情，但是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能使幼儿园教师在操作中觉得十分简单和有效。应该说，幼儿园课程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课程的价值所在。
当代学前教育 当代学前教育 今天
朱家雄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学前教育专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幼儿园课程论》《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等教材。
近20年来，我国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是有成绩的，因为课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课程改革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推进改革，否则会使改革走向歧途。
幼儿园课程改革有点像“摸着石子过河”，所以不能因为在过河时出了一些差错就横加批评和指责。但是，在“摸着石子过河”时，人们希望河水清澈一点，这样受挫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而今，“河水”似乎不是很“清澈”，甚至让人感到有点“摸不透”。
不是吗？新名词、新概念和新理念太多了，这些“好看不好用”的东西把幼儿园教师弄得“晕头转向”。不少幼儿园教师埋怨，为什么幼儿园课程变得如此复杂?
1
网络时代的呼唤
幼儿园课程的编制是学前教育中最繁难、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件事情，诚如国际著名学前教育专家斯波代克所言，“我越研究，越发现早期教育理论来源的复杂性”。
然而，幼儿园课程本身的复杂和繁难，并不意味着每个幼儿园教师都必须以复杂和理想的方式去对待课程的编制和实施。
从一般意义上讲，当人们遇到复杂的事物时，理智的办法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也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将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复杂化，而是将此过程简单化。
当今，已经是网络时代了，信息复杂繁多，使人目不暇接，难以应付。以复杂对复杂，不会是成功的办法。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想起了与皮亚杰同时代的一位哲人，他的名字叫葛雷戈里·贝特森，他要求用日趋简化的观念表征日趋复杂的现实。
在信息时代，人们已经无暇慢条斯理地琢磨道理，而简化的观念表征则能让人们最为有效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完全可以潜心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尽管有些研究与教育实践关联不多，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研究没有价值，也不等于他们的研究一定可以在教育实践中运用，更不说明他们的研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教育实践有理论研究和思考作为基础固然很好，但并不是必须遵循理论研究和思考。
曾任美国教育界多种要职的历史学家艾伦·拉芪曼曾经说过：
美国教育研究的一百多年历史是一段捕风捉影的历史，大多数教育领域的研究对教育实践并没有帮助，没有从教师、学生、学校、家长和社区的发展需要出发。针对教育生活的过程进行研究，大量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参与教育的人和发挥教育的社会福利功能。
拉芪曼的言论虽有过激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们的研究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鸿沟。
如果一种幼儿园课程从理论到实践都被复杂化了，甚至复杂到很少有人能听懂，那么不管这种课程的理念有多么先进，课程的设计有多么完美，其本身就已经失去生命力了，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
2
“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简单问题复杂化”
不少学前教育专业以外的人士难以理解的是：与其他各级各类课程相比，幼儿园课程的编制和实施本不该是最复杂的，而今为何变得如此繁难，而且还弄出那么多名堂。
尽管幼儿园课程是繁难的，但是仍然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语阐述清楚。
幼儿园课程所要达成的目的，无非是：
“既要顺应幼儿的发展，又要将幼儿的发展纳入社会所需求的轨道”；
幼儿园课程所要做的事情，无非是：
“让幼儿开心地玩，让教师有效地教”。
在没有学业指标，没有考试压力的情况下，幼儿园课程的设计和运行理当不会让教师陷入“云里雾里”。
在处理问题时，一旦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幼儿园课程中就会出现大量的“可说不可做”“可看不可用”的东西。
例如，因为倡导学前教育要满足幼儿的需要，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什么是幼儿的需要，并被要求去设计课程和活动满足幼儿的需要。
这种想法本身并不错，但这样做其实是行不通的。殊不知，幼儿的需要是内在的，是动态的，是个别化的，一个教师面对数十个幼儿，根本不可能去把握每个幼儿的需要。
退一步讲，即使教师能把握，也根本不可能发展出正好适合幼儿的课程和活动。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教师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尽情地游戏，那么幼儿园课程就已经能满足幼儿的需要了。
又如，因为倡导活动区活动，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研究如何使区域活动的材料有层次性，研究如何安排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与不同层次的材料进行“匹配式”的互动。研究教师如何布置墙饰以配合区域活动等等。
这样做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殊不知，活动区活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幼儿的自主、自选和主动探索，而不在于教师将自己预设的计划强加于幼儿。教师即使再有经验，花费再多的时间，也难以使自己设计的活动区域发挥原本应有的价值。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投放多功能的材料，特别是较为原始的材料，那么幼儿园活动区活动反而会更有价值。
再如，因为强调活动过程，结果教师们被要求去设计与幼儿自身经验相符合的教育活动，即以幼儿的心理逻辑选择和组织活动内容。但同时又要求教师不可削弱知识和技能，即也要顾及学科逻辑。
