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最近10年，投资房产的人跑赢了90%以上的生意人和工薪族，是这样吗？
在上海的时候，身边这样的例子特别多。
曾经隔壁的邻居，经历过两次动迁，一次是02年的动迁，一次是07年的动迁，摇身一变，原本市区破破的20多平米，变成了市区一套，郊区两套房。
但这并不足以让他走上人生巅峰，后来在13年和15年的时候，又倒腾了一下房子，把三套房子都卖了。
然后自己买了一套，给儿子又买了一套，两套都在中环，都是新房而且是三房。
现如今两套房子的市场价值加起来要近3000万了。
从20年前，市价20来万的一套老破小，变成如今3000万市值的两套市区学区房。
虽不能说是人生走上巅峰，但又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遇，让自己的资产在20年翻了超过100倍呢？
打工不如买房，还在我两个同学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学同学A，06年毕业后和同在上海的女友结婚，86万在市区买了一套40平的房子，双方家里凑了30万首付，剩下都是贷款。
那时候，一个月的薪资才4000块左右，贷款50多万，每个月还3200多块钱，还觉得压力挺大的。
2014年的时候，贴了点钱，又贷了些款，置换了一套市区的三房，生活比较美满，压力也不大。
还有一个室友B，那近况可是完全不同，属于标准的事业派，不近女色。
06年毕业后，一心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也确实有所成就。
2010年左右，薪资应该就破万了，到了15年的时候，已经年薪40万了。
只可惜，情场上似乎并不是一帆风顺，也就没什么买房的打算，一直过着租房的生活。
2017年终于找到了女朋友，然后才打算买房，这时候的房价，相比10年前，已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了。
后来在外环边上买了套二手房，总价650万，几乎把这十几年的积蓄一扫而空，还背了400万的贷款，每个月的月供就超过2万。
后来还是跌跌撞撞地结了婚，好像婚姻生活也不是太好。
房贷这个数目，看似对于月薪5-6万的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压力，但2020年疫情过后，他竟然失业了。
更关键的是，这种企业的中层管理，年薪在80万左右的，找工作还并不那么好找。
最后，只能屈尊找了份只有50万年薪的工作，先将就着。
只不过家里的日用开销，加上各种房贷车贷的月供，让他的生活反而一下子拮据起来。
同学聚会的时候，很明显A家庭的日子，远比B家庭要好了很多。
尽管看上去B的一生着装，气质，都比A要高级，但A的生活明显比B要舒适，悠然自得。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提前10年拥有房子的人，直接跑赢了那些辛辛苦苦打工的人。
更别说那些做生意的人，还得背负着做生意的风险，不仅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可能身负债务。
还记得那个故事，有个人2008年，卖了60万的房子去创业，经过十年的风雨打拼，到2018年的时候，终于花了600万，买回了当时那套房。
另外一个故事，2008年，有人带着300万去北京创业，100万买了一套房，200万用于创业。
2018年的时候，创业失败的他，心灰意冷，把当时已经价值800万的房子卖了，还清了500万的债务，带着300万离开了北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提到，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接下来，讨论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为什么生意人跑不赢房产投资客？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生意人，都没有跑赢房价的上涨，还是有一小部分人，跑赢房子涨价的。
生意人之所以跑不赢房产投资客，是因为做生意的风险，远高于购买房子的风险。
即便房子过去十年没有那么大的涨幅，但固定资产的属性，也决定了其风险远小于做生意。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通货膨胀只要存在，货币超发只要存在，它们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就是正面的。
而且，这种因通胀带来的房价上涨，几乎是不可逆的。
供求关系的变化，也挡不住这个市场有钱，房产的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所以，房价的上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市场大量放水导致的。
尤其是像2008年四万亿的政策，其实就是拿钱强行去砸市场。
用钱烘托出市场的火热，加上资金的前赴后继，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亏损风险一说了。
而作为生意人，行业的波动影响，资金的周转，都是一些潜在的风险。
市场上有钱放水的时候，看似生意好做，一旦盲目扩张，等到市场流动性收紧，一下子可能就会遭遇危机，资金链断裂。
房地产不是没有周期，但是周期下房产的调整幅度并不大。
而对于生意人而言，周期的影响太大了，一步走错，就会存在满盘皆输的情况。
