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南充##阆中# “我来偿还”！四川阆中七旬老人扛起诚信担当
近日，一名被执行人的父亲主动找到阆中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替儿子熊某偿还借款，该案成功执结。
2014年4月，被执行人熊某向申请人郭某借款20万元，期间郭某多次催其还款，熊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脱。2019年5月，案件经过阆中法院审理，判令熊某偿还借款20万元并按支付利息。
判决生效后，熊某仍未履行偿还义务。2021年6月，郭某向阆中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穷尽所有执行措施，发现熊某名下仅有银行存款4.8万余元，除此外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后，执行法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熊某因患有脑梗导致瘫痪，已丧失劳动能力，无力返还借款，案件陷入了“执行不能”的被动局面。
熊某的父亲是一名机关退休干部，在了解到此事后，他表示愿意“子债父偿”，代替儿子履行义务。他拿出攒下的13万元现金为熊某偿还部分借款，加上熊某银行卡上的4.8万余元，共计偿还17.8万余元。在执行法官的调解下，申请人表示同情熊某遭遇，感念其父代子执行，自愿放弃剩余欠款及利息，至此，该案执行完毕。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老人主动用自己的退休工资偿还儿子的债务，守住了诚信的底线，完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一次信用接力。
来源：阆中市人民法院 https://t.cn/R2Wx360
近日，一名被执行人的父亲主动找到阆中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替儿子熊某偿还借款，该案成功执结。
2014年4月，被执行人熊某向申请人郭某借款20万元，期间郭某多次催其还款，熊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脱。2019年5月，案件经过阆中法院审理，判令熊某偿还借款20万元并按支付利息。
判决生效后，熊某仍未履行偿还义务。2021年6月，郭某向阆中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穷尽所有执行措施，发现熊某名下仅有银行存款4.8万余元，除此外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而后，执行法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熊某因患有脑梗导致瘫痪，已丧失劳动能力，无力返还借款，案件陷入了“执行不能”的被动局面。
熊某的父亲是一名机关退休干部，在了解到此事后，他表示愿意“子债父偿”，代替儿子履行义务。他拿出攒下的13万元现金为熊某偿还部分借款，加上熊某银行卡上的4.8万余元，共计偿还17.8万余元。在执行法官的调解下，申请人表示同情熊某遭遇，感念其父代子执行，自愿放弃剩余欠款及利息，至此，该案执行完毕。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老人主动用自己的退休工资偿还儿子的债务，守住了诚信的底线，完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一次信用接力。
来源：阆中市人民法院 https://t.cn/R2Wx360
【半數東奧賽任港人看 歷屆最多】
疫情下舉辦的東京奧運會，將於本周五揭幕，在當局早前斥資購入賽事播映權之下，本港市民可以安坐家中觀看賽事。負責協調三大電視台的資深體育節目製作人、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李漢源透露，電視台已各自派員，組成一支為數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料可播放逾百小時的港隊賽事，盡量做到「一吋不漏」。據他了解，部分電視台會開放超過十條頻道播放賽事，總播放時數高達三、四千小時，屬歷來最多，即國際奧委會所製作的約一半賽事時段，也可呈現觀眾眼前。他看好今屆賽事的收視，惟在疫情之下，每家電視台的廣告收入可能只得一、二千萬元，仍可能需要承擔數百萬元的虧蝕。
為免市民無緣觀賞今屆奧運賽事，港府早前破天荒斥資購入賽事的播映權。根據協議，各間電視台須分別在免費和收費頻道合共提供不少於九百及三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負責協調的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康樂及體育）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為期十六天的奧運賽事，大會將合共製作七千小時的比賽時段，其中約二千小時的節目會發送至人造衛星，各地電視台可視乎本身的需要接收賽事；至於餘下的約五千小時節目，各地電視台則須自行支付衛星費用，始能發送至所屬國家或地區。
