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成都是科幻之都#【成都，何以科幻之都】
在科幻作家宝树的短篇小说《成都往事》中，主人公利用时光机从西周穿梭到当代，时间分别停留在公元前807年、前319年、199年、962年、1646年、2058年。在“我”投资兴建的“武侯院”时空实验中心，有应征者准备开始一趟时间旅行，任务是“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成都待几小时，见证201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料想即便被发现，也只会被当成会上的特效表演”……
2019年3月，借着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引起的轰动，《城市中国》编辑部奔赴刊载原著小说的杂志《科幻世界》所在地成都，走访了许多科幻从业者和科幻迷。听闻大家感慨中国科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得知成都上下正全力申办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
2017年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正式亮相，并开始了“申办”筹备工作。再往前十年，2007年世界科幻大会（Worldcon）第一次来到亚洲，主会场是日本横滨。同期在成都，还举办了“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开始期待Worldcon这一最高级别的科幻节事能来到中国，来到成都。目前这一愿望经过艰苦的努力已成现实：2021年12月18日，成都获得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申幻的尘埃落定，成都作为“科幻之都”的名号变得更加不可撼动。
首届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有过一个说法：成都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但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浏览新中国以来的科幻界事件和人物，成都是无法绕开的地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迎来第一次科幻高潮，来自川渝地区的科幻作家分量相当重。1980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自童恩正于196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童恩正本人，是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学家、作家和编剧。
在改革初期的第二次科幻高潮中，中国许多城市都涌现出了代表性的科幻/科普刊物：哈尔滨《科学时代》《中国科幻小说报》、北京《科幻海洋》、天津《智慧树》、成都《科学文艺》。但在1980年代中期的“清污”运动中，各地的科幻报刊停刊，科幻社群被打散。这其中，只有偏居一隅的《科学文艺》幸存下来。1986年，银河奖成立。此后围绕杂志与银河奖，大批科幻作家被挖掘并为人所知，成都也成为中国内地唯一规模的科幻阵地。
1991年，《科学文艺》更名《科幻世界》。同一年，杨潇、谭楷等杂志创始人把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引进到成都，这是中国科幻和世界科幻的首次面对面接触。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主办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并借机创办了“国际科幻大会”品牌。
此后历经2007、2017年两次国际科幻大会，成都决定把此前每十年一次的大会，变为两年一次，固定在成都举行。这期间，从《科幻世界》出名的刘慈欣，其《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上映，各种事件和人物相互震荡，科幻之于成都变成一面旗帜。在这些丰富的经验之上，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显得水到渠成。
从更多元的视角切入，成都之为科幻之都，可能早就埋藏在历史的脉络之中。三星堆为代表的古巴蜀文明，有着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独特性和神秘性；三线建设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承接了大量的军工和核工业；改革开放初期，《四川日报》最先报道了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由此拉开了中国八十年代科学界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累叠起来的地质层，与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结合起来，组成了科幻之城的基因。
随着市场的培养，科幻爱好者群体的扩大，成都不再是全国唯一的科幻阵地。同样《科幻世界》在成都也不再孤独，更多的个体和组织冒出来，上下齐进助力科幻事业。作为现任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与省科协副主席，吴显奎被认为是官方层面推动成都打造“科幻之都”的第一人。早在2007年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就已经打出，但之后多年无人再提起。直到2017年11月，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开幕式上，吴显奎受大会组委会委托发布了《成都科幻宣言》，提出打造“科幻之都”的概念，包括加速推动“科幻城”项目、常设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申办世界科幻大会、“一百年后的成都”征集等工作。