而且生意上，可能会存在上下游，有时候别人的一个环节出错，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
房地产十年，调整的周期，比起做生意十年，那真的是太小了，也就注定了大部分的生意，最终没能跑赢房地产。
第二，为什么工薪阶层跑不赢房产投资客？
工薪阶层跑不赢房产投资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在于工资增长慢，而是在于杠杆。
收入是不存在杠杆的，即便你的收入是线性增长的，也是日积月累的。
而房产本身，是可以通过杠杆去放大资产的。
我们不鼓吹杠杆，但杠杆是房产始终跑在工资前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你的工资，从5000，涨到了20000，涨幅4倍。
一套房子从300万，涨到了500万，涨幅66%。
你以为你的工资涨幅能追上房子，殊不知两者因为基数差距太大，永远追不上。
即便是按照30%的首付，从90万到150万，对于工资20000的人来说，也得辛辛苦苦存上很多年。
再加上如果没有房子，租房的开支又是一大笔。
很多年以后，房子是不是又会上涨，犹未可知。
那些利用好杠杆，早早出手贷款买房的人，基本上都享受到了房地产的红利。
而那些踏踏实实工作，却没有考虑房价，不懂得贷款，没有杠杆思维的人，却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并不是说努力工作不对，而是选择错误导致的成本付出，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资本轻轻松松地让房子几百万几百万的往上涨，你的薪资涨几万，就要付出特别大的努力了。
更何况且，绝大多数人，是不具备让薪资呈现几何基数增长的能力。
这两条的大逻辑，直接导致了房产在上涨的情况下，远远地把生意人和工薪阶层甩在了身后。
最后，灌一些鸡汤给大家，但不是毒鸡汤。
如果你是个打工族，或者是一个生意人，没有赶上房产的上涨，看着现在的高房价有点辛酸，不知道如何是好，请不要彷徨。
你知道，房产不会永远上涨，它不可能永远是个正向积累的过程。
你的工作也好，你的生意经历也罢，都是你的经历，是你可以影响和主导的，是正向的积累。
房产的涨价跌价，其实是市场的大资本去运作的，并不是你能掌控的。
我们可以在某些投资场上去做一些判断，通过资本去快速赚到一些财富。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踏踏实实地去积累经验，通过劳动，通过自己的经验去赚到钱。
大部分的人买到房，并不是他们真的有眼光，而是误打误撞的。
或许上一个十年，误打误撞对了，那么下一个十年，误打误撞还行吗？
所以，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落后了，你在财富上的起点可能是落后了，但你的积累不会白费，厚积才能薄发。
人生路不是只有一个十年，还有未来很多个十年，所以没必要觉得自己傻，你只是错过了一些机会而已，机会还有下一次，就看你能不能准备好了。
至少未来很明确，下一个十年的地产不会有太大的波澜，而你的人生下一个十年，却会很精彩。
在上海的时候，身边这样的例子特别多。
曾经隔壁的邻居，经历过两次动迁，一次是02年的动迁，一次是07年的动迁，摇身一变，原本市区破破的20多平米，变成了市区一套，郊区两套房。
但这并不足以让他走上人生巅峰，后来在13年和15年的时候，又倒腾了一下房子，把三套房子都卖了。
然后自己买了一套，给儿子又买了一套，两套都在中环，都是新房而且是三房。
现如今两套房子的市场价值加起来要近3000万了。
从20年前，市价20来万的一套老破小，变成如今3000万市值的两套市区学区房。
虽不能说是人生走上巅峰，但又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遇，让自己的资产在20年翻了超过100倍呢？
打工不如买房，还在我两个同学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学同学A，06年毕业后和同在上海的女友结婚，86万在市区买了一套40平的房子，双方家里凑了30万首付，剩下都是贷款。
那时候，一个月的薪资才4000块左右，贷款50多万，每个月还3200多块钱，还觉得压力挺大的。
2014年的时候，贴了点钱，又贷了些款，置换了一套市区的三房，生活比较美满，压力也不大。
还有一个室友B，那近况可是完全不同，属于标准的事业派，不近女色。
06年毕业后，一心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也确实有所成就。
2010年左右，薪资应该就破万了，到了15年的时候，已经年薪40万了。
只可惜，情场上似乎并不是一帆风顺，也就没什么买房的打算，一直过着租房的生活。
2017年终于找到了女朋友，然后才打算买房，这时候的房价，相比10年前，已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了。
后来在外环边上买了套二手房，总价650万，几乎把这十几年的积蓄一扫而空，还背了400万的贷款，每个月的月供就超过2万。
后来还是跌跌撞撞地结了婚，好像婚姻生活也不是太好。
房贷这个数目，看似对于月薪5-6万的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压力，但2020年疫情过后，他竟然失业了。
更关键的是，这种企业的中层管理，年薪在80万左右的，找工作还并不那么好找。
最后，只能屈尊找了份只有50万年薪的工作，先将就着。