他表示，為免造成不公，未有特別限制各電視台所需播放的港隊以外賽事，但據其了解，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NOW TV均會開放多條頻道播放賽事，其中無線電視計畫動用的頻道多達十三條，合共播放三至四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其餘兩家電視台也會播放最少一千小時的賽事。他指，每家電視台只要開放七條頻道，每日播放八小時節目，已能滿足基本要求，因此整體播放時數可遠較當局要求為高，「收費電視的頻道也需要節目充撐，既然已購得播映權，加上不用額外製作，播放得愈多，也沒有損失，因此電視台也會盡量填滿節目時段。」
三大電視台的另一「任務」，就是需要播足所有本港運動員出戰的賽事。李漢源指，倘若只是接收大會提供的訊號，未必能涵蓋所有港隊賽事，尤其是初賽，因此需要自行派出拍攝團隊，讓本港電視台進行直播或轉播，「當中有些賽事，港隊可能是志在參與，但既然港府這次購買版權的目標是為了港隊，我們也會拍攝。」
為了達至目標，負責轉播賽事的三大電視台已分別派出拍攝人員、導演和工程人員，組成一支共有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Hong Kong Pool），已於上周二起陸續出發，而李漢源也在上周五抵達東京，負責協調。他表示，會在當地設置一個「小型電視台」，希望可「跟足」港隊所有賽事，但承認過程中或有「甩漏」。他舉例指：「滑浪風帆賽事若出了海，你如何拍攝？三項鐵人或單車公路賽也較難拍攝，可能只能拍到起步或衝線的畫面。」
他又提到，本港今屆共派出多達六名運動員角逐劍擊賽事，由於「重劍天后」江旻憓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大會一定拍攝其比賽片段，但其他排名較後的選手，卻未必一定可以，因此需靠本港拍攝團隊「執漏」。
本港已確定派出歷來最多的四十六位選手參加今屆奧運，採訪團隊最多可以同時走訪三至四個項賽事，「若賽事太多，導演也會親自落場，自己拿著攝影機拍攝賽事。」至於港隊賽事的播放時數，他說雖然未有正式統計，但若以派出四十六名運動員計算，平均每人比賽時間兩至三小時，粗略估計也會播放一百至二百小時的港隊賽事。
他坦言，若不是以聯合團隊方式拍攝，估計每家電視台需要各自支付三千萬元的製作費，但現時可以攤分成本，較各自派員「着數」，而連同其他開支，他估計現時每家電視台的製作費用有望降至二千萬元。惟在疫情下，本港經濟不景，他說每家電視台也估計最多只有一千至二千萬元的廣告收入，遠較上屆的五千萬元為低，「好彩的話，可能找到多一點廣告生意，做到收支平衡，否則應該會錄得數百萬元的虧蝕。」
「今次很多事情也未必做得到，因為落實得太遲，其他很多國家早在兩年前已確定播放安排。」李漢源指出，政府以往不想介入商業市場，一般不會購買奧運播映權，但今次得悉各電視台也無意購入後而決定「出手」，但由於不希望因此多付費用，令一切安排變得較為趕急。他說，以往舉辦奧運會，大會最少兩年前已召開國際會議，了解各地電視台的拍攝需要，從而確定如何布置場地，「但過去兩年，我們也沒有向國際奧委會講清楚需要甚麼，到了五月才落實，這令電視台的籌備變得極為倉卒，面對許多不明朗因素。」
過往舉辦奧運時，本港電視台能在國際廣播中心租用最少二千多呎的場地。李漢源指，由於今屆幾乎是在最後一刻才向大會表達採訪要求，所能租用的面積只有二百多呎。他亦以即將在周五舉行的開幕禮為例，電視台以往會支付約二十萬元的費用，在場內擺放一部攝影機，專門拍攝所屬國家或地區運動員十多秒的進場情況，但今年只能單靠大會的訊號，「即使採訪團隊可以在場內拍攝，但也沒有方法將片段直接傳送回港，只能事後以花絮方式交代現場氣氛。」
至於比賽場地，通常也設有混合區，讓電視台可以採訪運動員，並利用場館設施進行直播。李漢源指，當中的採訪位置是需要事先租用，以往在出發前已大致確定，但由於今屆從未提出要求，現在只能夠在「排隊」，等候大會確定次序，「可能會有一些電視台，因所屬國家的運動員提早出局而放棄位置，我們才有機會補上，租用這些被放棄的位置。」採訪位置尚未能確定之下，也大大增添傳播片段返港的難度，但李漢源表示，本港部分電視台曾嘗試以近年盛行的LiveU攜式視頻技術進行直播，效果不俗，因此現在也在構思利用當地的5G網絡進行直播，以補不足。
李漢源坦言，奧運已沒辦法再延遲，「單是賠償版權費，也要五十一億美元」，但這令採訪成本大大增加，尤以在機票費用上漲之下，每名成員的開支達到十五至二十萬元。他表示，採訪團隊成員已全部接種疫苗，但首三天仍需要每天進行檢測，初時只能乘搭國際廣播中心提供的車輛，每日也只能各自吃飯，以減低傳播病毒的風險。
曾在無線工作長達三十八年的資深監製李漢源，參與過九屆奧運會的直播。他坦言，今屆東奧對本港觀眾甚具瞄頭，對收視感到樂觀，除了由於賽事正值暑假舉行，吸引不少學生收看，加上多名本港運動員大熟大勇，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認為本港今屆有力爭逐獎牌的項目不止一個，會有最少三個，「個人感覺，金銀銅也會有。」
