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看到一个讲高尔夫球起源的资料，特别有意思。
为什么看到这个高尔夫球的起源，觉得有意思呢，是因为这个资料里面，说了多种起源，比如来自苏格兰、荷兰、中国、法国等，我这里也没有办法来分析更倾向于哪种起源，只是苏格兰的起源说法，看得有点触动。
记得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去放牛，村里每家基本上都养牛，因为要耕地。但村里固定的圈牛场基本没什么草，大家每天都还需要另外找水草丰美的地方，把自家的牛从圈牛场拉出去放，期间再约几个伴，赶着一群牛哼着歌就走了。
放牛也得有最基本的工具，我们每人都准备有一根棍子，主要用来赶牛，当然也有其他用途，比如下雨的时候去草比较深的地方，可以打掉草上的露水，这样腿就没那么容易湿，而且还能吓走蛇等，行走的时候也安全一些。所以，这根棍子对于放牛娃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堪比现在大家手上的手机和电脑。
既然很重要，大家就会攀比，有的会在棍子上雕一些字或图案；有的会缠一些黄铜丝，亮闪闪的；有的会开个榫卯，镶一个横的或斜的扶手，花样还是挺多的。
但每个人的棍子，很多时候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接触地面的那一端，镶一个已经折了（废弃）的锄头栓子（铁的），主要是这样接触地面的那一头就不容易磨损，同时还能做很多事情。
比如，有时候，就可以用来当类似扔标枪来玩，有铁那一头，会重重的扎进草皮里；再比如，野外烧土豆的时候，可以火中掏土豆，不至于把棍子烧坏；但更多时候，会玩一个游戏，就是捡一堆石子，然后摆成一排，用棍子镶有锄头铁栓的那一头，使劲往有坡的地方那个老鼠洞里打，看谁赢，输了的就要去赶牛（否则可能就跑到人家田地里去了）。
赶牛这个事，比较费劲，比如一个下午，要赶好几次，每次都爬山涉水，累得很。牛吃草的时候，会边吃边走，如果选一个较为开阔一点的地方，而且离庄稼地比较远的话，那从边缘往中间赶两次，基本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就该回家了。但大部分情况下，这样的地方离村子比较远，大人可以去，年龄小的都选离村子比较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得靠比较勤快的跑动，才不至于牛把庄家吃了。
当看到苏格兰说的高尔夫球的起源，说是一位苏格兰牧人在放牧时，偶然用一根棍子将一颗圆石击入野兔子洞中，从中得到启发，发明了后来的高尔夫球运动。
按照我小时候放牛的亲身经历，苏格兰这个说法比较令人信服，但有一些漏洞，就是野兔子洞这个，跟老鼠洞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打的那个老鼠洞，不是那么大，但比较密集，特别有挑战性，你得选好了要往哪个洞里面打，野兔子洞其实比较大，没有啥难度，是如何启发出这项运动的，不得而知。
不知道高尔夫球到底谁发明的这事，韩国人怎么说。
基于这个偶然的信息感触，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把所谓精英或西方故意弄得比较“高端”的东西，给处理错了，其实什么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一方面是继承我们好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有能力把很多看似“高端”的东西，或者西方的很多有某种门槛的东西，把他们都平民化，抵制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解释或摒弃我觉得起不到啥效果。
比如高尔夫球，中国有那么多沙漠，现在沙漠边缘很多地区都建设得十分便利，而且太阳能等电站也有很多了，还有什么沙漠酒店啥的。再专门批出几块沙漠，谁绿化和治理好了，就给谁当高尔夫球场，面积划得大一点，如果大家去那里旅游什么的，高尔夫让你打到吐为止；绿化好了，里面养兔子都行，养多了可以再弄个猎场（用箭射），再骑个马也行，这样一些有钱人和私营资本，可以去开发和绿化沙漠，这些地区的发展亮点估计能增多一些。
我的意思是，西方和其各类精英贵族认为啥好，我们就把啥变成平民产品，其实世界上很多工业产品，本来是很“奢侈”的，但等中国参与后，都给去“奢侈”化了，这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巨大的福利。但在很多服务型产品方面，我们还是比较抵触的，其实越抵触，追逐的人反而会越多，因为越抵触，就越不搞供给，就越稀缺，就显得更“奢侈”。