吴显奎的前任董仁威，则尝试开拓一个能团结业界大多数人的共同体，于是在2010年与《科幻世界》的主编姚海军，时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岩共同发起了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并设立“科幻星云奖”。不同于“银河奖”的官方背景，“星云奖”是由民间发起、自筹资金的奖项。但凭借发起人的号召力和众科幻作者和爱好者的支持，“星云奖”的声势逐渐壮大。最近几届在重庆的举办，可以算是成都的资源溢出，在川渝间产生的联动效应。
紧接着“星云奖”出现的，还有诞生于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未来科幻大师奖”。2011到12年，时任川大幻协会长的孙悦，筹备发起了“高校幻想类社团联合征文”，旨在发掘和培养新人科幻作家，后来发展为“未来科幻大师奖”，目前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中短篇原创奖。
2015年，《三体》英文版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极大刺激了国内科幻业界，创业公司不断涌现。孙悦与合伙人创立了赛凡科幻空间，并落地了国内第一家科幻主题空间。原《科幻世界》副主编杨枫，也选择了自主创业，成立“八光分文化”，以策划出版为基，挖掘国内科幻作家，和英美科幻界进行深度合作，并与其他机构共同发起以青海荒原为背景的冷湖科幻文学奖。至此，成都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方向各异的奖项矩阵。https://t.cn/A6XoGDyT（作者：城市中国杂志）
在科幻作家宝树的短篇小说《成都往事》中，主人公利用时光机从西周穿梭到当代，时间分别停留在公元前807年、前319年、199年、962年、1646年、2058年。在“我”投资兴建的“武侯院”时空实验中心，有应征者准备开始一趟时间旅行，任务是“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成都待几小时，见证201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料想即便被发现，也只会被当成会上的特效表演”……
2019年3月，借着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引起的轰动，《城市中国》编辑部奔赴刊载原著小说的杂志《科幻世界》所在地成都，走访了许多科幻从业者和科幻迷。听闻大家感慨中国科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得知成都上下正全力申办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
2017年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正式亮相，并开始了“申办”筹备工作。再往前十年，2007年世界科幻大会（Worldcon）第一次来到亚洲，主会场是日本横滨。同期在成都，还举办了“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开始期待Worldcon这一最高级别的科幻节事能来到中国，来到成都。目前这一愿望经过艰苦的努力已成现实：2021年12月18日，成都获得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申幻的尘埃落定，成都作为“科幻之都”的名号变得更加不可撼动。
首届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有过一个说法：成都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但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浏览新中国以来的科幻界事件和人物，成都是无法绕开的地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迎来第一次科幻高潮，来自川渝地区的科幻作家分量相当重。1980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自童恩正于196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童恩正本人，是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学家、作家和编剧。
在改革初期的第二次科幻高潮中，中国许多城市都涌现出了代表性的科幻/科普刊物：哈尔滨《科学时代》《中国科幻小说报》、北京《科幻海洋》、天津《智慧树》、成都《科学文艺》。但在1980年代中期的“清污”运动中，各地的科幻报刊停刊，科幻社群被打散。这其中，只有偏居一隅的《科学文艺》幸存下来。1986年，银河奖成立。此后围绕杂志与银河奖，大批科幻作家被挖掘并为人所知，成都也成为中国内地唯一规模的科幻阵地。
1991年，《科学文艺》更名《科幻世界》。同一年，杨潇、谭楷等杂志创始人把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引进到成都，这是中国科幻和世界科幻的首次面对面接触。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主办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并借机创办了“国际科幻大会”品牌。