談到今屆出征奧運的港將，李漢源如數家珍。他認為，曾於倫敦奧運獲得場地單車凱林賽銅牌的李慧詩，今屆在爭先賽較有機會問鼎獎牌，「因她爆炸力較強，強項是緊貼對手，到最後一刻才抽出衝線，在以一對一方式較量的爭先賽具有較大優勢。」至於凱林賽，他說比賽過程中始終有機會「撞車」，變數較大。他又提到，貴為「天下第一劍」的江旻憓，即使最近比賽較少，但現在仍是重劍世界排名第一，而準備出戰空手道女子個人形賽事的劉慕裳，也是所屬級別的世界冠軍，「當然不想給他們太大壓力，但個人相信三人是有機會獲取獎牌。」
他又認為，體操的石偉雄在亞運奪取跳馬項目金牌時，是力壓上屆奧運銀牌得主，意味他也是有力爭奪獎牌。至於今屆奧運乒乓球首次加入混雙項目，港隊將由黃鎮廷及杜凱琹應戰，他認為倘若抽籤理想，不在較早階段遇上中國隊，也有機會奪取獎牌，而女團項目也是「牌面」較大，實力僅在中日韓之後；他說，港隊游泳「飛魚」何詩蓓現時在所屬級別排四、五位，相信躋身決賽不成問題，也估計本港在羽球混雙項目有力衝擊獎牌。
於二○一九年離開無線的李漢源，原本已經退休，但一直心繫體育，起初打算在今屆奧運隨同其他海外電視台，入場觀摩賽事。他笑言：「可能是職業病，我們入場，不是真係睇波，而是去看別人如何製作，也十分喜愛在這種環境之下工作。」
曾經歷九屆奧運的李漢源，認為各屆各有特色，難忘在一九九六年阿特蘭大奧運會時，奧林匹克公園發生爆炸，一眾工作人員被困於國際廣播中心三日不能外出，「但無可否認，論震撼力和感染力，○八年北京奧運是最大。」他憶述，電視台過往通常派出六十至九十人採訪，但當年卻派出多達二百多人，規模龐大，「自己當時也想過，完成該屆奧運後便退休，因為覺得往後無機會再做更大型賽事。」但在機緣巧合之下，李漢源今屆再以另一個身分「參與」賽事，但相信之後會真正退休，「人始終一定要退休，留給年輕人去做。」#香港新聞#
疫情下舉辦的東京奧運會，將於本周五揭幕，在當局早前斥資購入賽事播映權之下，本港市民可以安坐家中觀看賽事。負責協調三大電視台的資深體育節目製作人、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李漢源透露，電視台已各自派員，組成一支為數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料可播放逾百小時的港隊賽事，盡量做到「一吋不漏」。據他了解，部分電視台會開放超過十條頻道播放賽事，總播放時數高達三、四千小時，屬歷來最多，即國際奧委會所製作的約一半賽事時段，也可呈現觀眾眼前。他看好今屆賽事的收視，惟在疫情之下，每家電視台的廣告收入可能只得一、二千萬元，仍可能需要承擔數百萬元的虧蝕。
為免市民無緣觀賞今屆奧運賽事，港府早前破天荒斥資購入賽事的播映權。根據協議，各間電視台須分別在免費和收費頻道合共提供不少於九百及三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負責協調的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康樂及體育）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為期十六天的奧運賽事，大會將合共製作七千小時的比賽時段，其中約二千小時的節目會發送至人造衛星，各地電視台可視乎本身的需要接收賽事；至於餘下的約五千小時節目，各地電視台則須自行支付衛星費用，始能發送至所屬國家或地區。
他表示，為免造成不公，未有特別限制各電視台所需播放的港隊以外賽事，但據其了解，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NOW TV均會開放多條頻道播放賽事，其中無線電視計畫動用的頻道多達十三條，合共播放三至四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其餘兩家電視台也會播放最少一千小時的賽事。他指，每家電視台只要開放七條頻道，每日播放八小時節目，已能滿足基本要求，因此整體播放時數可遠較當局要求為高，「收費電視的頻道也需要節目充撐，既然已購得播映權，加上不用額外製作，播放得愈多，也沒有損失，因此電視台也會盡量填滿節目時段。」
三大電視台的另一「任務」，就是需要播足所有本港運動員出戰的賽事。李漢源指，倘若只是接收大會提供的訊號，未必能涵蓋所有港隊賽事，尤其是初賽，因此需要自行派出拍攝團隊，讓本港電視台進行直播或轉播，「當中有些賽事，港隊可能是志在參與，但既然港府這次購買版權的目標是為了港隊，我們也會拍攝。」
為了達至目標，負責轉播賽事的三大電視台已分別派出拍攝人員、導演和工程人員，組成一支共有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Hong Kong Pool），已於上周二起陸續出發，而李漢源也在上周五抵達東京，負責協調。他表示，會在當地設置一個「小型電視台」，希望可「跟足」港隊所有賽事，但承認過程中或有「甩漏」。他舉例指：「滑浪風帆賽事若出了海，你如何拍攝？三項鐵人或單車公路賽也較難拍攝，可能只能拍到起步或衝線的畫面。」
他又提到，本港今屆共派出多達六名運動員角逐劍擊賽事，由於「重劍天后」江旻憓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大會一定拍攝其比賽片段，但其他排名較後的選手，卻未必一定可以，因此需靠本港拍攝團隊「執漏」。
