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文旅那些事儿# 千年赭山故事多
芜湖境内山峦众多，有着“半城山，半城水”的美誉。从今天开始，小编将定期给大家详述芜湖名山的前世今生、人文掌故。
（赭）山左乔榦蓊郁，松涛历落；右控大江，望舳舻云连，水天碧彻。诸峰远近呈影，如屏障然。 ——乾隆版《太平府志》
丹阳郡：因山而名
赭山之名，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康熙版《芜湖县志》云：“《江南志》：汉丹阳郡北，有赭山丹赤，故郡名丹阳。”乾隆版、嘉庆版、民国版《芜湖县志》及乾隆版《太平府志》均作以上记载，但书名记作《江南地理志》。明《一统志》卷十五记载与康熙版《芜湖县志》同。笔者也曾千方百计寻找所谓《江南志》（或《江南地理志》），然遍寻无果。后在安师大图书馆查阅《江南通志》，其中记载：“《江南地理志》云：赭山丹赤，故郡名丹阳。”事实证明，《江南通志》并不是《江南志》或《江南地理志》。《史记》《后汉书》无“地理志”，《汉书·地理志》中也无记载。看来，这是一个无头公案了。
清朱筠（1729-1781）在《过赭山》诗中有“丹阳名所成”句。然而对于为何因“赭山丹赤”而名于郡，笔者不得其解。因为在芜湖境内，还有一座比赭山更有名的山，那就是神山。《太平府志》记其“山势逶迤，蟠结壘巚，曲径幽邃”，“眺丹阳诸峦，绵亘相接，至赭塔、荆壁，东西夹辅。相传兹山为县之来冈。”其实，神山以及周边的赤铸山、破山等均与赭山一样，色呈“丹赤”，缘何取赭山而不是其他，愿有识者指正。
晋明帝：山下脱险
这个故事取材于“芜湖古八景”之一的“玩鞭春色”，芜湖人对于这个故事的梗概已经耳熟能详。故事说的是东晋太宁二年（324），大都督王敦谋反，在进军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的途中，驻扎芜湖鸡毛山。晋明帝得知消息后，遂轻车简从来到芜湖，探察情况。后被军士发觉，王敦命部下飞骑追赶。晋明帝返回途中，将七宝马鞭交给“逆旅卖食妪”，诓过追兵，安全回到建康。此事《晋书》《世说新语》均有记载，但此事何以与赭山挂起钩来，这要与千年后的元代芜湖县令欧阳玄（1274-1357）有关。他在《赭塔晴岚》一首诗中就有“千古玩鞭亭下道，相传曾挂赭黄袍”。元末明初黄礼（生卒年不详）在《赭山》一诗中有“一带峰岳压巨鳌，古来云被赭黄袍。”明吴珍（生卒年不详）的《赭山》诗中也有“当日赭袍何处在，悠悠千载白云封。”至于晋明帝是在哪里遇到“逆旅卖食妪”的，是千古疑问。其实，从地理环境来分析，欧阳玄提出“赭山脚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建康在芜湖的北面，鸡毛山在今环城东路与环城北路交界之处，从建康到鸡毛山必经赭山，返回也应该经过赭山。
金地藏：山中结茅
金地藏在赭山结茅修持的故事是一个传说，但千年流传使得其成为历史事实，一些正版书籍也有记载。《安徽文化史》说：“金乔觉西行，一路到过沿江的一些寺庙，如芜湖的广济寺，相传金乔觉到九华山之前，曾在那里食宿过。”因为广济寺位于赭山，所以在芜湖有一个古老传说，金乔觉当年就在赭山结茅修持。其实广济寺是建于唐昭宗乾宁年间（894-897），与传说中的金乔觉上九华山的年代相距甚远。
但广济寺内有地藏殿，供奉的就是金地藏，匾额为“九华行宫”。殿前楹联为“受汉封四郡承箕子遗风千古怀仁崇上同，慕唐兴三教遣亲王来学百年成佛拜行宫”，尤其是“宝若连城”的“世传金印”——“地藏利生宝印”落户该寺。“凡朝九华者，必先于此进香，以俗又称小九华故也”，这就给人们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千年以来，广济寺香火旺盛。《芜湖县志》记其“山寺自昔香烟最甚，故俗又称为小九华云。”《太平府志》云：“山之中有广济院，刹宇深广，飞甍层楹，列次以达，浮屠次临：地藏殿庄严，备设诸相。佛诞前夕，邑人即相率焚香，络绎登陟，谚呼‘小九华’者。”清代乡贤黄钺在《于湖竹枝词》中亦有“七月晦日，俗传地藏王诞日，向赭山烧香者百十成群，夜则人持一灯，鱼贯而上，望之如烛龙然。”
张状元：游山一日
宋代的赭山故事多多，当然最多的应属黄庭坚、滴翠轩、宋塔和一览亭，这里不再赘述。宋代的林逋《过芜留咏》诗中“山掩县城当北起”一句，“山”即赭山，确定了芜湖城的大致方位。其实张孝祥与芜湖赭山的故事也是多多，这里取其一端。张孝祥（1132-1169）的《赭山分韵，得成，叶字》一诗就是其游山一日的日记：
昨日一尺雪，今朝十分晴。
杲日上积雪，光若虹气升。
江平磨新镜，地迥玉琢成。
赭山有佳色，令我白眼青。
借马至东家，唤客踏层冰。
帽貂扶裘茸，石路五里平……
全诗大白话，叙述了张状元与朋友冬日赭山一日游的经过，记录的赭山诸景，许多至今犹存。比如“杲日上积雪，光若虹气升”就是“赭塔晴岚”在宋朝时的景色。关于此诗，芜湖乡贤黄钺在其著名的《于湖竹枝词》中就有“于湖借马游”一说。
诗的下阕，张状元发出了“本是耕田农，饥寒实驱胁。须公语县吏，早与支米帖“的呼吁，体现了他的关爱民生之情。
欧阳玄：赭塔晴岚
欧阳玄（1274-1357）曾任芜湖县令，在任期间，政声卓著，然其最为芜湖人民传颂的是在他任内确定的“芜湖古八景”。“赭塔晴岚”则被列为第一，诗曰：“山分一股到江皋，寺占山腰压翠鳌。四壁白云僧不扫，一竿红日塔争高。龛灯未灭林鸦起，花雨初收野鹿嗥。千古玩鞭亭下道，相传曾挂赭黄袍。”其实，欧阳玄在“赭塔晴岚”诗里，并无如《芜湖县志》记载其“俯瞰城郭，历历如绘。每当雨后，岚光缥缈”的景色，而在他的另一首《登赭山》一诗中，则是清晰地记录了“赭塔晴岚”里的那个“岚”。“涌出沧溟外，孤高色更嘉。气通丹穴雾，光映赤城霞。”直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赭山林木葱茏，芳草萋萋，曲径通幽，流水叮咚。每当雨过天晴，阳光照射赭山时，林中薄雾升腾，折射出淡青、灰白、墨蓝、殷红等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神奇罕见。从山顶远远望去，天晴景清,山岚蒸腾，水汽氤氲，缠云绕雾；远景近观，白茫茫水天一色，雾蒙蒙云气腾涌。那蒸腾的云气在斜阳的照射下，闪耀出奇异的光彩。透过这缥缈的岚光，隐约可见远方云天相接处，点点帆影在江面上缓缓移动。
黄得功：赭山护主
