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浙江萧山的中学生郑苗突然找到语文老师，鼓起勇气说出了藏在心底的一个大秘密。上午第二节课，班主任神情严肃把郑苗叫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两个陌生的男人正在等他。
这两个人是浙江萧山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原来此前郑苗的语文老师给文物部门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自己的学生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了一批原始社会的陶片、骨器和石器。
工作人员顿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学生竟然能看出自己捡的东西是原始社会的，无论是否可信，他们都必须走一趟。
面对两位专业人士的询问，郑苗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发现那些东西的经过讲述给他们听，刚讲了几句，两位专家就不由得四目相对，他们都相信了郑苗的话。
当时郑苗说了一句：“堆积层大概有一米左右。”
就是这句话让两位专家意识到，郑苗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对于考古知识起码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堆积层”是考古界的专业术语。
原来早在几年前，郑苗就和他的小伙伴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一些骨器和石器了，当时只觉得好玩，每个人都收藏了不少。
上了初中后，在历史课上，当老师讲到原始社会那一章时，郑苗发现历史课本上石器、骨器的插图和他捡到的东西特别像，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捡到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原始社会的文物。
而郑苗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童年偶然发现最后竟然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当年的10月，针对这一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于遗址的旁边有一座跨湖桥，因此被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工作开展后，考古队员很快就挖到了大量的陶片，当陶片上的泥土被清洗干净，陶片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上面还画着简易的太阳图案。
这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跨湖桥遗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彩陶片，彩陶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它是了解当时的人类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性参考之一。
离跨湖桥遗址仅100多公里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了几片彩陶片，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彩陶片是它的几十倍之多。
在对比了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后，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从器物的造型还是制作工艺来看，跨湖桥遗址都更为先进。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全新的史前遗址，如果真是这样，它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可是，当这些文物被送去做了碳14鉴定后，全都傻了眼，因为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大致在8000年前左右。
考古界几乎一致认为这个鉴定结果有误，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年代上限只有7000年，技术水平更为先进的跨湖桥遗址怎么可能还要早1000年呢？
在一片怀疑和争论中，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工作就这样停了下来。
当时考古队中有一名叫蒋乐平的队员，直觉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认为若想彻底揭开跨湖桥的秘密，就必须打破传统的认知，可是直到10年后，他才等到真正揭开秘密的机会。
2000年，国家筹备修建沪昆高速公路，当地的文物需要进行复查，在这个背景下，文物部门组织考古人员对跨湖桥遗址开展第二次发掘，巧的是，这次的领队正是蒋乐平。
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工作，2001年5月，考古工作正式开始，这一次，他们收获颇丰，没几天就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
更让人惊叹的是，那些石器表面光滑、外观精美，显然这并不是单纯的手工磨制出来的，当时的原始先民一定是用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工具打磨。
这一次，蒋乐平把文物送到了业内更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结果北大考古系经过碳14鉴定后，给出的年代依然是8000年左右，也就是说，11年前的鉴定并没有问题。
在经过全国各地40余名专家学者商讨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总算确定了，只是还有一点始终困扰在所有人的心头。
相隔100多公里的两个原始社会遗址，跨湖桥遗址比河姆渡遗址早了1000年，为什么会产生更加先进的文明呢？
更重要的是，跨湖桥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每一个文明都有是循序渐进地传承，然而跨湖桥文明仿佛就像凭空出现的，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史前遗址”要想被冠以“史前文化”
的称谓，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具备一定的分布空间；二是在不同的分布地点要有相同特征的器物。
专家们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终于在距离跨湖桥100多公里之外的浦江县和嵊州市分别发现了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两处遗址的年代都在约1万年前。
这两处遗址的晚期都有跨湖桥文化的特征，出土的石器、陶器更是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物。
这些迹象都能够确定两处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在地层上存在叠压关系。
