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深度解析# ：#零和博弈中，如何实现互利共赢？# 】
《资治通鉴》第41卷，汉纪三十三
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己丑，公元29年）
【原文】
耿复追张步，步奔平寿，苏茂将万余人来救之。茂让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战，而耿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营？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负负，无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斩茂，诣耿军门肉袒降；
【译文】
耿又追击张步。张步逃奔平寿县，苏茂率领一万余人前来援救。苏茂责备张步说：“以南陽军队的精锐，延岑的勇敢善战，耿却击败了他们。大王为什么靠近并攻击耿的阵地呢？您既然征召我，就不能等待吗？”张步说：“惭愧惭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刘秀派人告诉张步、苏茂，能诛杀对方而投降的，封侯。于是张步杀了苏茂，到耿军营门前，露出臂膀投降。
【解析】
上面这段材料可谓是道尽人性的猜忌与善变。
咱们先说说这个苏茂是何许人也。
他原先是绿林军下的将领，跟着更始帝的。
后来更始帝被赤眉军消灭，又跟着朱鲔一起投降刘秀。
可见在这段材料之前苏茂是刘秀麾下的将领，奈何因为出身以及与刘秀团队中正儿八经的嫡系、河北系、幽州系搞不到一起去，于是在刘秀称帝第二年叛变并投靠梁王刘永。
随着刘秀对刘永发动攻势，后者扛不住节节败退，苏茂也数次被刘秀军打得大败亏输，但手中尚且又万余兵力，不容小觑。
此时，刘秀开始打击盘踞在齐地的张步，后者联系苏茂两家联合对抗刘秀。
只不过，张步还没有等到苏茂到来，耿弇发动攻击，张步被打崩溃，在逃往途中遇上率兵前来救援的苏茂，于是发生了上面这段材料。
本来两个失意者此时最佳的决策就是联合起来，但为什么张步会把苏茂给杀了？
表面上刘秀的一封诏书激化了矛盾，但此时分析两人心理，恐怕就算没有这个诏书，大概率也会出问题。
咱们先来说说苏茂。
苏茂本就是刘秀手下，后来叛变。
一般情况下，他想投降，刘秀接受难度不小，就算不杀他苏茂恐怕荣华富贵也不太可能。
此时，刘秀说只要杀了对方就能封侯，毫无疑问是给苏茂一个希望，尤其是苏茂连战连败的情况下。
此时的苏茂看张步，方被刘秀击败，兵少、势弱，而自己带着几万人过来，杀起来张步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再来说说张步。
严格来说，张步对刘秀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并非是不能投降。
刘秀开出来的条件价码，张步完全可以接受，只是需要一个投名状而已。
此时的张步再从他的角度去看苏茂。
这家伙以前跟过更始帝、朱佑、刘永，这些人都没啥好下场（朱佑投降刘秀），会不会是个灾星？
联想到自己联合苏茂，兵力这么多也被刘秀击败，你猜张步会不会有点什么想法。
注意，上面是从张步、苏茂各自的角度去看刘秀的招降书，两边都有需求。
但这个东西换个角度看就很恐怖了。
即，张步能看到苏茂的需求，而苏茂同样也能看到张步的需求。
最后满足需求都必须要干掉对方，那么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有多高。
苏茂说，张步你放心，我不会拿你的人头去换富贵。
张步信吗？
同理，张步说这个话，苏茂信吗？
所以，只要有一人想杀对方投降，那么两人必然会爆发火拼。
只要有一个人怀疑对方要拿自己的脑袋换富贵，恐怕也会先下手为强。
更何况张步、苏茂原先并没有合作基础，互信根本也谈不上。
所以，刘秀的招降诏书加速了两人火拼的过程。
【闲扯】
刘秀这诏书后世曹操也用过两次。
官渡之战后，袁绍病逝，曹操想攻河北，本来内讧的袁家三兄弟立马联手抵抗。
后来还是有人给曹操出主意，只要咱们一退，袁家三兄弟必定大打出手，果然。
再就是，袁家剩下的两兄弟跑到辽东公孙度的地盘。
曹操想顺势打辽东，结果又有谋士建议，不要去打，这袁家两兄弟是耐不住寂寞的货。
只要辽东的外部环境松懈一些，公孙康必定会和袁家两兄弟爆发矛盾，到时候，不用曹操出手，自然会把袁家两兄弟的脑袋送上来，果然结果也是如此。
人性这个东西经不起考验，面对利益时是如此，尤其是面对只有独一份利益的时候。
我想要，你也想要，又不想让，怎么办？
那就只有先下手为强，但还有种情况最恶劣，对方也先下手，只不过先对你下手让你出局。
所以，在这种有限利益的零和博弈下怎么办？
对参与方各种提防？防范？这个只是最基本的。
但还有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即威慑与谈判。
就好比说，参与方你就和对方，利益就一个，不是你就是他，
现在你们俩竞争，赢不赢你不清楚，但你可以和对方谈。
这次让你或让他，但作为交换条件，得到的人下次必须为对方帮忙一次，如果不行那就争吧，到时候谁都别好过。
但凡是有点脑子或懂规矩的人，都能接受这个条件。
就好比说苏茂和张步，他们联合在一起肯定是打不赢刘秀，最后还是要完蛋。
现在，如果套用这个策略，那就两人商量好，一人帮着另一人去主动投降，主动投降的要帮被绑的人说话，如果被绑的人不幸被杀了，那么剩下那个人就照顾对方家小，两家通婚。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两人采用这个策略，大概率两人都能保存下来。
但人性就是只想承担好处，不愿意承担风险。 https://t.cn/R2WxXZe
《资治通鉴》第41卷，汉纪三十三
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己丑，公元29年）
【原文】
耿复追张步，步奔平寿，苏茂将万余人来救之。茂让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战，而耿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营？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负负，无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斩茂，诣耿军门肉袒降；