黄得功（？-1645），号虎山，明末开原卫人，军中号黄闯子。官至太傅、左柱国、靖难侯、靖国公。明末清初汤燕生题为《赭山怀古》：“赤铸山头鸟不飞，上皇曾此易青衣。无多侍从争投甲，有限生灵但掩扉。五国城西边月苦，景阳楼下夜钟微。伤心莫唱淋铃曲，未得生从蜀道归”。同时期的诗人钱澄之（1612-1693）所作的同名诗“春游无伴独跻攀，北狩曾闻驻此山。燕颔血凝芳草碧（谓黄靖南，即黄得功，原作者注），龙髯泪滴野花斑。”说的是明末发生在芜湖的一段历史：明崇祯帝自缢于北京的煤山之后，凤阳都督马士英等拥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称为弘光帝，意欲保持明朝半壁江山。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自请督师，出镇淮扬，下辖四总兵，其中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高杰辖淮泗，驻泗水；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清兵攻陷扬州后，大举进攻南京。此时，刘泽清遁，高杰死，刘良佐降，仅剩一个黄得功苦苦支撑。弘光帝逃难至芜湖，黄得功来到芜湖救驾，勉效死力。在赭山，弘光帝青衣小帽，“上皇曾此易青衣”，随黄得功撤往荻港。谁知在督师迎战的过程中，黄得功被暗箭射死。弘光帝随之被俘，大明王朝至此灭亡。虽然后面还有唐王、桂王建立的南明小王朝，但那都是强弩之末了。
赤铸山即赭山，这在芜湖历代诗词中是一个通例。北宋黄庭坚有一首题为《赭山》的诗里，开门见山就是“读书在赤铸”。同样明末清初汤燕生题为《赭山怀古》第一句就是“赤铸山头鸟不飞”。
近代以来，在赭山发生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赭山公园的建成，市民又多了一个休闲游览的胜地，围绕赭山的故事则依然在不断产生……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秦建平 文/记者 郑远 摄）
芜湖境内山峦众多，有着“半城山，半城水”的美誉。从今天开始，小编将定期给大家详述芜湖名山的前世今生、人文掌故。
（赭）山左乔榦蓊郁，松涛历落；右控大江，望舳舻云连，水天碧彻。诸峰远近呈影，如屏障然。 ——乾隆版《太平府志》
丹阳郡：因山而名
赭山之名，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康熙版《芜湖县志》云：“《江南志》：汉丹阳郡北，有赭山丹赤，故郡名丹阳。”乾隆版、嘉庆版、民国版《芜湖县志》及乾隆版《太平府志》均作以上记载，但书名记作《江南地理志》。明《一统志》卷十五记载与康熙版《芜湖县志》同。笔者也曾千方百计寻找所谓《江南志》（或《江南地理志》），然遍寻无果。后在安师大图书馆查阅《江南通志》，其中记载：“《江南地理志》云：赭山丹赤，故郡名丹阳。”事实证明，《江南通志》并不是《江南志》或《江南地理志》。《史记》《后汉书》无“地理志”，《汉书·地理志》中也无记载。看来，这是一个无头公案了。
清朱筠（1729-1781）在《过赭山》诗中有“丹阳名所成”句。然而对于为何因“赭山丹赤”而名于郡，笔者不得其解。因为在芜湖境内，还有一座比赭山更有名的山，那就是神山。《太平府志》记其“山势逶迤，蟠结壘巚，曲径幽邃”，“眺丹阳诸峦，绵亘相接，至赭塔、荆壁，东西夹辅。相传兹山为县之来冈。”其实，神山以及周边的赤铸山、破山等均与赭山一样，色呈“丹赤”，缘何取赭山而不是其他，愿有识者指正。
晋明帝：山下脱险
这个故事取材于“芜湖古八景”之一的“玩鞭春色”，芜湖人对于这个故事的梗概已经耳熟能详。故事说的是东晋太宁二年（324），大都督王敦谋反，在进军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的途中，驻扎芜湖鸡毛山。晋明帝得知消息后，遂轻车简从来到芜湖，探察情况。后被军士发觉，王敦命部下飞骑追赶。晋明帝返回途中，将七宝马鞭交给“逆旅卖食妪”，诓过追兵，安全回到建康。此事《晋书》《世说新语》均有记载，但此事何以与赭山挂起钩来，这要与千年后的元代芜湖县令欧阳玄（1274-1357）有关。他在《赭塔晴岚》一首诗中就有“千古玩鞭亭下道，相传曾挂赭黄袍”。元末明初黄礼（生卒年不详）在《赭山》一诗中有“一带峰岳压巨鳌，古来云被赭黄袍。”明吴珍（生卒年不详）的《赭山》诗中也有“当日赭袍何处在，悠悠千载白云封。”至于晋明帝是在哪里遇到“逆旅卖食妪”的，是千古疑问。其实，从地理环境来分析，欧阳玄提出“赭山脚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建康在芜湖的北面，鸡毛山在今环城东路与环城北路交界之处，从建康到鸡毛山必经赭山，返回也应该经过赭山。
金地藏：山中结茅
金地藏在赭山结茅修持的故事是一个传说，但千年流传使得其成为历史事实，一些正版书籍也有记载。《安徽文化史》说：“金乔觉西行，一路到过沿江的一些寺庙，如芜湖的广济寺，相传金乔觉到九华山之前，曾在那里食宿过。”因为广济寺位于赭山，所以在芜湖有一个古老传说，金乔觉当年就在赭山结茅修持。其实广济寺是建于唐昭宗乾宁年间（894-897），与传说中的金乔觉上九华山的年代相距甚远。
但广济寺内有地藏殿，供奉的就是金地藏，匾额为“九华行宫”。殿前楹联为“受汉封四郡承箕子遗风千古怀仁崇上同，慕唐兴三教遣亲王来学百年成佛拜行宫”，尤其是“宝若连城”的“世传金印”——“地藏利生宝印”落户该寺。“凡朝九华者，必先于此进香，以俗又称小九华故也”，这就给人们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千年以来，广济寺香火旺盛。《芜湖县志》记其“山寺自昔香烟最甚，故俗又称为小九华云。”《太平府志》云：“山之中有广济院，刹宇深广，飞甍层楹，列次以达，浮屠次临：地藏殿庄严，备设诸相。佛诞前夕，邑人即相率焚香，络绎登陟，谚呼‘小九华’者。”清代乡贤黄钺在《于湖竹枝词》中亦有“七月晦日，俗传地藏王诞日，向赭山烧香者百十成群，夜则人持一灯，鱼贯而上，望之如烛龙然。”
张状元：游山一日
宋代的赭山故事多多，当然最多的应属黄庭坚、滴翠轩、宋塔和一览亭，这里不再赘述。宋代的林逋《过芜留咏》诗中“山掩县城当北起”一句，“山”即赭山，确定了芜湖城的大致方位。其实张孝祥与芜湖赭山的故事也是多多，这里取其一端。张孝祥（1132-1169）的《赭山分韵，得成，叶字》一诗就是其游山一日的日记：
昨日一尺雪，今朝十分晴。
杲日上积雪，光若虹气升。
江平磨新镜，地迥玉琢成。
赭山有佳色，令我白眼青。
借马至东家，唤客踏层冰。
帽貂扶裘茸，石路五里平……
全诗大白话，叙述了张状元与朋友冬日赭山一日游的经过，记录的赭山诸景，许多至今犹存。比如“杲日上积雪，光若虹气升”就是“赭塔晴岚”在宋朝时的景色。关于此诗，芜湖乡贤黄钺在其著名的《于湖竹枝词》中就有“于湖借马游”一说。
