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较为青睐的花】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花卉植物，花卉大国”之桂冠或许非中国莫属。不论是花卉种类、名品数量，还是价值利用、盆景开发，中国都曾领先世界。其中，原产品种梅、兰、菊、牡丹最具代表性，为古人最爱。
梅花被古人称为“天下尤物”
如果问历代古人都青睐的花卉是哪种，梅花堪称第一。用宋代文人范成大在《梅谱》中的说法，叫“梅，天下尤物”。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梅子最晚在五六千年前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上，便曾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梅核。《诗经·召南·摽有梅》一诗已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意思是，用竹竿去打梅子吧，树上只剩七个梅子了。
先秦人视梅与盐一样的重要，梅子是上等酸味调料。《尚书·商书·绝命上》中称：“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但是，将梅作一种名贵花卉来栽植应在汉代。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梅作一种观赏花卉是在汉魏以后。据南宋文人、赏梅专家杨万里考证，在南北朝时，梅花“始一日以花闻天下”（《洮湖和梅诗序》）。到唐代，梅花已全面受宠，明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中咏梅唐诗达52首，仅次于牡丹。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原创花艺一绝的“盆景”已经出现，时称“盆栽”，被移植进花盆里的梅花称为“盆梅”。被误传为苏东坡妹婿、苏小妹丈夫的秦少游就非常喜欢盆梅，曾作《梅花百咏》，其中《盆梅》诗称：“花发圆盆妙入神，静观意思一团真……”
在宋代，梅花成为养花人一致的首选品种。范成大《梅谱》称：“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这有无多少，绵不系重轻。”大概意思是，家里养花，其他品种可有可无，多点少点都不要紧，但不能少了梅花。宋人爱梅几至痴迷，北宋诗人林逋便号称“梅妻鹤子”。
明清时期，梅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掘，清嘉庆时文人苏灵曾将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等四大类，梅花被排在“十八学士”之首。
到了近现代，梅花仍为群芳之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中，拟定梅花为国花的理由之一，是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国人均爱梅花的重要原因！
兰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香”
在古人所喜爱的花卉中，以香味独特而受到青睐的首推兰花。古人认为，兰花姿态秀美，芳香馥郁，故誉之为“香祖”，又有“天下第一香”的说法。北宋文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称：“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其实，兰花的“国香说”，最早并非出自黄庭坚之口，《左传·宣公三年》里便出现“兰有国香”之语。其典为：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未被郑文公宠幸前，仅是一名贱妾，一次她的祖先托梦给她，告诉她将有“兰”这个儿子。并提醒她，兰花的香味在全国数第一，佩带兰花，别人就会像爱兰花一样地爱上你。果然燕姞不久后即受郑文公宠幸，并生下了儿子，取名“兰”，此即郑穆公。
先秦名人中，给兰花评价最高的名人是儒家圣人孔子。《孔子家语》一书里，多处提到孔子对兰花的赞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兰花的人工栽植也是到唐宋时才趋于普遍。在唐代文人中，对兰花最有心得的当是诗人王维。王维是制作兰花盆景的高手，他对花盆特讲究，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贮兰蕙”条称：“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北宋黄庭坚也是兰花专家，他主张种兰必须选用沙石，其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由于兰花的普及，宋代画兰之风遂兴，郑所南便是一位以画兰花出名的南宋画家。宋代宁波人赵时庚还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漳谱》，同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兰谱》、《兰易》等。但兰花最受人们欢迎、研究最深入的时代是在明清时期，《兰史》、《罗篱斋兰谱》、《第一香笔记》、《兰蕙同心录》、《兰蕙镜》、《兰言述略》、《艺兰四说》等研究兰花的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人为何这么推崇兰花？原因大概全在孔子的话里——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优秀人品的象征。
菊花是古人最早开发药用功能的花卉
相对来说，在古人喜爱的花卉中，比较平民化的是菊花。春、夏、秋、冬四皆可赏菊，但什么样的菊花为贵，古人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观点：菊花“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
菊花的别称很多，有近20种，女华、延年客、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等，都是菊花的异名。菊花也是先秦时即进入人们生活的，《礼记·月令》中称，晚秋“鞠有黄华”；“鞠”通“菊”，意思是晚秋时节，菊开出黄花。
与梅花一样，古人之所以很早就认识菊花，与对其食用价值的较早开发和利用有关。早期，古人更看重菊花的食用价值，而非用于观赏。屈原《楚辞·离骚》中便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了汉代，菊花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即称，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其别称“延年客”，即因此而来。
魏晋时，菊花的观赏价值得到肯定。这一时期，把菊花赏出品位和境界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其在《饮酒》诗之五中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菊花的身价和地位暴涨，菊花从此成为中国文人赏玩的珍贵花卉。“九华菊”是陶渊明最为欣赏的菊花良品之一，《花镜》一书释名菊达152种，其中就有九华菊。此菊，花大心黄，白瓣，花朵达两寸半，清香异常，越人又称为“大笑菊”。
到了宋代，菊花已由室外露天栽培发展到室内盆栽，成为“盆菊”，中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即为宋人刘蒙所撰。明清时期，人们对菊花的研究更有热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菊达270种，分为黄、白、红，粉红、异品等种类。
牡丹是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
在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是“花中之王”牡丹花。古时有“南梅花，北牡丹”的说法，牡丹在隋唐以后，备受北方贵族的喜爱，并以唐人为最。
“牡丹”一名最早出现在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的东晋山水诗人、世称“谢康乐”的谢灵运笔下，《谢康乐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得名，说法不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事实上，牡丹初无名，秦汉依芍药名，称为木芍药，且始有木、草之分，芍药则对应地称为草芍药，后人誉它们为“花中二绝”。
