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持续，#国际能源格局剧变# 】距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已过近一个月，国际能源板块结构受到深刻影响。作为全球最大能源出口国之一，俄罗斯2021年同超过30个国家开展能源贸易。随着西方对俄多领域发起制裁，俄罗斯、美国和海湾国家在全球能源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正在改变。
俄能源酝酿“大转向”减少制裁损失
“欧盟内部在是否加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方面存在分歧。” 路透社称，当地时间21日，欧盟成员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外长会议，最终未能就对俄实施能源禁运达成共识。当天国际油价上涨超过7%，重回每桶110美元上方。最终4月交货的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2.12美元，涨幅为7.09%；5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116.68美元，涨幅为8.11%。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2日的报道援引俄Total Research公司专家的分析称，目前东欧和中欧的所有炼油厂在技术上只能使用俄罗斯石油，美国或中东地区的石油与俄石油成分不同，这些工厂必须经过现代化改造才可使用，以目前的电力和燃料价格，欧洲根本负担不起。
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的数据，2021年俄罗斯出口原油近2.3亿吨，供应给世界36个国家。自2017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2021年中国从俄罗斯购买7010万吨石油，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约三成。荷兰和德国排名第二、三位。
总体而言，欧盟国家占俄石油交付量的47%。2021年俄管道天然气出口量为2035亿立方米，价值约555亿美元，其中对德国供应482亿立方米，位居首位。同时，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6610万立方米，供应给22个国家。前三大买家依次为 日本（1280万立方米）、中国（1140万立方米）和法国（1040万立方米）。
“如果西方对俄罗斯能源进口实施禁运，世界油价将上涨至每桶300美元。”俄新社21日报道称，对于欧盟讨论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俄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使石油出口多样化，俄罗斯石油公司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表示，尽管面临制裁压力，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仍在全面进行，“俄罗斯每天出口800万桶石油。我们将继续确保能源资源的供应。”
由于欧洲企图拒绝从俄罗斯购买能源，俄罗斯在石油市场上找到欧洲替代者”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1日报道称，俄罗斯对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费国印度的石油出口在3月份翻了两番，这是俄能源供应方向正在重塑的一个迹象。3月份以来俄罗斯每天向印度运送36万桶石油，是2021年平均水平的四倍。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曾警告称，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是在“做错事”，但也承认此举并不违反美国的制裁。
印度Ambit Capital公司分析师维韦卡南德·苏巴拉曼称，考虑到高昂的运输成本，印度此前并没有从俄罗斯购买太多石油。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俄罗斯乌拉尔石油以优惠价格吸引到亚洲的客户。印度国有炼油商印度斯坦石油公司、印度石油公司和私人控股的纳亚拉能源公司在3月份第3周共买下700万桶俄罗斯石油。
《印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印度石油公司通过欧洲大宗商品贸易商Vitol购买300万桶5月交割的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与布伦特原油价格相比，每桶优惠了20-25美元。印度斯坦石油公司购买了200万桶乌拉尔原油。同时，印度Mangalore Refinery and Petrochemicals Ltd公司也宣布招标供应100万桶原油。
与此同时，为促进贸易，印度和俄罗斯正在考虑改用卢布和卢比结算石油贸易，而非以往的美元结算。俄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专家尤什科夫称，大量原本运往美国的俄罗斯石油正在转向印度。虽然欧洲还未正式禁止进口俄石油，但由于担心风险，欧洲买家在现货市场上购买的俄石油大幅减少。俄专家预测，世界能源流向的重新分配已不可避免。沙特在美国能源市场上已经取代了俄罗斯。
但俄专家表示，俄能源出口转向亚洲也有不利之处。乌拉尔原油每桶20至30美元的折扣将使俄出口损失3000亿卢布。在西方实施制裁之前，俄石油的主要买家是美国、欧盟国家、中国、印度和英国。俄能源与金融研究所专家康德拉季耶夫称，2022年年初，美国每天购买约70万桶俄罗斯石油，但2月进口量减少至40万桶。英国每天从俄罗斯购买约12万桶，欧盟购买约300万桶。
海湾国家油气出口乘上“东风”？
“俄乌冲突持续，国际能源板块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埃及《金融报》近日撰文称。国际地缘政治的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石油等能源价格一步步被推升，每桶100多美元的油价使得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拥油自重”，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自身能源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凸显。
据中东媒体报道，近日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国政要纷纷访问中东，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找油”，说服产油国扩大产能，对冲高油价对石油进口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压力。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19日率20多名商界代表，访问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家。“随着德国试图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严重依赖，此次访问旨在确保其未来的能源供应”。中东媒体评论说。