2004年12月16日，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跨湖桥文化”。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历经15年的时间，这个8000年前的文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再一次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知。
这两个人是浙江萧山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原来此前郑苗的语文老师给文物部门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自己的学生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了一批原始社会的陶片、骨器和石器。
工作人员顿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学生竟然能看出自己捡的东西是原始社会的，无论是否可信，他们都必须走一趟。
面对两位专业人士的询问，郑苗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发现那些东西的经过讲述给他们听，刚讲了几句，两位专家就不由得四目相对，他们都相信了郑苗的话。
当时郑苗说了一句：“堆积层大概有一米左右。”
就是这句话让两位专家意识到，郑苗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对于考古知识起码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堆积层”是考古界的专业术语。
原来早在几年前，郑苗就和他的小伙伴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一些骨器和石器了，当时只觉得好玩，每个人都收藏了不少。
上了初中后，在历史课上，当老师讲到原始社会那一章时，郑苗发现历史课本上石器、骨器的插图和他捡到的东西特别像，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捡到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原始社会的文物。
而郑苗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童年偶然发现最后竟然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当年的10月，针对这一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于遗址的旁边有一座跨湖桥，因此被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工作开展后，考古队员很快就挖到了大量的陶片，当陶片上的泥土被清洗干净，陶片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上面还画着简易的太阳图案。
这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跨湖桥遗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彩陶片，彩陶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它是了解当时的人类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性参考之一。
离跨湖桥遗址仅100多公里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了几片彩陶片，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彩陶片是它的几十倍之多。
在对比了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后，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从器物的造型还是制作工艺来看，跨湖桥遗址都更为先进。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全新的史前遗址，如果真是这样，它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可是，当这些文物被送去做了碳14鉴定后，全都傻了眼，因为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大致在8000年前左右。
考古界几乎一致认为这个鉴定结果有误，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年代上限只有7000年，技术水平更为先进的跨湖桥遗址怎么可能还要早1000年呢？
在一片怀疑和争论中，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工作就这样停了下来。
当时考古队中有一名叫蒋乐平的队员，直觉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认为若想彻底揭开跨湖桥的秘密，就必须打破传统的认知，可是直到10年后，他才等到真正揭开秘密的机会。
2000年，国家筹备修建沪昆高速公路，当地的文物需要进行复查，在这个背景下，文物部门组织考古人员对跨湖桥遗址开展第二次发掘，巧的是，这次的领队正是蒋乐平。
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工作，2001年5月，考古工作正式开始，这一次，他们收获颇丰，没几天就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
更让人惊叹的是，那些石器表面光滑、外观精美，显然这并不是单纯的手工磨制出来的，当时的原始先民一定是用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工具打磨。
这一次，蒋乐平把文物送到了业内更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结果北大考古系经过碳14鉴定后，给出的年代依然是8000年左右，也就是说，11年前的鉴定并没有问题。
在经过全国各地40余名专家学者商讨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总算确定了，只是还有一点始终困扰在所有人的心头。
相隔100多公里的两个原始社会遗址，跨湖桥遗址比河姆渡遗址早了1000年，为什么会产生更加先进的文明呢？
更重要的是，跨湖桥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每一个文明都有是循序渐进地传承，然而跨湖桥文明仿佛就像凭空出现的，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史前遗址”要想被冠以“史前文化”
的称谓，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具备一定的分布空间；二是在不同的分布地点要有相同特征的器物。
专家们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终于在距离跨湖桥100多公里之外的浦江县和嵊州市分别发现了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两处遗址的年代都在约1万年前。
这两处遗址的晚期都有跨湖桥文化的特征，出土的石器、陶器更是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物。
这些迹象都能够确定两处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在地层上存在叠压关系。
