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 古代废品处理大赏：垃圾去哪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国家药监管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景和在日前举行的国家中药科学监管大会上做出上述表述，他认为，中药监管工作正全方位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需要以更大的魄力、更务实的行动，激活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潜能，切实推进中药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中药产业规模和水平显著提升，但行业发展还未跟上规模的脚步。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中医药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还需进一步完善中药监管体系，聚焦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的攻关，包括提升中药品质、挖掘古方验方、加强新药研发、升级中医药装备等，真正促进中医药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中药产业质控明显提升
中药产业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产品链、技术链、服务链长，生产、流通、使用过程复杂。同时，中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药品效用，更会影响服用者身体健康，而从饮片到配方颗粒，再到中成药，其质量源头均是中药材，因此，中药材的种植、采收、加工炮制、包装、贮存、运输等环节质量把控是关键。
2021年，国家药监局综合运用专项整治、专项检查、有因检查和抽查、监测等手段，进一步规范中药生产秩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药民族药检定所所长马双成表示，经过严格的整治和监管，过去存在的中药材种植品质下降，中药饮片炮制不规范、重金属及农药残留、掺假掺伪及近源种属药材混用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31个省市（除港澳台地区）共抽检中药材及中药饮片51194批，合格49807批，全国平均合格率达97%，较2017年的84%有了明显的提高。中药不良反应报告中，严重不良反应占比明显下降。马双成坦言，中药行业质量意识虽有提升，但整体仍薄弱，重产量、轻质量，重真伪、轻优劣的现象依然存在。
对此，徐景和表示，下一步仍将强化中药质量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要多部门合力推进中药材种植和质量管理、中药全链条追溯体系建设等，医、产、学、研、监多方合作促进中药传承创新、中医药事业发展。
中药创新和研发亟待进一步发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表示，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是我国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方针。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不仅将大大提升医疗卫生工作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而且也必将为在未来逐步形成中西医统一的新医学奠定基础，开辟道路。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药现代化和中药创新面临着更高的要求。”陈凯先说，中药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药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研究、中药标准化和控制技术研究、中药复方新药研究、中药新药的疗效评价和临床研究、中药产业技术的现代化研究等，都是中药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和重点方向。
同时，构建完善中药“临床经验-基础研究-临床应用”的产品研发创新链和疗效评价证据链，重视建设中医药高端科技平台体系，强化高品质中药质量保障关键技术，加强中药制药装备创新，重视中药新药研发的创新方法研究，加快推动中药产业现代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表示，应聚焦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的攻关，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着力破解制约中药可持续发展与综合利用、中药品质提升及质量保障、中药新药的研究开发、中药生产的智能化以及中医药装备等核心技术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中医药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以实现让人民群众放心吃上中药、吃上好中药的目标。
事实上，创新不仅源自新科技的带动，更好地做到“治今病古方为我所用”，也是创新重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仝小林表示，中医的整体观、个体化、治未病不仅是传统医学的思想精华，也对现代医学有着指导作用，两种医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过去中医受时代条件所限，想做到对慢病患者从头到尾几十年的观察非常困难，群体性的资料则更加匮乏。现代医学对疾病发病规律的研究，以及中医近半个世纪的分科诊疗，让中医能有条件对现代的慢性病进行分期诊疗研究。”仝小林指出，中医的整体观关注到了疾病与疾病、疾病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但缺乏对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发展全过程和未来态势的了解。因此，现代中医应该在目前医学诊断研究同质化的基础上，用中医的思维对现代疾病进行重新分类、分期和分证，进而构建出现代中医诊疗体系，解决古方不能治今病的困扰。
中药产业走上发展“快车道”
近年来，各部门通过不断改革优化中药监管政策、制度和措施，促进中药产业创新，我国中药产业规模和水平显著提升。
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2020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效期内生产中成药的企业2160家，占全国药品生产总数28.1%，中药生产企业4357家（含中药饮片生产企业2197家），占全国药品生产企业56.7%。
从经营情况来看，营收、利润双双上扬。根据全国医药工业统计显示，2021年中成药营收4862亿元，同比增长11.2%，利润总额达755亿元，同比增长23.2%。中药饮片行业也首次迈入2000亿大关。2021年，中药饮片行业营业收入达2057亿元，同比增加13.7%，利润总额更是实现翻倍增长，达102%。
同时，中药新药研发力度不断增强。近年来，中药新药临床试验和上市申请数量均增加。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审评通过创新药47个，其中，12个是中药新药，包括1类创新药9个，是2020年的2.25倍；2类古代经典名方3个。同时，34个中药新药获临床试验审批，均创5年新高。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表示，工信部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初发布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为今后5年中药产业发展指明方向。将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医药生产基地建设、中医药大品种先进制造、中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搭建等给予技术支持。
“今年工信部首次专门设立中药全产业链中药技术平台研究方向。”何亚琼说，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中药产业的扶持力度，主动服务中药企业，支持中药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中药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同时严格要求企业承担主体责任，从源头上牢守中药质量安全底线。
