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行聚焦基础设施和健保方案
未来3年将贷款本国94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ADB)周三说，它对本国的放贷优先基础设施和卫生，据预期，在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三年将达到九十四亿美元。
该多国放贷机构说，那笔金额的至少三分之二将用在基础设施、卫生和就业重振，以帮助政府在COVID-19大流行之际复苏经济。
亚行副总裁沙溢德说，「我们将聚焦于就业乘数大并通过改善连接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项目。」
亚行说，百分之五十二以上的主权放贷将支持交通项目，比如铁路、道路和桥梁。它又说，同时，大约百分之十二将帮助政府实施全民健保法案。
亚行说，明年它将放贷十七亿五千万美元，是融资五十三公里长的将连接大马尼拉与内湖的南线通勤铁路项目的第一批。
明年的其它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在大马尼拉建设三座桥梁以帮助缓解首都的堵塞。
该多国放贷机构也预计将放贷五亿美元来帮助本国政府依照全民健保覆盖方案为国人提供综合且实惠的保健服务。
渔民与环保组织向大理院请愿
制止生力集团布拉干机场项目
两个渔民与公民社会组织于周二因环保问题要求大理院（SC）制止生力集团航空城公司（SMAI）在布拉干省建造新马尼拉国际机场。
以布拉干省布拉干社为基地的渔民赵多洛˙巴康与罗地尔·亚描礼斯，环保组织OCEANA与其他三个要求该最高法院签发自然环境令状，命令政府及开发者保存，重建或恢复该七千四百亿比索机场项目所涵盖地区的环境。
同时，他们要求一项临时环境保护命令（TEPO），以制止SMAI建造该飞机场。
除SMAI之外，被告包括环境与交通两部以及承建商SILVESTIDES控股公司。
这些投诉者辩称，该机场项目将建在被分类为林地与永久林地的土地上，并有可能危及马尼拉湾生态系统，从而影响到赖以为生的人民。
此外，该建筑“要求毁掉红树林（MANGROVE FOREST），并以数百万立方米的填料覆盖该海湾、湿地、渔业与海洋生物栖息生长地”，违反了并将继续违反环保法律及施行细则。
他们又说，该机场项目将“不利地影响到当地居民与季移鸟类”，并将“增加不利气候冲击的风险”。他们补充说将地区将易于发生洪水与地震。
这些请愿者说，“因此，在沓立迪普与曼芒以及布拉干社的人民将须承受该机场项目的环境冲击。”
他们说，“由于它们是互相连接的，这些环境冲击影响诸如奥曼道与夏银蕊等布拉干的其他市镇。邻接的大岷区城市如那某沓示，描仁瑞拉与马拉汶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不管我们怎么看它将出现破坏的骨牌效应。”
作为响应，生力集团公司（SMC）总理蔡启文说，该公司将“尽力确保该布拉干机场项目将适当地与可持续地建造”。
他说，他们已开始一项多河流系统疏浚方案，以十亿比索的杜惹汉——珍那奚洛示河流系统的清除开始，以协助解决在布拉干的洪水问题，他又说，二十万株红树的种植已在进行之中。
蔡氏说，该公司已委托一项对该项目的所有可能冲击的独立研究。
他说，在生力集团收到该请愿书的文书后，他们将应对OCEANA所担心的问题。
他说，“菲律宾政府，而我们相信包括公众，看清与了解在我们的历史的此一关键时刻，这个重要投资与开发是紧急需要的。”
他又说，“此外，生力集团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将创造一百万份工作，为政府创造增加收入，而无须纳税人的花费，并为我们各省市提供许多机会成为现实。”
生力集团于周二宣布，该机场项目的兴建将于二○二一年第一季度开始。
阿亚拉集团宣布
公司高管层内部互调