诗的下阕，张状元发出了“本是耕田农，饥寒实驱胁。须公语县吏，早与支米帖“的呼吁，体现了他的关爱民生之情。
欧阳玄：赭塔晴岚
欧阳玄（1274-1357）曾任芜湖县令，在任期间，政声卓著，然其最为芜湖人民传颂的是在他任内确定的“芜湖古八景”。“赭塔晴岚”则被列为第一，诗曰：“山分一股到江皋，寺占山腰压翠鳌。四壁白云僧不扫，一竿红日塔争高。龛灯未灭林鸦起，花雨初收野鹿嗥。千古玩鞭亭下道，相传曾挂赭黄袍。”其实，欧阳玄在“赭塔晴岚”诗里，并无如《芜湖县志》记载其“俯瞰城郭，历历如绘。每当雨后，岚光缥缈”的景色，而在他的另一首《登赭山》一诗中，则是清晰地记录了“赭塔晴岚”里的那个“岚”。“涌出沧溟外，孤高色更嘉。气通丹穴雾，光映赤城霞。”直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赭山林木葱茏，芳草萋萋，曲径通幽，流水叮咚。每当雨过天晴，阳光照射赭山时，林中薄雾升腾，折射出淡青、灰白、墨蓝、殷红等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神奇罕见。从山顶远远望去，天晴景清,山岚蒸腾，水汽氤氲，缠云绕雾；远景近观，白茫茫水天一色，雾蒙蒙云气腾涌。那蒸腾的云气在斜阳的照射下，闪耀出奇异的光彩。透过这缥缈的岚光，隐约可见远方云天相接处，点点帆影在江面上缓缓移动。
黄得功：赭山护主
黄得功（？-1645），号虎山，明末开原卫人，军中号黄闯子。官至太傅、左柱国、靖难侯、靖国公。明末清初汤燕生题为《赭山怀古》：“赤铸山头鸟不飞，上皇曾此易青衣。无多侍从争投甲，有限生灵但掩扉。五国城西边月苦，景阳楼下夜钟微。伤心莫唱淋铃曲，未得生从蜀道归”。同时期的诗人钱澄之（1612-1693）所作的同名诗“春游无伴独跻攀，北狩曾闻驻此山。燕颔血凝芳草碧（谓黄靖南，即黄得功，原作者注），龙髯泪滴野花斑。”说的是明末发生在芜湖的一段历史：明崇祯帝自缢于北京的煤山之后，凤阳都督马士英等拥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称为弘光帝，意欲保持明朝半壁江山。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自请督师，出镇淮扬，下辖四总兵，其中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高杰辖淮泗，驻泗水；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清兵攻陷扬州后，大举进攻南京。此时，刘泽清遁，高杰死，刘良佐降，仅剩一个黄得功苦苦支撑。弘光帝逃难至芜湖，黄得功来到芜湖救驾，勉效死力。在赭山，弘光帝青衣小帽，“上皇曾此易青衣”，随黄得功撤往荻港。谁知在督师迎战的过程中，黄得功被暗箭射死。弘光帝随之被俘，大明王朝至此灭亡。虽然后面还有唐王、桂王建立的南明小王朝，但那都是强弩之末了。
赤铸山即赭山，这在芜湖历代诗词中是一个通例。北宋黄庭坚有一首题为《赭山》的诗里，开门见山就是“读书在赤铸”。同样明末清初汤燕生题为《赭山怀古》第一句就是“赤铸山头鸟不飞”。
近代以来，在赭山发生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赭山公园的建成，市民又多了一个休闲游览的胜地，围绕赭山的故事则依然在不断产生……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秦建平 文/记者 郑远 摄）
律师：张扣扣泄愤杀人不是事实，判处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
邓学平律师
04-12 18:33
驳回精神鉴定申请，不准许三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出庭，当庭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裁定。这一切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和一审一样，二审时有关方面继续刻意淡化甚至否认张扣扣的犯罪动机是为母复仇，试图继续将这个案子与23年前的案子进行切割。似乎把张扣扣刻意塑造成一个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泄愤杀人的形象，就可以让判决获得更多支持。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
张扣扣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几乎没有不良嗜好。用他自己在庭审中的话说，他对金钱也有想法，但知道应该量力而行。张扣扣在主动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为了避风曾经躲在一个ATM小隔间里。期间曾有一个女子当着张扣扣的面取钱，张扣扣还问她现在是几点。当时的张扣扣已经背负三条人命，但并没有对这个女子实施任何伤害。在这个案件之前，张扣扣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泄愤杀人又从何说起？
张扣扣是个感情细腻、懂得感恩的人。我曾经将网友写的《张扣扣传》读给他听，他听完潸然泪下。我二审去看守所会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审的助理为何没有一同进来，还问我助理的全名是什么。我笑问是否对我助理有好感，他说人家帮了我，我虽然不能报答什么，但我一定要记住人家。他还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看守所的一个管教对他比较友善，他心存感激，有一次还非常真诚的想要把管教介绍给我认识。二审谈到23年前的案件时，张扣扣当庭感伤落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特意感谢律师不远千里过来为他辩护。如果不是这件事，张扣扣对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无害的人。