徐景和说，推进中药守正创新，既要充分尊重中医药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加快推动古代经典名方向优质中药制剂转化，还要进一步拓宽思路和方法，积极开展有效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要深化构建符合中药特点的审评审批体系，深入开展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推进医、产、学、研、监一体化，支持中药新药研发和高质量制造。
“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布局、系统谋划、多方参与，整体推进、有序落实。”徐景和表示，要充分发挥专家咨询作用，深入研判中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痛点、堵点、难点，及时调整完善相关政策，不断提升政策的前瞻性和指导性。要加强各方信息交流互动，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引导工作，凝聚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强大合力，激发中药事业发展活力。
”国家药监管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景和在日前举行的国家中药科学监管大会上做出上述表述，他认为，中药监管工作正全方位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需要以更大的魄力、更务实的行动，激活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潜能，切实推进中药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中药产业规模和水平显著提升，但行业发展还未跟上规模的脚步。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中医药行业迎来快速发展期，还需进一步完善中药监管体系，聚焦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的攻关，包括提升中药品质、挖掘古方验方、加强新药研发、升级中医药装备等，真正促进中医药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中药产业质控明显提升
中药产业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产品链、技术链、服务链长，生产、流通、使用过程复杂。同时，中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药品效用，更会影响服用者身体健康，而从饮片到配方颗粒，再到中成药，其质量源头均是中药材，因此，中药材的种植、采收、加工炮制、包装、贮存、运输等环节质量把控是关键。
2021年，国家药监局综合运用专项整治、专项检查、有因检查和抽查、监测等手段，进一步规范中药生产秩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药民族药检定所所长马双成表示，经过严格的整治和监管，过去存在的中药材种植品质下降，中药饮片炮制不规范、重金属及农药残留、掺假掺伪及近源种属药材混用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31个省市（除港澳台地区）共抽检中药材及中药饮片51194批，合格49807批，全国平均合格率达97%，较2017年的84%有了明显的提高。中药不良反应报告中，严重不良反应占比明显下降。马双成坦言，中药行业质量意识虽有提升，但整体仍薄弱，重产量、轻质量，重真伪、轻优劣的现象依然存在。
对此，徐景和表示，下一步仍将强化中药质量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要多部门合力推进中药材种植和质量管理、中药全链条追溯体系建设等，医、产、学、研、监多方合作促进中药传承创新、中医药事业发展。
中药创新和研发亟待进一步发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表示，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是我国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方针。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不仅将大大提升医疗卫生工作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而且也必将为在未来逐步形成中西医统一的新医学奠定基础，开辟道路。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药现代化和中药创新面临着更高的要求。”陈凯先说，中药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药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研究、中药标准化和控制技术研究、中药复方新药研究、中药新药的疗效评价和临床研究、中药产业技术的现代化研究等，都是中药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和重点方向。
同时，构建完善中药“临床经验-基础研究-临床应用”的产品研发创新链和疗效评价证据链，重视建设中医药高端科技平台体系，强化高品质中药质量保障关键技术，加强中药制药装备创新，重视中药新药研发的创新方法研究，加快推动中药产业现代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表示，应聚焦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的攻关，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着力破解制约中药可持续发展与综合利用、中药品质提升及质量保障、中药新药的研究开发、中药生产的智能化以及中医药装备等核心技术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中医药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以实现让人民群众放心吃上中药、吃上好中药的目标。
事实上，创新不仅源自新科技的带动，更好地做到“治今病古方为我所用”，也是创新重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仝小林表示，中医的整体观、个体化、治未病不仅是传统医学的思想精华，也对现代医学有着指导作用，两种医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过去中医受时代条件所限，想做到对慢病患者从头到尾几十年的观察非常困难，群体性的资料则更加匮乏。现代医学对疾病发病规律的研究，以及中医近半个世纪的分科诊疗，让中医能有条件对现代的慢性病进行分期诊疗研究。”仝小林指出，中医的整体观关注到了疾病与疾病、疾病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但缺乏对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发展全过程和未来态势的了解。因此，现代中医应该在目前医学诊断研究同质化的基础上，用中医的思维对现代疾病进行重新分类、分期和分证，进而构建出现代中医诊疗体系，解决古方不能治今病的困扰。
中药产业走上发展“快车道”
近年来，各部门通过不断改革优化中药监管政策、制度和措施，促进中药产业创新，我国中药产业规模和水平显著提升。
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2020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效期内生产中成药的企业2160家，占全国药品生产总数28.1%，中药生产企业4357家（含中药饮片生产企业2197家），占全国药品生产企业56.7%。
从经营情况来看，营收、利润双双上扬。根据全国医药工业统计显示，2021年中成药营收4862亿元，同比增长11.2%，利润总额达755亿元，同比增长23.2%。中药饮片行业也首次迈入2000亿大关。2021年，中药饮片行业营业收入达2057亿元，同比增加13.7%，利润总额更是实现翻倍增长，达102%。