你看韩国，你说什么好，韩国人就说这是我们韩国发明的，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逻辑，当韩国人说这是我们发明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想办法要大力发展这个东西了，但如果别人说，人家的那个东西好，你总说没有我们的好，这实际上就是有点放弃了发展那个东西的意愿，发展的可能性就变少了，而当需求出现的时候，这个消费就流失到其他地方去了。
因此，单纯就今天这个话题来说，如果有人喜欢高尔夫球这个运动，要是让我说，我就说，大胆的去玩吧，因为那是中国人发明的，我小时候放牛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人类共有的，但如果你硬要把很多好的东西，说是西方的，那恰恰就变成了人家的竞争力了，你再想发展，都觉得害羞和不好意思。
我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发展高尔夫球，我本人对这项运动无感，太浪费地方了（除非搞在沙漠里），只是偶然碰到这个信息，就回忆了一下小时候，瞎扯了一下，供大家扯淡，勿喷。
为什么看到这个高尔夫球的起源，觉得有意思呢，是因为这个资料里面，说了多种起源，比如来自苏格兰、荷兰、中国、法国等，我这里也没有办法来分析更倾向于哪种起源，只是苏格兰的起源说法，看得有点触动。
记得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去放牛，村里每家基本上都养牛，因为要耕地。但村里固定的圈牛场基本没什么草，大家每天都还需要另外找水草丰美的地方，把自家的牛从圈牛场拉出去放，期间再约几个伴，赶着一群牛哼着歌就走了。
放牛也得有最基本的工具，我们每人都准备有一根棍子，主要用来赶牛，当然也有其他用途，比如下雨的时候去草比较深的地方，可以打掉草上的露水，这样腿就没那么容易湿，而且还能吓走蛇等，行走的时候也安全一些。所以，这根棍子对于放牛娃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堪比现在大家手上的手机和电脑。
既然很重要，大家就会攀比，有的会在棍子上雕一些字或图案；有的会缠一些黄铜丝，亮闪闪的；有的会开个榫卯，镶一个横的或斜的扶手，花样还是挺多的。
但每个人的棍子，很多时候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接触地面的那一端，镶一个已经折了（废弃）的锄头栓子（铁的），主要是这样接触地面的那一头就不容易磨损，同时还能做很多事情。
比如，有时候，就可以用来当类似扔标枪来玩，有铁那一头，会重重的扎进草皮里；再比如，野外烧土豆的时候，可以火中掏土豆，不至于把棍子烧坏；但更多时候，会玩一个游戏，就是捡一堆石子，然后摆成一排，用棍子镶有锄头铁栓的那一头，使劲往有坡的地方那个老鼠洞里打，看谁赢，输了的就要去赶牛（否则可能就跑到人家田地里去了）。
赶牛这个事，比较费劲，比如一个下午，要赶好几次，每次都爬山涉水，累得很。牛吃草的时候，会边吃边走，如果选一个较为开阔一点的地方，而且离庄稼地比较远的话，那从边缘往中间赶两次，基本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就该回家了。但大部分情况下，这样的地方离村子比较远，大人可以去，年龄小的都选离村子比较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得靠比较勤快的跑动，才不至于牛把庄家吃了。
当看到苏格兰说的高尔夫球的起源，说是一位苏格兰牧人在放牧时，偶然用一根棍子将一颗圆石击入野兔子洞中，从中得到启发，发明了后来的高尔夫球运动。
按照我小时候放牛的亲身经历，苏格兰这个说法比较令人信服，但有一些漏洞，就是野兔子洞这个，跟老鼠洞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打的那个老鼠洞，不是那么大，但比较密集，特别有挑战性，你得选好了要往哪个洞里面打，野兔子洞其实比较大，没有啥难度，是如何启发出这项运动的，不得而知。
不知道高尔夫球到底谁发明的这事，韩国人怎么说。
基于这个偶然的信息感触，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把所谓精英或西方故意弄得比较“高端”的东西，给处理错了，其实什么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一方面是继承我们好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有能力把很多看似“高端”的东西，或者西方的很多有某种门槛的东西，把他们都平民化，抵制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解释或摒弃我觉得起不到啥效果。