阿亚拉集团周三宣布其公司阿亚拉公司( A C ) 、菲岛银行( B P I ) 和地球电信的高管层将在公司内部调动。
A C 董事长兼执行长苏贝尔在一份声明中说，「阿亚拉集团公司十分幸运，能够为那些体现我们的价值观并展现了超越他们当前角色的潜力的同事们提供一条深入的替补和继任之路。」
在周三董事会批准后，AC财务总监林高戈将接替BPI总裁兼执行长康星。
林高戈的调任将在订于明年四月二十二日的BPI股东会议后生效。
现在即将卸任BPI总裁的康星仍是该银行董事会董事和执行委员会成员。
同时，在四月二十三日AC股东会议后，地球现任首席商务官(CCO)黎拉惹沙巴将继林高戈之后成为AC的财务总监。
在他调任后，地球将升职现任地球商务负责人虞华惹-甲布瑞拉为CCO。
苏贝尔对主要领导权的调动充满信心。他赞扬林高戈雄厚的银行与金融背景将随着他回返银行业为BPI服务，并欢迎黎拉惹沙巴为他们的新财务总监。
十年前，在调动到AC前，林高戈是BPI的执行副总裁和BPI资本的总裁。
阿亚拉集团公司不仅仅包括综合企业AC、BPI和地球，也包括阿亚拉地产、Manila Water、AC基础设施、AC能源和电子制造商综合微电子公司。
冒险情绪上行
菲股回升比索横盘收市
菲律宾股票交易所指数(PSEi)周三反弹，而比索兑美元横盘收市，因为大流行造成的波动性持续。
该主要股指上涨百分之一，或七十一点九七点，报七千二百九十九点七点。
全股指跃升百分之零点六八，或二十九点四四点，报四千三百五十点四五点。
多数类股追随该主要股指，为首的是涨百分之一点七的矿业与石油类股。
随后是控股公司，百分之一点三八；地产，百分之一点三六；工业，百分之零点七五；和金融，百分之零点二二。
服务股指下降百分之零点零九，变化不大。
成交量总计一千一百七十六亿四千万股，成交额九十三亿一千万比索。
上升股以一百三十三比九十领先下降股，而四十七种不变。
Regina资本发展公司销售主管林陵岸说，对这场大流行的焦虑不安继续影响股市，但是因为二零一九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可用支持了乐观情绪的部份原因，投资者冒险情绪上行。
同时，比索兑美元收报四十八点零六六，相比一天前的四十八点零六三。
它开市持平在四十八点零六，并在四十八点零六六和四十八点零五之间交易。
当天平均四十八点零五九。
成交额总计四亿九千九百八十六万美元，高于前一天的四亿九千零六十五万美元。
海关与投资促进机构签合作协议
努力提高本国贸易环境整体效率
海关(BOC)已经和投资促进机构(IPAs)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努力提高本国贸易环境的整体效率。
海关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它于本月十五日和战略贸易管理办公室(STMO)、巴达安区自由港署(AFAB)、克拉克开发公司(CDC)、菲律宾经济区署(PEZA)及苏密湾大都会署(SBMA)签订了一份协议备忘录(MOA)。
海关称，「本次合作旨在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以加强贸易便利化、优化信息分享、提高前线确认战略物资的能力和降低合法合规战略性物质出口商经商的复杂性。」
海关说，和以贸工部(DTI)为首的诸机构的合作关系符合共和国法案一零六九七号，或者战略贸易管理法案(STMA)。那法案授权建立STMO，作为中央政府建立战略
物质贸易管理制度的执行和技术机构。
海关说，「作为本次协议的一部份，建立一个由缔约各方组成的战略贸易便利化技术工作组(TWG-STF)，它的目的是建立沟通机制和程序、为前线和执法人员组织和实施商品确认培训(CIT)以及简化海关和IPAs的文件规定。」
它说，也正在实施STMO强制授权申请。
授权指的是由STMO向从事或打算从事战略物质贸易的任何人所签发的一个许可证。
该署说，出口前必须获得授权，因为它应当成为海关和IPAs的船运许可与要求的一部份，正如贸工部二零二零年第二十-四七号备忘录通令所规定的。