同时，中药新药研发力度不断增强。近年来，中药新药临床试验和上市申请数量均增加。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审评通过创新药47个，其中，12个是中药新药，包括1类创新药9个，是2020年的2.25倍；2类古代经典名方3个。同时，34个中药新药获临床试验审批，均创5年新高。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表示，工信部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初发布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为今后5年中药产业发展指明方向。将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医药生产基地建设、中医药大品种先进制造、中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搭建等给予技术支持。
“今年工信部首次专门设立中药全产业链中药技术平台研究方向。”何亚琼说，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中药产业的扶持力度，主动服务中药企业，支持中药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中药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同时严格要求企业承担主体责任，从源头上牢守中药质量安全底线。
徐景和说，推进中药守正创新，既要充分尊重中医药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加快推动古代经典名方向优质中药制剂转化，还要进一步拓宽思路和方法，积极开展有效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要深化构建符合中药特点的审评审批体系，深入开展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推进医、产、学、研、监一体化，支持中药新药研发和高质量制造。
“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布局、系统谋划、多方参与，整体推进、有序落实。”徐景和表示，要充分发挥专家咨询作用，深入研判中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痛点、堵点、难点，及时调整完善相关政策，不断提升政策的前瞻性和指导性。要加强各方信息交流互动，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引导工作，凝聚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强大合力，激发中药事业发展活力。
网络普法】酒后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指导案例来了
裁判观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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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危险驾驶罪中规定的
追逐竞驶情节恶劣？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06号张某伟、金某危险驾驶案指出：对“追逐竞驶”的认定，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结合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综合判断。就主观方面而言，虽然刑法未将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但“追逐竞驶”的行为特征决定了实践中行为人多出于竞技、寻求刺激、挑衅泄愤等动机，或者基于赌博牟利等目的，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故对行为人动机和目的的考察有助于对其行为性质的判断。就客观行为而言，通常表现为以一辆或者多辆机动车为追逐目标，伴有超速行驶、连续违反交通信号灯、曲折变道超车等违章驾驶行为。
追逐竞驶的“情节恶劣”具体表现为以下情形：
（1）追逐竞驶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犯罪的。虽然追逐竞驶属于情节犯，不以发生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具体后果为要件，但交通事故的发生说明该追逐竞驶行为已经从刑法拟制的抽象危险转化为现实危害结果，自然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
（2）伴有多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追逐竞驶行为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如果还实施了其他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驾驶行为，会进一步提升该行为的危险程度。常见的情形包括：驾驶改装、拼装的机动车，违规超车，严重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以及实施其他违反道路安全通行规定的行为。
（3）追逐竞驶主观恶性较大的。如曾因追逐竞驶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多人多次追逐竞驶的，酒后、吸食毒品后追逐竞驶的，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的。
（4）在特殊时段、路段追逐竞驶，或者驾驶特殊车型追逐竞驶的，如交通高峰期在城市繁华路段追逐竞驶，造成交通堵塞或者引起公共恐慌的。
（5）驾驶载有乘客的营运机动车追逐竞驶的等。
裁判观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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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竞驶造成交通事故
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是构成危险驾驶罪还是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07号彭某伟危险驾驶案指出：关于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辨析，主要注意把握以下两个方面：（一）要看行为人对追逐竞驶造成的交通事故后果是持过于自信的过失意志还是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意志；（二）要看追逐竞驶的行为是否达到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当的危险程度。
本案被告人彭某伟虽实施了危险驾驶行为，并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但该行为尚未达到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当的危害程度，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裁判观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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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后驾驶造成重大伤亡的案件，
如何区分交通肇事罪与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09号杜某交通肇事案指出：被告人杜某中午饮酒后并没有立即开车，而是休息到当天17时左右才开车，开车撞人后没有继续驾车冲撞，而是立即采取制动措施，表明其对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持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心态，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一）被告人杜某在主观上系过于自信的过失，而非间接故意：（1）杜某为避免危害后果发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杜某饮酒后并未立即开车，而是休息数小时后才开车，表明其已经认识到酒后开车对公共安全有较大的危险，并为避免发生这种危险而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虽然这项措施客观上没有完全消除醉酒状态，但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心态。（2）当杜某意识到其驾驶的汽车撞人后立即采取了制动措施，并下车查看情况，发现确实撞到人后立即报警，表明其并非不顾危害结果的发生，而是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持反对、否定的态度。（3）杜某的行车速度比较正常。