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法律调整的行为具有高度复杂性，是非善恶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我至今仍记得电影《城南旧事》中，借助一个小女孩的口所说的那句话：“我分不清海与天,就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为母复仇应当定罪没错，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谋杀。在法理和情理的激烈冲突中，在行为的终极社会边界厘定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更不可将社情民意粗暴的斥之为“不明真相”。
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植根于每个人柔软的内心。这绝非误导或煽动的结果。只懂得宏大叙事和大词说教的人，内心大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也许口头上也挂着温情，但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指向的永远是独立的、弱小的个体。人文主义的真正精髓，是以同理心和怜悯心去关照和体察被大词遮蔽的个体苦难。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反对精神鉴定的理由之一是，精神鉴定不应被滥用。这是一个伪命题。精神鉴定不会被滥用，因为鉴定结论会自己说话，正常就是正常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启动鉴定程序只会更加确认真相，不会有社会危害。如果张扣扣鉴定后精神正常，法院照样可以正常判决。不准许精神鉴定才会真正被滥用，因为这会导致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被当作精神正常的人给处理了。
启动精神鉴定的成本无非是支付一些鉴定费用。为了维护正义，哪怕天崩地裂。国家为了司法正义做这点投入是值得的。启动精神鉴定可以彰显程序正义，确保最终判决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即便最后判决结果没有改变，也可以封堵住悠悠之口，让人心服口服。只有建基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审判和判决才可以彰显公权救济的文明特质，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遏制私力复仇。
精神是否正常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善意的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只要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了，法院就应该启动鉴定，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少杀慎杀的国家刑事司法政策。如果是否启动精神鉴定要看办案单位的心情，那么社会上关于有权有势才能精神病的传言就很难澄清。遗憾的是在张扣扣案中，精神障碍鉴定这一本应由专业法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法律人之间的语言厮杀。
张扣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超脱了生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亲口对我说他视死如归，二审又当庭说出宁死不屈四个字。一般的杀人犯一旦归案，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此后都是在惶恐、焦虑和绝望中度过。但张扣扣在看守所每天坚持锻炼和阅读，见我的时候言谈自然、表情丰富、有说有笑。很多被告人听到法院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精神都会瞬间崩溃，但张扣扣置之淡然。张扣扣坚持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任何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张扣扣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死得其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注脚。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司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而非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受诉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期待这样充满智慧的语言，能够早日真正融入进司法人员的办案日常。
张扣扣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为张扣扣辩护，并非是要将他作为正面典型去推崇或歌颂。说到底，张扣扣的行为不应该被社会所仿效。张扣扣也许很快就将远行，但没有张扣扣的社会是否就一定会更加安全？这场悲剧的唯一启示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让司法变得可触及、可信赖、可依靠。法治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
邓学平律师
04-12 18:33
驳回精神鉴定申请，不准许三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出庭，当庭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裁定。这一切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和一审一样，二审时有关方面继续刻意淡化甚至否认张扣扣的犯罪动机是为母复仇，试图继续将这个案子与23年前的案子进行切割。似乎把张扣扣刻意塑造成一个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泄愤杀人的形象，就可以让判决获得更多支持。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