哈贝克2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表示，已与该国达成长期的天然气采购合作伙伴关系。德国已承诺在其北海海岸建造两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以接收来自卡塔尔和美国等出口国的大量天然气。日本外务省20日表示，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会晤后发布声明称，“希望阿联酋通过进一步供应石油和确保产能，为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做出贡献”。稍早前，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在访问阿联酋和沙特时谈及能源供应问题。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20日表示，将投资增产石油，增加石油生产支出，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全球需求，计划到2027年把原油“最大可持续产能”提高到每天1300万桶。中东媒体称，沙特和阿联酋每天输送超过1300万桶石油，是“为数不多的拥有大量闲置产能的产油国之一”。
沙特《经济报》称，欧佩克将于3月31日召会议，预计承诺每月额外向全球市场增加40万桶的原油供应。不过西方国家的交易员和分析师表示，这一增产幅度太小，不足以降低油价。
抢市场，美能源产业强势增产
俄罗斯能源贸易遇阻之际，同样是能源生产大国的美国成为国际市场的焦点。“美国石油钻井平台的数量在过去六个月增长约20%，但大部分是为了弥补疫情前钻井数量的缺失。不要指望产量马上会出现大幅增长。”美国《华尔街日报》21日报道称，在拜登政府呼吁提高国内原油产量，力争平抑不断上涨的油价之后，美国页岩油高管们坦言他们面临多个产量瓶颈，包括供应链问题、谨慎的投资者以及剩余钻井库存的限制。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网站19日分析称，此前国际油价持续下行且市场需求疲软，不少油气生产企业大幅削减生产投入，产能较原先下滑。同时，受新冠疫情冲击，美国整体供应链紧张失衡，油气产业很难立即提升产能。
不过有分析称，美国增产原油的决心不会轻易改变。目前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从长期来看，美国油气主要为页岩资源，开发成本相对较高。随着国际油价提升，美国页岩油气资源开发，特别是独立厂商的扩产热情正在提升。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能源信息署估算称，预计2022年12月美国的原油产量达到约1264万桶/天。增加的大部分为页岩油，预计比2月增加逾100万桶/天，相当于俄罗斯原油出口量的约两成。至2023年7月产量将达到约1297万桶/天，超过历史峰值2019年11月。与此同时，资金也在流入。由石油概念股等构成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iShares Global Energy ETF比年初上涨逾两成。
美国政府也在支持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的扩建。美国面向欧洲市场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自去年以来显著上涨，《日本经济新闻》称，今年1月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六成左右销往欧洲。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今年美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环球时报》3月23日11版文章，作者本报驻埃及特派记者 黄培昭 柳玉鹏 甄 翔 王会聪）
俄能源酝酿“大转向”减少制裁损失
“欧盟内部在是否加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方面存在分歧。” 路透社称，当地时间21日，欧盟成员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外长会议，最终未能就对俄实施能源禁运达成共识。当天国际油价上涨超过7%，重回每桶110美元上方。最终4月交货的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2.12美元，涨幅为7.09%；5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116.68美元，涨幅为8.11%。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2日的报道援引俄Total Research公司专家的分析称，目前东欧和中欧的所有炼油厂在技术上只能使用俄罗斯石油，美国或中东地区的石油与俄石油成分不同，这些工厂必须经过现代化改造才可使用，以目前的电力和燃料价格，欧洲根本负担不起。
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的数据，2021年俄罗斯出口原油近2.3亿吨，供应给世界36个国家。自2017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2021年中国从俄罗斯购买7010万吨石油，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约三成。荷兰和德国排名第二、三位。
总体而言，欧盟国家占俄石油交付量的47%。2021年俄管道天然气出口量为2035亿立方米，价值约555亿美元，其中对德国供应482亿立方米，位居首位。同时，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6610万立方米，供应给22个国家。前三大买家依次为 日本（1280万立方米）、中国（1140万立方米）和法国（1040万立方米）。
“如果西方对俄罗斯能源进口实施禁运，世界油价将上涨至每桶300美元。”俄新社21日报道称，对于欧盟讨论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俄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使石油出口多样化，俄罗斯石油公司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表示，尽管面临制裁压力，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仍在全面进行，“俄罗斯每天出口800万桶石油。我们将继续确保能源资源的供应。”
由于欧洲企图拒绝从俄罗斯购买能源，俄罗斯在石油市场上找到欧洲替代者”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1日报道称，俄罗斯对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费国印度的石油出口在3月份翻了两番，这是俄能源供应方向正在重塑的一个迹象。3月份以来俄罗斯每天向印度运送36万桶石油，是2021年平均水平的四倍。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曾警告称，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是在“做错事”，但也承认此举并不违反美国的制裁。
印度Ambit Capital公司分析师维韦卡南德·苏巴拉曼称，考虑到高昂的运输成本，印度此前并没有从俄罗斯购买太多石油。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俄罗斯乌拉尔石油以优惠价格吸引到亚洲的客户。印度国有炼油商印度斯坦石油公司、印度石油公司和私人控股的纳亚拉能源公司在3月份第3周共买下700万桶俄罗斯石油。