只不过家里的日用开销，加上各种房贷车贷的月供，让他的生活反而一下子拮据起来。
同学聚会的时候，很明显A家庭的日子，远比B家庭要好了很多。
尽管看上去B的一生着装，气质，都比A要高级，但A的生活明显比B要舒适，悠然自得。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提前10年拥有房子的人，直接跑赢了那些辛辛苦苦打工的人。
更别说那些做生意的人，还得背负着做生意的风险，不仅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可能身负债务。
还记得那个故事，有个人2008年，卖了60万的房子去创业，经过十年的风雨打拼，到2018年的时候，终于花了600万，买回了当时那套房。
另外一个故事，2008年，有人带着300万去北京创业，100万买了一套房，200万用于创业。
2018年的时候，创业失败的他，心灰意冷，把当时已经价值800万的房子卖了，还清了500万的债务，带着300万离开了北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提到，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接下来，讨论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为什么生意人跑不赢房产投资客？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生意人，都没有跑赢房价的上涨，还是有一小部分人，跑赢房子涨价的。
生意人之所以跑不赢房产投资客，是因为做生意的风险，远高于购买房子的风险。
即便房子过去十年没有那么大的涨幅，但固定资产的属性，也决定了其风险远小于做生意。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通货膨胀只要存在，货币超发只要存在，它们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就是正面的。
而且，这种因通胀带来的房价上涨，几乎是不可逆的。
供求关系的变化，也挡不住这个市场有钱，房产的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所以，房价的上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市场大量放水导致的。
尤其是像2008年四万亿的政策，其实就是拿钱强行去砸市场。
用钱烘托出市场的火热，加上资金的前赴后继，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亏损风险一说了。
而作为生意人，行业的波动影响，资金的周转，都是一些潜在的风险。
市场上有钱放水的时候，看似生意好做，一旦盲目扩张，等到市场流动性收紧，一下子可能就会遭遇危机，资金链断裂。
房地产不是没有周期，但是周期下房产的调整幅度并不大。
而对于生意人而言，周期的影响太大了，一步走错，就会存在满盘皆输的情况。
而且生意上，可能会存在上下游，有时候别人的一个环节出错，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
房地产十年，调整的周期，比起做生意十年，那真的是太小了，也就注定了大部分的生意，最终没能跑赢房地产。
第二，为什么工薪阶层跑不赢房产投资客？
工薪阶层跑不赢房产投资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在于工资增长慢，而是在于杠杆。
收入是不存在杠杆的，即便你的收入是线性增长的，也是日积月累的。
而房产本身，是可以通过杠杆去放大资产的。
我们不鼓吹杠杆，但杠杆是房产始终跑在工资前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你的工资，从5000，涨到了20000，涨幅4倍。
一套房子从300万，涨到了500万，涨幅66%。
你以为你的工资涨幅能追上房子，殊不知两者因为基数差距太大，永远追不上。
即便是按照30%的首付，从90万到150万，对于工资20000的人来说，也得辛辛苦苦存上很多年。
再加上如果没有房子，租房的开支又是一大笔。
很多年以后，房子是不是又会上涨，犹未可知。
那些利用好杠杆，早早出手贷款买房的人，基本上都享受到了房地产的红利。
而那些踏踏实实工作，却没有考虑房价，不懂得贷款，没有杠杆思维的人，却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并不是说努力工作不对，而是选择错误导致的成本付出，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资本轻轻松松地让房子几百万几百万的往上涨，你的薪资涨几万，就要付出特别大的努力了。
更何况且，绝大多数人，是不具备让薪资呈现几何基数增长的能力。
这两条的大逻辑，直接导致了房产在上涨的情况下，远远地把生意人和工薪阶层甩在了身后。
最后，灌一些鸡汤给大家，但不是毒鸡汤。
如果你是个打工族，或者是一个生意人，没有赶上房产的上涨，看着现在的高房价有点辛酸，不知道如何是好，请不要彷徨。
你知道，房产不会永远上涨，它不可能永远是个正向积累的过程。
你的工作也好，你的生意经历也罢，都是你的经历，是你可以影响和主导的，是正向的积累。
房产的涨价跌价，其实是市场的大资本去运作的，并不是你能掌控的。
我们可以在某些投资场上去做一些判断，通过资本去快速赚到一些财富。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踏踏实实地去积累经验，通过劳动，通过自己的经验去赚到钱。