牡丹正式当上“花中之王”并获“国色天香”之美誉，是在隋唐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一诗，最能代表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牡丹的“百两金”、“富贵花”等别称，都是隋唐时叫开的。栽植、观赏牡丹，以唐开元年间为盛，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牡丹花，李白《清平调》中咏牡丹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月下赏花时，应诏进宫的李白即景随性而作。
到了宋代，长安牡丹输给了洛阳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称“洛阳花”，即源于此。
洛阳牡丹之盛，民间认为要感谢武则天。传说，有一年武则天雪中赏梅，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冬天百花开”。手书圣旨一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次日，御花园里啥花都开，独牡丹不放。一怒之下，武则天把牡丹贬出长安，扔于洛阳北郊邙山上。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让牡丹及其他花卉反季节开放在唐代已完全可能。据《续仙传》记载，有一个叫殷七七的唐代道士就有调节花期的技术，“能开非时花”。当时，为花木建温室或是将花卉放在浴堂里养已不鲜见，李白《春葺新居》诗句：“看惯温室树，饱识浴堂花”，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花卉植物，花卉大国”之桂冠或许非中国莫属。不论是花卉种类、名品数量，还是价值利用、盆景开发，中国都曾领先世界。其中，原产品种梅、兰、菊、牡丹最具代表性，为古人最爱。
梅花被古人称为“天下尤物”
如果问历代古人都青睐的花卉是哪种，梅花堪称第一。用宋代文人范成大在《梅谱》中的说法，叫“梅，天下尤物”。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梅子最晚在五六千年前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上，便曾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梅核。《诗经·召南·摽有梅》一诗已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意思是，用竹竿去打梅子吧，树上只剩七个梅子了。
先秦人视梅与盐一样的重要，梅子是上等酸味调料。《尚书·商书·绝命上》中称：“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但是，将梅作一种名贵花卉来栽植应在汉代。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梅作一种观赏花卉是在汉魏以后。据南宋文人、赏梅专家杨万里考证，在南北朝时，梅花“始一日以花闻天下”（《洮湖和梅诗序》）。到唐代，梅花已全面受宠，明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中咏梅唐诗达52首，仅次于牡丹。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原创花艺一绝的“盆景”已经出现，时称“盆栽”，被移植进花盆里的梅花称为“盆梅”。被误传为苏东坡妹婿、苏小妹丈夫的秦少游就非常喜欢盆梅，曾作《梅花百咏》，其中《盆梅》诗称：“花发圆盆妙入神，静观意思一团真……”
在宋代，梅花成为养花人一致的首选品种。范成大《梅谱》称：“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这有无多少，绵不系重轻。”大概意思是，家里养花，其他品种可有可无，多点少点都不要紧，但不能少了梅花。宋人爱梅几至痴迷，北宋诗人林逋便号称“梅妻鹤子”。
明清时期，梅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掘，清嘉庆时文人苏灵曾将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等四大类，梅花被排在“十八学士”之首。
到了近现代，梅花仍为群芳之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中，拟定梅花为国花的理由之一，是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国人均爱梅花的重要原因！
兰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香”
在古人所喜爱的花卉中，以香味独特而受到青睐的首推兰花。古人认为，兰花姿态秀美，芳香馥郁，故誉之为“香祖”，又有“天下第一香”的说法。北宋文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称：“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其实，兰花的“国香说”，最早并非出自黄庭坚之口，《左传·宣公三年》里便出现“兰有国香”之语。其典为：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未被郑文公宠幸前，仅是一名贱妾，一次她的祖先托梦给她，告诉她将有“兰”这个儿子。并提醒她，兰花的香味在全国数第一，佩带兰花，别人就会像爱兰花一样地爱上你。果然燕姞不久后即受郑文公宠幸，并生下了儿子，取名“兰”，此即郑穆公。
先秦名人中，给兰花评价最高的名人是儒家圣人孔子。《孔子家语》一书里，多处提到孔子对兰花的赞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兰花的人工栽植也是到唐宋时才趋于普遍。在唐代文人中，对兰花最有心得的当是诗人王维。王维是制作兰花盆景的高手，他对花盆特讲究，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贮兰蕙”条称：“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北宋黄庭坚也是兰花专家，他主张种兰必须选用沙石，其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由于兰花的普及，宋代画兰之风遂兴，郑所南便是一位以画兰花出名的南宋画家。宋代宁波人赵时庚还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漳谱》，同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兰谱》、《兰易》等。但兰花最受人们欢迎、研究最深入的时代是在明清时期，《兰史》、《罗篱斋兰谱》、《第一香笔记》、《兰蕙同心录》、《兰蕙镜》、《兰言述略》、《艺兰四说》等研究兰花的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人为何这么推崇兰花？原因大概全在孔子的话里——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优秀人品的象征。
菊花是古人最早开发药用功能的花卉
相对来说，在古人喜爱的花卉中，比较平民化的是菊花。春、夏、秋、冬四皆可赏菊，但什么样的菊花为贵，古人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观点：菊花“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
菊花的别称很多，有近20种，女华、延年客、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等，都是菊花的异名。菊花也是先秦时即进入人们生活的，《礼记·月令》中称，晚秋“鞠有黄华”；“鞠”通“菊”，意思是晚秋时节，菊开出黄花。
与梅花一样，古人之所以很早就认识菊花，与对其食用价值的较早开发和利用有关。早期，古人更看重菊花的食用价值，而非用于观赏。屈原《楚辞·离骚》中便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了汉代，菊花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即称，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其别称“延年客”，即因此而来。
魏晋时，菊花的观赏价值得到肯定。这一时期，把菊花赏出品位和境界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其在《饮酒》诗之五中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菊花的身价和地位暴涨，菊花从此成为中国文人赏玩的珍贵花卉。“九华菊”是陶渊明最为欣赏的菊花良品之一，《花镜》一书释名菊达152种，其中就有九华菊。此菊，花大心黄，白瓣，花朵达两寸半，清香异常，越人又称为“大笑菊”。
