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16世纪左右开始“国家建构”的时候，他们的中央权力已经深深嵌入到了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网络中，除了王权，还有强大的教权、高度自治的城市、崛起的商贸阶层，以及势力更加强大的贵族权力，所有这些“其他势力”都像缰绳一样，约束了“国家建构”这匹马狂奔的速度。而中国在两千年前开始这一进程时，没有那么多元的政治权力，也还没有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结果就是国家建构如同脱缰之马，一路狂奔到了大一统。
—— 刘瑜《可能性的艺术》
—— 刘瑜《可能性的艺术》
【#历史冷知识# 古代废品处理大赏：垃圾去哪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诗词大观#【竹枝词中的云南火把节】今年7月22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大暑”前一天，正值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云南不少地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民族传统节日“火把节”。清雍正二年（一七二四）中进士，雍正十一年（1733）出任云南督学的浙江归安人吴应枚，写下一组30首歌咏云南风土人情的《滇南杂咏》，其中一首写道：
剁生盘冷佐椒馨，
佳节星回味荐腥。
醉爇松明照田畔，
要凭炎火逐蝗螟。
这首竹枝词体的风俗诗，一二句说星回节的应节食品剁生，三四句写星回节以火驱除虫害确保丰收的愿望。吴应枚自注说：“六月廿四日为星回节，切生猪肉杂椒姜食之。燃炬以多为胜，携照田塍，云可避虫。”云南石屏许印芳在所写的《星回节考》中解释∶“滇中士大夫谓六月廿四日为星回节，取‘星回于天’之义，考之民俗，是日但称火把节耳。”因届时都要“斫松为燎，高丈余。入夜，争燃之。村落用以照田，以炬之明暗占岁丰歉”。一是揭示了星回节之时，暑夏将去，秋寒将至，正如《诗经·国风·豳风》所写“七月流火”。二是指出点燃松木火把照田，祈盼秋天有好收成。清代史梦兰有首滇竹枝词写道：
剁生饮酒俗相沿，
节到星回岁序迁。
万炬松明明似昼，
新年照过半年前。
作者自注说：“滇俗以六月二十四为星回节，街燃松炬，村落以炬插田间。比户剁生饮酒，夷汉同之。方言‘松炬’为‘松明’。马龙州以此日为年节，妇女俱艳妆，燃炬照屋，谓之照岁。”
当代文史专家李孝友在《滇海联吟诗笺》中，说到了云南民族地区，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日过“星回节”，有其特殊的纪念意见：“在滇池地区认为是纪念汉代曼阿娜的夫人阿南，在大理则认为是追思邓赕诏宁北妃慈善”，并引用一首佚名的《竹枝词》：
斫松为炬以照田，
来年丰歉看明暗。
滇南为祭汉阿南，
苍洱追思唐慈善。
其实作为一种崇火的节庆活动，“星回节”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至远古。只是类似节庆，在其他地方早已发生演变或消失，只有地理和文化独特的云南一直延续。然而，元代以前，中原诗家文人，包括生长于邻近四川者，很少履足云南，因而元代以前的诗文中，写云南的并不多，直接写云南节候的更少。以星回节来说，收入《全唐诗》的《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已经是中唐时期的作品，而且还是由云南本土的南诏王寻阁劝（骠信）所写。明清时期，大批文人名士为官云南，云南奇异的风土人情，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激发了诗情。不少文士墨客，就曾以最宜于记述地方风物的竹枝词，吟咏云南的特殊节日星回节（火把节）。
明正德年间的吕及园，写有一组22首的《滇南竹枝词》，吟唱云南的天时、地利、民家妇、夷人、三教堂、物产、工作、花卉、果品、畜产、元旦、上元、二月二、三月三、端午、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日、中秋、重九、十月朝、除夕。其中的《六月二十四日》写道：
剁生生食血腥和，
节重星回火炬多。
糁入松香起烟焰，
乱红烧遍万山河。
也是从火把节的应节食品剁生说起，说到燃火把者为了让火焰更旺，洒入松香颗粒，喷射的火光，映红了田野山河。这样的节庆行为，至今仍然可以见到。清代余云焕的《泸沽竹枝词》，则感叹星回节杀羊宰牛、歌舞欢庆的热闹场景，如除夕夜一样：
家家门外火光燃，
椎髻簪花舞绣筵。
刲羊宰牛饮美酒，
鼓吹笙箫夜似年。
朱庆萱的《晋宁竹枝词》，呈现了荷花飘香黄昏后，火把节的鼓乐欢闹：
凭吊松明认劫灰，
星回时节藕花开。
门前鼓乐黄昏后，
夺得娘娘火把回。
延续数千年的节日，其功能往往是丰富多彩的。吴应枚的《滇南杂咏》中，另一首有关火把节的诗，就说到了边疆各族民众欢度火把节的另一个功能：
列炬光回学海澄，
焕文燎火证元灯。
藜蒿寨是芙蓉镜，
不用扶鸾事可凭。
吴应枚自己作注说：“临安府学泮池深广，名学海，面焕文山。山顶藜蒿寨，夷人所居。每当大比，于六月星回节视池中火影，卜乡荐多寡，历科不爽。”明清时期的临安府，是云南科举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每年榜上有名的人，据说占到云南全省的一半，有“临半榜”之称。崇文重教的风气，渗入到临安城乡的节庆活动中，所以高居焕文山顶的夷人山寨，其星回节火把映照在文庙泮池中的光影明暗，竟与科考上榜人数多数的多少相关。在滇西，也有大理人李照在《星回节观炬竹枝词》写道∶