比如高尔夫球，中国有那么多沙漠，现在沙漠边缘很多地区都建设得十分便利，而且太阳能等电站也有很多了，还有什么沙漠酒店啥的。再专门批出几块沙漠，谁绿化和治理好了，就给谁当高尔夫球场，面积划得大一点，如果大家去那里旅游什么的，高尔夫让你打到吐为止；绿化好了，里面养兔子都行，养多了可以再弄个猎场（用箭射），再骑个马也行，这样一些有钱人和私营资本，可以去开发和绿化沙漠，这些地区的发展亮点估计能增多一些。
我的意思是，西方和其各类精英贵族认为啥好，我们就把啥变成平民产品，其实世界上很多工业产品，本来是很“奢侈”的，但等中国参与后，都给去“奢侈”化了，这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巨大的福利。但在很多服务型产品方面，我们还是比较抵触的，其实越抵触，追逐的人反而会越多，因为越抵触，就越不搞供给，就越稀缺，就显得更“奢侈”。
你看韩国，你说什么好，韩国人就说这是我们韩国发明的，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逻辑，当韩国人说这是我们发明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想办法要大力发展这个东西了，但如果别人说，人家的那个东西好，你总说没有我们的好，这实际上就是有点放弃了发展那个东西的意愿，发展的可能性就变少了，而当需求出现的时候，这个消费就流失到其他地方去了。
因此，单纯就今天这个话题来说，如果有人喜欢高尔夫球这个运动，要是让我说，我就说，大胆的去玩吧，因为那是中国人发明的，我小时候放牛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人类共有的，但如果你硬要把很多好的东西，说是西方的，那恰恰就变成了人家的竞争力了，你再想发展，都觉得害羞和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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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冷知识# 你知道吗？贝多芬最牛的作品是耳疾之后创作的】
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这个原理被耳聋的贝多芬用上了。
贝多芬在耳聋之后依然创作出几十部交响曲和其他歌曲。他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原来，贝多芬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妙招。耳聋后的贝多芬将一根棒子与钢琴相连，再把棒子咬在嘴里。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是利用了骨传导的原理。
那么，贝多芬到底是如何发现骨传导的呢？
（一）贝多芬与骨传导
1824年5月7日，传奇的《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克恩顿门大剧院首演。精彩的演出结束时，时年54岁的贝多芬（当时已完全丧失听力）仍然在前排座位上和“正式指挥”一起指挥，直到他转过身去，才看到观众热烈鼓掌的情景。
贝多芬的音乐生涯充分体现了何为天才，而在他个人的人生中，最为显眼的便是他面对耳聋的持久抗争和他不断承受的痛苦折磨。这位德意志作曲家在大约28岁时，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听力衰退。那时，他早已是维也纳乐坛中卓有建树的人物，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能够匹敌那位让所有人都相形见绌的大音乐家沃尔夫冈·莫扎特。
我们仅能想象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来说，命运对他来说是多么得残酷。在这么多人之中，偏偏是他——了不起的贝多芬——将会耳聋！仿佛就像让毕加索失去视力，或者将罗丹砍掉双臂一般。