到了宋代，菊花已由室外露天栽培发展到室内盆栽，成为“盆菊”，中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即为宋人刘蒙所撰。明清时期，人们对菊花的研究更有热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菊达270种，分为黄、白、红，粉红、异品等种类。
牡丹是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
在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是“花中之王”牡丹花。古时有“南梅花，北牡丹”的说法，牡丹在隋唐以后，备受北方贵族的喜爱，并以唐人为最。
“牡丹”一名最早出现在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的东晋山水诗人、世称“谢康乐”的谢灵运笔下，《谢康乐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得名，说法不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事实上，牡丹初无名，秦汉依芍药名，称为木芍药，且始有木、草之分，芍药则对应地称为草芍药，后人誉它们为“花中二绝”。
牡丹正式当上“花中之王”并获“国色天香”之美誉，是在隋唐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一诗，最能代表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牡丹的“百两金”、“富贵花”等别称，都是隋唐时叫开的。栽植、观赏牡丹，以唐开元年间为盛，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牡丹花，李白《清平调》中咏牡丹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月下赏花时，应诏进宫的李白即景随性而作。
到了宋代，长安牡丹输给了洛阳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称“洛阳花”，即源于此。
洛阳牡丹之盛，民间认为要感谢武则天。传说，有一年武则天雪中赏梅，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冬天百花开”。手书圣旨一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次日，御花园里啥花都开，独牡丹不放。一怒之下，武则天把牡丹贬出长安，扔于洛阳北郊邙山上。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让牡丹及其他花卉反季节开放在唐代已完全可能。据《续仙传》记载，有一个叫殷七七的唐代道士就有调节花期的技术，“能开非时花”。当时，为花木建温室或是将花卉放在浴堂里养已不鲜见，李白《春葺新居》诗句：“看惯温室树，饱识浴堂花”，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槐文化拾零之八】枯树赋
枯树赋
南北朝 庾信
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嶰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乃有拳曲拥肿，盘坳反覆。熊彪顾盼，鱼龙起伏。节竖山连，文横水蹙。匠石惊视，公输眩目。雕镌始就，剞劂仍加。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槎枿千年。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东海有白木之庙，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陆以杨叶为关，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岂独城临细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敧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睒睗，山精妖孽。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注释
1.殷仲文：字仲文，陈郡（今河南淮阳）人。东晋大臣、诗人。少有才藻，美容貌。为新安太守。东晋元兴元年（402年），桓玄入建康（今江苏南京），仲文弃郡投玄，被用为咨议参军。二年（403年），桓玄废晋安帝，立国号楚，仲文以佐命（辅政）亲贵。三年（404年），桓玄败，仲文随玄西走，至巴陵（今湖南岳阳），叛玄，因奉二后（永安皇后何氏、皇后王氏）投义军，而为镇军长史，转尚书。东晋义熙三年（407年），与桓胤、骆球等谋反，被刘裕所杀。《晋书》卷九十九有传。风流：英俊。儒雅：风度温文尔雅。
2.世异时移：桓玄称帝，以殷仲文为咨议将军。后桓玄为刘裕所败，晋安帝复位，仲文上表请罪。此句指此事。
3.东阳：郡名，在今浙江金华。
4.忽忽：恍惚，失意的样子。殷仲文复归晋朝，自认为素有名望，必当朝政，结果只做到大司马咨议，而且和他平日所看不起的谢混等人比肩同列，所以常感到怏怏不得志。后来又出为东阳太守，就更加怨愤。见《晋书》本传。
5.庭：院子。
6.婆娑（suō）：本指舞蹈时婉转倾侧的样子，引申为人的偃息纵弛之貌，这里用来形容槐树枝干分散剥落。《世说新语·黜免》：”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反复无定），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厅）前有一老槐，甚扶疏（繁茂分披）。殷因月朔，与众在听（厅），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
7.生意：生机。
8.至如：发语词。下文“乃有”、“若夫”、“若乃”同此。白鹿：指白鹿塞，在今甘肃敦煌。贞松：松历寒不凋，故喻其品格为坚贞。贞，坚。晋黄义仲《十三州记》载：“甘肃敦煌有白鹿塞，多古松，白鹿栖息于下。”
9.青牛文梓：唐徐坚等辑《初学记》引《录异传》载，春秋时秦文公砍伐雍州南山文梓树，断树，有一青牛从中出来，走入泮（pàn）水中。又古人以为树万岁化为青牛。
10.柢（dǐ）：树木的本根。盘魄：同“磅（páng）礴（bó）”，盛大。
11.山崖表里：以山崖为表里，形容上句所说根柢的牢固。
12.桂：桂树。销亡：枯死。《汉书·外戚传》载：“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思念不已，作《悼李夫人赋》说：‘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
13.桐：梧桐。半死：凋残。汉枚乘《七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生半死，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
14.三河：汉时称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为三河，相当于今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地区。徙植：迁徙移植。
15.九：虚数，泛指多。畹（wǎn）：古代三十亩为一畹。九畹，指大面积移植。《楚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16.建始：洛阳宫殿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为曹操所建。
17.睢（suī）阳之园：指汉梁孝王刘武所建的梁园，方三百里，在今河南商丘。
18.声：指树木在风雨中发出的声音。嶰（jiè）谷：传说在昆仑山北，黄帝曾派伶纶至此地取竹制作乐器。这里指乐曲。见《汉书·律历志》。
19.曲：指似乐曲的树中风声。抱：怀有。《云门》：黄帝时的舞曲。见《周礼·大司乐》。
20.将：带领。集：群鸟停落在树上。这句是说凤凰携幼鸟停落在树上。《礼瑞命记》云：“黄帝时，凤蔽日而来，止帝园，食常竹实，栖常梧桐，终不去。”乐府古辞《陇西行》：“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
21.巢：筑巢。鸳：鸳鸯。这句是说鸳鸯在树上筑巢双飞。《列异传》载：“宋康王欲夺韩凭妻，逼死韩凭，妻跳台自杀，分别埋之，两冢各生梓树，根交枝错，合为一体，有鸳鸯雌雄各一栖其上，晨夕不去。”
22.风亭：指风。唳（lì）鹤：鹤叫。这句是说鹤常立树上对风鸣叫。陆机、陆云兄弟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遇害前陆机叹道：“华亭鹤唳（lì），有可复闻乎！”
23.月峡：明月峡，巴郡三峡（明月峡、广德峡、东突峡）之一，在今重庆市东北八十里，峡壁有圆孔，形如满月。这里指月。吟猿：巴东三峡水路艰险，行人至此往往起怀乡之感，有渔歌唱道：“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呜三声泪沾裳。”见《水经注·江水》。