本港已確定派出歷來最多的四十六位選手參加今屆奧運，採訪團隊最多可以同時走訪三至四個項賽事，「若賽事太多，導演也會親自落場，自己拿著攝影機拍攝賽事。」至於港隊賽事的播放時數，他說雖然未有正式統計，但若以派出四十六名運動員計算，平均每人比賽時間兩至三小時，粗略估計也會播放一百至二百小時的港隊賽事。
他坦言，若不是以聯合團隊方式拍攝，估計每家電視台需要各自支付三千萬元的製作費，但現時可以攤分成本，較各自派員「着數」，而連同其他開支，他估計現時每家電視台的製作費用有望降至二千萬元。惟在疫情下，本港經濟不景，他說每家電視台也估計最多只有一千至二千萬元的廣告收入，遠較上屆的五千萬元為低，「好彩的話，可能找到多一點廣告生意，做到收支平衡，否則應該會錄得數百萬元的虧蝕。」
「今次很多事情也未必做得到，因為落實得太遲，其他很多國家早在兩年前已確定播放安排。」李漢源指出，政府以往不想介入商業市場，一般不會購買奧運播映權，但今次得悉各電視台也無意購入後而決定「出手」，但由於不希望因此多付費用，令一切安排變得較為趕急。他說，以往舉辦奧運會，大會最少兩年前已召開國際會議，了解各地電視台的拍攝需要，從而確定如何布置場地，「但過去兩年，我們也沒有向國際奧委會講清楚需要甚麼，到了五月才落實，這令電視台的籌備變得極為倉卒，面對許多不明朗因素。」
過往舉辦奧運時，本港電視台能在國際廣播中心租用最少二千多呎的場地。李漢源指，由於今屆幾乎是在最後一刻才向大會表達採訪要求，所能租用的面積只有二百多呎。他亦以即將在周五舉行的開幕禮為例，電視台以往會支付約二十萬元的費用，在場內擺放一部攝影機，專門拍攝所屬國家或地區運動員十多秒的進場情況，但今年只能單靠大會的訊號，「即使採訪團隊可以在場內拍攝，但也沒有方法將片段直接傳送回港，只能事後以花絮方式交代現場氣氛。」
至於比賽場地，通常也設有混合區，讓電視台可以採訪運動員，並利用場館設施進行直播。李漢源指，當中的採訪位置是需要事先租用，以往在出發前已大致確定，但由於今屆從未提出要求，現在只能夠在「排隊」，等候大會確定次序，「可能會有一些電視台，因所屬國家的運動員提早出局而放棄位置，我們才有機會補上，租用這些被放棄的位置。」採訪位置尚未能確定之下，也大大增添傳播片段返港的難度，但李漢源表示，本港部分電視台曾嘗試以近年盛行的LiveU攜式視頻技術進行直播，效果不俗，因此現在也在構思利用當地的5G網絡進行直播，以補不足。
李漢源坦言，奧運已沒辦法再延遲，「單是賠償版權費，也要五十一億美元」，但這令採訪成本大大增加，尤以在機票費用上漲之下，每名成員的開支達到十五至二十萬元。他表示，採訪團隊成員已全部接種疫苗，但首三天仍需要每天進行檢測，初時只能乘搭國際廣播中心提供的車輛，每日也只能各自吃飯，以減低傳播病毒的風險。
曾在無線工作長達三十八年的資深監製李漢源，參與過九屆奧運會的直播。他坦言，今屆東奧對本港觀眾甚具瞄頭，對收視感到樂觀，除了由於賽事正值暑假舉行，吸引不少學生收看，加上多名本港運動員大熟大勇，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認為本港今屆有力爭逐獎牌的項目不止一個，會有最少三個，「個人感覺，金銀銅也會有。」
談到今屆出征奧運的港將，李漢源如數家珍。他認為，曾於倫敦奧運獲得場地單車凱林賽銅牌的李慧詩，今屆在爭先賽較有機會問鼎獎牌，「因她爆炸力較強，強項是緊貼對手，到最後一刻才抽出衝線，在以一對一方式較量的爭先賽具有較大優勢。」至於凱林賽，他說比賽過程中始終有機會「撞車」，變數較大。他又提到，貴為「天下第一劍」的江旻憓，即使最近比賽較少，但現在仍是重劍世界排名第一，而準備出戰空手道女子個人形賽事的劉慕裳，也是所屬級別的世界冠軍，「當然不想給他們太大壓力，但個人相信三人是有機會獲取獎牌。」
他又認為，體操的石偉雄在亞運奪取跳馬項目金牌時，是力壓上屆奧運銀牌得主，意味他也是有力爭奪獎牌。至於今屆奧運乒乓球首次加入混雙項目，港隊將由黃鎮廷及杜凱琹應戰，他認為倘若抽籤理想，不在較早階段遇上中國隊，也有機會奪取獎牌，而女團項目也是「牌面」較大，實力僅在中日韓之後；他說，港隊游泳「飛魚」何詩蓓現時在所屬級別排四、五位，相信躋身決賽不成問題，也估計本港在羽球混雙項目有力衝擊獎牌。
於二○一九年離開無線的李漢源，原本已經退休，但一直心繫體育，起初打算在今屆奧運隨同其他海外電視台，入場觀摩賽事。他笑言：「可能是職業病，我們入場，不是真係睇波，而是去看別人如何製作，也十分喜愛在這種環境之下工作。」
曾經歷九屆奧運的李漢源，認為各屆各有特色，難忘在一九九六年阿特蘭大奧運會時，奧林匹克公園發生爆炸，一眾工作人員被困於國際廣播中心三日不能外出，「但無可否認，論震撼力和感染力，○八年北京奧運是最大。」他憶述，電視台過往通常派出六十至九十人採訪，但當年卻派出多達二百多人，規模龐大，「自己當時也想過，完成該屆奧運後便退休，因為覺得往後無機會再做更大型賽事。」但在機緣巧合之下，李漢源今屆再以另一個身分「參與」賽事，但相信之後會真正退休，「人始終一定要退休，留給年輕人去做。」#香港新聞#
民航联盟：东航物流上市引发航空货运“蝴蝶效应”？
民航联盟：盛夏，随着浓重的铜锣声在上交所敲响，东航集团孙公司东航物流这个“航空物流第一股”就此诞生。6月15日，东航物流上市收获3个一字涨停板后开板，日换手率达20%。