（二）被告人杜某在客观上仅实施了一次撞击的行为，行为人对其造成的后果持反对、否定的可能性大，故倾向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裁判观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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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为逃避酒驾检查而驾车冲撞
警察和他人车辆的行为如何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11号任某青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指出：被告人任某青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不但侵害了特定对象张某宇等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还对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裁判观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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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人明知未死亡被害人
可能会被后续车辆碾压
仍然逃离的，如何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25号李某海故意杀人案指出：机动车驾驶人在发生交通肇事后，应当负有救助、报警的法定作为义务，但其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并明知不履行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仍然放任该危害结果的发生，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
裁判观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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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准确把握“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
带离事故现场后遗弃，致使被害人
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220号倪某国交通肇事案指出：被告人倪某国酒后驾驶三轮摩托车因避让车辆采取措施不当，未能及时刹住车，将被害人严某桂撞倒。倪某国当即将严某桂抱到附近卫生室请求救治。接治医务人员认为卫生室不具备抢救条件，即催促倪某国将严某桂速送县人民医院急救。倪某国在向县城继续行驶过程中因害怕承担法律责任，将严某桂抛弃在河滩上(距公路约200米)。当日下午4时许，严某桂被他人发现时已死亡。
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倪某国犯故意杀人罪，只能证明其构成交通肇事罪。
理由如下：（1）被告人倪某国在交通肇事后即将被害人抱送附近诊所求治，并按医嘱速送被害人去县医院抢救，其后来遗弃被害人是在认为被害人已死亡的主观状态下作出的，故而被告人无杀人的犯罪故意。（2）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害人在被遗弃前确没有死亡，也无法证明被害人的死亡是因被遗弃无法得到救助而造成，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故意杀人的行为。故其行为不符合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的规定。
裁判观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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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驾驶后将被害人拖行致死的，
能否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10号陆某故意杀人案指出：被告人陆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应当认定其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一审法院以陆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对于行为人将被害人撞倒后，为逃离现场，而驾车冲撞、碾压、拖拽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的，因其行为具有连续性，是在继续驾车前进过程中发生的，加之行为人系酒后驾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酒精的影响，其是否能够认识到发生交通事故以及继续驾车时冲撞、碾压、拖拽了被害人，实践中认定起来比较难，进而影响到对其行为的定性。对于此种情形，需要结合发生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形、行为人的醉酒程度、现场的环境等因素综合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
（1）区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要点之一在于判断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一个行为还是交通肇事和故意杀人两个行为（将交通工具作为故意杀人的工具，实施了一个杀人行为的除外）。
（2）区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另一要点是判断行为人能否认识到其行为的性质（即认识状态），并进而据此认定行为人的意志状态（是放任还是反对、否定态度）。对于酒后驾驶者，需要判断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酒精的影响程度，特别是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和杀人两个行为的，需要判断行为人对其杀人行为是否有认识。
（3）根据后行为吸收先行为、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刑法原理，对此种行为可以作为吸收犯，以一罪论处。
裁判观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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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和适用“交通运输
肇事后逃逸”中
“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1169号赵某江故意杀人、赵某齐交通肇事案指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认定，应当定位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且“逃跑”并不限于“当即从现场逃跑”。实践中，有的肇事人并未在肇事后立即逃离现场（有的是不可能逃跑），而是在将伤者送到医院后或者等待交通管理部门处理的时候逃跑。类似的情形也很多。如果仅将逃逸界定为当即逃离现场，那么性质同样恶劣的逃避法律追究行为就得不到相应追责，可能会影响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惩处。因此，只要是在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跑”。
裁判观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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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所有人在交通肇事后
将被害人隐藏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
