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母亲节》
从红尘讲，古语云：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百善孝为先。又是母亲节，再看到这两句话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真是道尽红尘人心啊！
一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仿佛我们没有当父母之前，就可以理所当然不懂得父母生养之恩，仿佛父母所有的辛劳付出，甚至父母可以为我们生为我们死，就可以视而不见。不为父母不知恩，那为人父母之后呢？自己的儿女又成为了心心念念牵挂的核心，而且，看儿女的目光和心跟看父母就是不一样，拍拍良心，不是这样吗？由此看来，我们不孝，百善孝为先，不孝又何来善？这是历代祖先的忠告，不会错，照尽了红尘人心。但红尘中又有几人承认自己不孝、不善呢？这就是没有破迷开悟的红尘人心，以“我”为是的小人之心，以此心在红尘，故事事诸难顺，一切都是点化，我们却不能照见，因此不能改变。所以，红尘后天人心，无真孝，红尘无真善。
再说，我们为人父母者破迷开悟了吗？真的活明白了吗？什么是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什么是命运？人最终的归属是什么？如何能改变命运？如果我们无知，又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能给他们什么？结果真的就是爱吗？看看如今的世界，有多少未出生就夭折的孩子？有多少抑郁、病死、横死，甚至被自己父母害死的孩子？有多少因无知而误入歧途乃至犯罪的孩子？又有多少孩子在父母的教育下，重复着父母苦难的命运？现在社会的亲子关系都好吗？真的有爱和孝吗？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既是父母又是孩子，这种双向的亲子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体架构，今天的社会现状人人有责，所以人人当反思，对上对下是否做到了真孝真爱？父母有病你能让他们健康吗？孩子遭遇人生的转折你能引领和改变吗？你知道一切发生背后的因缘、因果、真相吗？古语有云：为人父母者不知医，谓不慈；为人子女者不知医，谓不孝。何为医？古医乃神圣之业，可疗人心疾，解因化果，治未病而使不致于病。由此可见，此为毉，先天德道所成，而非现代之医，后天小我人心所成。但是你知道吗？现代后天之医，即是因德降道滑而退化的凡俗小人，只要无我，即可德道回归于心，即可德升道涨，开发潜能，重新成为先天本来之毉，即是道毉百病，可化解天地人之危机，此乃大孝之为道，则红尘小孝小爱自在其中，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
何为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始者、母者皆为本源，先天德道也。所以母性的实质为天性、本性，乃无我之爱，乃天道之爱，方为真爱。故母性无分男女，人人皆有之本心本性，但都被累世轮回的红尘后天人心所覆盖，故不见本心难明本性，命运完全被累世以“我”为根的因缘所操控着，活在因果里，不能自拔，不能自知自觉。
人不觉知，红尘的母爱都是后天意识，所以，很多时候母爱变成了一种所有和掌控，对儿女的教育往往是我认为、我觉得……都是以“我”为模板，孩子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呢？甚至有很多爱成其害，不仅阻碍了孩子的天性，甚至造成孩子叛逆，反其道而行之，酿成悲剧，追悔莫及。
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儿女呢？你知不知道，父母也是凡夫俗子，同样背负着累世的因果业力，人身难得，中土难生，俗话常说生育之恩大过天，故曰百善孝为先。同样生而为人，同样有历经累世轮回的灵魂，同样具足本心本性，即始终觉醒的天魂，同在天地之间，同在红尘，同在生活中修行，其实，灵魂之间的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并不是相互依存、依赖的，最终都得看破红尘关系假象，出离红尘，唯厚德载物以德承载。在红尘皆蒙昧的人群，就看谁能先觉醒，谁能先担当。先知先觉先行，即是大德，必得天地相助，大德必成大业。德为一切根本，为一切之心，为一切之始，为一切之母，为一切之归属。德为道之心，大德必成大势，天道不可违。
“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本源之德，是根、是源、是始、是母，是引领，是归属，得道者有天地相助，注定了中国的强大。“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阴阳合于道，将父母情怀融合为一，这是真正的爱民如子为天下，民乃本也，人之本、国之本、天之本。
我们既是儿女又是父母，但无论何种身份，都首先是人，是人即当归本，返观内照即见本心本性。唯有回归本心本性才能成为真人，真人才能有真心，才能为慈父慈母，才能为孝子。
家以国为天，国以道为天，家国皆以人为本，唯有人心归德，才有真心、真情、真爱，才能家国乃至天下福禄泰安。
由此可见，孝母、护子皆是爱人，爱人必爱家，爱家必爱国，爱国必当心怀天下，所以，不管你是工农商学兵师，还是官家与白丁，都当怀有此心，同心同德，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和使命，否则，即是失本，恐怕连个“人”字都难为吧！
母亲节，不是让我们只在今天想起还有个母亲，得给她过节，华夏文明以德为心，“母”乃本性也，通过真心、常态的孝母可回归本心本性，以孝可入道，唯有心在道才能真孝，故曰孝道。母亲节，只是365天中的普通一天而已，本心安在，回归于德，天天都可悟道，天天都是母亲节，天天、时时都能以慈母之心爱人爱天下，这就是红尘即是道场，生活即是修行，最终可超凡入圣，回归天人合一，这就是践行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华夏文明的传承。
云禅慧明
从红尘讲，古语云：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百善孝为先。又是母亲节，再看到这两句话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真是道尽红尘人心啊！
