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资S3线7座车站已封顶6座】地理相连、产业协同，山水相依、生态相融，加快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先手棋”，四城正在共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成都都市圈。成资S3线7座车站已封顶6座，完成年度投资17.7亿元；年底广汉—青白江将实现10分钟速达；丹蒲快速路丹棱段建成通车……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聚焦产业协同发展，连日来，成都、德阳、眉山、资阳相继发布今年上半年同城化发展成绩单，多数任务目标实现过半，全年各项任务正加快推进。https://t.cn/A6am0SAc
【黄河岸边，青春动能正澎湃——青年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等5场主题论坛在济南举行】7月19日下午，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2022暨青年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论坛进入第二阶段，青年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人才力量、推动产业绿色化高端化中的资本力量、打造系统完备创新活跃产业生态、乡村振兴与黄河生态文明建设等5场主题论坛同时开启。
智慧与青春碰撞，希望与未来交织。专家学者、青年企业家们相继走上讲坛，交流产业发展趋势，分享观点认知，并为山东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牢牢把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新机遇
“黄河岸边是家乡”是本届峰会的主题，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也成为论坛热词。或是深度解读，或是提供建议，与会者们围绕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
“我们来自沿黄各省区，就要联合推动黄河战略的实施。”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福一以“携手奋力开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新局面”为主题，从生态文明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优化开放合作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以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展开论述。
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高福一表示，牢牢把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新机遇，首先要切实肩负起生态文明建设新使命。必须以促进黄河生态系统良性永续循环、增强生态屏障质量效能为出发点，遵循自然生态原理，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强化环境污染系统治理，综合提升上游“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中游水土保持水平和下游湿地等生态系统稳定性。
工业互联网如何赋能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集团副总经理王洪添结合具体案例，给出了建议。黄河流域内的大部分省份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高，治污能力提升空间大。在工业领域，浪潮以智能制造为抓手，打造“精益+智能”创新服务模式，面向行业链主企业提供关键环节的合同能源和管理服务等提升服务，面向中小企业提供大规模技改服务。在农业农村领域，浪潮助力平阴玫瑰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高了溢价能力。王洪添介绍，基于二产玫瑰制品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向上延伸倒逼一产原料科学品控管理，向下延伸到市场流通端，通过区域品牌引领，串联全产业链可信数据。“顾客一扫平阴玫瑰产品上的二维码，产品各项数据一目了然。”
山东文旅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山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奇创旅游集团董事长、景域驴妈妈集团创始人洪清华表示，高频的乡村旅游、郊野游，是刺激、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洪清华认为，在地文化是做好文旅的重要源泉。“要充分挖掘在地文化，包括历史文化与产业文化，打造IP特色鲜明的旅游景点。在地文化是一个地区最大的不动产，是乡村振兴、各美其美的底色。相比城市快速更迭，广大乡村保留了更多传统优秀文化、名人故居、历史传说、非遗工艺等。在山东各地、在黄河两岸，有太多历史故事、民族记忆、当代事迹，可以挖掘。”他说。
为青年企业家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青年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青年企业家、青年创业者，精准把握产业发展动向，找准前进方向与资源，是论坛的题中之义。
面对众多类型的科技园区，青年创业者该如何选择？国际科技园及创新区域协会主席陈鸿波说，青年创业者要充分利用孵化器和科技园区营造的创新生态小环境，并通过对其拥有的软、硬环境的仔细研究和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创业发展的平台。
“创业者选择园区，应该遵循四个基本原则。”陈鸿波说，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符合公司眼前实际情况，性价比的考量永远是第一位的。二是坚持相对差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距，公司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等都要考虑，每个公司的选择标准也都是个性化的。三是坚持循序渐进，园区在不断发展变化，创业公司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决策过程要考虑到这种变化。四是坚持互利共赢，公司与园区相互依存、支持、促进，园区整合资源为公司创造了好的发展条件；公司也通过人才、技术的引进，为园区的整体氛围和创新生态系统作出贡献。
“现在青年创业，就是要做一般人‘做不了’的事情。”北京医食同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桐说，就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的涉农产业来说，青年创业者、企业家要将自己的事业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与农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要重视产业生态体系的建设，重视农业的现代化、运营的工业化，开展农业旅游、建设集约农业园区等，与农民一起打造一个更加完整、现代的产业链条。这也应当是现在青年创业者、企业家应当具备的企业家精神。
激活青年人才更多可能性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青年，是峰会、论坛的主角，更是新时代的主角。
“这是一个更加重视人才的时代。”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李纪珍认为，在这个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环境下，青年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新时期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也应当转换思路。
“青年人才更加强调个性化的需求，追求个性化的工作。当今时代也允许他们在自由的时间里进行自由的创造，这种状况对区域如何留下青年人才提出了挑战。”李纪珍提出，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让更多的人更早地接触创新活动、见证更多的新技术新业态，有助于提高青年人才的创新意识。
快速发展的公司，需要怎样的人才？飞书解决方案副总裁何斌认为优秀青年具有5个特质：有好奇心，对不确定性保持乐观，不甘于平庸，不傲娇、能延迟满足感，对重要的选择有判断力。
如何充分发挥优秀青年的能力？打造科学的管理体系尤为重要。何斌表示，有些管理者喜欢推动公司建立更多更明确的规则。“面对规则，员工倾向遵守它，而非打破它，就会不愿意寻找最优解。规则提升了创新的成本，以及试错、突破常规的门槛，这对成长型企业不利。”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其实是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相交相融的过程，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就人工智能赋能新旧动能转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旷视曾帮助一家物流企业完成了传统单仓到双仓联动的智能化升级，在不停工不停产的情况下完成了原本需要停工半年才能实现的改造，这让该物流公司日均出库能力提升165%，并大大减少了人工作业强度。“好的机遇需要好的政策和好的人才去落实，青年力量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引擎。”付英波认为，人工智能确实需要专业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去发展，但同时不能忽视，人工智能不是单独存在的技术和产业，所以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深入融合到各行各业中。（大众日报）