该机构说，「海关和IPAs将通过二维码(QR)系统和/或致电或电邮到STMO指定线路以验证授权的真实性。」
Megawide对NAIA最初献议者地位被作废
MIAA被促证明其决定为正当
一个基础设施智囊周三说，政府应当证明它废除Megawide在竞标尼蕊.亚谨诺国际机场整改中的最初支持者地位(OPS)正当。
Infrawatch菲律宾召集人雷东告诉记者，交通部和马尼拉国际机场署(MIAA)应当「向公众解释为何NAIA不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整改。」
NAIA整改再次被延后，因为MAIA取消Megawide及其印度合作伙伴GMR的OPS。
MIAA在周二发送给Megawide的信函中没有详述作废的原因。
他说，「如果没有欺诈，我们认为MIAA和DOTr大体上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只是取消它，却没有进一步的理由。」
他说它可能要花「另两年的时间」才能获得另一家公司来推进NAIA整改项目，因为它费时两年才批准第一个支持者，但稍后又拒绝了它。
在二零一八年，本国一些大综合企业组成的财团被给予了NAIA的OPS。
但是政府在七月份终止了该所谓的超期财团的竞标，继该集团要求改动原本提议后。
他又说，「在未来两年，到时总统任期结束。这的整个责任在D O T r和MIAA。」
Megawide较早前透露了NAIA的设计计划，灵感源自万那威的水稻梯田。
经济经理人们较早前质疑Megawide-GMR融资一千零九十亿比索的NAIA整改项目的能力。
未来3年将贷款本国94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ADB)周三说，它对本国的放贷优先基础设施和卫生，据预期，在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三年将达到九十四亿美元。
该多国放贷机构说，那笔金额的至少三分之二将用在基础设施、卫生和就业重振，以帮助政府在COVID-19大流行之际复苏经济。
亚行副总裁沙溢德说，「我们将聚焦于就业乘数大并通过改善连接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项目。」
亚行说，百分之五十二以上的主权放贷将支持交通项目，比如铁路、道路和桥梁。它又说，同时，大约百分之十二将帮助政府实施全民健保法案。
亚行说，明年它将放贷十七亿五千万美元，是融资五十三公里长的将连接大马尼拉与内湖的南线通勤铁路项目的第一批。
明年的其它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在大马尼拉建设三座桥梁以帮助缓解首都的堵塞。
该多国放贷机构也预计将放贷五亿美元来帮助本国政府依照全民健保覆盖方案为国人提供综合且实惠的保健服务。
渔民与环保组织向大理院请愿
制止生力集团布拉干机场项目
两个渔民与公民社会组织于周二因环保问题要求大理院（SC）制止生力集团航空城公司（SMAI）在布拉干省建造新马尼拉国际机场。
以布拉干省布拉干社为基地的渔民赵多洛˙巴康与罗地尔·亚描礼斯，环保组织OCEANA与其他三个要求该最高法院签发自然环境令状，命令政府及开发者保存，重建或恢复该七千四百亿比索机场项目所涵盖地区的环境。
同时，他们要求一项临时环境保护命令（TEPO），以制止SMAI建造该飞机场。
除SMAI之外，被告包括环境与交通两部以及承建商SILVESTIDES控股公司。
这些投诉者辩称，该机场项目将建在被分类为林地与永久林地的土地上，并有可能危及马尼拉湾生态系统，从而影响到赖以为生的人民。
此外，该建筑“要求毁掉红树林（MANGROVE FOREST），并以数百万立方米的填料覆盖该海湾、湿地、渔业与海洋生物栖息生长地”，违反了并将继续违反环保法律及施行细则。
他们又说，该机场项目将“不利地影响到当地居民与季移鸟类”，并将“增加不利气候冲击的风险”。他们补充说将地区将易于发生洪水与地震。