向晚村村燃火把，
坟庐园亩照通红。
年来玉局峰头寺，
可有神光出夜中。
诗中所写，也是说士子借这天的火把，祈愿、预测科考顺利与榜上有名。看来，火把节这个滇云高原上最为古老的节日，不仅一直传递着崇敬先祖，崇敬自然，祈盼田地丰产、风调雨顺的美好希望，而且从元明开始，很快就与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文化融合，成为各族民众的共同心愿。
剁生盘冷佐椒馨，
佳节星回味荐腥。
醉爇松明照田畔，
要凭炎火逐蝗螟。
这首竹枝词体的风俗诗，一二句说星回节的应节食品剁生，三四句写星回节以火驱除虫害确保丰收的愿望。吴应枚自注说：“六月廿四日为星回节，切生猪肉杂椒姜食之。燃炬以多为胜，携照田塍，云可避虫。”云南石屏许印芳在所写的《星回节考》中解释∶“滇中士大夫谓六月廿四日为星回节，取‘星回于天’之义，考之民俗，是日但称火把节耳。”因届时都要“斫松为燎，高丈余。入夜，争燃之。村落用以照田，以炬之明暗占岁丰歉”。一是揭示了星回节之时，暑夏将去，秋寒将至，正如《诗经·国风·豳风》所写“七月流火”。二是指出点燃松木火把照田，祈盼秋天有好收成。清代史梦兰有首滇竹枝词写道：
剁生饮酒俗相沿，
节到星回岁序迁。
万炬松明明似昼，
新年照过半年前。
作者自注说：“滇俗以六月二十四为星回节，街燃松炬，村落以炬插田间。比户剁生饮酒，夷汉同之。方言‘松炬’为‘松明’。马龙州以此日为年节，妇女俱艳妆，燃炬照屋，谓之照岁。”
当代文史专家李孝友在《滇海联吟诗笺》中，说到了云南民族地区，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日过“星回节”，有其特殊的纪念意见：“在滇池地区认为是纪念汉代曼阿娜的夫人阿南，在大理则认为是追思邓赕诏宁北妃慈善”，并引用一首佚名的《竹枝词》：
斫松为炬以照田，
来年丰歉看明暗。
滇南为祭汉阿南，
苍洱追思唐慈善。
其实作为一种崇火的节庆活动，“星回节”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至远古。只是类似节庆，在其他地方早已发生演变或消失，只有地理和文化独特的云南一直延续。然而，元代以前，中原诗家文人，包括生长于邻近四川者，很少履足云南，因而元代以前的诗文中，写云南的并不多，直接写云南节候的更少。以星回节来说，收入《全唐诗》的《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已经是中唐时期的作品，而且还是由云南本土的南诏王寻阁劝（骠信）所写。明清时期，大批文人名士为官云南，云南奇异的风土人情，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激发了诗情。不少文士墨客，就曾以最宜于记述地方风物的竹枝词，吟咏云南的特殊节日星回节（火把节）。
明正德年间的吕及园，写有一组22首的《滇南竹枝词》，吟唱云南的天时、地利、民家妇、夷人、三教堂、物产、工作、花卉、果品、畜产、元旦、上元、二月二、三月三、端午、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日、中秋、重九、十月朝、除夕。其中的《六月二十四日》写道：
剁生生食血腥和，
节重星回火炬多。
糁入松香起烟焰，
乱红烧遍万山河。
也是从火把节的应节食品剁生说起，说到燃火把者为了让火焰更旺，洒入松香颗粒，喷射的火光，映红了田野山河。这样的节庆行为，至今仍然可以见到。清代余云焕的《泸沽竹枝词》，则感叹星回节杀羊宰牛、歌舞欢庆的热闹场景，如除夕夜一样：
家家门外火光燃，
椎髻簪花舞绣筵。
刲羊宰牛饮美酒，
鼓吹笙箫夜似年。
朱庆萱的《晋宁竹枝词》，呈现了荷花飘香黄昏后，火把节的鼓乐欢闹：
凭吊松明认劫灰，
星回时节藕花开。
门前鼓乐黄昏后，
夺得娘娘火把回。
延续数千年的节日，其功能往往是丰富多彩的。吴应枚的《滇南杂咏》中，另一首有关火把节的诗，就说到了边疆各族民众欢度火把节的另一个功能：
列炬光回学海澄，
焕文燎火证元灯。
藜蒿寨是芙蓉镜，
不用扶鸾事可凭。
吴应枚自己作注说：“临安府学泮池深广，名学海，面焕文山。山顶藜蒿寨，夷人所居。每当大比，于六月星回节视池中火影，卜乡荐多寡，历科不爽。”明清时期的临安府，是云南科举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每年榜上有名的人，据说占到云南全省的一半，有“临半榜”之称。崇文重教的风气，渗入到临安城乡的节庆活动中，所以高居焕文山顶的夷人山寨，其星回节火把映照在文庙泮池中的光影明暗，竟与科考上榜人数多数的多少相关。在滇西，也有大理人李照在《星回节观炬竹枝词》写道∶
向晚村村燃火把，
坟庐园亩照通红。
年来玉局峰头寺，
可有神光出夜中。
诗中所写，也是说士子借这天的火把，祈愿、预测科考顺利与榜上有名。看来，火把节这个滇云高原上最为古老的节日，不仅一直传递着崇敬先祖，崇敬自然，祈盼田地丰产、风调雨顺的美好希望，而且从元明开始，很快就与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文化融合，成为各族民众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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