一句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仿佛我们没有当父母之前，就可以理所当然不懂得父母生养之恩，仿佛父母所有的辛劳付出，甚至父母可以为我们生为我们死，就可以视而不见。不为父母不知恩，那为人父母之后呢？自己的儿女又成为了心心念念牵挂的核心，而且，看儿女的目光和心跟看父母就是不一样，拍拍良心，不是这样吗？由此看来，我们不孝，百善孝为先，不孝又何来善？这是历代祖先的忠告，不会错，照尽了红尘人心。但红尘中又有几人承认自己不孝、不善呢？这就是没有破迷开悟的红尘人心，以“我”为是的小人之心，以此心在红尘，故事事诸难顺，一切都是点化，我们却不能照见，因此不能改变。所以，红尘后天人心，无真孝，红尘无真善。
再说，我们为人父母者破迷开悟了吗？真的活明白了吗？什么是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什么是命运？人最终的归属是什么？如何能改变命运？如果我们无知，又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能给他们什么？结果真的就是爱吗？看看如今的世界，有多少未出生就夭折的孩子？有多少抑郁、病死、横死，甚至被自己父母害死的孩子？有多少因无知而误入歧途乃至犯罪的孩子？又有多少孩子在父母的教育下，重复着父母苦难的命运？现在社会的亲子关系都好吗？真的有爱和孝吗？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既是父母又是孩子，这种双向的亲子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体架构，今天的社会现状人人有责，所以人人当反思，对上对下是否做到了真孝真爱？父母有病你能让他们健康吗？孩子遭遇人生的转折你能引领和改变吗？你知道一切发生背后的因缘、因果、真相吗？古语有云：为人父母者不知医，谓不慈；为人子女者不知医，谓不孝。何为医？古医乃神圣之业，可疗人心疾，解因化果，治未病而使不致于病。由此可见，此为毉，先天德道所成，而非现代之医，后天小我人心所成。但是你知道吗？现代后天之医，即是因德降道滑而退化的凡俗小人，只要无我，即可德道回归于心，即可德升道涨，开发潜能，重新成为先天本来之毉，即是道毉百病，可化解天地人之危机，此乃大孝之为道，则红尘小孝小爱自在其中，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
何为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始者、母者皆为本源，先天德道也。所以母性的实质为天性、本性，乃无我之爱，乃天道之爱，方为真爱。故母性无分男女，人人皆有之本心本性，但都被累世轮回的红尘后天人心所覆盖，故不见本心难明本性，命运完全被累世以“我”为根的因缘所操控着，活在因果里，不能自拔，不能自知自觉。
人不觉知，红尘的母爱都是后天意识，所以，很多时候母爱变成了一种所有和掌控，对儿女的教育往往是我认为、我觉得……都是以“我”为模板，孩子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呢？甚至有很多爱成其害，不仅阻碍了孩子的天性，甚至造成孩子叛逆，反其道而行之，酿成悲剧，追悔莫及。
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儿女呢？你知不知道，父母也是凡夫俗子，同样背负着累世的因果业力，人身难得，中土难生，俗话常说生育之恩大过天，故曰百善孝为先。同样生而为人，同样有历经累世轮回的灵魂，同样具足本心本性，即始终觉醒的天魂，同在天地之间，同在红尘，同在生活中修行，其实，灵魂之间的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并不是相互依存、依赖的，最终都得看破红尘关系假象，出离红尘，唯厚德载物以德承载。在红尘皆蒙昧的人群，就看谁能先觉醒，谁能先担当。先知先觉先行，即是大德，必得天地相助，大德必成大业。德为一切根本，为一切之心，为一切之始，为一切之母，为一切之归属。德为道之心，大德必成大势，天道不可违。
“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本源之德，是根、是源、是始、是母，是引领，是归属，得道者有天地相助，注定了中国的强大。“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阴阳合于道，将父母情怀融合为一，这是真正的爱民如子为天下，民乃本也，人之本、国之本、天之本。
我们既是儿女又是父母，但无论何种身份，都首先是人，是人即当归本，返观内照即见本心本性。唯有回归本心本性才能成为真人，真人才能有真心，才能为慈父慈母，才能为孝子。
家以国为天，国以道为天，家国皆以人为本，唯有人心归德，才有真心、真情、真爱，才能家国乃至天下福禄泰安。
由此可见，孝母、护子皆是爱人，爱人必爱家，爱家必爱国，爱国必当心怀天下，所以，不管你是工农商学兵师，还是官家与白丁，都当怀有此心，同心同德，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和使命，否则，即是失本，恐怕连个“人”字都难为吧！
母亲节，不是让我们只在今天想起还有个母亲，得给她过节，华夏文明以德为心，“母”乃本性也，通过真心、常态的孝母可回归本心本性，以孝可入道，唯有心在道才能真孝，故曰孝道。母亲节，只是365天中的普通一天而已，本心安在，回归于德，天天都可悟道，天天都是母亲节，天天、时时都能以慈母之心爱人爱天下，这就是红尘即是道场，生活即是修行，最终可超凡入圣，回归天人合一，这就是践行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华夏文明的传承。
云禅慧明
#整理#
[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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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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