大部分的人买到房，并不是他们真的有眼光，而是误打误撞的。
或许上一个十年，误打误撞对了，那么下一个十年，误打误撞还行吗？
所以，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落后了，你在财富上的起点可能是落后了，但你的积累不会白费，厚积才能薄发。
人生路不是只有一个十年，还有未来很多个十年，所以没必要觉得自己傻，你只是错过了一些机会而已，机会还有下一次，就看你能不能准备好了。
至少未来很明确，下一个十年的地产不会有太大的波澜，而你的人生下一个十年，却会很精彩。
金融、投机与空间的不均衡发展
如果金融资本跨空间流动的摩擦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情况似乎尤其如此。这种摩擦表现为资本、商品或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技术-后勤、政治-经济或自然地理障碍。哈维评论说，在这些限制逐渐消除的程度上，金融将“加剧地域分工的差异，因为小的优势将更容易利用”。
随着过度积累的开始，货币的力量趋于增强，金融市场的自由化，金融改善地域差异的能力就变得越来越小（正如曼德尔所说的那样，这是货币的历史基础）。反过来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摩擦的存在—尤其是在阻碍资金转移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限制了货币的力量。换言之，随着金融加剧发展不平衡，地理同时也加剧了金融内部的矛盾。
此类现象的历史证据深度因不同国家金融机构和系统的突发事件而异。西蒙克拉克评估了英国的历史过程，这些过程表明摩擦在金融崩溃中的作用：
在信用体系发展的初始阶段，积累在早期经常因地方银行的倒闭而中断。尽管这通常被归结为不健全的银行业务，但这主要是由于积累的地域不平衡导致商品和资本的区域间流动失衡，从而导致资金流入某些地区和从其他地区流出。一些地区的银行积累了充足的货币商品储备，而其他地区的银行则发现自己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事实上，这个过程似乎在两个方向展开，都对尺度问题极为敏感。一方面，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阻碍了以地方为导向的银行适应资本生产循环的空间变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允许银行“跨越尺度”，从而出现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系统，以消除这种尺度差异。
但另一方面，过度积累对金融权力兴衰的影响最为显著，正是因为在这些时刻，地域差异最雄心勃勃地产生了。当生产部门的资本流通被越来越多的通过商业或金融投机实现剩余价值的徒劳尝试所掩盖时，空间就成为一种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无论它是在哪里（以及是否）被创造出来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投机具有重要的地理特征，尤其是当土地所有权成为虚拟资本的首选形式时，因为通常不可能播下未来积累的种子。正如哈维所承认的那样，“垄断控制保证了土地投机问题将在资本主义整体不稳定的动态中获得深刻的意义”。在这方面，投机既是因果，也是果。
正如 哈维继续指出的那样：“建筑环境中空间配置的生产所基于的整个关系系统往往会促进甚至有时会加剧信用系统所容易发生的疯狂投机行为。” 金融投机疯狂的例子比比皆是，包括“自 1974 年以来发生的商业空间的鲁莽过度建设，即使在 1981-82 年严重衰退的低谷期间仍疯狂地继续下去”，迈克戴维斯谈到美国：
金融服务业的这种过度扩张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即使在美国，投机者也不能无休止地建造后现代主义摩天大楼供其他投机者购买—而是美国软弱导致金融过度积累的病态症状，劳工运动和生产资本对全面崩溃的恐惧。
此外，建筑环境中的过度积累和金融投机共同产生空间瓶颈，正如生产部门遭受发展不平衡和生产和商业的周期性瓶颈一样。哈维认为，在产生“新的空间配置可以从中成长的混乱发酵”时，建筑环境中的投机倾向“与其他形式的投机一样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过多的投机活动将资本从实际生产中转移出来，从而导致贬值的命运。”哈维认为，诀窍在于计算“多少拨款是合适的。”对此没有明确的答案，即使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下的力量能够实现它。
因此，在地方层面，主要通过分区决策，国家试图实现土地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平衡。中央银行关于信贷供应的决定，以及旨在实现广泛宏观经济目标的国家住房和住房融资计划，有时会有所帮助，但往往会阻碍这一点。
我们通过空间追踪了投机的矛盾路线，因此转向金融的控制功能，其中有许多空间含义。考虑近年来引起公众关注的各种类型的操纵性公司决策的一些例子：向公司提供资金以进行海外扩张（“贷款推动”，特别是对独裁政权），强制终止退休基金过度负债的公司（以加快偿还贷款），在类似情况下强制收回工资，或关闭工厂，这些工厂被金融家认为有必要拉动实业家。
这些金融控制功能对城市、地区和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的影响是巨大的。事实上，金融权力的影响力超越了公司，进入了积极构建空间的其他生产和再生产领域。