24.拳曲：即弯曲。拥肿：同“臃（yōng）肿（zhǒng）”，树木瘿（yǐng）节多而不平。《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chū），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
25.盘坳（ào）：盘曲扭结的样子。反覆：指缠绕交错。
26.彪：小虎。以上两句形容树木的曲肿盘绕之状。
27.节：树的枝干交接处。这句是说树节竖立多如山山相连。
28.文：花纹。蹙（cù）：皱。这句是说树木的花纹横生，有如水面波纹。
29.匠石：古代有名的木匠，名石。《庄子·人间世》载，有个叫石的木匠到齐国去，路上见到一棵被奉为神树的大栎树，连看也不看，因为他知道栎树木质极差，没有大用途。这里反用其意。
30.公输：春秋时鲁国的能工巧匠，姓公输名班，也称鲁班。眩目：眼光惑乱。
31.雕镌：雕刻。就：成。
32.剞（jī）劂（jué）：雕刻用的刀子。
33.平鳞铲甲，落角摧牙：平、铲、落、摧，义同，指砍掉，铲平。鳞、甲，指树皮。角、牙，指树干的疙瘩节杈。
34.纷披：散乱的样子。
35.以上八句是形容能工巧匠在木头上雕刻的生动图案。
36.松子：指松树，子可食。一说作“松梓”，松树与梓树。古度：树名，不华而实，子从皮中出，大如石榴。平仲：树名，实白如银。君迁：树名，实如瓠（hù）形。
37.森梢：指枝叶繁盛茂密。
38.槎（chá）枿（niè）：树木砍后重生的枝条。斜砍为槎，砍而复生为枿。这句是说这些新芽也会生长千年。
39.大夫受职：受封大夫之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到泰山封禅时，避雨于松树下，于是封其松为“五大夫”。后以“五大夫”为松树的别名。这里指松。
40.将军坐焉：《后汉书·冯异传》载，东汉将领冯异辅佐刘秀兴汉有功。诸将并坐立功，他常独坐树下，军中称其为“大树将军”。此句指树。
41.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指枯树埋没于青苔，上面寄生菌类，被飞鸟剥啄、蛀虫蠹（dù）穿。
42.撼顿：摇撼倒地。
43.东海：指东部沿海地区。白木之庙：相传为黄帝葬女处的天仙官，在今河南密县。此地有白皮松，称“白木之庙”。白木，指白皮松。
44.西河：西方黄河上游地区。社：古代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应劭《风俗通义》载，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张助在干枯的空桑中种李，有患目疾者在树荫下休息，其目自愈，于是在此处设庙祭祀。
45.北陆：泛指北方地区。以杨叶为关：以“杨叶”为关卡之名。
46.南陵：泛指南方地区。梅根作冶：以梅树根作冶炼金属时用的燃料。以上四句统言东西南四方，有庙、社、关、冶，都是以木得名的。
47.小山：即淮南小山，汉淮南王刘安的门客，姓名不详，今存辞赋《招隐士》。丛桂留人：淮南小山《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48.扶风：指《扶风歌》，乐府诗篇名。长松系马：晋刘琨《扶风歌》：“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长松，高松。
49.岂独：难道只有。临：看。细柳：即细柳城，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西汉周亚夫屯军于此，称细柳营。城临细柳，即临细柳城。
50.桃林：即桃林塞，约当今河南灵宝以西、陕西潼关以东地区，其地有函谷关古道。春秋时晋文公命詹嘉守桃林之塞，即指此地。塞落桃林，即落桃林塞。
51.若乃：至于。阻绝：阻断。
52.飘零：漂泊，流落。
53.拔本垂泪，伤根沥血：拔本、伤根，指拔掉树根，损伤树根。垂泪、泣血，指大树因受到损伤而痛哭流涕。《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世说》及《曹瞒传》：曹操命花匠移植梨树，“掘之，根伤尽出血。”
54.火入空心：即空心入火，把干空心的树放入火中。入，放入。空心，树枯朽心空。
55.膏流断节：指树脂从断节处流出来。膏，树脂。
56.横：横放。敧（qī）：倾斜。
57.顿：倒下。
58.文：同“纹”，指树纹。百围：形容树干粗大。围，两臂合抱的长度。冰碎：像冰一样被敲碎。
59.理：树的纹理。千寻：形容树木高大。寻，古代八尺为一寻。瓦裂：像瓦一样被吉裂。
60.瘿（yǐng）、瘤（liú）：树木枝干上隆起似肿瘤的部分。
61.藏：指在树上的虫子。穿：咬穿。抱：环绕。代指整天环绕树木飞行的飞鸟。穴：作窝。藏穿，指虫穴。抱穴，指鸟窝。
62.木魅：树妖。《抱朴子·登涉》：“山中有大树，有能语者，非树能语也，其精名曰云阳，呼之则吉。”睒（shǎn）睗（shì）：目光闪烁的样子。
63.山精：山妖。《玄中记》：“山精如人，头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妖孽：动词，为妖作孽，
64.风云：比喻社会局势。感：振奋。
65.羁（jī）旅：寄居作客。
66.采葛：完成使命。《诗经·王风·采葛》本是男女的爱情诗，汉代郑玄解作“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庾信是出使北朝时被迫留下的，以此典喻自己未能完成使命。
67.食薇：周武王灭殷，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野草）而食，有人告诉他们薇也属周朝所有，他们便宁肯饿死。见《史记·伯夷传》。这里指在北朝做官。
68.沉沦、芜没：指沦落潦倒。穷巷、荆扉：指平民百姓的住处。
69.摇落：喻衰老。《楚辞》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70.弥：更加。嗟（jiē）：叹息。
71.《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所写的杂家著作，主要阐述道家思想，间糅阴阳、儒、法诸家思想。“木叶落，长年悲“引自《淮南子·说山训》，今本作”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故桑叶落而长年悲也“。长年，指老年人。
72.建章：西汉宫殿名，汉武帝时修建。三月火：指东汉建武二年（26）建章宫被焚之事。语用《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73.槎（chá）：木筏。传说黄河与天河相通，有人乘浮槎上犯牵牛、织女星。晋张华《博物志》：”年年八月，有浮槎往来不失期。“此句是说，建章宫被焚烧时，灰烬在万里黄河中漂流，有如浮槎。
74.金谷：即金谷园。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为晋石崇所筑。石崇《思归引序》称园内有”柏木几于万株“。
75.河阳：晋河南孟州市西北。晋潘岳为河阳令，命满城栽桃树。
76.桓大司马：指东晋桓温，字元子，晋简文帝时任大司马。《晋书》卷九十八有传。按，桓温为桓玄父，死于宁康元年（373年），早在桓玄篡晋之前，与殷仲文顾槐而叹并非同时，庾信在这里对举殷、桓的话不过是假设之词。
77.依依：繁盛貌，又指杨柳随风飘扬，似有眷恋之意。汉南：汉水之南。
78.凄怆：凄惨悲伤。江潭：江水深处，此指江汉一带。
79.堪：忍受。《晋书·桓温传》载，桓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年轻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枯树赋
南北朝 庾信
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异时移，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声含嶰谷，曲抱《云门》。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乃有拳曲拥肿，盘坳反覆。熊彪顾盼，鱼龙起伏。节竖山连，文横水蹙。匠石惊视，公输眩目。雕镌始就，剞劂仍加。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槎枿千年。秦则大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莫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或低垂于霜露，或撼顿于风烟。东海有白木之庙，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陆以杨叶为关，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则丛桂留人，扶风则长松系马。岂独城临细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敧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睒睗，山精妖孽。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万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注释