但贝多芬意志坚定，并不轻言放弃。他有一句名言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能让命运使我屈服。”他确实说到做到。从1803年到1812年，尽管听力迅速恶化，贝多芬还是创作出一部歌剧、六部交响曲、四首独奏协奏曲、五首弦乐四重奏、六首弦乐奏鸣曲、七首钢琴奏鸣曲、五组钢琴变奏曲、四首前奏曲、四首三重奏、两首六重奏和72首歌曲。
难不成贝多芬是个发明家？
尽管处在耳聋带来的痛苦中，贝多芬并没有放弃。相反地，他还有个“小帮手”。贝多芬为了继续作曲和演奏音乐，偶然发现了一个对听力至关重要的物理现象：骨传导。
当时的科学家对人类听力的运作机理所知甚少。但尽管贝多芬事实上丧失了听觉，他却依然能听见自己弹奏音乐，靠的是将一根木棒的一端放到钢琴上，再用牙齿咬住木棒的另一端。当他弹出音符，振动从钢琴传导给他的下颚，再从那儿直接传导到内耳。仿若奇迹一般，他又能听见乐声了！
声音无非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声振动。原子以某些频率振动，导致耳膜振动，再转换为另一种不同的振动，耳蜗（也被称为内耳）能感知那些振动，并通过听觉神经将声音信息传送至大脑，那些信息在大脑中被处理为听觉讯息。
但除了空气传导，人类还有第二种听到声音的方法。假如内耳直接暴露在骨骼的声振动之下，那么虽然耳膜被绕过了，人仍然能听见声音。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骨传导就是背后的原因之一。
下潜到海洋深处的鲸鱼也是依靠骨传导听见声音，公象同样是依靠骨传导听到几十公里之外母象跺脚发出的交配呼叫。
如今，贝多芬构思的骨传导解决方案被运用于一些助听装置中。骨传导助听装置（BAHA）将麦克风拾取到的声音转化为振动，再通过头颅骨骼传送给内耳耳蜗。本质上，骨传导装置代替了有缺陷的耳膜。
在某些应用中，拥有完好听力的人也会使用骨传导助听装置。
譬如说，军用头戴式耳机使得士兵能听见通过骨传导装置传送的命令，有时是整合进头盔中，纵然战场有敌方炮火的背景噪声，依然能起效。特制的骨传导助听装置使得潜水员能在水下听见声音和通话。
（二）贝多芬与耳聋的最后斗争
贝多芬对抗耳聋的方式是最吸引人的人性故事之一。然而，贝多芬耳聋的起因依旧是个谜团。贝多芬罹患了许多其他疾病，于是对他的耳聋做诊断更具挑战性。他患上的一连串疾病包括慢性腹痛和腹泻（可能是由炎症性肠病引发的）、抑郁症、酒精滥用、呼吸障碍、关节疼痛、眼睛炎症和肝硬化。
肝硬化是他饮酒无度带来的后果，并可能最终要了贝多芬的命（他死于1827年）。尸体剖检显示严重肝硬化的迹象，但也显示了耳内听觉神经和其他相关神经的异常。
依照当时的常见风俗，一位名叫费迪南·希勒（Ferdinand Hiller）的年轻音乐家从贝多芬的脑袋上剪下一缕头发，作为纪念品保留下来。这一缕头发在希勒家族中传承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它在因缘际会下落入丹麦医生凯·弗雷明（Kay Fremming）之手。
这位医生因为在纳粹占领丹麦期间帮助数千名犹太人逃往瑞典而闻名遐迩，当时弗雷明称为家园的一个小渔村就在靠近瑞典国界的地方。一些人推测，是一名犹太难民为了感谢医生的救命之恩，将贝多芬的头发赠送给弗雷明医生。
我们明确知道的事实是，这缕头发包括582根发丝，被传到了弗雷明女儿的手上，她在1994年将头发交付拍卖。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泌尿科医师阿尔弗雷多·格瓦拉（Alfredo Guevara）以7000美元的价格买下头发。格瓦拉保留了若干发丝，将剩下的头发捐献给设于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的艾拉·布里连特贝多芬研究中心（Ira F. Brilliant Center for Beethoven Studies）。
此时，该大学的科学家考虑检验贝多芬头发的DNA，寻找线索，力求解开这位伟大作曲家的耳聋之谜。这些头发接受了DNA检验、化学分析、法医检验和毒理学化验。结果非常明确：头发中高得反常的铅水平。
贝多芬在世期间，人们并不知道铅中毒，使用以铅制成的餐盘和酒杯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甚至那个时期的葡萄酒——贝多芬最爱的酒——常常含有为了让酒变甜而添加的铅。也许是严重的铅中毒造成贝多芬失去听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贝多芬试图隐瞒自己恶化的听力，担心假如消息传出后，可能毁掉他的音乐家生涯。但他也藏不了太久。当时的作曲家常常也担任乐队指挥，甚至是亲自演奏他们的作品，最终外界注意到贝多芬的病症。