东航物流6月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当日早间开盘，该公司股价高开高走，最终封在22.71元的涨停板上，涨幅达44.01%，成交额3319.96万元，换手率0.93%，总市值为360.5亿元。
历时近5年，这家公司终于完成了从股权转让到增资扩股再到改制上市的“三步走”战略。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东航物流登陆资本市场，东航集团亦成为首家实现航空客运和航空物流两项核心主业“双上市”的国有大型航空运输集团。
混改成功奠定IPO成功基石
作为一家主基地在上海的航空物流企业，东航物流脱胎于东航的货运业务，主营业务分为航空速运、地面综合服务以及综合物流解决方案三大板块，2020年营收为151.11亿元，其中航空速运收入78.19亿元，占比超过半数。
招股书显示，东航物流此次IPO的发行规模为1.588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中金公司担任保荐机构，发行最终定价为15.77亿元/股，募资25.04亿元，将用于浦东综合航空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全网货站升级改造项目、备用发动机购置项目以及信息化升级及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其中，用于浦东综合航空物流中心建设项目的募资使用额为10.72亿元。
从时间轴来看，东航物流的成立最早可以追溯至1998年组建的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下称“中货航”），这是中国民航成立的首家专业货运航空公司，以上海两个机场为基地开展业务。
2012年东航集团在中货航基础上进行了整合，把旗下其他物流相关资源整合到一起，建立了新的东航物流平台。
2017年6月，东航物流引入联想控股、普洛斯投资、德邦物流等在内的非国有资本进行增资扩股，并实施了员工持股。
由此，物流板块从东航集团剥离，东航集团持股比例降至45%，东航物流增资扩股引入45%非国有资本和10%核心员工持股，完成股权多元化改革，东航集团成为央企混改中首家放弃绝对控股权的国有企业。
在2018年底完成股份制改革后，2019年6月，东航物流正式向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2021年3月11日通过证监会发审会审核，5月7日获得证监会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32天后，该公司成功挂牌上交所。
多方资本赋能焕发企业新生机
东航物流推进混改以来，快递快运、仓储物流、财务资本等领域的引入，不仅成为支撑公司战略实现落地的投资人，而且能够为东航物流进行赋能。
早在2017年6月，东航集团与联想控股、普洛斯、德邦物流、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等四家投资者签署了增资协议，例如其中的普洛斯获得了10%的股权，那么这些公司与东航集团共同持股，为的就是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据普洛斯方面的报道，不仅在物流基础设施方面支持东航物流的业务发展，还充分发挥其生态体系的协同效应，为东航物流在战略营销、客户拓展和高效运营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多方领域的助力，激发了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除了促进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还有利于推进航空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根据资料显示，2016至2020年，东航物流营业收入由58.37亿增长至151.1亿，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6.84%；利润总额由4.85亿增长至36.38亿，利润总额年均增长65.48%；资产负债率由85.88%下降至37.39%，净资产增长6.72倍。这些数据说明了东航物流的营业收入在不断增加，一举扭转了航空货运“十年九亏”的被动局面，所以多方领域为其赋能，让东航物流焕发了新的生机。
“旗帜效应”有望影响两航
在资深民航专家、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綦琦看来，东航物流成功IPO，不仅将为东航集团提供继中国东航之后又一家登录A股主板的融资平台，此外还对接下来的中航集团及南航集团的货运板块混改具有重要的路径参考和借鉴意义。
作为航空货运上市第一股，又是民航混改第一股，东航物流具有指标性意义。
綦琦表示，东航物流是央企改革重点领域——民航货运的先行者，也是央企航空集团业务板块分拆上市的“头啖汤”。