《印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印度石油公司通过欧洲大宗商品贸易商Vitol购买300万桶5月交割的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与布伦特原油价格相比，每桶优惠了20-25美元。印度斯坦石油公司购买了200万桶乌拉尔原油。同时，印度Mangalore Refinery and Petrochemicals Ltd公司也宣布招标供应100万桶原油。
与此同时，为促进贸易，印度和俄罗斯正在考虑改用卢布和卢比结算石油贸易，而非以往的美元结算。俄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专家尤什科夫称，大量原本运往美国的俄罗斯石油正在转向印度。虽然欧洲还未正式禁止进口俄石油，但由于担心风险，欧洲买家在现货市场上购买的俄石油大幅减少。俄专家预测，世界能源流向的重新分配已不可避免。沙特在美国能源市场上已经取代了俄罗斯。
但俄专家表示，俄能源出口转向亚洲也有不利之处。乌拉尔原油每桶20至30美元的折扣将使俄出口损失3000亿卢布。在西方实施制裁之前，俄石油的主要买家是美国、欧盟国家、中国、印度和英国。俄能源与金融研究所专家康德拉季耶夫称，2022年年初，美国每天购买约70万桶俄罗斯石油，但2月进口量减少至40万桶。英国每天从俄罗斯购买约12万桶，欧盟购买约300万桶。
海湾国家油气出口乘上“东风”？
“俄乌冲突持续，国际能源板块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埃及《金融报》近日撰文称。国际地缘政治的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石油等能源价格一步步被推升，每桶100多美元的油价使得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拥油自重”，在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自身能源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凸显。
据中东媒体报道，近日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国政要纷纷访问中东，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找油”，说服产油国扩大产能，对冲高油价对石油进口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压力。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19日率20多名商界代表，访问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家。“随着德国试图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严重依赖，此次访问旨在确保其未来的能源供应”。中东媒体评论说。
哈贝克2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表示，已与该国达成长期的天然气采购合作伙伴关系。德国已承诺在其北海海岸建造两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以接收来自卡塔尔和美国等出口国的大量天然气。日本外务省20日表示，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会晤后发布声明称，“希望阿联酋通过进一步供应石油和确保产能，为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做出贡献”。稍早前，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在访问阿联酋和沙特时谈及能源供应问题。
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20日表示，将投资增产石油，增加石油生产支出，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全球需求，计划到2027年把原油“最大可持续产能”提高到每天1300万桶。中东媒体称，沙特和阿联酋每天输送超过1300万桶石油，是“为数不多的拥有大量闲置产能的产油国之一”。
沙特《经济报》称，欧佩克将于3月31日召会议，预计承诺每月额外向全球市场增加40万桶的原油供应。不过西方国家的交易员和分析师表示，这一增产幅度太小，不足以降低油价。
抢市场，美能源产业强势增产
俄罗斯能源贸易遇阻之际，同样是能源生产大国的美国成为国际市场的焦点。“美国石油钻井平台的数量在过去六个月增长约20%，但大部分是为了弥补疫情前钻井数量的缺失。不要指望产量马上会出现大幅增长。”美国《华尔街日报》21日报道称，在拜登政府呼吁提高国内原油产量，力争平抑不断上涨的油价之后，美国页岩油高管们坦言他们面临多个产量瓶颈，包括供应链问题、谨慎的投资者以及剩余钻井库存的限制。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网站19日分析称，此前国际油价持续下行且市场需求疲软，不少油气生产企业大幅削减生产投入，产能较原先下滑。同时，受新冠疫情冲击，美国整体供应链紧张失衡，油气产业很难立即提升产能。
不过有分析称，美国增产原油的决心不会轻易改变。目前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原油生产国。从长期来看，美国油气主要为页岩资源，开发成本相对较高。随着国际油价提升，美国页岩油气资源开发，特别是独立厂商的扩产热情正在提升。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能源信息署估算称，预计2022年12月美国的原油产量达到约1264万桶/天。增加的大部分为页岩油，预计比2月增加逾100万桶/天，相当于俄罗斯原油出口量的约两成。至2023年7月产量将达到约1297万桶/天，超过历史峰值2019年11月。与此同时，资金也在流入。由石油概念股等构成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iShares Global Energy ETF比年初上涨逾两成。
美国政府也在支持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的扩建。美国面向欧洲市场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自去年以来显著上涨，《日本经济新闻》称，今年1月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六成左右销往欧洲。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今年美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环球时报》3月23日11版文章，作者本报驻埃及特派记者 黄培昭 柳玉鹏 甄 翔 王会聪）
【中汽协：本轮原材料属非理性上涨，哄抬价格破坏新能源车产业】近期，锂、镍等重要原材料价格猛涨，愈演愈烈，环环传导，车价被迫频繁上调，已引起了汽车行业组织和政府主管部门高度关注。
针对原材料涨价热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接受《汽车纵横》独家专访时明确指出：
一是本轮原材料价格超常规上涨，背离了正常供需关系，属于非理性上涨，存在炒作方为抢抓锂产能扩张前的最后窗口期，囤积居奇、蓄意哄抬物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上游企业定价应回归理性，车企也要稳住阵脚。
二是哄抬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对经过十多年努力培育和正处于补贴退坡、换挡前进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极大，影响新能源汽车这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更影响当前正在构建的“双循环”格局，与国家发展战略背道而驰。