而死亡的如何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169号赵某江故意杀人、赵某齐交通肇事案指出：车辆所有人在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隐藏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本案被告人赵某江作为肇事车辆所有者，虽然没有指使肇事人逃逸，但其载搭交通肇事直接行为人赵某齐逃逸，应当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由于被害人徐某齐的死亡原因主要是由于交通肇事所致，徐某齐即使得到及时救助，也基本没有被救活的可能性，因此，赵某江藏匿被害人的行为并不必然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赵某江只是实施了法律拟制的“故意杀人”行为，但依法仍应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被害人死亡主要是交通事故所致，可在对赵某江量刑上酌予
来源：网信日喀则
裁判观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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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定危险驾驶罪中规定的
追逐竞驶情节恶劣？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06号张某伟、金某危险驾驶案指出：对“追逐竞驶”的认定，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结合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综合判断。就主观方面而言，虽然刑法未将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但“追逐竞驶”的行为特征决定了实践中行为人多出于竞技、寻求刺激、挑衅泄愤等动机，或者基于赌博牟利等目的，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故对行为人动机和目的的考察有助于对其行为性质的判断。就客观行为而言，通常表现为以一辆或者多辆机动车为追逐目标，伴有超速行驶、连续违反交通信号灯、曲折变道超车等违章驾驶行为。
追逐竞驶的“情节恶劣”具体表现为以下情形：
（1）追逐竞驶行为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犯罪的。虽然追逐竞驶属于情节犯，不以发生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具体后果为要件，但交通事故的发生说明该追逐竞驶行为已经从刑法拟制的抽象危险转化为现实危害结果，自然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
（2）伴有多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追逐竞驶行为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如果还实施了其他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驾驶行为，会进一步提升该行为的危险程度。常见的情形包括：驾驶改装、拼装的机动车，违规超车，严重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以及实施其他违反道路安全通行规定的行为。
（3）追逐竞驶主观恶性较大的。如曾因追逐竞驶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多人多次追逐竞驶的，酒后、吸食毒品后追逐竞驶的，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的。
（4）在特殊时段、路段追逐竞驶，或者驾驶特殊车型追逐竞驶的，如交通高峰期在城市繁华路段追逐竞驶，造成交通堵塞或者引起公共恐慌的。
（5）驾驶载有乘客的营运机动车追逐竞驶的等。
裁判观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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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竞驶造成交通事故
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是构成危险驾驶罪还是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07号彭某伟危险驾驶案指出：关于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辨析，主要注意把握以下两个方面：（一）要看行为人对追逐竞驶造成的交通事故后果是持过于自信的过失意志还是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意志；（二）要看追逐竞驶的行为是否达到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当的危险程度。
本案被告人彭某伟虽实施了危险驾驶行为，并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但该行为尚未达到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相当的危害程度，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裁判观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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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后驾驶造成重大伤亡的案件，
如何区分交通肇事罪与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09号杜某交通肇事案指出：被告人杜某中午饮酒后并没有立即开车，而是休息到当天17时左右才开车，开车撞人后没有继续驾车冲撞，而是立即采取制动措施，表明其对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持轻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心态，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一）被告人杜某在主观上系过于自信的过失，而非间接故意：（1）杜某为避免危害后果发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杜某饮酒后并未立即开车，而是休息数小时后才开车，表明其已经认识到酒后开车对公共安全有较大的危险，并为避免发生这种危险而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虽然这项措施客观上没有完全消除醉酒状态，但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心态。（2）当杜某意识到其驾驶的汽车撞人后立即采取了制动措施，并下车查看情况，发现确实撞到人后立即报警，表明其并非不顾危害结果的发生，而是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持反对、否定的态度。（3）杜某的行车速度比较正常。
（二）被告人杜某在客观上仅实施了一次撞击的行为，行为人对其造成的后果持反对、否定的可能性大，故倾向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裁判观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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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为逃避酒驾检查而驾车冲撞
警察和他人车辆的行为如何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11号任某青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指出：被告人任某青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不但侵害了特定对象张某宇等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还对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裁判观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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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人明知未死亡被害人