张扣扣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几乎没有不良嗜好。用他自己在庭审中的话说，他对金钱也有想法，但知道应该量力而行。张扣扣在主动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为了避风曾经躲在一个ATM小隔间里。期间曾有一个女子当着张扣扣的面取钱，张扣扣还问她现在是几点。当时的张扣扣已经背负三条人命，但并没有对这个女子实施任何伤害。在这个案件之前，张扣扣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泄愤杀人又从何说起？
张扣扣是个感情细腻、懂得感恩的人。我曾经将网友写的《张扣扣传》读给他听，他听完潸然泪下。我二审去看守所会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审的助理为何没有一同进来，还问我助理的全名是什么。我笑问是否对我助理有好感，他说人家帮了我，我虽然不能报答什么，但我一定要记住人家。他还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看守所的一个管教对他比较友善，他心存感激，有一次还非常真诚的想要把管教介绍给我认识。二审谈到23年前的案件时，张扣扣当庭感伤落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特意感谢律师不远千里过来为他辩护。如果不是这件事，张扣扣对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无害的人。
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法律调整的行为具有高度复杂性，是非善恶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我至今仍记得电影《城南旧事》中，借助一个小女孩的口所说的那句话：“我分不清海与天,就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为母复仇应当定罪没错，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谋杀。在法理和情理的激烈冲突中，在行为的终极社会边界厘定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更不可将社情民意粗暴的斥之为“不明真相”。
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植根于每个人柔软的内心。这绝非误导或煽动的结果。只懂得宏大叙事和大词说教的人，内心大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也许口头上也挂着温情，但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指向的永远是独立的、弱小的个体。人文主义的真正精髓，是以同理心和怜悯心去关照和体察被大词遮蔽的个体苦难。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反对精神鉴定的理由之一是，精神鉴定不应被滥用。这是一个伪命题。精神鉴定不会被滥用，因为鉴定结论会自己说话，正常就是正常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启动鉴定程序只会更加确认真相，不会有社会危害。如果张扣扣鉴定后精神正常，法院照样可以正常判决。不准许精神鉴定才会真正被滥用，因为这会导致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被当作精神正常的人给处理了。
启动精神鉴定的成本无非是支付一些鉴定费用。为了维护正义，哪怕天崩地裂。国家为了司法正义做这点投入是值得的。启动精神鉴定可以彰显程序正义，确保最终判决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即便最后判决结果没有改变，也可以封堵住悠悠之口，让人心服口服。只有建基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审判和判决才可以彰显公权救济的文明特质，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遏制私力复仇。
精神是否正常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善意的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只要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了，法院就应该启动鉴定，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少杀慎杀的国家刑事司法政策。如果是否启动精神鉴定要看办案单位的心情，那么社会上关于有权有势才能精神病的传言就很难澄清。遗憾的是在张扣扣案中，精神障碍鉴定这一本应由专业法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法律人之间的语言厮杀。