此后历经2007、2017年两次国际科幻大会，成都决定把此前每十年一次的大会，变为两年一次，固定在成都举行。这期间，从《科幻世界》出名的刘慈欣，其《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上映，各种事件和人物相互震荡，科幻之于成都变成一面旗帜。在这些丰富的经验之上，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显得水到渠成。
从更多元的视角切入，成都之为科幻之都，可能早就埋藏在历史的脉络之中。三星堆为代表的古巴蜀文明，有着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独特性和神秘性；三线建设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承接了大量的军工和核工业；改革开放初期，《四川日报》最先报道了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由此拉开了中国八十年代科学界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累叠起来的地质层，与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结合起来，组成了科幻之城的基因。
随着市场的培养，科幻爱好者群体的扩大，成都不再是全国唯一的科幻阵地。同样《科幻世界》在成都也不再孤独，更多的个体和组织冒出来，上下齐进助力科幻事业。作为现任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与省科协副主席，吴显奎被认为是官方层面推动成都打造“科幻之都”的第一人。早在2007年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就已经打出，但之后多年无人再提起。直到2017年11月，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开幕式上，吴显奎受大会组委会委托发布了《成都科幻宣言》，提出打造“科幻之都”的概念，包括加速推动“科幻城”项目、常设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申办世界科幻大会、“一百年后的成都”征集等工作。
吴显奎的前任董仁威，则尝试开拓一个能团结业界大多数人的共同体，于是在2010年与《科幻世界》的主编姚海军，时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岩共同发起了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并设立“科幻星云奖”。不同于“银河奖”的官方背景，“星云奖”是由民间发起、自筹资金的奖项。但凭借发起人的号召力和众科幻作者和爱好者的支持，“星云奖”的声势逐渐壮大。最近几届在重庆的举办，可以算是成都的资源溢出，在川渝间产生的联动效应。
紧接着“星云奖”出现的，还有诞生于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未来科幻大师奖”。2011到12年，时任川大幻协会长的孙悦，筹备发起了“高校幻想类社团联合征文”，旨在发掘和培养新人科幻作家，后来发展为“未来科幻大师奖”，目前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中短篇原创奖。
2015年，《三体》英文版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极大刺激了国内科幻业界，创业公司不断涌现。孙悦与合伙人创立了赛凡科幻空间，并落地了国内第一家科幻主题空间。原《科幻世界》副主编杨枫，也选择了自主创业，成立“八光分文化”，以策划出版为基，挖掘国内科幻作家，和英美科幻界进行深度合作，并与其他机构共同发起以青海荒原为背景的冷湖科幻文学奖。至此，成都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方向各异的奖项矩阵。https://t.cn/A6XoGDyT（作者：城市中国杂志）
#三联美食#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从高邮到昆明，从沙岭子再到北京，汪曾祺吃了、做了一辈子顺民菜；写食物，他笔下有风土，心里是乡愁。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
1950年，汪曾祺从故宫右掖门搬到东单三条，即是今天的协和医院后身儿，豫王府地。暂别了筒子河边卖艺、修头的手艺人，一下子落入北京的平民市侩。住在这里的人，始终围绕着东单菜市场奔生活，那时候的东单，是一片低矮的灰色旧砖民房，其间是几栋1949年前留下的苏式建筑，显得宏伟，又突兀。
此前的汪曾祺对北京多少是有些不适应的，他说北京寻不见葵，贸然间兴起一种叶片尖小，且带紫色的木耳菜，让没见过“世面”的北京人趋之若鹜。北方人终究是不懂得吃的，甚至从未听闻“藠头”，食品商场偶尔从南方运来些新鲜的薤，排队抢购的南方人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产生出一种莫大的好奇，凡是品尝过藠头的北方同志，闭着眼睛咀嚼不久，便会皱着眉头说：“不好吃，这哪儿有糖蒜好哇。”这会让汪曾祺感到一种失落。
汪曾祺所写的北京菜，大多是用来下饭的家常菜，小菠菜、五香烂蚕豆、扁豆、炒疙瘩、羊蹄、麻豆腐、北豆腐、臭豆腐、鲤鱼，总能让他挑出点儿刺儿来。可唯独对豌豆，他好像情有独钟。
那时的北京四九城，熏炒货摊子林立，堪比今天五步一现的咖啡馆。《异秉》里的王二，也是靠着熏烧生意发的家，炒豌豆和油炸豌豆，是老少咸宜的零嘴儿，二十文、几分钱，便可换来一小包，撒点盐花，边走边嚼，到了家门口，也就消灭干净了。
写了没几段，他便夸耀起南方的豆子来，云南的豌豆尖、四川的豌豆颠、厦门的荷兰甜豌豆是如何在汤中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云云；接下来便是吴兴人与日本人画的豌豆，嫣然可爱，美不可言云云。