各种例子集中体现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在 1980 年代，金融家开始使用“债务换自然”来迫使负债累累的民族国家放弃对现在计划用于环境保护的土地的主权（前几年鼓励这些土地退化，只是为了记录第三世界贷款的更高回报）。
到 2000 年代，世界银行、德意志银行以及纽约和伦敦的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家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性质”的进程，特别是碳交易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战略（通常不成功）。国际金融力量强加的这种“结构调整”形式的地理影响是巨大的。在地方范围内，哈维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本身已经“从工业家生产需求的表达转变为金融资本控制权的表达，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支配整个生产过程”。
在各种尺度上，不平衡的发展通常会在金融机构增加其活动范围、运营速度和强度以及同时增加其对债务人（无论是公司、消费者还是政府）的权力的时期更加突出。但在金融权力与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多方面关系中，明确金融的控制功能，并非没有争议。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在 Edward Soja 的作品中看到“金融资本”概念的遗产。在 Soja 的阶段性解释中，“金融资本”最初在 20 世纪初在构建城市空间时“相对不重要”（这仍然是生产资本的地盘）。
后来，随着资本的集中化和“扩大再生产”对建筑环境的更高要求，Soja 将金融视为城市规划的主要角色。但没有必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分期来捕捉不平衡城市发展中金融循环的潜在动态。金融驱动的空间变化（尤其是投机性土地和投资热潮）是生产部门过度积累的典型结果。因此，它们确实取代了产业资本的循环。它们按照一种跨历史的节奏发生，这种节奏似乎并不像决定城市在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中不断演变的角色那样尊重。
仍然援引阶段性，Soja 将其归因于大萧条后的“资本与国家联盟”因素，例如“加剧的居住隔离、社会分裂和工人阶级的职业分割”。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因素确实反映了城市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而不是像 Soja 似乎暗示的那样必然对城市“消费机器”起作用），这肯定不是受制于参数的逻辑Soja 确定的制度前提：所谓的“金融资本”的计划权力。简而言之，Soja 表现出对制度形式的关注，而对过程的忽视。
这一教训的当代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在早期阶段一样，金融权力以压倒之前的建筑环境投资的方式出现。然而，这里的动态主要不是一种新的城市形态，一种无所不能的“金融资本”附加到现有的社会空间景观（尽管它可能具有这种外观），而是相反，它是对持续危机的极度脆弱的反应过度积累在资本的金融循环中愈演愈烈。
与 19 世纪或 1920 年代的投机热潮一样，当代局势不能无限期地在这种流离失所的紧张状态下持续下去。随着太空经济的重组同时变得更加狂热地由金融驱动，在空间经济中实现剩余价值的探索变得越来越徒劳。因此，在不平衡发展过程中，金融权力是最自相矛盾的，金融权力不可避免的崩溃所留下的空间和社会经济景观最清楚地证明了制度的缺陷。因此，有必要研究金融非调节角色的空间维度：投机和控制功能。
然而，还有另一个问题：如何证明金融投机和权力杠杆在不同尺度上的适用性。鉴于发展和欠发达的动态无处不在，并且需要将其源泉追溯到资本主义在不同尺度上的运动规律的运作，这些挑战是未来任务的核心。
如果金融资本跨空间流动的摩擦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情况似乎尤其如此。这种摩擦表现为资本、商品或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技术-后勤、政治-经济或自然地理障碍。哈维评论说，在这些限制逐渐消除的程度上，金融将“加剧地域分工的差异，因为小的优势将更容易利用”。
随着过度积累的开始，货币的力量趋于增强，金融市场的自由化，金融改善地域差异的能力就变得越来越小（正如曼德尔所说的那样，这是货币的历史基础）。反过来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摩擦的存在—尤其是在阻碍资金转移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限制了货币的力量。换言之，随着金融加剧发展不平衡，地理同时也加剧了金融内部的矛盾。
此类现象的历史证据深度因不同国家金融机构和系统的突发事件而异。西蒙克拉克评估了英国的历史过程，这些过程表明摩擦在金融崩溃中的作用：