1.殷仲文：字仲文，陈郡（今河南淮阳）人。东晋大臣、诗人。少有才藻，美容貌。为新安太守。东晋元兴元年（402年），桓玄入建康（今江苏南京），仲文弃郡投玄，被用为咨议参军。二年（403年），桓玄废晋安帝，立国号楚，仲文以佐命（辅政）亲贵。三年（404年），桓玄败，仲文随玄西走，至巴陵（今湖南岳阳），叛玄，因奉二后（永安皇后何氏、皇后王氏）投义军，而为镇军长史，转尚书。东晋义熙三年（407年），与桓胤、骆球等谋反，被刘裕所杀。《晋书》卷九十九有传。风流：英俊。儒雅：风度温文尔雅。
2.世异时移：桓玄称帝，以殷仲文为咨议将军。后桓玄为刘裕所败，晋安帝复位，仲文上表请罪。此句指此事。
3.东阳：郡名，在今浙江金华。
4.忽忽：恍惚，失意的样子。殷仲文复归晋朝，自认为素有名望，必当朝政，结果只做到大司马咨议，而且和他平日所看不起的谢混等人比肩同列，所以常感到怏怏不得志。后来又出为东阳太守，就更加怨愤。见《晋书》本传。
5.庭：院子。
6.婆娑（suō）：本指舞蹈时婉转倾侧的样子，引申为人的偃息纵弛之貌，这里用来形容槐树枝干分散剥落。《世说新语·黜免》：”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咨议，意似二三（反复无定），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听（厅）前有一老槐，甚扶疏（繁茂分披）。殷因月朔，与众在听（厅），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
7.生意：生机。
8.至如：发语词。下文“乃有”、“若夫”、“若乃”同此。白鹿：指白鹿塞，在今甘肃敦煌。贞松：松历寒不凋，故喻其品格为坚贞。贞，坚。晋黄义仲《十三州记》载：“甘肃敦煌有白鹿塞，多古松，白鹿栖息于下。”
9.青牛文梓：唐徐坚等辑《初学记》引《录异传》载，春秋时秦文公砍伐雍州南山文梓树，断树，有一青牛从中出来，走入泮（pàn）水中。又古人以为树万岁化为青牛。
10.柢（dǐ）：树木的本根。盘魄：同“磅（páng）礴（bó）”，盛大。
11.山崖表里：以山崖为表里，形容上句所说根柢的牢固。
12.桂：桂树。销亡：枯死。《汉书·外戚传》载：“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思念不已，作《悼李夫人赋》说：‘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
13.桐：梧桐。半死：凋残。汉枚乘《七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生半死，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
14.三河：汉时称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为三河，相当于今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地区。徙植：迁徙移植。
15.九：虚数，泛指多。畹（wǎn）：古代三十亩为一畹。九畹，指大面积移植。《楚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16.建始：洛阳宫殿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为曹操所建。
17.睢（suī）阳之园：指汉梁孝王刘武所建的梁园，方三百里，在今河南商丘。
18.声：指树木在风雨中发出的声音。嶰（jiè）谷：传说在昆仑山北，黄帝曾派伶纶至此地取竹制作乐器。这里指乐曲。见《汉书·律历志》。
19.曲：指似乐曲的树中风声。抱：怀有。《云门》：黄帝时的舞曲。见《周礼·大司乐》。
20.将：带领。集：群鸟停落在树上。这句是说凤凰携幼鸟停落在树上。《礼瑞命记》云：“黄帝时，凤蔽日而来，止帝园，食常竹实，栖常梧桐，终不去。”乐府古辞《陇西行》：“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
21.巢：筑巢。鸳：鸳鸯。这句是说鸳鸯在树上筑巢双飞。《列异传》载：“宋康王欲夺韩凭妻，逼死韩凭，妻跳台自杀，分别埋之，两冢各生梓树，根交枝错，合为一体，有鸳鸯雌雄各一栖其上，晨夕不去。”
22.风亭：指风。唳（lì）鹤：鹤叫。这句是说鹤常立树上对风鸣叫。陆机、陆云兄弟被成都王司马颖杀害，遇害前陆机叹道：“华亭鹤唳（lì），有可复闻乎！”
23.月峡：明月峡，巴郡三峡（明月峡、广德峡、东突峡）之一，在今重庆市东北八十里，峡壁有圆孔，形如满月。这里指月。吟猿：巴东三峡水路艰险，行人至此往往起怀乡之感，有渔歌唱道：“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呜三声泪沾裳。”见《水经注·江水》。
24.拳曲：即弯曲。拥肿：同“臃（yōng）肿（zhǒng）”，树木瘿（yǐng）节多而不平。《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chū），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
25.盘坳（ào）：盘曲扭结的样子。反覆：指缠绕交错。
26.彪：小虎。以上两句形容树木的曲肿盘绕之状。
27.节：树的枝干交接处。这句是说树节竖立多如山山相连。
28.文：花纹。蹙（cù）：皱。这句是说树木的花纹横生，有如水面波纹。
29.匠石：古代有名的木匠，名石。《庄子·人间世》载，有个叫石的木匠到齐国去，路上见到一棵被奉为神树的大栎树，连看也不看，因为他知道栎树木质极差，没有大用途。这里反用其意。
30.公输：春秋时鲁国的能工巧匠，姓公输名班，也称鲁班。眩目：眼光惑乱。
31.雕镌：雕刻。就：成。
32.剞（jī）劂（jué）：雕刻用的刀子。
33.平鳞铲甲，落角摧牙：平、铲、落、摧，义同，指砍掉，铲平。鳞、甲，指树皮。角、牙，指树干的疙瘩节杈。
34.纷披：散乱的样子。
35.以上八句是形容能工巧匠在木头上雕刻的生动图案。
36.松子：指松树，子可食。一说作“松梓”，松树与梓树。古度：树名，不华而实，子从皮中出，大如石榴。平仲：树名，实白如银。君迁：树名，实如瓠（hù）形。
37.森梢：指枝叶繁盛茂密。
38.槎（chá）枿（niè）：树木砍后重生的枝条。斜砍为槎，砍而复生为枿。这句是说这些新芽也会生长千年。
39.大夫受职：受封大夫之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到泰山封禅时，避雨于松树下，于是封其松为“五大夫”。后以“五大夫”为松树的别名。这里指松。
40.将军坐焉：《后汉书·冯异传》载，东汉将领冯异辅佐刘秀兴汉有功。诸将并坐立功，他常独坐树下，军中称其为“大树将军”。此句指树。
41.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指枯树埋没于青苔，上面寄生菌类，被飞鸟剥啄、蛀虫蠹（dù）穿。
42.撼顿：摇撼倒地。
43.东海：指东部沿海地区。白木之庙：相传为黄帝葬女处的天仙官，在今河南密县。此地有白皮松，称“白木之庙”。白木，指白皮松。
44.西河：西方黄河上游地区。社：古代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应劭《风俗通义》载，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张助在干枯的空桑中种李，有患目疾者在树荫下休息，其目自愈，于是在此处设庙祭祀。
45.北陆：泛指北方地区。以杨叶为关：以“杨叶”为关卡之名。
46.南陵：泛指南方地区。梅根作冶：以梅树根作冶炼金属时用的燃料。以上四句统言东西南四方，有庙、社、关、冶，都是以木得名的。
47.小山：即淮南小山，汉淮南王刘安的门客，姓名不详，今存辞赋《招隐士》。丛桂留人：淮南小山《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48.扶风：指《扶风歌》，乐府诗篇名。长松系马：晋刘琨《扶风歌》：“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长松，高松。
49.岂独：难道只有。临：看。细柳：即细柳城，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西汉周亚夫屯军于此，称细柳营。城临细柳，即临细柳城。
50.桃林：即桃林塞，约当今河南灵宝以西、陕西潼关以东地区，其地有函谷关古道。春秋时晋文公命詹嘉守桃林之塞，即指此地。塞落桃林，即落桃林塞。
51.若乃：至于。阻绝：阻断。
52.飘零：漂泊，流落。
53.拔本垂泪，伤根沥血：拔本、伤根，指拔掉树根，损伤树根。垂泪、泣血，指大树因受到损伤而痛哭流涕。《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世说》及《曹瞒传》：曹操命花匠移植梨树，“掘之，根伤尽出血。”
54.火入空心：即空心入火，把干空心的树放入火中。入，放入。空心，树枯朽心空。
55.膏流断节：指树脂从断节处流出来。膏，树脂。
56.横：横放。敧（qī）：倾斜。
57.顿：倒下。
58.文：同“纹”，指树纹。百围：形容树干粗大。围，两臂合抱的长度。冰碎：像冰一样被敲碎。
59.理：树的纹理。千寻：形容树木高大。寻，古代八尺为一寻。瓦裂：像瓦一样被吉裂。