当然，汪曾祺对于北京豌豆的喜好，更多的是因为“宫廷豌豆黄”，豌豆熬烂，去皮，澄出细沙，加少量白糖，摊开压扁，切成长方形小块，再用刀割出四小方，装盘上桌。人们用牙签扎着吃它，仿佛老百姓也分到了这宫廷里的一杯羹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汪家搬至甘家口，五口人挤在单元楼两间房里，睡觉要支折叠床。不爱逛街，偏爱菜市场的汪曾祺，在西四的菜市场里恢复了元气，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写作高峰，数十篇关于食物的杂文，便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他若发现市面上没有爆肚可买，就干脆买回生牛肚自己做，手撕筋膜，洗去污物，在碱、醋里浸泡良久。不料，下锅后发现，仍然咬不烂，全家人放下筷子，唯有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
渐渐的，汪曾祺也迷上了北方的韭菜花。从前在科班里学戏，韭菜花、青椒糊、酱油，拿开水在大木桶里一沏，这就是菜。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碟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在北京的小家户，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90年代初，市面上散装的韭菜花几乎不见了，玻璃瓶装的韭菜花，要卖到一块多一瓶，即便如此，汪老认定那是吃涮羊肉必不可少的调料。
韭菜花进了玻璃瓶，便说明涮肉馆子多了起来，市面上的生肉自然也敞开供应了。在《肉食者不鄙》中，他逐一写到镇江肴蹄、淮安菜的狮子头、苏州松鹤楼的名菜腐乳肉、上海的腌笃鲜、苏杭的东坡肉，等等。
他还给《中国烹饪》投稿，自创油条塞肉：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他形容这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并称“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
汪曾祺尤爱烤肉，将烤肉、烤鸭、烤白薯，聚称为“三烤”。他喜欢松木或果木的香气，又喜爱劈柴时的豪爽，当然，他也无法抵御肉的滋味，或许在烧烤之间，他更沉迷于那袅袅的烟火之气。
不出意外，他也喜欢观瞧烧烤的人。“老北京人吃烤肉都是自己动手，或焦或嫩，吃一斤还是两斤，全凭乐意。”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者一只脚踩在长凳上，若是火旺，男人就脱得只穿一件衬衫露怀，解衣盘礴，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口喝酒，此情此景很是剽悍豪迈。可如今，“斯文”的烧烤店越开越多，汪曾祺笔下的“武吃者”几近灭绝，他的这一记录，可以刊登在“中国的红色美食名录”上。
汪曾祺也把北京人最常吃的面，写到了点儿上。他在101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结识了一位闲人老头儿，这位大爷中午吃抻面，晚上吃“拨鱼儿”，他每天的佐料，就是炸酱——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再后来，随着《闹市闲人》的刊登，汪曾祺搬到了蒲黄榆，彻底远离了胡同生活，不过他仍旧喜欢下厨，做北京菜。由文章可见，他的京菜，也是带有一点儿南方口音的。
19岁离家，直到数十载后才回到家乡，仅凭着记忆和偶尔的探望，汪曾祺写下故乡的食物。高邮的咸鸭蛋是琐碎记忆中的一篇，也是关于故乡记忆中，最活灵活现的一文：孩子兴挂“鸭蛋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这是一种富足的象征，也是童年趣味，不似今天的咸鸭蛋，是偶尔想起的一道辅食而已。
“我走过不少地方，所食鸭蛋多矣，皆不能和高邮的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他又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在汪曾祺的谈吃中，人们见识到了吃醋的山西人，爱吃甜食的广东人，无尽逐臭的长沙火宫殿，金华的竹叶腿，又读到了四川的叙府糟蛋，宁波的瓦楞明蚶，却远不比家乡的炒米、焦屑、咸鸭蛋、咸菜茨菇汤、河鲜、水鸟有滋味，有关马齿苋、蒌蒿、山野的菜，他试图用家乡话来表达一种有关眷恋的情愫。
从最早的科普式小品文，到最后的杂文，汪曾祺前后写了近50篇关于饮食的文章。有关面茶、豆汁的文字，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几篇关于吃的文章，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所写的食物，也回归简朴。面茶、豆汁，大概是居住在北京有了些年月，才会尝试着与之和解的小吃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味道，汪曾祺锅里的菜，不卑不亢，他笔下的菜，也毫无抱怨。在今天看来，那些有关滋味的文字，也不会过时，或许那些美文都是永恒的。
话到此处，也想用一个当下流行的词儿去形容一下汪老的文字，那就是“治愈”，那些句子治愈的不只是他的读者，或许也包括三起三落的他本人。
《易经》上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个行善的家族，它必定有余福，这个余福能够荫庇子孙;如果造了很多恶事，那这个家族不可能长久，子孙必定遭殃。
明朝有一位俞净意公，他自小极为聪明，书读得很好，可是屡次考取功名都失败了。这位俞公是个读书人，本应懂得行善积福的道理，但是他内心并不信因果，家中厨房鱼虾不断，见到美貌女子就盯着人家猛看。又因为读过书，背后谈论起别人来妙语连珠、舌锋犀利。心里净是恩怨报复、高己卑人、嫉妒、执着名利等种种恶念，而且心胸狭窄、脾气暴躁。这些感召到了什么结果呢?