三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将原材料涨价纳入监测视野，并于近期加大行动力度，向相关主管部门提交应对建议。国家主管部门针对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明确表态将坚决重拳打击。
对于本轮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原因，陈士华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量。
从客观因素来看，其一，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旺盛，带来上游重要原材料价格一定程度的涨幅，属于市场正常调节行为。其二，俄乌冲突等因素引发部分重要原材料价格波动，也情有可原。但从长期发展来看，这看似政治因素引发的关联原材料价格波动，其实背后仍然是经济因素在驱动。其三，出现疫情以来各地经济恢复情况不同，可能部分地区的原材料供应受到一定影响。
从主观因素来看，这波重要原材料价格暴涨，脱离了市场发展规律，不能简单归结为供需矛盾，属于非理性涨价，其背后的重要推手之一，可能是有人囤货居奇，导致出现短缺和局部供需矛盾等情况。同时，可能存在人为借机炒作嫌疑，其背后有某些资本力量在助推。炒作方也许认为，当前不少产业链上游在建项目产能未充分发挥，这是他们借机“大捞一把”的重要窗口期。
显然，借机炒高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无疑是与国家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背道而驰。因此，陈士华指出，客观因素可以理解，但主观因素不应该，因为它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甚至破坏性影响。他说：“我们可以追求更高利润和利益最大化，但不能扰乱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秩序，更不要打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余年千辛万苦所创造出来的良好发展势头。”
因为锂、镍等有色金属已经市场化、国际化和金融化，这就要求我们企业要有底线思维，要自觉培养风险防控忧患意识，主动储备防范风险的应对预案，以尽可能规避被不法资本围猎。这是本轮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暴涨带给中国汽车行业企业的深刻教训。
经过长期市场培育，尤其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逐渐走向正轨，并实现换道超车，整体上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陈士华说：“这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全行业共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陈士华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实现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新能源汽车于2010年被国家确定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由此开启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征程。为保障产业平稳健康发展，1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齐心护航，加之全产业链企业努力奋进，才结出现在的市场硕果。
新能源汽车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汽车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动能。目前新能源汽车已经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的新发展阶段。这次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来之不易。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呈现出良好增长势头，产销量首次超过350万辆，市场渗透率超过13%，呈现出市场规模和发展质量双提升的良好发展局面。业界普遍预测，2022年产销规模达500万辆以上，将再创新高。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迅猛增长，对动力电池原材料的需求大增，但锂等原材料供应并非传言中那么紧张。从上游的重要原材料供需来看，目前我国65%左右的锂资源需要进口，但我国也是锂产品加工的重要出口国，国内整体供需不存在大缺口。同时，近年来国内锂矿开发、盐湖提锂产能逐步放大，国内锂原材料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也在全球布局，未来锂等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完全可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在产业转型处于关键期的当下，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仍处于亏损状态，仅有少数企业能够盈利。虽然近两年产业发展较快，产品也得到了消费者的逐步认可，但新能源汽车产品开发投入大，就单个企业而言难以达到经济批量规模。当前电池材料市场价格过度投机炒作将极大地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高质量健康发展，也给补贴政策退坡后行业换挡前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陈士华表示，无论从汽车产业发展大局还是从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而言，借机炒高原材料价格，不利于近中期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也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真实需求相悖。他强调说：“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几年又不断面对新的严峻挑战。2020-202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行业顶住疫情的冲击和芯片短缺的压力，肩负稳增长的重任。今年伊始，又面临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压力。车企被迫纷纷发出上调价格的公告，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对全年稳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些外部压力对行业健康发展暂时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我相信，我们最终一定可以破除这些困扰。”
基于上述事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维护行业整体发展利益，一直在积极行动，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了相关应对建议。