60.瘿（yǐng）、瘤（liú）：树木枝干上隆起似肿瘤的部分。
61.藏：指在树上的虫子。穿：咬穿。抱：环绕。代指整天环绕树木飞行的飞鸟。穴：作窝。藏穿，指虫穴。抱穴，指鸟窝。
62.木魅：树妖。《抱朴子·登涉》：“山中有大树，有能语者，非树能语也，其精名曰云阳，呼之则吉。”睒（shǎn）睗（shì）：目光闪烁的样子。
63.山精：山妖。《玄中记》：“山精如人，头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妖孽：动词，为妖作孽，
64.风云：比喻社会局势。感：振奋。
65.羁（jī）旅：寄居作客。
66.采葛：完成使命。《诗经·王风·采葛》本是男女的爱情诗，汉代郑玄解作“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庾信是出使北朝时被迫留下的，以此典喻自己未能完成使命。
67.食薇：周武王灭殷，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野草）而食，有人告诉他们薇也属周朝所有，他们便宁肯饿死。见《史记·伯夷传》。这里指在北朝做官。
68.沉沦、芜没：指沦落潦倒。穷巷、荆扉：指平民百姓的住处。
69.摇落：喻衰老。《楚辞》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70.弥：更加。嗟（jiē）：叹息。
71.《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等所写的杂家著作，主要阐述道家思想，间糅阴阳、儒、法诸家思想。“木叶落，长年悲“引自《淮南子·说山训》，今本作”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故桑叶落而长年悲也“。长年，指老年人。
72.建章：西汉宫殿名，汉武帝时修建。三月火：指东汉建武二年（26）建章宫被焚之事。语用《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73.槎（chá）：木筏。传说黄河与天河相通，有人乘浮槎上犯牵牛、织女星。晋张华《博物志》：”年年八月，有浮槎往来不失期。“此句是说，建章宫被焚烧时，灰烬在万里黄河中漂流，有如浮槎。
74.金谷：即金谷园。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为晋石崇所筑。石崇《思归引序》称园内有”柏木几于万株“。
75.河阳：晋河南孟州市西北。晋潘岳为河阳令，命满城栽桃树。
76.桓大司马：指东晋桓温，字元子，晋简文帝时任大司马。《晋书》卷九十八有传。按，桓温为桓玄父，死于宁康元年（373年），早在桓玄篡晋之前，与殷仲文顾槐而叹并非同时，庾信在这里对举殷、桓的话不过是假设之词。
77.依依：繁盛貌，又指杨柳随风飘扬，似有眷恋之意。汉南：汉水之南。
78.凄怆：凄惨悲伤。江潭：江水深处，此指江汉一带。
79.堪：忍受。《晋书·桓温传》载，桓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年轻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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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他是《盛京赋》的法文翻译者——
钱德明，让万千欧洲人记住盛京
□荆绍福
2010年，沈阳市档案馆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将1770年出版的法文版《御制盛京赋》（以下称《盛京赋》）这部书进行了全文拍摄，240年后，法文版《盛京赋》东归沈阳。
2015年，沈阳出版社请外交学院龙云教授将法文版《盛京赋》翻译成汉文，作为法汉对照本出版。《盛京赋》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法文版《盛京赋》翻译者钱德明及其翻译特色，《盛京赋》出版后在法国乃至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
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瑟夫-马里·亚密欧特（法语：Joseph-Marie Amiot），汉名钱德明。
钱德明于1718年2月8日出生在法国土伦，就读耶稣会办的学校，1737年19岁时加入耶稣会，1750年抵达澳门到中国传教。1751年8月22日后，钱德明定居北京，与其他传教士过着集体组织生活，1761年任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司库，1779年出任法国在华传教区会长。1754年，钱德明发愿研究中华文化，他担任法国科学院的通讯记者、乾隆帝的御用西方语言翻译官，甚至是法国驻华使团的精神领袖。18世纪六七十年代，耶稣会遭到解散，但钱德明仍留在北京继续传教。自1750年踏上澳门的土地始，至1793年10月8日病逝，钱德明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成为在华生活时间最长的法国传教士之一。
在这漫长的四十余年中，钱德明逐渐使自己的汉语知识臻于完善。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美术、天文、地理、医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自然学科。他能用汉文、法文以及满文、蒙文等文字著书立说。他的成果以翻译和著述为主，也包括大量通信，数量较大。其中《盛京赋》和《中国兵法》影响最大。他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钱德明撰写的满语辞典《鞑靼语-满语-法语辞典》于1789年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在此辞典出版前，满语于欧洲可说是一种未知的语言。1772年，他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这本书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38年后（1910年），完整英译版才公之于世。
钱德明将清朝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古乐经传》翻译成法文，著述了《中国古今音乐篇》。他将这两部著作连同关于中国音乐的一些其他零散著作及中国的一些乐曲、乐器寄往法国后，法国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音乐的热潮。钱德明被誉为“华乐西传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
钱德明亲自参与和见证了18世纪后半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他留下的大量法文著译作品从多个层面向法国和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和科学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通讯院士，是法国18世纪重要政治人物贝尔坦和诸多文人的笔友，《中国杂纂》的主要撰稿人，汉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钱德明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
最早的《盛京赋》版本是乾隆八年（1743）至十三年（1748）之间，由清朝内府专门的刻书机构——武英殿木板刻印的，有满文和汉文两种版本。《盛京赋》的发放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并登记造册，所以能得到一部《盛京赋》非常不容易。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序言中写道：“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份印刷版的《盛京赋》，印刷版数量非常少，除了皇宫、王府以及某些贵人的府邸外，别处无可寻觅。在那些主持印刷的官员的手里倒是可以找到该书未装订散页，但可惜它们要么粘有污墨，要么字迹不清，要么有其它类似的缺陷。于是人们就把这些散页集中起来，拼装成了若干本完整的《盛京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了其中一份，因为对《盛京赋》感兴趣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盛京赋》一书到手，钱德明如获至宝。他被含义深刻、趣味高雅、具有重大诗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盛京赋》所折服，决定要对这部当时的文学杰作进行翻译，传播给法国。