俞公到了中年落魄潦倒，家徒四壁，更为悲惨的是，先后生下9个儿女，死去7个，小儿子又走丢了，只留下一个女儿，妻子因为悲伤哭瞎了双眼，凄凉无比，俞净意公靠借钱过日子，真是悲惨至极啊。后来俞公经贵人指点，才知道是自己意恶太重，于是痛切忏悔、改过自新。仅仅三年就改变了命运，自己考取了进士，妻子恢复了视力，小儿子失而复得后给他连生七个孙子，而且后来个个成材。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总觉得不给后人留点遗产、留点房产，生怕子孙后代会吃苦受罪。其实反过来想想我们自己，当年生活条件不好，父母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我们不是也过得不错么?再说，要靠着祖辈遗产过日子的子孙，也实在太没出息了吧!
司马光家训里面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意思是：别墅财产留给子孙，他们未必能守住;把书给他们，他们也未必能读，不如布施行善，多积阴德，子孙才能长久地受到我们护佑啊。这是真智慧。
祖辈有德，全家得福。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德”这个字的含义是很深广的，我们大家都应该更深刻地了解何为善，何为恶?何为积德，何为败德?以免造了恶而不自知，还以为是行善，什么时候遭受了恶果又怨天尤人，以为自己委屈得很，以为善恶因果都是骗人的，那可就太冤枉了。
能听闻善恶因果教育的人，都是以前积了大德，有大福报的人，祝愿大家都能闻即信受、力行善事，这样才能让子孙后代都蒙福受益!
明朝有一位俞净意公，他自小极为聪明，书读得很好，可是屡次考取功名都失败了。这位俞公是个读书人，本应懂得行善积福的道理，但是他内心并不信因果，家中厨房鱼虾不断，见到美貌女子就盯着人家猛看。又因为读过书，背后谈论起别人来妙语连珠、舌锋犀利。心里净是恩怨报复、高己卑人、嫉妒、执着名利等种种恶念，而且心胸狭窄、脾气暴躁。这些感召到了什么结果呢?
俞公到了中年落魄潦倒，家徒四壁，更为悲惨的是，先后生下9个儿女，死去7个，小儿子又走丢了，只留下一个女儿，妻子因为悲伤哭瞎了双眼，凄凉无比，俞净意公靠借钱过日子，真是悲惨至极啊。后来俞公经贵人指点，才知道是自己意恶太重，于是痛切忏悔、改过自新。仅仅三年就改变了命运，自己考取了进士，妻子恢复了视力，小儿子失而复得后给他连生七个孙子，而且后来个个成材。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总觉得不给后人留点遗产、留点房产，生怕子孙后代会吃苦受罪。其实反过来想想我们自己，当年生活条件不好，父母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我们不是也过得不错么?再说，要靠着祖辈遗产过日子的子孙，也实在太没出息了吧!
司马光家训里面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意思是：别墅财产留给子孙，他们未必能守住;把书给他们，他们也未必能读，不如布施行善，多积阴德，子孙才能长久地受到我们护佑啊。这是真智慧。
祖辈有德，全家得福。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德”这个字的含义是很深广的，我们大家都应该更深刻地了解何为善，何为恶?何为积德，何为败德?以免造了恶而不自知，还以为是行善，什么时候遭受了恶果又怨天尤人，以为自己委屈得很，以为善恶因果都是骗人的，那可就太冤枉了。
能听闻善恶因果教育的人，都是以前积了大德，有大福报的人，祝愿大家都能闻即信受、力行善事，这样才能让子孙后代都蒙福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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