1814年，同为作曲家的路易斯·施波尔在观看贝多芬的钢琴排练后，说：“……音乐莫名其妙，除非谁能看一下钢琴部分。我对于如此艰难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伤。”
45岁那年，贝多芬完全丧失了听力，他的社会生活同样告终。在他人生最后一段岁月，贝多芬变成遁世隐居、与世隔绝之人，只允许区区几位朋友来拜访他。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包括著名的《第六交响曲》，反映出他对自然的热爱和他在乡村度过的完全寂静的生活。
贝多芬描述《第六交响曲》时说它“比绘画更多地表达了情感”，第一乐章的标题“到达乡郊，复苏轻松的心情”突出了这个观点。
在贝多芬的全聋时期，他还创作了《庄严弥撒》、歌剧《费德里奥》及其他作品。
我们不清楚在贝多芬人生最后几年，他的内耳是否仍然机能尚存（那样他能继续用那根骨传导木棒听见他在钢琴上创作的作品）。许多专家相信，贝多芬不需要听见自己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位作曲大师，知道创造音乐的所有规则。甚至在他耳聋时，贝多芬都是一位不世出的音乐语言大师，一位百折不挠的励志偶像。
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这个原理被耳聋的贝多芬用上了。
贝多芬在耳聋之后依然创作出几十部交响曲和其他歌曲。他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原来，贝多芬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妙招。耳聋后的贝多芬将一根棒子与钢琴相连，再把棒子咬在嘴里。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是利用了骨传导的原理。
那么，贝多芬到底是如何发现骨传导的呢？
（一）贝多芬与骨传导
1824年5月7日，传奇的《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克恩顿门大剧院首演。精彩的演出结束时，时年54岁的贝多芬（当时已完全丧失听力）仍然在前排座位上和“正式指挥”一起指挥，直到他转过身去，才看到观众热烈鼓掌的情景。
贝多芬的音乐生涯充分体现了何为天才，而在他个人的人生中，最为显眼的便是他面对耳聋的持久抗争和他不断承受的痛苦折磨。这位德意志作曲家在大约28岁时，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听力衰退。那时，他早已是维也纳乐坛中卓有建树的人物，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能够匹敌那位让所有人都相形见绌的大音乐家沃尔夫冈·莫扎特。
我们仅能想象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来说，命运对他来说是多么得残酷。在这么多人之中，偏偏是他——了不起的贝多芬——将会耳聋！仿佛就像让毕加索失去视力，或者将罗丹砍掉双臂一般。
但贝多芬意志坚定，并不轻言放弃。他有一句名言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能让命运使我屈服。”他确实说到做到。从1803年到1812年，尽管听力迅速恶化，贝多芬还是创作出一部歌剧、六部交响曲、四首独奏协奏曲、五首弦乐四重奏、六首弦乐奏鸣曲、七首钢琴奏鸣曲、五组钢琴变奏曲、四首前奏曲、四首三重奏、两首六重奏和72首歌曲。
难不成贝多芬是个发明家？
尽管处在耳聋带来的痛苦中，贝多芬并没有放弃。相反地，他还有个“小帮手”。贝多芬为了继续作曲和演奏音乐，偶然发现了一个对听力至关重要的物理现象：骨传导。
当时的科学家对人类听力的运作机理所知甚少。但尽管贝多芬事实上丧失了听觉，他却依然能听见自己弹奏音乐，靠的是将一根木棒的一端放到钢琴上，再用牙齿咬住木棒的另一端。当他弹出音符，振动从钢琴传导给他的下颚，再从那儿直接传导到内耳。仿若奇迹一般，他又能听见乐声了！
声音无非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声振动。原子以某些频率振动，导致耳膜振动，再转换为另一种不同的振动，耳蜗（也被称为内耳）能感知那些振动，并通过听觉神经将声音信息传送至大脑，那些信息在大脑中被处理为听觉讯息。
但除了空气传导，人类还有第二种听到声音的方法。假如内耳直接暴露在骨骼的声振动之下，那么虽然耳膜被绕过了，人仍然能听见声音。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骨传导就是背后的原因之一。