这些请愿者说，“因此，在沓立迪普与曼芒以及布拉干社的人民将须承受该机场项目的环境冲击。”
他们说，“由于它们是互相连接的，这些环境冲击影响诸如奥曼道与夏银蕊等布拉干的其他市镇。邻接的大岷区城市如那某沓示，描仁瑞拉与马拉汶也有可能受到影响，不管我们怎么看它将出现破坏的骨牌效应。”
作为响应，生力集团公司（SMC）总理蔡启文说，该公司将“尽力确保该布拉干机场项目将适当地与可持续地建造”。
他说，他们已开始一项多河流系统疏浚方案，以十亿比索的杜惹汉——珍那奚洛示河流系统的清除开始，以协助解决在布拉干的洪水问题，他又说，二十万株红树的种植已在进行之中。
蔡氏说，该公司已委托一项对该项目的所有可能冲击的独立研究。
他说，在生力集团收到该请愿书的文书后，他们将应对OCEANA所担心的问题。
他说，“菲律宾政府，而我们相信包括公众，看清与了解在我们的历史的此一关键时刻，这个重要投资与开发是紧急需要的。”
他又说，“此外，生力集团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将创造一百万份工作，为政府创造增加收入，而无须纳税人的花费，并为我们各省市提供许多机会成为现实。”
生力集团于周二宣布，该机场项目的兴建将于二○二一年第一季度开始。
阿亚拉集团宣布
公司高管层内部互调
阿亚拉集团周三宣布其公司阿亚拉公司( A C ) 、菲岛银行( B P I ) 和地球电信的高管层将在公司内部调动。
A C 董事长兼执行长苏贝尔在一份声明中说，「阿亚拉集团公司十分幸运，能够为那些体现我们的价值观并展现了超越他们当前角色的潜力的同事们提供一条深入的替补和继任之路。」
在周三董事会批准后，AC财务总监林高戈将接替BPI总裁兼执行长康星。
林高戈的调任将在订于明年四月二十二日的BPI股东会议后生效。
现在即将卸任BPI总裁的康星仍是该银行董事会董事和执行委员会成员。
同时，在四月二十三日AC股东会议后，地球现任首席商务官(CCO)黎拉惹沙巴将继林高戈之后成为AC的财务总监。
在他调任后，地球将升职现任地球商务负责人虞华惹-甲布瑞拉为CCO。
苏贝尔对主要领导权的调动充满信心。他赞扬林高戈雄厚的银行与金融背景将随着他回返银行业为BPI服务，并欢迎黎拉惹沙巴为他们的新财务总监。
十年前，在调动到AC前，林高戈是BPI的执行副总裁和BPI资本的总裁。
阿亚拉集团公司不仅仅包括综合企业AC、BPI和地球，也包括阿亚拉地产、Manila Water、AC基础设施、AC能源和电子制造商综合微电子公司。
冒险情绪上行
菲股回升比索横盘收市
菲律宾股票交易所指数(PSEi)周三反弹，而比索兑美元横盘收市，因为大流行造成的波动性持续。
该主要股指上涨百分之一，或七十一点九七点，报七千二百九十九点七点。
全股指跃升百分之零点六八，或二十九点四四点，报四千三百五十点四五点。
多数类股追随该主要股指，为首的是涨百分之一点七的矿业与石油类股。
随后是控股公司，百分之一点三八；地产，百分之一点三六；工业，百分之零点七五；和金融，百分之零点二二。
服务股指下降百分之零点零九，变化不大。
成交量总计一千一百七十六亿四千万股，成交额九十三亿一千万比索。
上升股以一百三十三比九十领先下降股，而四十七种不变。
Regina资本发展公司销售主管林陵岸说，对这场大流行的焦虑不安继续影响股市，但是因为二零一九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可用支持了乐观情绪的部份原因，投资者冒险情绪上行。
同时，比索兑美元收报四十八点零六六，相比一天前的四十八点零六三。
它开市持平在四十八点零六，并在四十八点零六六和四十八点零五之间交易。
当天平均四十八点零五九。
成交额总计四亿九千九百八十六万美元，高于前一天的四亿九千零六十五万美元。
海关与投资促进机构签合作协议
努力提高本国贸易环境整体效率
海关(BOC)已经和投资促进机构(IPAs)签署一份合作协议，努力提高本国贸易环境的整体效率。