在信用体系发展的初始阶段，积累在早期经常因地方银行的倒闭而中断。尽管这通常被归结为不健全的银行业务，但这主要是由于积累的地域不平衡导致商品和资本的区域间流动失衡，从而导致资金流入某些地区和从其他地区流出。一些地区的银行积累了充足的货币商品储备，而其他地区的银行则发现自己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事实上，这个过程似乎在两个方向展开，都对尺度问题极为敏感。一方面，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阻碍了以地方为导向的银行适应资本生产循环的空间变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允许银行“跨越尺度”，从而出现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系统，以消除这种尺度差异。
但另一方面，过度积累对金融权力兴衰的影响最为显著，正是因为在这些时刻，地域差异最雄心勃勃地产生了。当生产部门的资本流通被越来越多的通过商业或金融投机实现剩余价值的徒劳尝试所掩盖时，空间就成为一种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无论它是在哪里（以及是否）被创造出来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投机具有重要的地理特征，尤其是当土地所有权成为虚拟资本的首选形式时，因为通常不可能播下未来积累的种子。正如哈维所承认的那样，“垄断控制保证了土地投机问题将在资本主义整体不稳定的动态中获得深刻的意义”。在这方面，投机既是因果，也是果。
正如 哈维继续指出的那样：“建筑环境中空间配置的生产所基于的整个关系系统往往会促进甚至有时会加剧信用系统所容易发生的疯狂投机行为。” 金融投机疯狂的例子比比皆是，包括“自 1974 年以来发生的商业空间的鲁莽过度建设，即使在 1981-82 年严重衰退的低谷期间仍疯狂地继续下去”，迈克戴维斯谈到美国：
金融服务业的这种过度扩张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更高阶段—即使在美国，投机者也不能无休止地建造后现代主义摩天大楼供其他投机者购买—而是美国软弱导致金融过度积累的病态症状，劳工运动和生产资本对全面崩溃的恐惧。
此外，建筑环境中的过度积累和金融投机共同产生空间瓶颈，正如生产部门遭受发展不平衡和生产和商业的周期性瓶颈一样。哈维认为，在产生“新的空间配置可以从中成长的混乱发酵”时，建筑环境中的投机倾向“与其他形式的投机一样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过多的投机活动将资本从实际生产中转移出来，从而导致贬值的命运。”哈维认为，诀窍在于计算“多少拨款是合适的。”对此没有明确的答案，即使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下的力量能够实现它。
因此，在地方层面，主要通过分区决策，国家试图实现土地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平衡。中央银行关于信贷供应的决定，以及旨在实现广泛宏观经济目标的国家住房和住房融资计划，有时会有所帮助，但往往会阻碍这一点。
我们通过空间追踪了投机的矛盾路线，因此转向金融的控制功能，其中有许多空间含义。考虑近年来引起公众关注的各种类型的操纵性公司决策的一些例子：向公司提供资金以进行海外扩张（“贷款推动”，特别是对独裁政权），强制终止退休基金过度负债的公司（以加快偿还贷款），在类似情况下强制收回工资，或关闭工厂，这些工厂被金融家认为有必要拉动实业家。
这些金融控制功能对城市、地区和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的影响是巨大的。事实上，金融权力的影响力超越了公司，进入了积极构建空间的其他生产和再生产领域。
各种例子集中体现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在 1980 年代，金融家开始使用“债务换自然”来迫使负债累累的民族国家放弃对现在计划用于环境保护的土地的主权（前几年鼓励这些土地退化，只是为了记录第三世界贷款的更高回报）。
到 2000 年代，世界银行、德意志银行以及纽约和伦敦的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家推动了“新自由主义性质”的进程，特别是碳交易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战略（通常不成功）。国际金融力量强加的这种“结构调整”形式的地理影响是巨大的。在地方范围内，哈维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化本身已经“从工业家生产需求的表达转变为金融资本控制权的表达，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支配整个生产过程”。
在各种尺度上，不平衡的发展通常会在金融机构增加其活动范围、运营速度和强度以及同时增加其对债务人（无论是公司、消费者还是政府）的权力的时期更加突出。但在金融权力与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多方面关系中，明确金融的控制功能，并非没有争议。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在 Edward Soja 的作品中看到“金融资本”概念的遗产。在 Soja 的阶段性解释中，“金融资本”最初在 20 世纪初在构建城市空间时“相对不重要”（这仍然是生产资本的地盘）。