下潜到海洋深处的鲸鱼也是依靠骨传导听见声音，公象同样是依靠骨传导听到几十公里之外母象跺脚发出的交配呼叫。
如今，贝多芬构思的骨传导解决方案被运用于一些助听装置中。骨传导助听装置（BAHA）将麦克风拾取到的声音转化为振动，再通过头颅骨骼传送给内耳耳蜗。本质上，骨传导装置代替了有缺陷的耳膜。
在某些应用中，拥有完好听力的人也会使用骨传导助听装置。
譬如说，军用头戴式耳机使得士兵能听见通过骨传导装置传送的命令，有时是整合进头盔中，纵然战场有敌方炮火的背景噪声，依然能起效。特制的骨传导助听装置使得潜水员能在水下听见声音和通话。
（二）贝多芬与耳聋的最后斗争
贝多芬对抗耳聋的方式是最吸引人的人性故事之一。然而，贝多芬耳聋的起因依旧是个谜团。贝多芬罹患了许多其他疾病，于是对他的耳聋做诊断更具挑战性。他患上的一连串疾病包括慢性腹痛和腹泻（可能是由炎症性肠病引发的）、抑郁症、酒精滥用、呼吸障碍、关节疼痛、眼睛炎症和肝硬化。
肝硬化是他饮酒无度带来的后果，并可能最终要了贝多芬的命（他死于1827年）。尸体剖检显示严重肝硬化的迹象，但也显示了耳内听觉神经和其他相关神经的异常。
依照当时的常见风俗，一位名叫费迪南·希勒（Ferdinand Hiller）的年轻音乐家从贝多芬的脑袋上剪下一缕头发，作为纪念品保留下来。这一缕头发在希勒家族中传承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它在因缘际会下落入丹麦医生凯·弗雷明（Kay Fremming）之手。
这位医生因为在纳粹占领丹麦期间帮助数千名犹太人逃往瑞典而闻名遐迩，当时弗雷明称为家园的一个小渔村就在靠近瑞典国界的地方。一些人推测，是一名犹太难民为了感谢医生的救命之恩，将贝多芬的头发赠送给弗雷明医生。
我们明确知道的事实是，这缕头发包括582根发丝，被传到了弗雷明女儿的手上，她在1994年将头发交付拍卖。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泌尿科医师阿尔弗雷多·格瓦拉（Alfredo Guevara）以7000美元的价格买下头发。格瓦拉保留了若干发丝，将剩下的头发捐献给设于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的艾拉·布里连特贝多芬研究中心（Ira F. Brilliant Center for Beethoven Studies）。
此时，该大学的科学家考虑检验贝多芬头发的DNA，寻找线索，力求解开这位伟大作曲家的耳聋之谜。这些头发接受了DNA检验、化学分析、法医检验和毒理学化验。结果非常明确：头发中高得反常的铅水平。
贝多芬在世期间，人们并不知道铅中毒，使用以铅制成的餐盘和酒杯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甚至那个时期的葡萄酒——贝多芬最爱的酒——常常含有为了让酒变甜而添加的铅。也许是严重的铅中毒造成贝多芬失去听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贝多芬试图隐瞒自己恶化的听力，担心假如消息传出后，可能毁掉他的音乐家生涯。但他也藏不了太久。当时的作曲家常常也担任乐队指挥，甚至是亲自演奏他们的作品，最终外界注意到贝多芬的病症。
1814年，同为作曲家的路易斯·施波尔在观看贝多芬的钢琴排练后，说：“……音乐莫名其妙，除非谁能看一下钢琴部分。我对于如此艰难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伤。”
45岁那年，贝多芬完全丧失了听力，他的社会生活同样告终。在他人生最后一段岁月，贝多芬变成遁世隐居、与世隔绝之人，只允许区区几位朋友来拜访他。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包括著名的《第六交响曲》，反映出他对自然的热爱和他在乡村度过的完全寂静的生活。
贝多芬描述《第六交响曲》时说它“比绘画更多地表达了情感”，第一乐章的标题“到达乡郊，复苏轻松的心情”突出了这个观点。
在贝多芬的全聋时期，他还创作了《庄严弥撒》、歌剧《费德里奥》及其他作品。
我们不清楚在贝多芬人生最后几年，他的内耳是否仍然机能尚存（那样他能继续用那根骨传导木棒听见他在钢琴上创作的作品）。许多专家相信，贝多芬不需要听见自己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位作曲大师，知道创造音乐的所有规则。甚至在他耳聋时，贝多芬都是一位不世出的音乐语言大师，一位百折不挠的励志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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