智慧与青春碰撞，希望与未来交织。专家学者、青年企业家们相继走上讲坛，交流产业发展趋势，分享观点认知，并为山东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牢牢把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新机遇
“黄河岸边是家乡”是本届峰会的主题，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也成为论坛热词。或是深度解读，或是提供建议，与会者们围绕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
“我们来自沿黄各省区，就要联合推动黄河战略的实施。”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福一以“携手奋力开创‘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新局面”为主题，从生态文明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优化开放合作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以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展开论述。
黄河流域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高福一表示，牢牢把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新机遇，首先要切实肩负起生态文明建设新使命。必须以促进黄河生态系统良性永续循环、增强生态屏障质量效能为出发点，遵循自然生态原理，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强化环境污染系统治理，综合提升上游“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中游水土保持水平和下游湿地等生态系统稳定性。
工业互联网如何赋能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浪潮集团副总经理王洪添结合具体案例，给出了建议。黄河流域内的大部分省份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高，治污能力提升空间大。在工业领域，浪潮以智能制造为抓手，打造“精益+智能”创新服务模式，面向行业链主企业提供关键环节的合同能源和管理服务等提升服务，面向中小企业提供大规模技改服务。在农业农村领域，浪潮助力平阴玫瑰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提高了溢价能力。王洪添介绍，基于二产玫瑰制品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向上延伸倒逼一产原料科学品控管理，向下延伸到市场流通端，通过区域品牌引领，串联全产业链可信数据。“顾客一扫平阴玫瑰产品上的二维码，产品各项数据一目了然。”
山东文旅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山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奇创旅游集团董事长、景域驴妈妈集团创始人洪清华表示，高频的乡村旅游、郊野游，是刺激、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洪清华认为，在地文化是做好文旅的重要源泉。“要充分挖掘在地文化，包括历史文化与产业文化，打造IP特色鲜明的旅游景点。在地文化是一个地区最大的不动产，是乡村振兴、各美其美的底色。相比城市快速更迭，广大乡村保留了更多传统优秀文化、名人故居、历史传说、非遗工艺等。在山东各地、在黄河两岸，有太多历史故事、民族记忆、当代事迹，可以挖掘。”他说。
为青年企业家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青年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助力青年企业家、青年创业者，精准把握产业发展动向，找准前进方向与资源，是论坛的题中之义。
面对众多类型的科技园区，青年创业者该如何选择？国际科技园及创新区域协会主席陈鸿波说，青年创业者要充分利用孵化器和科技园区营造的创新生态小环境，并通过对其拥有的软、硬环境的仔细研究和评估，选择最适合自己创业发展的平台。
“创业者选择园区，应该遵循四个基本原则。”陈鸿波说，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符合公司眼前实际情况，性价比的考量永远是第一位的。二是坚持相对差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距，公司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等都要考虑，每个公司的选择标准也都是个性化的。三是坚持循序渐进，园区在不断发展变化，创业公司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决策过程要考虑到这种变化。四是坚持互利共赢，公司与园区相互依存、支持、促进，园区整合资源为公司创造了好的发展条件；公司也通过人才、技术的引进，为园区的整体氛围和创新生态系统作出贡献。
“现在青年创业，就是要做一般人‘做不了’的事情。”北京医食同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桐说，就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的涉农产业来说，青年创业者、企业家要将自己的事业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与农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要重视产业生态体系的建设，重视农业的现代化、运营的工业化，开展农业旅游、建设集约农业园区等，与农民一起打造一个更加完整、现代的产业链条。这也应当是现在青年创业者、企业家应当具备的企业家精神。
激活青年人才更多可能性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青年，是峰会、论坛的主角，更是新时代的主角。
“这是一个更加重视人才的时代。”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李纪珍认为，在这个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环境下，青年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新时期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也应当转换思路。
“青年人才更加强调个性化的需求，追求个性化的工作。当今时代也允许他们在自由的时间里进行自由的创造，这种状况对区域如何留下青年人才提出了挑战。”李纪珍提出，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让更多的人更早地接触创新活动、见证更多的新技术新业态，有助于提高青年人才的创新意识。
快速发展的公司，需要怎样的人才？飞书解决方案副总裁何斌认为优秀青年具有5个特质：有好奇心，对不确定性保持乐观，不甘于平庸，不傲娇、能延迟满足感，对重要的选择有判断力。
如何充分发挥优秀青年的能力？打造科学的管理体系尤为重要。何斌表示，有些管理者喜欢推动公司建立更多更明确的规则。“面对规则，员工倾向遵守它，而非打破它，就会不愿意寻找最优解。规则提升了创新的成本，以及试错、突破常规的门槛，这对成长型企业不利。”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其实是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相交相融的过程，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就人工智能赋能新旧动能转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旷视曾帮助一家物流企业完成了传统单仓到双仓联动的智能化升级，在不停工不停产的情况下完成了原本需要停工半年才能实现的改造，这让该物流公司日均出库能力提升165%，并大大减少了人工作业强度。“好的机遇需要好的政策和好的人才去落实，青年力量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引擎。”付英波认为，人工智能确实需要专业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去发展，但同时不能忽视，人工智能不是单独存在的技术和产业，所以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深入融合到各行各业中。（大众日报）
#整理#
[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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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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