一是向西方展示中国皇帝乾隆勤政风雅的正面形象，传递在乾隆治理下寰宇中最大的国家形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信息；二是通过乾隆皇帝谒陵祭祖、对先人追思和感怀活动，向西方展示中国的传统礼仪；三是希望引起欧洲学者对满文的兴趣，让西方更多地了解满族文化，以便促进其提出的法国能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设立主教区的建议尽早实现。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当中很少有人涉及诗体翻译，但是钱德明却翻译了不少诗歌，其中《盛京赋》的翻译，开辟了前人不曾研究过的领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译序中言明了法文版《盛京赋》的翻译方法：“我主要的注意力就是尽可能跟随原文：我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一行一行地跟随；我几乎都做到了；但我不敢妄自尊大说自己的翻译就没有毛病。不管怎样，我觉得已经说得够多了，能够给读者一个如实的赋和颂的看法。”这段话清楚地说明，钱德明遵循忠实和直接的翻译方法，希望让读者“如实”地了解中国文学中的赋和颂。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法、汉两种语言中实在没有完全价值等同的词语，尤其是关于满洲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的大量词汇在法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替代词，译者不得不增加很多解释性的话语，另外，译者故意增加了很多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进行个人的创造和发挥，以传递更多的异文化因素，这大大增加了译文的篇幅。
法文版《盛京赋》除了书籍出版的序、跋和正文外，新增加了定鼎中原之大清帝王谱系、参与此文学工程之亲王和重臣姓名及官阶、三十二体篆书缘起、《盛京赋》注释、鞑靼—满洲发祥地概要、《三清茶》诗等部分，特别是《盛京赋》注释包含149个问题，解释文字之长超过全书总字数的三分之一。
钱德明于1769年将《盛京赋》法译稿寄往法国国王图书馆。该馆馆长比尼翁收到法文译稿后，委托东方学家德经审核这部著作。德经校对了译稿并撰写了前言。1770年，法文版《盛京赋》由巴黎提亚尔出版社出版，这是《盛京赋》在西方传播的开始，也是这部作品最早的外文版。法文版《盛京赋》出版5年后，即1775年，钱德明才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他翻译的这部图书。
《盛京赋》促发了欧洲新一轮“中国热”
18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中国热”，这种热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将近一百年，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下至市井平民、上至王公贵族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第二个方面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这一方面的“中国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18世纪70年代初《盛京赋》和《中国兵法》的出版，引起了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为欧洲“中国热”添加了新的动力之源，促发了新一轮“中国热”的到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从《盛京赋》译文中解读出了符合自己想象的开明君主形象，一位爱好文艺和保护文艺的诗人皇帝。1770年，《盛京赋》出版后，他写道：“中国皇帝万岁，他写诗歌，与众人和睦相处。”随后，他写了题献给中国皇帝的诗歌。1776年，他评价乾隆是“一位比奥古斯丁还要伟大、让人敬畏、更加操劳的皇帝，他只为教化和人类的幸福而作诗”。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戏剧家狄德罗，对《盛京赋》整个译文做了忠实的摘要：第一部分是出版者前言，言及钱德明在北京已经居住二十余年，可以相信其翻译的准确度；第二部分是译者序言，译者称在法语中尽量忠实地保证思想的传递；第三部分是中方出版者献词，对诗歌的赞赏，对皇帝的尊崇；第四部分是圣旨，表达了履行该旨意和处理满文时的细致；第五部分是乾隆的序、赋、颂。狄德罗“以我的方式进行摘要”，但“是皇帝在言说”。这一摘要发表在欧洲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通讯》上。
法国启蒙思想家格里姆也赞扬了译文中所传达的道德理念和乾隆皇帝本人：“由这样的诗人（乾隆皇帝）治理的人民该多么幸福！”“这位君主在对子民父亲般的情感中教育长大，他将牢记品德高尚的祖先且将适时纪念他们视为自己的义务”。在赞美的同时，两人也对钱德明的翻译无法确切表达中国皇帝原著的意蕴和美感表示遗憾。
三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从法译本《盛京赋》中解读出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中国形象——开明的君主，幸福的子民，以及符合自然秩序的阐释和点评，极大地促进了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古老中国在世界上的积极影响。
钱德明翻译的法文本《盛京赋》的出版，对其诞生地盛京（沈阳）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是乾隆皇帝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的唯一大赋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大清陪都盛京（沈阳）发展历史在欧洲大地的第一次系统宣示。乘乾隆皇帝之势，盛京（沈阳）让万千欧洲人所了解，借《盛京赋》出版发行之东风，盛京（沈阳）这个名字在中法文化历史交流中久久回响。
他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他是《盛京赋》的法文翻译者——
钱德明，让万千欧洲人记住盛京
□荆绍福
2010年，沈阳市档案馆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将1770年出版的法文版《御制盛京赋》（以下称《盛京赋》）这部书进行了全文拍摄，240年后，法文版《盛京赋》东归沈阳。
2015年，沈阳出版社请外交学院龙云教授将法文版《盛京赋》翻译成汉文，作为法汉对照本出版。《盛京赋》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法文版《盛京赋》翻译者钱德明及其翻译特色，《盛京赋》出版后在法国乃至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
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瑟夫-马里·亚密欧特（法语：Joseph-Marie Amiot），汉名钱德明。
钱德明于1718年2月8日出生在法国土伦，就读耶稣会办的学校，1737年19岁时加入耶稣会，1750年抵达澳门到中国传教。1751年8月22日后，钱德明定居北京，与其他传教士过着集体组织生活，1761年任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司库，1779年出任法国在华传教区会长。1754年，钱德明发愿研究中华文化，他担任法国科学院的通讯记者、乾隆帝的御用西方语言翻译官，甚至是法国驻华使团的精神领袖。18世纪六七十年代，耶稣会遭到解散，但钱德明仍留在北京继续传教。自1750年踏上澳门的土地始，至1793年10月8日病逝，钱德明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成为在华生活时间最长的法国传教士之一。
在这漫长的四十余年中，钱德明逐渐使自己的汉语知识臻于完善。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美术、天文、地理、医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自然学科。他能用汉文、法文以及满文、蒙文等文字著书立说。他的成果以翻译和著述为主，也包括大量通信，数量较大。其中《盛京赋》和《中国兵法》影响最大。他是一位罕见的多才多艺的传教士汉学家。
钱德明撰写的满语辞典《鞑靼语-满语-法语辞典》于1789年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在此辞典出版前，满语于欧洲可说是一种未知的语言。1772年，他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这本书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直到138年后（1910年），完整英译版才公之于世。