这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例如，处理好教师预设与儿童生成之间的关系等），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做到。殊不知，课程内容的儿童心理逻辑取向的真正达成，常常是以失却部分甚或全部学科逻辑取向为代价的。这样做，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只要明确整个课程的价值取向，并以与之一致的方式权衡和协调儿童心理逻辑取向与学科逻辑取向之间的关系，懂得有所得必有所失，就不会刻意去求全了。
如此这般“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例子还有许多，难怪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会那么忙，那么累；难怪不少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的有效性会那么低。
3
简单的道理不可丢失
即使是浪漫主义的学前教育，也不会完全否定教师的教学。有幼儿教育机构，就会有教师的教学，就会有教师的给予。
如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那么在幼儿园课程中，教师教学的问题就会简单到“给予幼儿什么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问题。
自古到今，人们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主要就是哲学的思考，人们对这类问题的认同很少离开真、善、美三个字。不同的文化对真、善、美有不同的取向，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取向。
例如：“竞争”在有的文化中被认为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在教育中是值得倡导的；而在有的文化中却被认为是“邪恶的”，是“可憎的”，在教育中是要排斥的。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我们必须思考文化价值的问题，特别要思考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稳定性，往往会通过各种途径和关系代代相传。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选择更多经典的、经过“干锤百炼”的东西作为材料，而不是去采用那些信手拈来的东西。
对真、善、美的价值认同具有动态性，往往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化。
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时，要与时俱进，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例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年代里，幼儿园课程也应反映人类与环境的和谐与共处等。
而今，幼儿园课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污染”了，由于过分强调对幼儿兴趣的追随，不少假、恶、丑的东两充斥在课程中。
要从小对幼儿进行真、善、美的熏陶，如此简单的道理，却被有些人遗忘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4
“易操作”本身就是价值所在
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一项需要高智慧的工作。
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比制造一架传统的照相机要困难得多。要基于高科技的研究，要在照相机内安置单片机（电脑晶片）进行调控，但是这种照相机给操作者带来了效率和方便。
当代电脑软件的功能越来越复杂和专业化。但在操作上越来越趋向简单化。“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发明和制造，并非为了让使用者成为只会操作硬件的傻瓜，恰恰相反，为的是让使用者更为理想地达成他们的工作目标。
“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
幼儿园课程编制的复杂性不会低于制造一架“傻瓜”照相机或设计一个电脑软件，它需要课程专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
幼儿园教师实施课程就如同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运用电脑软件处理文件，而不是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要求幼儿园教师去编制幼儿园课程，就好比要求非专业人员去制造照相机或设计电脑软件，结果反而将拍照片或用电脑的任务给遗忘了，这样，既制造不出照相机或电脑软件，也拍不好照片或处理不好文件。
其实，运用照相机拍照片或者运用电脑软件处理事务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是需要进行研究的工作。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会选择“傻瓜”照相机和简约化电脑软件进行操作，为的是提高效率。为的是将其创造性和精力运用于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也许，生活在数码时代的人大多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傻瓜”照相机和电脑软件本身，因为这并不是教师应该做的，也不是他们所能做的。同样，生活在数码时代的幼儿园教师必须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情景和干变万化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为幼儿园教师提供内涵复杂、操作简易的幼儿园课程就显得特别重要。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在表述上清晰明了，在操作上易于上手，这样做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效率，为的是让幼儿园教师去研究特定背景下的教育、教学问题，将其创造性和精力集中运用于他们在教育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上。
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以简单对复杂，这样的课程反而更富有弹性，更能“以不变应万变”。
尽管编制幼儿园课程是一件十分复杂和繁难的事情，但是简约化的幼儿园课程能使幼儿园教师在操作中觉得十分简单和有效。应该说，幼儿园课程的易操作性本身就是课程的价值所在。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