可能会被后续车辆碾压
仍然逃离的，如何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25号李某海故意杀人案指出：机动车驾驶人在发生交通肇事后，应当负有救助、报警的法定作为义务，但其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并明知不履行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仍然放任该危害结果的发生，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
裁判观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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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准确把握“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
带离事故现场后遗弃，致使被害人
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220号倪某国交通肇事案指出：被告人倪某国酒后驾驶三轮摩托车因避让车辆采取措施不当，未能及时刹住车，将被害人严某桂撞倒。倪某国当即将严某桂抱到附近卫生室请求救治。接治医务人员认为卫生室不具备抢救条件，即催促倪某国将严某桂速送县人民医院急救。倪某国在向县城继续行驶过程中因害怕承担法律责任，将严某桂抛弃在河滩上(距公路约200米)。当日下午4时许，严某桂被他人发现时已死亡。
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倪某国犯故意杀人罪，只能证明其构成交通肇事罪。
理由如下：（1）被告人倪某国在交通肇事后即将被害人抱送附近诊所求治，并按医嘱速送被害人去县医院抢救，其后来遗弃被害人是在认为被害人已死亡的主观状态下作出的，故而被告人无杀人的犯罪故意。（2）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害人在被遗弃前确没有死亡，也无法证明被害人的死亡是因被遗弃无法得到救助而造成，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故意杀人的行为。故其行为不符合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的规定。
裁判观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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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驾驶后将被害人拖行致死的，
能否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第910号陆某故意杀人案指出：被告人陆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应当认定其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一审法院以陆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对于行为人将被害人撞倒后，为逃离现场，而驾车冲撞、碾压、拖拽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的，因其行为具有连续性，是在继续驾车前进过程中发生的，加之行为人系酒后驾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酒精的影响，其是否能够认识到发生交通事故以及继续驾车时冲撞、碾压、拖拽了被害人，实践中认定起来比较难，进而影响到对其行为的定性。对于此种情形，需要结合发生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形、行为人的醉酒程度、现场的环境等因素综合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
（1）区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要点之一在于判断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一个行为还是交通肇事和故意杀人两个行为（将交通工具作为故意杀人的工具，实施了一个杀人行为的除外）。
（2）区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另一要点是判断行为人能否认识到其行为的性质（即认识状态），并进而据此认定行为人的意志状态（是放任还是反对、否定态度）。对于酒后驾驶者，需要判断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酒精的影响程度，特别是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和杀人两个行为的，需要判断行为人对其杀人行为是否有认识。
（3）根据后行为吸收先行为、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刑法原理，对此种行为可以作为吸收犯，以一罪论处。
裁判观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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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和适用“交通运输
肇事后逃逸”中
“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1169号赵某江故意杀人、赵某齐交通肇事案指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认定，应当定位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且“逃跑”并不限于“当即从现场逃跑”。实践中，有的肇事人并未在肇事后立即逃离现场（有的是不可能逃跑），而是在将伤者送到医院后或者等待交通管理部门处理的时候逃跑。类似的情形也很多。如果仅将逃逸界定为当即逃离现场，那么性质同样恶劣的逃避法律追究行为就得不到相应追责，可能会影响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惩处。因此，只要是在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跑”。
裁判观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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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所有人在交通肇事后
将被害人隐藏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
而死亡的如何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指导案例：169号赵某江故意杀人、赵某齐交通肇事案指出：车辆所有人在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隐藏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本案被告人赵某江作为肇事车辆所有者，虽然没有指使肇事人逃逸，但其载搭交通肇事直接行为人赵某齐逃逸，应当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由于被害人徐某齐的死亡原因主要是由于交通肇事所致，徐某齐即使得到及时救助，也基本没有被救活的可能性，因此，赵某江藏匿被害人的行为并不必然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赵某江只是实施了法律拟制的“故意杀人”行为，但依法仍应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被害人死亡主要是交通事故所致，可在对赵某江量刑上酌予
来源：网信日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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