2004年12月16日，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跨湖桥文化”。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历经15年的时间，这个8000年前的文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再一次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知。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1990年5月，浙江萧山的中学生郑苗突然找到语文老师，鼓起勇气说出了藏在心底的一个大秘密。上午第二节课，班主任神情严肃把郑苗叫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两个陌生的男人正在等他。
这两个人是浙江萧山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原来此前郑苗的语文老师给文物部门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自己的学生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了一批原始社会的陶片、骨器和石器。
工作人员顿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学生竟然能看出自己捡的东西是原始社会的，无论是否可信，他们都必须走一趟。
面对两位专业人士的询问，郑苗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发现那些东西的经过讲述给他们听，刚讲了几句，两位专家就不由得四目相对，他们都相信了郑苗的话。
当时郑苗说了一句：“堆积层大概有一米左右。”
就是这句话让两位专家意识到，郑苗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对于考古知识起码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堆积层”是考古界的专业术语。
原来早在几年前，郑苗就和他的小伙伴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一些骨器和石器了，当时只觉得好玩，每个人都收藏了不少。
上了初中后，在历史课上，当老师讲到原始社会那一章时，郑苗发现历史课本上石器、骨器的插图和他捡到的东西特别像，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捡到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原始社会的文物。
而郑苗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童年偶然发现最后竟然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当年的10月，针对这一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于遗址的旁边有一座跨湖桥，因此被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工作开展后，考古队员很快就挖到了大量的陶片，当陶片上的泥土被清洗干净，陶片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上面还画着简易的太阳图案。
这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跨湖桥遗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彩陶片，彩陶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它是了解当时的人类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性参考之一。
离跨湖桥遗址仅100多公里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了几片彩陶片，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彩陶片是它的几十倍之多。
在对比了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后，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从器物的造型还是制作工艺来看，跨湖桥遗址都更为先进。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全新的史前遗址，如果真是这样，它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可是，当这些文物被送去做了碳14鉴定后，全都傻了眼，因为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大致在8000年前左右。
考古界几乎一致认为这个鉴定结果有误，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年代上限只有7000年，技术水平更为先进的跨湖桥遗址怎么可能还要早1000年呢？
在一片怀疑和争论中，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工作就这样停了下来。
当时考古队中有一名叫蒋乐平的队员，直觉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认为若想彻底揭开跨湖桥的秘密，就必须打破传统的认知，可是直到10年后，他才等到真正揭开秘密的机会。
2000年，国家筹备修建沪昆高速公路，当地的文物需要进行复查，在这个背景下，文物部门组织考古人员对跨湖桥遗址开展第二次发掘，巧的是，这次的领队正是蒋乐平。
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工作，2001年5月，考古工作正式开始，这一次，他们收获颇丰，没几天就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
更让人惊叹的是，那些石器表面光滑、外观精美，显然这并不是单纯的手工磨制出来的，当时的原始先民一定是用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工具打磨。
这一次，蒋乐平把文物送到了业内更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结果北大考古系经过碳14鉴定后，给出的年代依然是8000年左右，也就是说，11年前的鉴定并没有问题。
在经过全国各地40余名专家学者商讨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总算确定了，只是还有一点始终困扰在所有人的心头。
相隔100多公里的两个原始社会遗址，跨湖桥遗址比河姆渡遗址早了1000年，为什么会产生更加先进的文明呢？
更重要的是，跨湖桥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每一个文明都有是循序渐进地传承，然而跨湖桥文明仿佛就像凭空出现的，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史前遗址”要想被冠以“史前文化”
的称谓，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具备一定的分布空间；二是在不同的分布地点要有相同特征的器物。
专家们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终于在距离跨湖桥100多公里之外的浦江县和嵊州市分别发现了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两处遗址的年代都在约1万年前。
这两处遗址的晚期都有跨湖桥文化的特征，出土的石器、陶器更是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物。