后来，随着资本的集中化和“扩大再生产”对建筑环境的更高要求，Soja 将金融视为城市规划的主要角色。但没有必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分期来捕捉不平衡城市发展中金融循环的潜在动态。金融驱动的空间变化（尤其是投机性土地和投资热潮）是生产部门过度积累的典型结果。因此，它们确实取代了产业资本的循环。它们按照一种跨历史的节奏发生，这种节奏似乎并不像决定城市在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中不断演变的角色那样尊重。
仍然援引阶段性，Soja 将其归因于大萧条后的“资本与国家联盟”因素，例如“加剧的居住隔离、社会分裂和工人阶级的职业分割”。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因素确实反映了城市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而不是像 Soja 似乎暗示的那样必然对城市“消费机器”起作用），这肯定不是受制于参数的逻辑Soja 确定的制度前提：所谓的“金融资本”的计划权力。简而言之，Soja 表现出对制度形式的关注，而对过程的忽视。
这一教训的当代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就像在早期阶段一样，金融权力以压倒之前的建筑环境投资的方式出现。然而，这里的动态主要不是一种新的城市形态，一种无所不能的“金融资本”附加到现有的社会空间景观（尽管它可能具有这种外观），而是相反，它是对持续危机的极度脆弱的反应过度积累在资本的金融循环中愈演愈烈。
与 19 世纪或 1920 年代的投机热潮一样，当代局势不能无限期地在这种流离失所的紧张状态下持续下去。随着太空经济的重组同时变得更加狂热地由金融驱动，在空间经济中实现剩余价值的探索变得越来越徒劳。因此，在不平衡发展过程中，金融权力是最自相矛盾的，金融权力不可避免的崩溃所留下的空间和社会经济景观最清楚地证明了制度的缺陷。因此，有必要研究金融非调节角色的空间维度：投机和控制功能。
然而，还有另一个问题：如何证明金融投机和权力杠杆在不同尺度上的适用性。鉴于发展和欠发达的动态无处不在，并且需要将其源泉追溯到资本主义在不同尺度上的运动规律的运作，这些挑战是未来任务的核心。
JRFX高级分析师-Leon浅谈一下全球通胀的问题，但要讨论通胀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讨论到一大堆地缘问题。
本周，美国将公布CPI。
下图是从疫情以来的CPI数据。可以清晰看到从2021年3月后，CPI开始一路狂飙，一年内从2%的水平，上升到8.5%。比较这个数据和美联储的加息启动点，联储是明显滞后了。去年11月转鹰时，CPI从5的台阶快速上行。
现在已经多次加息，依旧还停留在8的水平。如果10号公布，依旧高于8.1，那么接下来两次50个基点的加息是板上钉钉了。因为美联储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且现在美国的GDP负反馈也开始出现，通过230-250个基点的加息，使通胀重回到2的水平实现软着陆，概率已经越来越小。
这就是为什么大的投行，以及马斯克这种头部，都看淡后续表现的原因。
想软着陆，核心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通胀，另一个是就业率。这两个没问题，GDP迟早也到位。
通胀问题，不止美国，欧洲也很严重，印度也在飙升。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和日本还控制得住，韩国目前也在创2008年以来的记录。即使越南这样生产旺盛的小国，也开始升了，能源价格和货币因素在那摆着，输入性通胀少不了。
所以，通胀最终是个全球问题，可以采取独立货币政策的，作为的空间会大一些，本土生产能力强，自给度高的，控制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
导致通胀的主因，除了此前的疫情对生产秩序破坏、货币超发外，目前主要的因素是能源价格和供应链的人为割裂。
能源价格中油气、农产品以及金属价格，全球最大的扰因是俄乌冲突。
战争还会进行多久不得而知，但目前俄国已经占据的俄语区是不可能吐回去的，已经启动了合并进程。乌克兰试图用领土预期来拉波兰下水，波兰目前也只是嘴上喊得凶，并没有大建制去乌东和俄罗斯正刚。
从汇率、支持率、乌东进展来看，在北约没有下场之前，俄国步步为营的打法，可持续时间较久。夏季结束战争对欧盟来说，可以拿到最大议价空间。但如果拖到下一个冬天来临，优势议价能力又在俄国。
战争现在已经不再讨论正义与非正义了。欧洲已经开始把乌克兰难民集中关起来，乌方在用领土来勾搭波兰。美国不让欧洲买油，却要求俄国打折卖给他。乌军方开始消极应战，但欧美还在武器清库存。如此种种，都是赤裸裸的利益。
从总需求来看，如果俄国油气供应量减少，那么欧佩克尤其是沙特，就要补上缺口。不补或者补少了，全球油价上行。这一点已经多次被验证了。就目前看，沙特本身并没有太强烈的补缺口意愿，一方面和白灯还在掐，另一方面也乐得多享受一会儿高油价。至于要把伊朗放出来，到现在也没有实际行动。所以，中国和印度从俄国超量买油，也是正常行为。
高油价持续，通胀就不可能降下来。要么战争结束，要么欧佩克扩产，要么伊朗放出来。三样都没动，油价处于高位是必然结果。
而随着战争继续和高油价，不可避免地出现粮食供给不足。巴西阿根廷这种粮仓，粮食出口价格上涨的概率很大。而俄国则出现出口通道减少，乌克兰是直接减产。