“对于航空货运来说，从引进战略投资者开展混改，到市场化机制的改革，到最后的上市，东航物流可以说是在航空货运领域走通了一个模式，所以这个对于其他的航空公司来说，是一个特别有借鉴意义的案例。”民航专家林智杰认为，至于国航和南航能不能最终走通？或需天时地利人和，“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民航专家韩涛指出，对国货航和南航物流来说，东航物流的混改成功显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货运物流在混改过程中充分引入社会资本，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从航空货运“十年九亏”的困境中突围。
据了解，三大航货运混改方案的共性与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三大航空公司的货运收入占比均不超过10%，存在感较低，且它们的混改过程中都从产业开始进行梳理，从物流领域对资产进行整合，成立专门的物流货运公司整合资源，更好地发展货运领域。此外，三大航空货运公司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增资扩股+员工持股”的模式进行混改。不同的是三家公司的员工持股比例分别在3%—10%之间。从混改后股权结构来看，三家航空货运公司均保持国有资本控股的地位。不同的是，国货航及东航物流混改释放比例较多，混改后国有资本持股比例在45%，保持相对控股地位。南航物流混改后，国有资本持股比例在50.5%，保持了绝对控股地位。
在东航物流上市后，市场对国货航和南航物流的混改期望值陡然升高。但綦琦指出，三大航所处的基地不同，民航货运市场情况迥异，“抄作业”模式并不可行。国航、南航要深度发掘自身优势市场的比较性优质资源禀赋，找到更符合自身需求的混改B方案和C方案。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专家委员杨达卿认为，东航混改方面正在形成“旗帜效应”，对国货航和南航货运混改发展有积极影响。在电商快递等业务流带动下，目前仍是中国航空货运企业上市发展的较好窗口期。
航空货运转型需演绎新模式
“现阶段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作为时效性最强的应急物资运输和供应链维持工具，航空物流仍然处于卖方市场格局，国内外航空运力供不应求和航空货运吨位高单价将持续。”綦琦说。他认为这一局面只有在国际客运航空执飞陆续恢复，洲际客机腹舱货运能力回归后才能有所改观。
“在此之前，也是航空货运最佳的发展期，特别是拥有大型宽体全货机的三大航司。东航物流此时上市也势必在短期获得资本市场的高溢价追捧。但从中长期看，航空货运如果只停留在载具收益，只局限于航空物流生态，而不是向国际性供应链管理新模式演绎的话，也极可能待疫情消退而回归‘平凡’。”綦琦指出。此次东航物流上市，正好赶上了航空货运的好光景。从2020年开始，由于新冠疫情的暴发，客运航班锐减，从而也减少了腹舱带货的运力，而全球抗疫物资和各种货运需求的激增，使拥有全货机的货运航空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东航物流披露的招股意向书就显示，公司在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51.11亿元，同比增长33.77%；归母净利润23.69亿元，同比增长200.70%；扣非归母净利润为22.91亿元，同比增长211.23%。
进入2021年，航空货运的好光景仍在持续。东航物流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21年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16亿元万元，归母净利润6.79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6.72亿元。东航物流同时预计，2021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4.2-17.4亿元，较2020年同期仍将正增长。不过，东航物流也指出，随着未来疫情的逐渐消退，国内外航空货运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预计将逐步恢复至正常水平。
“近几年物流行业大发展，但航空货运却在逐渐边缘化，盈利水平不强，尽管疫情期间货运业务火爆，成为各公司的救命稻草，但随着各国医疗装备生产进入正轨，国际航空货运已回归常态，接下将赚不了那么多钱，不改将看不到出路。”民航业内人士林智杰分析。
“从商业模式来看，东航物流需要在现有已经部分转型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大数据+现代仓储+落地配’的新型高端商业物流服务供应商转型发展，打造现代航空物流服务集成商，”东航集团董事长刘绍勇说，“因此，上市不是混改的终点，而是深化改革的新起点。”
民航联盟：盛夏，随着浓重的铜锣声在上交所敲响，东航集团孙公司东航物流这个“航空物流第一股”就此诞生。6月15日，东航物流上市收获3个一字涨停板后开板，日换手率达20%。
