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方式看报纸# #我国有野生高等植物3.7万余种# 】我国有野生高等植物3.7万余种，其中裸子植物约300种、被子植物约3.2万种。保护植物资源，要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其中，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揭牌，加上4月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的国家植物园，我国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个国家植物园。
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顺利设立，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开启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谱写了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新篇章。
“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世峰说，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性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面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收集了“世界温室旗舰植物”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以及“植物界活化石”水杉、春季郁金香等，全年可欣赏2000余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华南国家植物园保藏了望天树、海南黄花梨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营造了以龙洞琪林景区为代表的自然园林风格，开拓了以凤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园风格。
“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要加强植物园能力建设，突出五大功能。”周志华介绍，一是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栽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平台和综合保藏体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这是核心功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护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三是构建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五是推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驯化和新品种开发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
做强植物园迁地保护，丰富植物多样性
周志华介绍，野生植物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介绍，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植物。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进介绍，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于保护目的的活植物收集，旨在让植物（或者特定的野外居群）免遭灭绝。植物的野外采集应该符合相应规范，并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二是为了保护的后续行动，还要加强对引种植物的研究，包括扩大繁殖和相应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并可将其用于开展野外种群的重建与回归。
“华盖木的保护就是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动实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说，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一，野生华盖木仅存52株。一段时间内，由于华盖木野外生境片段化，有效传粉的甲虫密度不高，传粉效率较低，加之人为大量采集种子导致可用于野外散布的种子数量急剧减少，华盖木的种群自然更新困难。昆明植物园研究团队对华盖木开展了系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并采取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效果显著，华盖木迁地保护种群已有39年树龄，并于2013年首次开花。
事实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约200个；对全国60个主要从事活植物收集的植物园的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栽培活植物约2.8万种。
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兰科、姜科、棕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科、山茶科、兰科、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物。“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48%。”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迁地保护的植物中，约43%的植物仅在1个植物园中保育，38%的植物在3个或3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记者采访发现，我国现存的植物园多隶属于不同主管单位，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功能和定位不同，在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及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综合效益的发挥。”廖景平坦言，目前，我国植物园的功能总体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缺乏对植物园体系的统筹部署和整体布局。部分植物园片面追求物种收集数量，缺乏科学有效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策略，针对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类群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植物学研究人才匮乏。
为握指成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了国家植物园四方协调机制。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按照程序共同成立国家植物园理事会。四方协调机制和理事会的成立，将统筹负责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日常管理运营等工作，解决部门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高质量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和运行。
新揭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强化统筹协调，充分用好现有相关投资渠道，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重点功能区、馆藏设施、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建设各项任务。
“为适应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求，我国植物园将进行全面提升。”周志华表示，要提高迁地保护管理水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建高效保护研发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策略，承担全国主要气候带与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迁地保育与利用研发基地、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加强区域、国家与全球资源收集保护联动；要提升植物园美誉度，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建园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示范基地、高水平植物园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实施生态园林建设与科普教育高度融合。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周志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进行专家论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物园发展水平，地方积极性和科研支撑情况，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人民日报》7月18日）