据陈士华介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已经关注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情况，并展开密集调研，与行业相关企业沟通交流信息，同时积极向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反映相关情况。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专门组织召开了锂行业运行座谈会以及动力电池上游材料涨价问题座谈会，听取了行业重点企业等各方汇报，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收集重要信息。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此提出的建议内容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尽快促进上游原材料价格回归理性。建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大宗原材料市场宏观调控力度，着眼于满足动力电池等生产需要，适度加快国内锂、镍等资源开发进度，帮助国内企业稳步开拓国外原材料供应渠道；重点打击联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供应及价格稳定运行，对不法行为展开调查。
二是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应积极组织、引导上下游企业开展行业自律工作，倡导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避免原材料短期波动过大影响经营计划，从而大力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更好地支撑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三是保障中长期动力电池原材料供应。建议加快上游在建项目产出，加大技术创新，统筹构建国家储备体系，实现国内大循环保障能力，提高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抗风险能力；建议加快构建回收利用体系，推进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立法工作，并强化动力电池溯源管理，规范电池回收渠道，加快梯次利用、回收利用各环节标准体系建设，持续攻关电池拆解、再生利用生产工艺技术，提高材料利用率，以回收端反哺生产端，降低关键材料供应压力。
最后，陈士华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全行业倍加珍惜。过去，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现在，我们相信，通过各方努力，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的问题必将解决，动力电池价格必将回归理性，保供稳价和保链稳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未来，我们可以主动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难得的历史发展窗口期，顺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势。”
针对原材料涨价热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接受《汽车纵横》独家专访时明确指出：
一是本轮原材料价格超常规上涨，背离了正常供需关系，属于非理性上涨，存在炒作方为抢抓锂产能扩张前的最后窗口期，囤积居奇、蓄意哄抬物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上游企业定价应回归理性，车企也要稳住阵脚。
二是哄抬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对经过十多年努力培育和正处于补贴退坡、换挡前进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破坏性极大，影响新能源汽车这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更影响当前正在构建的“双循环”格局，与国家发展战略背道而驰。
三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已经将原材料涨价纳入监测视野，并于近期加大行动力度，向相关主管部门提交应对建议。国家主管部门针对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明确表态将坚决重拳打击。
对于本轮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原因，陈士华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考量。
从客观因素来看，其一，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旺盛，带来上游重要原材料价格一定程度的涨幅，属于市场正常调节行为。其二，俄乌冲突等因素引发部分重要原材料价格波动，也情有可原。但从长期发展来看，这看似政治因素引发的关联原材料价格波动，其实背后仍然是经济因素在驱动。其三，出现疫情以来各地经济恢复情况不同，可能部分地区的原材料供应受到一定影响。
从主观因素来看，这波重要原材料价格暴涨，脱离了市场发展规律，不能简单归结为供需矛盾，属于非理性涨价，其背后的重要推手之一，可能是有人囤货居奇，导致出现短缺和局部供需矛盾等情况。同时，可能存在人为借机炒作嫌疑，其背后有某些资本力量在助推。炒作方也许认为，当前不少产业链上游在建项目产能未充分发挥，这是他们借机“大捞一把”的重要窗口期。
显然，借机炒高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无疑是与国家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背道而驰。因此，陈士华指出，客观因素可以理解，但主观因素不应该，因为它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甚至破坏性影响。他说：“我们可以追求更高利润和利益最大化，但不能扰乱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秩序，更不要打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余年千辛万苦所创造出来的良好发展势头。”
因为锂、镍等有色金属已经市场化、国际化和金融化，这就要求我们企业要有底线思维，要自觉培养风险防控忧患意识，主动储备防范风险的应对预案，以尽可能规避被不法资本围猎。这是本轮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暴涨带给中国汽车行业企业的深刻教训。
经过长期市场培育，尤其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逐渐走向正轨，并实现换道超车，整体上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陈士华说：“这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全行业共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陈士华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实现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突破口。新能源汽车于2010年被国家确定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由此开启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征程。为保障产业平稳健康发展，1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齐心护航，加之全产业链企业努力奋进，才结出现在的市场硕果。