【译文】
耿又追击张步。张步逃奔平寿县，苏茂率领一万余人前来援救。苏茂责备张步说：“以南陽军队的精锐，延岑的勇敢善战，耿却击败了他们。大王为什么靠近并攻击耿的阵地呢？您既然征召我，就不能等待吗？”张步说：“惭愧惭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刘秀派人告诉张步、苏茂，能诛杀对方而投降的，封侯。于是张步杀了苏茂，到耿军营门前，露出臂膀投降。
【解析】
上面这段材料可谓是道尽人性的猜忌与善变。
咱们先说说这个苏茂是何许人也。
他原先是绿林军下的将领，跟着更始帝的。
后来更始帝被赤眉军消灭，又跟着朱鲔一起投降刘秀。
可见在这段材料之前苏茂是刘秀麾下的将领，奈何因为出身以及与刘秀团队中正儿八经的嫡系、河北系、幽州系搞不到一起去，于是在刘秀称帝第二年叛变并投靠梁王刘永。
随着刘秀对刘永发动攻势，后者扛不住节节败退，苏茂也数次被刘秀军打得大败亏输，但手中尚且又万余兵力，不容小觑。
此时，刘秀开始打击盘踞在齐地的张步，后者联系苏茂两家联合对抗刘秀。
只不过，张步还没有等到苏茂到来，耿弇发动攻击，张步被打崩溃，在逃往途中遇上率兵前来救援的苏茂，于是发生了上面这段材料。
本来两个失意者此时最佳的决策就是联合起来，但为什么张步会把苏茂给杀了？
表面上刘秀的一封诏书激化了矛盾，但此时分析两人心理，恐怕就算没有这个诏书，大概率也会出问题。
咱们先来说说苏茂。
苏茂本就是刘秀手下，后来叛变。
一般情况下，他想投降，刘秀接受难度不小，就算不杀他苏茂恐怕荣华富贵也不太可能。
此时，刘秀说只要杀了对方就能封侯，毫无疑问是给苏茂一个希望，尤其是苏茂连战连败的情况下。
此时的苏茂看张步，方被刘秀击败，兵少、势弱，而自己带着几万人过来，杀起来张步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再来说说张步。
严格来说，张步对刘秀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并非是不能投降。
刘秀开出来的条件价码，张步完全可以接受，只是需要一个投名状而已。
此时的张步再从他的角度去看苏茂。
这家伙以前跟过更始帝、朱佑、刘永，这些人都没啥好下场（朱佑投降刘秀），会不会是个灾星？
联想到自己联合苏茂，兵力这么多也被刘秀击败，你猜张步会不会有点什么想法。
注意，上面是从张步、苏茂各自的角度去看刘秀的招降书，两边都有需求。
但这个东西换个角度看就很恐怖了。
即，张步能看到苏茂的需求，而苏茂同样也能看到张步的需求。
最后满足需求都必须要干掉对方，那么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有多高。
苏茂说，张步你放心，我不会拿你的人头去换富贵。
张步信吗？
同理，张步说这个话，苏茂信吗？
所以，只要有一人想杀对方投降，那么两人必然会爆发火拼。
只要有一个人怀疑对方要拿自己的脑袋换富贵，恐怕也会先下手为强。
更何况张步、苏茂原先并没有合作基础，互信根本也谈不上。
所以，刘秀的招降诏书加速了两人火拼的过程。
【闲扯】
刘秀这诏书后世曹操也用过两次。
官渡之战后，袁绍病逝，曹操想攻河北，本来内讧的袁家三兄弟立马联手抵抗。
后来还是有人给曹操出主意，只要咱们一退，袁家三兄弟必定大打出手，果然。
再就是，袁家剩下的两兄弟跑到辽东公孙度的地盘。
曹操想顺势打辽东，结果又有谋士建议，不要去打，这袁家两兄弟是耐不住寂寞的货。
只要辽东的外部环境松懈一些，公孙康必定会和袁家两兄弟爆发矛盾，到时候，不用曹操出手，自然会把袁家两兄弟的脑袋送上来，果然结果也是如此。
人性这个东西经不起考验，面对利益时是如此，尤其是面对只有独一份利益的时候。
我想要，你也想要，又不想让，怎么办？
那就只有先下手为强，但还有种情况最恶劣，对方也先下手，只不过先对你下手让你出局。
所以，在这种有限利益的零和博弈下怎么办？
对参与方各种提防？防范？这个只是最基本的。
但还有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即威慑与谈判。
就好比说，参与方你就和对方，利益就一个，不是你就是他，
现在你们俩竞争，赢不赢你不清楚，但你可以和对方谈。
这次让你或让他，但作为交换条件，得到的人下次必须为对方帮忙一次，如果不行那就争吧，到时候谁都别好过。
但凡是有点脑子或懂规矩的人，都能接受这个条件。
就好比说苏茂和张步，他们联合在一起肯定是打不赢刘秀，最后还是要完蛋。
现在，如果套用这个策略，那就两人商量好，一人帮着另一人去主动投降，主动投降的要帮被绑的人说话，如果被绑的人不幸被杀了，那么剩下那个人就照顾对方家小，两家通婚。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两人采用这个策略，大概率两人都能保存下来。
但人性就是只想承担好处，不愿意承担风险。 https://t.cn/R2WxXZe
#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一文读懂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如何来立生前预嘱？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红星新闻就此采访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医生、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一文读懂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如何来立生前预嘱？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红星新闻就此采访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医生、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详见↓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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