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东省广州市正式揭牌，加上4月18日在北京正式揭牌的国家植物园，我国已在一北、一南揭牌运行两个国家植物园。
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周志华表示，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顺利设立，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开启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序幕，谱写了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新篇章。
“两个国家植物园，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文世峰说，国家植物园重点收集三北地区乡土植物、北温带代表性植物、全球不同地理分区的代表性植物；华南国家植物园则立足华南、面向全球同纬度生物多样性保护，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护、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介绍，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园）和北京市植物园（北园）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有机整合而成，收集了“世界温室旗舰植物”千岁兰、巨魔芋、海椰子以及“植物界活化石”水杉、春季郁金香等，全年可欣赏2000余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介绍，华南国家植物园保藏了望天树、海南黄花梨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物，营造了以龙洞琪林景区为代表的自然园林风格，开拓了以凤梨园和兰园为代表的新岭南园林特色和以温室群景区为代表的现代栖息地造园风格。
“构建国家植物园体系，要加强植物园能力建设，突出五大功能。”周志华介绍，一是健全迁地保护网络，建立野生植物迁地保护栽培繁育体系、迁地保护信息平台和综合保藏体系，提升迁地保护综合保藏能力，这是核心功能；二是打造科学研究平台，开展迁地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活动，加强植物保护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持续推进植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三是构建科普教育体系，建设科普教育平台，实施科普教育培训计划；四是提升园林展示空间，创新园林园艺展示方式，促进公众深入了解和支持国家植物园建设；五是推动植物资源利用，加大引种驯化和新品种开发力度，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产业服务水平。
做强植物园迁地保护，丰富植物多样性
周志华介绍，野生植物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目前我国已实现约7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建设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机互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汪小全介绍，国家植物园体系是以国家植物园为主体的全国植物迁地保护网络，涵盖我国主要气候带和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以及重要经济植物。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进介绍，植物园的迁地保护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基于保护目的的活植物收集，旨在让植物（或者特定的野外居群）免遭灭绝。植物的野外采集应该符合相应规范，并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二是为了保护的后续行动，还要加强对引种植物的研究，包括扩大繁殖和相应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并可将其用于开展野外种群的重建与回归。
“华盖木的保护就是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生动实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主任孙卫邦说，华盖木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少和最古老的木兰科珍稀濒危植物之一，野生华盖木仅存52株。一段时间内，由于华盖木野外生境片段化，有效传粉的甲虫密度不高，传粉效率较低，加之人为大量采集种子导致可用于野外散布的种子数量急剧减少，华盖木的种群自然更新困难。昆明植物园研究团队对华盖木开展了系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并采取了迁地保护、近地保护、种群增强和回归自然等抢救性保护措施，效果显著，华盖木迁地保护种群已有39年树龄，并于2013年首次开花。
事实证明，植物园对我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约200个；对全国60个主要从事活植物收集的植物园的调查发现，我国植物园迁地栽培活植物约2.8万种。
我国植物园迁地保护优先种类主要有木兰科、姜科、棕榈科、蔷薇科、杜鹃科、猕猴桃科、山茶科、兰科、裸子植物以及中国特有植物。“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育的植物总数占全球迁地保护物种的25%，迁地保护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土受威胁植物种数的48%。”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迁地保护的植物中，约43%的植物仅在1个植物园中保育，38%的植物在3个或3个以上植物园中保育。
加强统筹谋划，高质量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
记者采访发现，我国现存的植物园多隶属于不同主管单位，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功能和定位不同，在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及环境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植物园综合效益的发挥。”廖景平坦言，目前，我国植物园的功能总体上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缺乏对植物园体系的统筹部署和整体布局。部分植物园片面追求物种收集数量，缺乏科学有效的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策略，针对特有和珍稀濒危植物类群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植物学研究人才匮乏。
为握指成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立了国家植物园四方协调机制。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在按照程序共同成立国家植物园理事会。四方协调机制和理事会的成立，将统筹负责国家植物园的规划建设、日常管理运营等工作，解决部门重叠和职能交叉等问题，高质量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和运行。
新揭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将强化统筹协调，充分用好现有相关投资渠道，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强重点功能区、馆藏设施、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科研能力和建设运行管理水平，稳妥有序推进建设各项任务。
“为适应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要求，我国植物园将进行全面提升。”周志华表示，要提高迁地保护管理水平，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支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建高效保护研发体系，实施整合保护策略，承担全国主要气候带与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迁地保育与利用研发基地、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加强区域、国家与全球资源收集保护联动；要提升植物园美誉度，坚持改革创新和“科学内涵、艺术外貌、文化底蕴”建园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示范基地、高水平植物园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实施生态园林建设与科普教育高度融合。
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周志华透露，目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进行专家论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坚持统筹谋划、科学布局、保护优先、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国家重大战略，主要气候带和重要植被类型等自然条件，以及现有植物园发展水平，地方积极性和科研支撑情况，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人民日报》7月18日）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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