张扣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超脱了生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亲口对我说他视死如归，二审又当庭说出宁死不屈四个字。一般的杀人犯一旦归案，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此后都是在惶恐、焦虑和绝望中度过。但张扣扣在看守所每天坚持锻炼和阅读，见我的时候言谈自然、表情丰富、有说有笑。很多被告人听到法院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精神都会瞬间崩溃，但张扣扣置之淡然。张扣扣坚持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任何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张扣扣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死得其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注脚。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司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而非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受诉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期待这样充满智慧的语言，能够早日真正融入进司法人员的办案日常。
张扣扣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为张扣扣辩护，并非是要将他作为正面典型去推崇或歌颂。说到底，张扣扣的行为不应该被社会所仿效。张扣扣也许很快就将远行，但没有张扣扣的社会是否就一定会更加安全？这场悲剧的唯一启示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让司法变得可触及、可信赖、可依靠。法治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
律师：张扣扣泄愤杀人不是事实，判处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
————邓学平律师
驳回精神鉴定申请，不准许三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出庭，当庭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裁定。这一切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和一审一样，二审时有关方面继续刻意淡化甚至否认张扣扣的犯罪动机是为母复仇，试图继续将这个案子与23年前的案子进行切割。似乎把张扣扣刻意塑造成一个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泄愤杀人的形象，就可以让判决获得更多支持。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
张扣扣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几乎没有不良嗜好。用他自己在庭审中的话说，他对金钱也有想法，但知道应该量力而行。张扣扣在主动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为了避风曾经躲在一个ATM小隔间里。期间曾有一个女子当着张扣扣的面取钱，张扣扣还问她现在是几点。当时的张扣扣已经背负三条人命，但并没有对这个女子实施任何伤害。在这个案件之前，张扣扣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泄愤杀人又从何说起？
张扣扣是个感情细腻、懂得感恩的人。我曾经将网友写的《张扣扣传》读给他听，他听完潸然泪下。我二审去看守所会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审的助理为何没有一同进来，还问我助理的全名是什么。我笑问是否对我助理有好感，他说人家帮了我，我虽然不能报答什么，但我一定要记住人家。他还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看守所的一个管教对他比较友善，他心存感激，有一次还非常真诚的想要把管教介绍给我认识。二审谈到23年前的案件时，张扣扣当庭感伤落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特意感谢律师不远千里过来为他辩护。如果不是这件事，张扣扣对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无害的人。
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法律调整的行为具有高度复杂性，是非善恶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我至今仍记得电影《城南旧事》中，借助一个小女孩的口所说的那句话：“我分不清海与天,就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为母复仇应当定罪没错，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谋杀。在法理和情理的激烈冲突中，在行为的终极社会边界厘定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更不可将社情民意粗暴的斥之为“不明真相”。
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植根于每个人柔软的内心。这绝非误导或煽动的结果。只懂得宏大叙事和大词说教的人，内心大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也许口头上也挂着温情，但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指向的永远是独立的、弱小的个体。人文主义的真正精髓，是以同理心和怜悯心去关照和体察被大词遮蔽的个体苦难。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反对精神鉴定的理由之一是，精神鉴定不应被滥用。这是一个伪命题。精神鉴定不会被滥用，因为鉴定结论会自己说话，正常就是正常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启动鉴定程序只会更加确认真相，不会有社会危害。如果张扣扣鉴定后精神正常，法院照样可以正常判决。不准许精神鉴定才会真正被滥用，因为这会导致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被当作精神正常的人给处理了。