这些迹象都能够确定两处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在地层上存在叠压关系。
2004年12月16日，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跨湖桥文化”。
历经15年的时间，这个8000年前的文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再一次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知。
这两个人是浙江萧山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原来此前郑苗的语文老师给文物部门打了一个电话，表示自己的学生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了一批原始社会的陶片、骨器和石器。
工作人员顿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中学生竟然能看出自己捡的东西是原始社会的，无论是否可信，他们都必须走一趟。
面对两位专业人士的询问，郑苗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发现那些东西的经过讲述给他们听，刚讲了几句，两位专家就不由得四目相对，他们都相信了郑苗的话。
当时郑苗说了一句：“堆积层大概有一米左右。”
就是这句话让两位专家意识到，郑苗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对于考古知识起码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堆积层”是考古界的专业术语。
原来早在几年前，郑苗就和他的小伙伴在湘湖砖瓦厂捡到一些骨器和石器了，当时只觉得好玩，每个人都收藏了不少。
上了初中后，在历史课上，当老师讲到原始社会那一章时，郑苗发现历史课本上石器、骨器的插图和他捡到的东西特别像，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捡到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原始社会的文物。
而郑苗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童年偶然发现最后竟然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当年的10月，针对这一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由于遗址的旁边有一座跨湖桥，因此被命名为“跨湖桥遗址”。
工作开展后，考古队员很快就挖到了大量的陶片，当陶片上的泥土被清洗干净，陶片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上面还画着简易的太阳图案。
这让考古人员意识到，跨湖桥遗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彩陶片，彩陶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它是了解当时的人类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性参考之一。
离跨湖桥遗址仅100多公里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了几片彩陶片，而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彩陶片是它的几十倍之多。
在对比了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后，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从器物的造型还是制作工艺来看，跨湖桥遗址都更为先进。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全新的史前遗址，如果真是这样，它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可是，当这些文物被送去做了碳14鉴定后，全都傻了眼，因为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大致在8000年前左右。
考古界几乎一致认为这个鉴定结果有误，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年代上限只有7000年，技术水平更为先进的跨湖桥遗址怎么可能还要早1000年呢？
在一片怀疑和争论中，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工作就这样停了下来。
当时考古队中有一名叫蒋乐平的队员，直觉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认为若想彻底揭开跨湖桥的秘密，就必须打破传统的认知，可是直到10年后，他才等到真正揭开秘密的机会。
2000年，国家筹备修建沪昆高速公路，当地的文物需要进行复查，在这个背景下，文物部门组织考古人员对跨湖桥遗址开展第二次发掘，巧的是，这次的领队正是蒋乐平。
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工作，2001年5月，考古工作正式开始，这一次，他们收获颇丰，没几天就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
更让人惊叹的是，那些石器表面光滑、外观精美，显然这并不是单纯的手工磨制出来的，当时的原始先民一定是用了一种更加先进的工具打磨。
这一次，蒋乐平把文物送到了业内更权威的北京大学考古系，结果北大考古系经过碳14鉴定后，给出的年代依然是8000年左右，也就是说，11年前的鉴定并没有问题。
在经过全国各地40余名专家学者商讨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总算确定了，只是还有一点始终困扰在所有人的心头。
相隔100多公里的两个原始社会遗址，跨湖桥遗址比河姆渡遗址早了1000年，为什么会产生更加先进的文明呢？
更重要的是，跨湖桥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每一个文明都有是循序渐进地传承，然而跨湖桥文明仿佛就像凭空出现的，这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史前遗址”要想被冠以“史前文化”
的称谓，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具备一定的分布空间；二是在不同的分布地点要有相同特征的器物。
专家们决定扩大调查范围，终于在距离跨湖桥100多公里之外的浦江县和嵊州市分别发现了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两处遗址的年代都在约1万年前。
这两处遗址的晚期都有跨湖桥文化的特征，出土的石器、陶器更是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物。
这些迹象都能够确定两处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在地层上存在叠压关系。
2004年12月16日，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确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跨湖桥文化”。
历经15年的时间，这个8000年前的文明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再一次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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