东航物流6月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当日早间开盘，该公司股价高开高走，最终封在22.71元的涨停板上，涨幅达44.01%，成交额3319.96万元，换手率0.93%，总市值为360.5亿元。
历时近5年，这家公司终于完成了从股权转让到增资扩股再到改制上市的“三步走”战略。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东航物流登陆资本市场，东航集团亦成为首家实现航空客运和航空物流两项核心主业“双上市”的国有大型航空运输集团。
混改成功奠定IPO成功基石
作为一家主基地在上海的航空物流企业，东航物流脱胎于东航的货运业务，主营业务分为航空速运、地面综合服务以及综合物流解决方案三大板块，2020年营收为151.11亿元，其中航空速运收入78.19亿元，占比超过半数。
招股书显示，东航物流此次IPO的发行规模为1.588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中金公司担任保荐机构，发行最终定价为15.77亿元/股，募资25.04亿元，将用于浦东综合航空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全网货站升级改造项目、备用发动机购置项目以及信息化升级及研发平台建设项目。
其中，用于浦东综合航空物流中心建设项目的募资使用额为10.72亿元。
从时间轴来看，东航物流的成立最早可以追溯至1998年组建的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下称“中货航”），这是中国民航成立的首家专业货运航空公司，以上海两个机场为基地开展业务。
2012年东航集团在中货航基础上进行了整合，把旗下其他物流相关资源整合到一起，建立了新的东航物流平台。
2017年6月，东航物流引入联想控股、普洛斯投资、德邦物流等在内的非国有资本进行增资扩股，并实施了员工持股。
由此，物流板块从东航集团剥离，东航集团持股比例降至45%，东航物流增资扩股引入45%非国有资本和10%核心员工持股，完成股权多元化改革，东航集团成为央企混改中首家放弃绝对控股权的国有企业。
在2018年底完成股份制改革后，2019年6月，东航物流正式向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2021年3月11日通过证监会发审会审核，5月7日获得证监会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32天后，该公司成功挂牌上交所。
多方资本赋能焕发企业新生机
东航物流推进混改以来，快递快运、仓储物流、财务资本等领域的引入，不仅成为支撑公司战略实现落地的投资人，而且能够为东航物流进行赋能。
早在2017年6月，东航集团与联想控股、普洛斯、德邦物流、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等四家投资者签署了增资协议，例如其中的普洛斯获得了10%的股权，那么这些公司与东航集团共同持股，为的就是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据普洛斯方面的报道，不仅在物流基础设施方面支持东航物流的业务发展，还充分发挥其生态体系的协同效应，为东航物流在战略营销、客户拓展和高效运营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多方领域的助力，激发了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除了促进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还有利于推进航空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根据资料显示，2016至2020年，东航物流营业收入由58.37亿增长至151.1亿，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6.84%；利润总额由4.85亿增长至36.38亿，利润总额年均增长65.48%；资产负债率由85.88%下降至37.39%，净资产增长6.72倍。这些数据说明了东航物流的营业收入在不断增加，一举扭转了航空货运“十年九亏”的被动局面，所以多方领域为其赋能，让东航物流焕发了新的生机。
“旗帜效应”有望影响两航
在资深民航专家、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綦琦看来，东航物流成功IPO，不仅将为东航集团提供继中国东航之后又一家登录A股主板的融资平台，此外还对接下来的中航集团及南航集团的货运板块混改具有重要的路径参考和借鉴意义。
作为航空货运上市第一股，又是民航混改第一股，东航物流具有指标性意义。
綦琦表示，东航物流是央企改革重点领域——民航货运的先行者，也是央企航空集团业务板块分拆上市的“头啖汤”。