高油价-高粮食价格，基础价格上涨，全球通胀的第一个因素在这摆着。且持续性较强。
高通胀的另一个方面，是制造业。欧洲的制造业受制裁冲击很大，尤其是以天然气、天然气发电作为基础的，以俄国进口材料为主的，减产停产的不少。
至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4-5月受疫情困扰也较大，全球供应链也因此受影响。
就制造业商品价格而言，降低此前加征的关税，对CPI的作用是非常直接的。从2018年掐过来，中国商品并没有减少在美份额，反而顺差在扩大，这就说明了商品在市场上，有极强的竞争力。
综上，美国要解他自身的CPI困境，起码需要外部环境实现两个组合：
1、俄一边打战一边卖给他便宜油、放出伊朗产能（这个也是优先给中国和欧洲）、欧佩克增产（向沙特妥协），美国需要这三者至少实现其一，欧洲则只能寄希望于后两者。
2、中国汇率下行、双方有效取消加征关税，至少二者实现其一。
至于美国怎么解决工资与通胀螺旋上升的问题。怎么在通胀得到初步控制，降到5-6以后，加薪幅度下降，依旧能保持就业意愿和劳动参与率，是另一个问题。
整个世界都在出清阶段，后面更多是看抗疫和生产的协调。顺利渡过出清周期，那么后面几年会好过点。
本周，美国将公布CPI。
下图是从疫情以来的CPI数据。可以清晰看到从2021年3月后，CPI开始一路狂飙，一年内从2%的水平，上升到8.5%。比较这个数据和美联储的加息启动点，联储是明显滞后了。去年11月转鹰时，CPI从5的台阶快速上行。
现在已经多次加息，依旧还停留在8的水平。如果10号公布，依旧高于8.1，那么接下来两次50个基点的加息是板上钉钉了。因为美联储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且现在美国的GDP负反馈也开始出现，通过230-250个基点的加息，使通胀重回到2的水平实现软着陆，概率已经越来越小。
这就是为什么大的投行，以及马斯克这种头部，都看淡后续表现的原因。
想软着陆，核心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通胀，另一个是就业率。这两个没问题，GDP迟早也到位。
通胀问题，不止美国，欧洲也很严重，印度也在飙升。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和日本还控制得住，韩国目前也在创2008年以来的记录。即使越南这样生产旺盛的小国，也开始升了，能源价格和货币因素在那摆着，输入性通胀少不了。
所以，通胀最终是个全球问题，可以采取独立货币政策的，作为的空间会大一些，本土生产能力强，自给度高的，控制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
导致通胀的主因，除了此前的疫情对生产秩序破坏、货币超发外，目前主要的因素是能源价格和供应链的人为割裂。
能源价格中油气、农产品以及金属价格，全球最大的扰因是俄乌冲突。
战争还会进行多久不得而知，但目前俄国已经占据的俄语区是不可能吐回去的，已经启动了合并进程。乌克兰试图用领土预期来拉波兰下水，波兰目前也只是嘴上喊得凶，并没有大建制去乌东和俄罗斯正刚。
从汇率、支持率、乌东进展来看，在北约没有下场之前，俄国步步为营的打法，可持续时间较久。夏季结束战争对欧盟来说，可以拿到最大议价空间。但如果拖到下一个冬天来临，优势议价能力又在俄国。
战争现在已经不再讨论正义与非正义了。欧洲已经开始把乌克兰难民集中关起来，乌方在用领土来勾搭波兰。美国不让欧洲买油，却要求俄国打折卖给他。乌军方开始消极应战，但欧美还在武器清库存。如此种种，都是赤裸裸的利益。
从总需求来看，如果俄国油气供应量减少，那么欧佩克尤其是沙特，就要补上缺口。不补或者补少了，全球油价上行。这一点已经多次被验证了。就目前看，沙特本身并没有太强烈的补缺口意愿，一方面和白灯还在掐，另一方面也乐得多享受一会儿高油价。至于要把伊朗放出来，到现在也没有实际行动。所以，中国和印度从俄国超量买油，也是正常行为。
高油价持续，通胀就不可能降下来。要么战争结束，要么欧佩克扩产，要么伊朗放出来。三样都没动，油价处于高位是必然结果。
而随着战争继续和高油价，不可避免地出现粮食供给不足。巴西阿根廷这种粮仓，粮食出口价格上涨的概率很大。而俄国则出现出口通道减少，乌克兰是直接减产。
高油价-高粮食价格，基础价格上涨，全球通胀的第一个因素在这摆着。且持续性较强。
高通胀的另一个方面，是制造业。欧洲的制造业受制裁冲击很大，尤其是以天然气、天然气发电作为基础的，以俄国进口材料为主的，减产停产的不少。
至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4-5月受疫情困扰也较大，全球供应链也因此受影响。
就制造业商品价格而言，降低此前加征的关税，对CPI的作用是非常直接的。从2018年掐过来，中国商品并没有减少在美份额，反而顺差在扩大，这就说明了商品在市场上，有极强的竞争力。
综上，美国要解他自身的CPI困境，起码需要外部环境实现两个组合：
1、俄一边打战一边卖给他便宜油、放出伊朗产能（这个也是优先给中国和欧洲）、欧佩克增产（向沙特妥协），美国需要这三者至少实现其一，欧洲则只能寄希望于后两者。
2、中国汇率下行、双方有效取消加征关税，至少二者实现其一。
至于美国怎么解决工资与通胀螺旋上升的问题。怎么在通胀得到初步控制，降到5-6以后，加薪幅度下降，依旧能保持就业意愿和劳动参与率，是另一个问题。
整个世界都在出清阶段，后面更多是看抗疫和生产的协调。顺利渡过出清周期，那么后面几年会好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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