海关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它于本月十五日和战略贸易管理办公室(STMO)、巴达安区自由港署(AFAB)、克拉克开发公司(CDC)、菲律宾经济区署(PEZA)及苏密湾大都会署(SBMA)签订了一份协议备忘录(MOA)。
海关称，「本次合作旨在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以加强贸易便利化、优化信息分享、提高前线确认战略物资的能力和降低合法合规战略性物质出口商经商的复杂性。」
海关说，和以贸工部(DTI)为首的诸机构的合作关系符合共和国法案一零六九七号，或者战略贸易管理法案(STMA)。那法案授权建立STMO，作为中央政府建立战略
物质贸易管理制度的执行和技术机构。
海关说，「作为本次协议的一部份，建立一个由缔约各方组成的战略贸易便利化技术工作组(TWG-STF)，它的目的是建立沟通机制和程序、为前线和执法人员组织和实施商品确认培训(CIT)以及简化海关和IPAs的文件规定。」
它说，也正在实施STMO强制授权申请。
授权指的是由STMO向从事或打算从事战略物质贸易的任何人所签发的一个许可证。
该署说，出口前必须获得授权，因为它应当成为海关和IPAs的船运许可与要求的一部份，正如贸工部二零二零年第二十-四七号备忘录通令所规定的。
该机构说，「海关和IPAs将通过二维码(QR)系统和/或致电或电邮到STMO指定线路以验证授权的真实性。」
Megawide对NAIA最初献议者地位被作废
MIAA被促证明其决定为正当
一个基础设施智囊周三说，政府应当证明它废除Megawide在竞标尼蕊.亚谨诺国际机场整改中的最初支持者地位(OPS)正当。
Infrawatch菲律宾召集人雷东告诉记者，交通部和马尼拉国际机场署(MIAA)应当「向公众解释为何NAIA不会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整改。」
NAIA整改再次被延后，因为MAIA取消Megawide及其印度合作伙伴GMR的OPS。
MIAA在周二发送给Megawide的信函中没有详述作废的原因。
他说，「如果没有欺诈，我们认为MIAA和DOTr大体上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只是取消它，却没有进一步的理由。」
他说它可能要花「另两年的时间」才能获得另一家公司来推进NAIA整改项目，因为它费时两年才批准第一个支持者，但稍后又拒绝了它。
在二零一八年，本国一些大综合企业组成的财团被给予了NAIA的OPS。
但是政府在七月份终止了该所谓的超期财团的竞标，继该集团要求改动原本提议后。
他又说，「在未来两年，到时总统任期结束。这的整个责任在D O T r和MIAA。」
Megawide较早前透露了NAIA的设计计划，灵感源自万那威的水稻梯田。
经济经理人们较早前质疑Megawide-GMR融资一千零九十亿比索的NAIA整改项目的能力。
《The Ringer》记者在做客播客节目时谈到了马刺后卫德罗赞的未来。
“我听说德罗赞的名字出现在了一些交易谈判中，他的合同还剩一年，而且他30多岁了，马刺队很可能走向重建路。就他这一年的表现来说，如果德罗赞在交易市场吸引了更多球队的兴趣，我不会惊讶，我觉得他比人们想象中更有价值。”该记者说道。
#NBA吐槽大会# #德罗赞#
“我听说德罗赞的名字出现在了一些交易谈判中，他的合同还剩一年，而且他30多岁了，马刺队很可能走向重建路。就他这一年的表现来说，如果德罗赞在交易市场吸引了更多球队的兴趣，我不会惊讶，我觉得他比人们想象中更有价值。”该记者说道。
#NBA吐槽大会# #德罗赞#
#如何终止已发生的家暴#【杀人的语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手里，他们却拒绝称其为“杀害女性”】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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