“对于航空货运来说，从引进战略投资者开展混改，到市场化机制的改革，到最后的上市，东航物流可以说是在航空货运领域走通了一个模式，所以这个对于其他的航空公司来说，是一个特别有借鉴意义的案例。”民航专家林智杰认为，至于国航和南航能不能最终走通？或需天时地利人和，“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民航专家韩涛指出，对国货航和南航物流来说，东航物流的混改成功显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货运物流在混改过程中充分引入社会资本，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从航空货运“十年九亏”的困境中突围。
据了解，三大航货运混改方案的共性与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三大航空公司的货运收入占比均不超过10%，存在感较低，且它们的混改过程中都从产业开始进行梳理，从物流领域对资产进行整合，成立专门的物流货运公司整合资源，更好地发展货运领域。此外，三大航空货运公司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增资扩股+员工持股”的模式进行混改。不同的是三家公司的员工持股比例分别在3%—10%之间。从混改后股权结构来看，三家航空货运公司均保持国有资本控股的地位。不同的是，国货航及东航物流混改释放比例较多，混改后国有资本持股比例在45%，保持相对控股地位。南航物流混改后，国有资本持股比例在50.5%，保持了绝对控股地位。
在东航物流上市后，市场对国货航和南航物流的混改期望值陡然升高。但綦琦指出，三大航所处的基地不同，民航货运市场情况迥异，“抄作业”模式并不可行。国航、南航要深度发掘自身优势市场的比较性优质资源禀赋，找到更符合自身需求的混改B方案和C方案。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专家委员杨达卿认为，东航混改方面正在形成“旗帜效应”，对国货航和南航货运混改发展有积极影响。在电商快递等业务流带动下，目前仍是中国航空货运企业上市发展的较好窗口期。
航空货运转型需演绎新模式
“现阶段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作为时效性最强的应急物资运输和供应链维持工具，航空物流仍然处于卖方市场格局，国内外航空运力供不应求和航空货运吨位高单价将持续。”綦琦说。他认为这一局面只有在国际客运航空执飞陆续恢复，洲际客机腹舱货运能力回归后才能有所改观。
“在此之前，也是航空货运最佳的发展期，特别是拥有大型宽体全货机的三大航司。东航物流此时上市也势必在短期获得资本市场的高溢价追捧。但从中长期看，航空货运如果只停留在载具收益，只局限于航空物流生态，而不是向国际性供应链管理新模式演绎的话，也极可能待疫情消退而回归‘平凡’。”綦琦指出。此次东航物流上市，正好赶上了航空货运的好光景。从2020年开始，由于新冠疫情的暴发，客运航班锐减，从而也减少了腹舱带货的运力，而全球抗疫物资和各种货运需求的激增，使拥有全货机的货运航空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东航物流披露的招股意向书就显示，公司在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51.11亿元，同比增长33.77%；归母净利润23.69亿元，同比增长200.70%；扣非归母净利润为22.91亿元，同比增长211.23%。
进入2021年，航空货运的好光景仍在持续。东航物流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21年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16亿元万元，归母净利润6.79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6.72亿元。东航物流同时预计，2021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14.2-17.4亿元，较2020年同期仍将正增长。不过，东航物流也指出，随着未来疫情的逐渐消退，国内外航空货运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预计将逐步恢复至正常水平。
“近几年物流行业大发展，但航空货运却在逐渐边缘化，盈利水平不强，尽管疫情期间货运业务火爆，成为各公司的救命稻草，但随着各国医疗装备生产进入正轨，国际航空货运已回归常态，接下将赚不了那么多钱，不改将看不到出路。”民航业内人士林智杰分析。
“从商业模式来看，东航物流需要在现有已经部分转型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大数据+现代仓储+落地配’的新型高端商业物流服务供应商转型发展，打造现代航空物流服务集成商，”东航集团董事长刘绍勇说，“因此，上市不是混改的终点，而是深化改革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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