钱德明将清朝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古乐经传》翻译成法文，著述了《中国古今音乐篇》。他将这两部著作连同关于中国音乐的一些其他零散著作及中国的一些乐曲、乐器寄往法国后，法国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音乐的热潮。钱德明被誉为“华乐西传方面贡献最大的人物”。
钱德明亲自参与和见证了18世纪后半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他留下的大量法文著译作品从多个层面向法国和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和科学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通讯院士，是法国18世纪重要政治人物贝尔坦和诸多文人的笔友，《中国杂纂》的主要撰稿人，汉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钱德明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
最早的《盛京赋》版本是乾隆八年（1743）至十三年（1748）之间，由清朝内府专门的刻书机构——武英殿木板刻印的，有满文和汉文两种版本。《盛京赋》的发放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并登记造册，所以能得到一部《盛京赋》非常不容易。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序言中写道：“我根本无法找到一份印刷版的《盛京赋》，印刷版数量非常少，除了皇宫、王府以及某些贵人的府邸外，别处无可寻觅。在那些主持印刷的官员的手里倒是可以找到该书未装订散页，但可惜它们要么粘有污墨，要么字迹不清，要么有其它类似的缺陷。于是人们就把这些散页集中起来，拼装成了若干本完整的《盛京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了其中一份，因为对《盛京赋》感兴趣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盛京赋》一书到手，钱德明如获至宝。他被含义深刻、趣味高雅、具有重大诗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盛京赋》所折服，决定要对这部当时的文学杰作进行翻译，传播给法国。一是向西方展示中国皇帝乾隆勤政风雅的正面形象，传递在乾隆治理下寰宇中最大的国家形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信息；二是通过乾隆皇帝谒陵祭祖、对先人追思和感怀活动，向西方展示中国的传统礼仪；三是希望引起欧洲学者对满文的兴趣，让西方更多地了解满族文化，以便促进其提出的法国能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设立主教区的建议尽早实现。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当中很少有人涉及诗体翻译，但是钱德明却翻译了不少诗歌，其中《盛京赋》的翻译，开辟了前人不曾研究过的领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钱德明在法文版《盛京赋》译序中言明了法文版《盛京赋》的翻译方法：“我主要的注意力就是尽可能跟随原文：我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一行一行地跟随；我几乎都做到了；但我不敢妄自尊大说自己的翻译就没有毛病。不管怎样，我觉得已经说得够多了，能够给读者一个如实的赋和颂的看法。”这段话清楚地说明，钱德明遵循忠实和直接的翻译方法，希望让读者“如实”地了解中国文学中的赋和颂。但在实际翻译中，由于法、汉两种语言中实在没有完全价值等同的词语，尤其是关于满洲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的大量词汇在法语中没有相对应的替代词，译者不得不增加很多解释性的话语，另外，译者故意增加了很多原文中没有的内容，进行个人的创造和发挥，以传递更多的异文化因素，这大大增加了译文的篇幅。
法文版《盛京赋》除了书籍出版的序、跋和正文外，新增加了定鼎中原之大清帝王谱系、参与此文学工程之亲王和重臣姓名及官阶、三十二体篆书缘起、《盛京赋》注释、鞑靼—满洲发祥地概要、《三清茶》诗等部分，特别是《盛京赋》注释包含149个问题，解释文字之长超过全书总字数的三分之一。
钱德明于1769年将《盛京赋》法译稿寄往法国国王图书馆。该馆馆长比尼翁收到法文译稿后，委托东方学家德经审核这部著作。德经校对了译稿并撰写了前言。1770年，法文版《盛京赋》由巴黎提亚尔出版社出版，这是《盛京赋》在西方传播的开始，也是这部作品最早的外文版。法文版《盛京赋》出版5年后，即1775年，钱德明才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他翻译的这部图书。
《盛京赋》促发了欧洲新一轮“中国热”
18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中国热”，这种热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将近一百年，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下至市井平民、上至王公贵族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第二个方面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这一方面的“中国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18世纪70年代初《盛京赋》和《中国兵法》的出版，引起了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为欧洲“中国热”添加了新的动力之源，促发了新一轮“中国热”的到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从《盛京赋》译文中解读出了符合自己想象的开明君主形象，一位爱好文艺和保护文艺的诗人皇帝。1770年，《盛京赋》出版后，他写道：“中国皇帝万岁，他写诗歌，与众人和睦相处。”随后，他写了题献给中国皇帝的诗歌。1776年，他评价乾隆是“一位比奥古斯丁还要伟大、让人敬畏、更加操劳的皇帝，他只为教化和人类的幸福而作诗”。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戏剧家狄德罗，对《盛京赋》整个译文做了忠实的摘要：第一部分是出版者前言，言及钱德明在北京已经居住二十余年，可以相信其翻译的准确度；第二部分是译者序言，译者称在法语中尽量忠实地保证思想的传递；第三部分是中方出版者献词，对诗歌的赞赏，对皇帝的尊崇；第四部分是圣旨，表达了履行该旨意和处理满文时的细致；第五部分是乾隆的序、赋、颂。狄德罗“以我的方式进行摘要”，但“是皇帝在言说”。这一摘要发表在欧洲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通讯》上。
法国启蒙思想家格里姆也赞扬了译文中所传达的道德理念和乾隆皇帝本人：“由这样的诗人（乾隆皇帝）治理的人民该多么幸福！”“这位君主在对子民父亲般的情感中教育长大，他将牢记品德高尚的祖先且将适时纪念他们视为自己的义务”。在赞美的同时，两人也对钱德明的翻译无法确切表达中国皇帝原著的意蕴和美感表示遗憾。
三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从法译本《盛京赋》中解读出一个符合他们理想的中国形象——开明的君主，幸福的子民，以及符合自然秩序的阐释和点评，极大地促进了这部著作在西方世界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古老中国在世界上的积极影响。
钱德明翻译的法文本《盛京赋》的出版，对其诞生地盛京（沈阳）来说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是乾隆皇帝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的唯一大赋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是大清陪都盛京（沈阳）发展历史在欧洲大地的第一次系统宣示。乘乾隆皇帝之势，盛京（沈阳）让万千欧洲人所了解，借《盛京赋》出版发行之东风，盛京（沈阳）这个名字在中法文化历史交流中久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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