启动精神鉴定的成本无非是支付一些鉴定费用。为了维护正义，哪怕天崩地裂。国家为了司法正义做这点投入是值得的。启动精神鉴定可以彰显程序正义，确保最终判决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即便最后判决结果没有改变，也可以封堵住悠悠之口，让人心服口服。只有建基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审判和判决才可以彰显公权救济的文明特质，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遏制私力复仇。
精神是否正常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善意的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只要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了，法院就应该启动鉴定，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少杀慎杀的国家刑事司法政策。如果是否启动精神鉴定要看办案单位的心情，那么社会上关于有权有势才能精神病的传言就很难澄清。遗憾的是在张扣扣案中，精神障碍鉴定这一本应由专业法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法律人之间的语言厮杀。
张扣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超脱了生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亲口对我说他视死如归，二审又当庭说出宁死不屈四个字。一般的杀人犯一旦归案，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此后都是在惶恐、焦虑和绝望中度过。但张扣扣在看守所每天坚持锻炼和阅读，见我的时候言谈自然、表情丰富、有说有笑。很多被告人听到法院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精神都会瞬间崩溃，但张扣扣置之淡然。张扣扣坚持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任何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张扣扣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死得其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注脚。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司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而非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受诉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期待这样充满智慧的语言，能够早日真正融入进司法人员的办案日常。
张扣扣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为张扣扣辩护，并非是要将他作为正面典型去推崇或歌颂。说到底，张扣扣的行为不应该被社会所仿效。张扣扣也许很快就将远行，但没有张扣扣的社会是否就一定会更加安全？这场悲剧的唯一启示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让司法变得可触及、可信赖、可依靠。法治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
————邓学平律师
驳回精神鉴定申请，不准许三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出庭，当庭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裁定。这一切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和一审一样，二审时有关方面继续刻意淡化甚至否认张扣扣的犯罪动机是为母复仇，试图继续将这个案子与23年前的案子进行切割。似乎把张扣扣刻意塑造成一个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泄愤杀人的形象，就可以让判决获得更多支持。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
张扣扣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几乎没有不良嗜好。用他自己在庭审中的话说，他对金钱也有想法，但知道应该量力而行。张扣扣在主动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为了避风曾经躲在一个ATM小隔间里。期间曾有一个女子当着张扣扣的面取钱，张扣扣还问她现在是几点。当时的张扣扣已经背负三条人命，但并没有对这个女子实施任何伤害。在这个案件之前，张扣扣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泄愤杀人又从何说起？
张扣扣是个感情细腻、懂得感恩的人。我曾经将网友写的《张扣扣传》读给他听，他听完潸然泪下。我二审去看守所会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审的助理为何没有一同进来，还问我助理的全名是什么。我笑问是否对我助理有好感，他说人家帮了我，我虽然不能报答什么，但我一定要记住人家。他还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看守所的一个管教对他比较友善，他心存感激，有一次还非常真诚的想要把管教介绍给我认识。二审谈到23年前的案件时，张扣扣当庭感伤落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特意感谢律师不远千里过来为他辩护。如果不是这件事，张扣扣对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无害的人。