新能源汽车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汽车产业发展增添了新动能。目前新能源汽车已经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的新发展阶段。这次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来之不易。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呈现出良好增长势头，产销量首次超过350万辆，市场渗透率超过13%，呈现出市场规模和发展质量双提升的良好发展局面。业界普遍预测，2022年产销规模达500万辆以上，将再创新高。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迅猛增长，对动力电池原材料的需求大增，但锂等原材料供应并非传言中那么紧张。从上游的重要原材料供需来看，目前我国65%左右的锂资源需要进口，但我国也是锂产品加工的重要出口国，国内整体供需不存在大缺口。同时，近年来国内锂矿开发、盐湖提锂产能逐步放大，国内锂原材料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也在全球布局，未来锂等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完全可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在产业转型处于关键期的当下，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仍处于亏损状态，仅有少数企业能够盈利。虽然近两年产业发展较快，产品也得到了消费者的逐步认可，但新能源汽车产品开发投入大，就单个企业而言难以达到经济批量规模。当前电池材料市场价格过度投机炒作将极大地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高质量健康发展，也给补贴政策退坡后行业换挡前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陈士华表示，无论从汽车产业发展大局还是从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而言，借机炒高原材料价格，不利于近中期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也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真实需求相悖。他强调说：“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几年又不断面对新的严峻挑战。2020-202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行业顶住疫情的冲击和芯片短缺的压力，肩负稳增长的重任。今年伊始，又面临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压力。车企被迫纷纷发出上调价格的公告，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对全年稳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些外部压力对行业健康发展暂时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我相信，我们最终一定可以破除这些困扰。”
基于上述事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维护行业整体发展利益，一直在积极行动，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了相关应对建议。
据陈士华介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已经关注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情况，并展开密集调研，与行业相关企业沟通交流信息，同时积极向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反映相关情况。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专门组织召开了锂行业运行座谈会以及动力电池上游材料涨价问题座谈会，听取了行业重点企业等各方汇报，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收集重要信息。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此提出的建议内容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尽快促进上游原材料价格回归理性。建议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大宗原材料市场宏观调控力度，着眼于满足动力电池等生产需要，适度加快国内锂、镍等资源开发进度，帮助国内企业稳步开拓国外原材料供应渠道；重点打击联手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供应及价格稳定运行，对不法行为展开调查。
二是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应积极组织、引导上下游企业开展行业自律工作，倡导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协作关系，避免原材料短期波动过大影响经营计划，从而大力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更好地支撑工业经济稳定增长。
三是保障中长期动力电池原材料供应。建议加快上游在建项目产出，加大技术创新，统筹构建国家储备体系，实现国内大循环保障能力，提高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抗风险能力；建议加快构建回收利用体系，推进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立法工作，并强化动力电池溯源管理，规范电池回收渠道，加快梯次利用、回收利用各环节标准体系建设，持续攻关电池拆解、再生利用生产工艺技术，提高材料利用率，以回收端反哺生产端，降低关键材料供应压力。
最后，陈士华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需要全行业倍加珍惜。过去，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现在，我们相信，通过各方努力，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的问题必将解决，动力电池价格必将回归理性，保供稳价和保链稳链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未来，我们可以主动抓住新能源汽车产业难得的历史发展窗口期，顺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势。”
【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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