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法律调整的行为具有高度复杂性，是非善恶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我至今仍记得电影《城南旧事》中，借助一个小女孩的口所说的那句话：“我分不清海与天,就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为母复仇应当定罪没错，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谋杀。在法理和情理的激烈冲突中，在行为的终极社会边界厘定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更不可将社情民意粗暴的斥之为“不明真相”。
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植根于每个人柔软的内心。这绝非误导或煽动的结果。只懂得宏大叙事和大词说教的人，内心大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也许口头上也挂着温情，但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指向的永远是独立的、弱小的个体。人文主义的真正精髓，是以同理心和怜悯心去关照和体察被大词遮蔽的个体苦难。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反对精神鉴定的理由之一是，精神鉴定不应被滥用。这是一个伪命题。精神鉴定不会被滥用，因为鉴定结论会自己说话，正常就是正常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启动鉴定程序只会更加确认真相，不会有社会危害。如果张扣扣鉴定后精神正常，法院照样可以正常判决。不准许精神鉴定才会真正被滥用，因为这会导致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被当作精神正常的人给处理了。
启动精神鉴定的成本无非是支付一些鉴定费用。为了维护正义，哪怕天崩地裂。国家为了司法正义做这点投入是值得的。启动精神鉴定可以彰显程序正义，确保最终判决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即便最后判决结果没有改变，也可以封堵住悠悠之口，让人心服口服。只有建基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审判和判决才可以彰显公权救济的文明特质，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遏制私力复仇。
精神是否正常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善意的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只要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了，法院就应该启动鉴定，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少杀慎杀的国家刑事司法政策。如果是否启动精神鉴定要看办案单位的心情，那么社会上关于有权有势才能精神病的传言就很难澄清。遗憾的是在张扣扣案中，精神障碍鉴定这一本应由专业法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法律人之间的语言厮杀。
张扣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超脱了生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亲口对我说他视死如归，二审又当庭说出宁死不屈四个字。一般的杀人犯一旦归案，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此后都是在惶恐、焦虑和绝望中度过。但张扣扣在看守所每天坚持锻炼和阅读，见我的时候言谈自然、表情丰富、有说有笑。很多被告人听到法院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精神都会瞬间崩溃，但张扣扣置之淡然。张扣扣坚持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任何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张扣扣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死得其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注脚。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司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而非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受诉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期待这样充满智慧的语言，能够早日真正融入进司法人员的办案日常。
张扣扣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为张扣扣辩护，并非是要将他作为正面典型去推崇或歌颂。说到底，张扣扣的行为不应该被社会所仿效。张扣扣也许很快就将远行，但没有张扣扣的社会是否就一定会更加安全？这场悲剧的唯一启示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让司法变得可触及、可信赖、可依靠。法治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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